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作者： 王光明著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简介： 王光明处世做人的特点是执著坚定，做学问就更是如此。从80年代他来到北大开始，我就发现了他这一特点。他做学问让人放心。他从不急功近利，更不会偷懒取巧，认定了一点，他就一心一意地向前做去。遇到问题他会主动找你讨论，他若不找你，就说明他正在那里心无旁骛地做着，你尽可等着他来交卷好了。那时他在做散文诗这个研究。散文诗在文学各品种中是很不起眼的，是一个受冷落的课题。当年改革开放，许多人都奔着新潮的或是时兴的题目去了，但王光明不管它，他认定了散文诗这一点，一下子扎了进去，结果做出了成绩，出了几本书。后来我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一些工作，临到写“散文诗”这个条目的作者时，想来想去，还是选了当时远在福建、而且似乎还不怎么出名的王光明来做。
王光明的学术专业是文学理论批评和中国当代文学，举凡女性文学、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诸领域也多有涉及。这些年，他的学术视野和学术领域较前有了大的拓展，但最专注、考虑得最多的还是中国新诗的研究。在中国新诗的研究方面，无论是史，是论，还是诗人个案研究，数十年来，真是文案如山，华章似海，令人如行山阴道上， 目不暇接。其中不乏前辈学者及当今名家的精心著述。选择这个题目，无疑要承担诸多风险。要么跟在前人背后，拾人牙慧；要么不求有新的发展，陈陈相因，用老办法来写老文章。而这种庸常状态的“学问”又有什么意义?而要有所创立，则无异乎要有超强的毅力作后来居上的冲刺。这对于一般学人，均是令人望而却步的选择。
从当前已有的此类论著来看，一般性的著述仍然居多，而能够彰显个性的立论还是少数。所谓一般性的著述，就新诗史而言，最常见的写法是把迄今为止新诗发展的已有资料进行各式的组装，或者按照流派或“主义”表面化地划分若干思潮，再把各类诗人分类归入。另一种就是把新诗的发展时间，作一些阶段性的切割，再把这个时段的诗人有关的生平作品嵌入其中，等等。这些工作，间或也有精彩的言说，但大抵也多是属于重复劳作一类。我研究新诗的年头也算是不短了，每当想到这些难点，总还是有些犯怵而不敢轻易为之的。现在回过头来再说王光明，他在80年代从散文诗这个小小的门类打了一个“硬”仗之后，经过一段认真的思考和准备，终于“挥师”指向了一个崭新的“阵地”。
这次他盯住的是中国新诗。也像往常一样，一旦他顽强地盯住一点，他就会像铆钉一样地咬住而绝不放松。王光明如今这番举动，是死盯住新诗的“新”字做文章。他翻出了新诗的“老谱”，从近代“诗界革命”的“新派诗”、 “新意境”、“新语句”开始，对其中的“新”意进行寻根刨底的考问。再到胡适的白话诗试验，直至1919年《谈新诗》一文的发表，他都有细致的观察和思考。
自从新诗革命宣告成功，其间经历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自此以后，人们开始把中国新文学革命的诗歌这一文类的试验定名为“新诗”。王光明的工作便是从这个“定名”开始的。他怀疑这种命名的真理性，这是非常大胆的举动。他把隐藏在这一词语背后的东西找出来，剖析它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它的工作是从找它的“问题”开始的。他质疑“新诗”这一理念，他认为胡适的定名“有点进化论的味道”，他主张用“现代汉语诗歌”(简称“现代汉诗”)来代替它。
一旦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就锲而不舍地往深里钻，以他长期积存的历史、哲学、美学知识，调动他所掌握的全部资料，从他人的推理和结论中，也从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中，深入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探求合理的解释。这时的工作好比是一台千米的钻探机，一往无前地往地心里钻，不触及那核心就不停钻。这是做学问的一番境界，许多学问家正是在这样艰难探险的路上炼成正果的。
近年学界浮躁之风甚炽，报端对此多有披露。有些人、有些事发生了，都远在情理之外。这话说的人多了，这里不说也罢。探究这风气的发生，归咎于时代或归咎于体制，固有其理。但同处一个时代或同属一个体制，有的人如此这般，有的人并不。所以，说到底还是个人的原因。中国“文革”动乱结束之后，学术界面对的是一个相对自由、相对尊重个人意愿的时期。思想解放，张扬个性，是这个时代的新气象。但是，长年笼罩在知识分子头顶的思想统治的枷锁一旦拆除，迎面而来的却是失去规范的物欲滚滚的洪流。这种风气影响了一向清静平淡的学术界。人们对做学问失去了耐心。急着出书，急着成名，急着当教授，要是套用一句老话，那就是，以中国之大，真的是“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