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区域现代化研究:1840～1949

作者：  吕伟俊等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本书根据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并结合山东区域的实际情况，对山东区域现代化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递进轨迹及各个层面的具体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以求对山东区域现代化的面貌更全面的了解。

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

作者：  王绍曾，崔国光等整理订补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网罗近人题跋 力图订误补缺——《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评介 　　杨锦先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创始于杨以增(1787—1855)，其子绍和(1830—1875)、孙保彝(1852—1910)均克承先志，故藏益丰。当咸丰初年，吴门汪氏艺芸书舍藏书散出，杨以增时官江南河道总督，驻节清江浦，因利乘便，所得独多。汪氏藏书，主要来自黄氏士礼居；士礼居所藏，多清初毛、钱、徐、季诸家故物；以增又续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所藏，于是江南藏书精华，辇载而北，使明、清以来藏书以江、浙为重镇的格局为之一变，亦为山左千百年来所未有。以增遂辟“宋存书室”和“四经四史之斋”以视珍宝。其后绍和官京师，适值清宗室怡府乐善堂藏书散出，绍和颇得精善之本。乐善堂藏书得自昆山徐乾学、泰兴季沧苇，徐、季二氏所藏，来自清初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因此杨氏藏书，渊源有自。大抵十之七八得于南，十之二三得于北，两地精华萃于山左，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绍和子保彝，亦官京师，每遇善本，辄多购置，更加丰富了海源阁藏书。当时与海源阁齐名者，有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号称晚清藏书四大家。陆氏传至第二代，即举其所藏售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丁氏所藏亦于光绪三十三年尽归江南图书馆。海内岿然独存者，只有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故世有“南瞿北杨”之称。二家藏书渊源略同，又皆传世悠久，交相辉映，诚为藏书史上的佳话。唯瞿氏藏书保存得尽善尽美，建国后由第五代主人捐献给了国家，得到了最好的归宿。而杨氏藏书在第四代主人杨敬夫时，以地方不靖，于1927年将部分宋元珍本?FDA8?载到天津出售，又以92种精品抵押天津盐业银行以为经商致富的资本，1929、1930年又迭遭匪劫，致使书散楼空，所幸海内有识之士纷纷抢购，才使大部分珍本秘籍得以妥善保管，流传至今。今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等有不少镇库之宝即来自海源阁，说明杨氏藏书也终究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归宿。 　　像多数清代私人藏书家那样，杨氏为自己的藏书编制了书目。据王绍曾先生多方考求，得知现存的杨氏家藏书目共有5种：①《楹书隅录》5卷，《楹书隅录续编》4卷(以下均简称《隅录》、《续编》)，杨绍和撰，光绪二十年杨氏海源阁刻、民国元年武进董康补刻本。②《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杨绍和撰，杨氏海源阁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③《海源阁藏书目》1卷(以下简称《江目》)，杨绍和撰，光绪十四年元和江标刻《江刻书目三种》本；又有清孙传凤抄本，江标?F9A6?笔批校，今藏国家图书馆。④《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4卷，杨保彝撰，1931年王献唐校订，《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二种排印本。⑤《海源阁书目》不分卷，杨氏海源阁抄本，原书未题撰人，书后有杨保彝题记，后人即以为杨保彝撰，经王绍曾先生考证，此书实为杨绍和撰，杨保彝增补，今藏山东省图书馆。这5种书目，全面反映了杨氏庋藏之盛。除第一种为题跋目录外，其余四种均为简目。第五种杨氏视为普通本书目。现将五者分别整理订补，汇为一帙出版，使杨氏藏书均有目可据，是王绍曾先生多年的心愿。特别是第二种和第五种，仅以抄本流传，从未刊刻，亟须问世，以丰富和拓广版本目录学的研究素材。因此，自1987年起，王先生就发凡起例，开始了艰难的整理工作。在友生的协助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终于出版了。本书是继《山东文献书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之后，王绍曾先生在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又一贡献。概而言之，《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的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详考海源阁书目的编纂原委，对其中三种进行补遗，清理并完善了海源阁藏书的书目体系。海源阁四世藏书，但海源阁书目皆成于第二代主人杨绍和和第三代主人杨保彝之手。《隅录》创编于同治二、三年间，成书于同治八年，《续编》成书于同治十年，二者用题跋之体，共著录善本286种。杨绍和《续编·序》云：“予年来嗜痂所在，不乏珍笈，手校诸籍，亦颇罕秘，《三编》之纂，拟俟诸他日。”据王绍曾先生考察，杨氏孤本秘笈为《隅录》及《续编》所脱漏者，为数甚多。可惜杨绍和在完成《续编》后不到3年，就于光绪元年去世，撰写《三编》的愿望遂成为泡影。为弥补杨氏的缺憾，王绍曾先生广泛搜集海源阁藏书散出后，海内名家如傅增湘、赵万里、王重民、王献唐、周叔?B82A?、叶恭绰、王文进等人经眼时所作的题跋批校，凡不见于《隅录》及《续编》者，共得113种，辑成《隅录补遗》。这个《补遗》，实际上就是杨氏的《三编》，杨氏未竟的夙愿，在王先生手里得到了实现。至此，杨氏收藏的善本书有题跋者已多达399种，这是一笔与藏书史和版本学研究关系密切的珍贵的财富。 　　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成于《隅录》及《续编》之后，是杨绍和晚年编的善本书目的定本，共著录了397种，每一种书的著录项目，包括版本、书名、卷数、册数、函数等。《江目》，据王先生分析，系以孙传凤抄本为底本，但这个书目，实脱胎于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的初稿本，故只著录363种，书名、卷数、册数、函数及编排次序，亦不如《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精整。《江目》流传既广，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为首次面世，故王先生将二者并存，以供读者有所别择。 　　杨保彝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原题《宋存书室藏宋元秘本书目》，乃保彝承其父《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之旧称，加以补充而稍变其体例。因《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长期沉?E85F?，不为人知，王献唐先生亦未及寓目，遂改名为《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此目集杨氏善本书之大成，既包括了《隅录》及《续编》著录之书，又收录了杨绍和、杨保彝父子晚年所得之书，共著录宋元抄校469种，使海源阁宋元秘本大体臻于完备。王先生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海源阁仍有极重要的宋元秘本为杨保彝所脱漏，遂广稽博考，又得123种，撰为《补遗》。经王先生清理，海源阁的珍本才有了一个较完整的书目。海源阁收藏孤本秘笈592种，其数量之多，堪称近代藏书史上的奇迹。 　　《海源阁书目》著录杨氏所谓的普通本，共著录3416部，其中宋、元、明刻本和校、抄本占五分之一强，余皆清本，类多精刊精印。当日杨氏视为普通本，今多可视为善本。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大宗藏书历经折曲，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主要藏于山东省图书馆。王绍曾、崔国光二位先生又将现存山东省图书馆、非《海源阁书目》著录之书，辑为《补遗》，又得324种。至此，杨氏所谓普通本亦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清理。 　　书目是藏书的直接反映，杨氏父子的5种书目，加上王绍曾先生的3种补遗，构成了杨氏藏书最新的书目体系。不仅体现了杨氏藏书的辉煌，更以周密的考据和精细的整理体例，把杨氏原有书目价值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二、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对见于书目记载的每一种书的存佚及授受源流，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杨氏藏书号称数十万卷，通过王先生对书目的整理，基本上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其善本书见于《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和《补遗》，凡592种，15176卷；其普通本见于《海源阁书目》和《补遗》，凡3738种，164806卷。二者相加，为4330种，179982卷(内有部分书不分卷)。杨氏收藏之富，从此有了明确的数字表示。 　　陶南旧藏和“四经四史”的命运，曾牵动了千万人的心。为了表彰众多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绩，也为了考辨弄清杨氏每一本藏书的去向，王先生不避繁难，在考究授受原委方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从而把原本简单的书目整理变成高水平的书目考证，创立了私家书目整理的新体裁。例如《楹书隅录》“宋本《周礼》十二卷”下云：“此本为杨氏四经四史之斋宋本四经之一。散出后先归周叔弢，转归北图。”“校本《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由济南敬古斋归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转归济南张亦轩先生。”《楹书隅录续编》“校本《封氏闻见记》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王献唐曾为山东省立图书馆购藏，并过录一本，过录本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原本去向不明。”“校明抄本《西溪丛话》二卷”下云：“此本散出后，傅沅叔、周叔?B82A?、王晋卿均曾经眼，后归吴兴张氏，转归中央图书馆。”诸如此类，俯拾即是。王先生能够叙述得元元本本，如数家珍，除得力于识见广博外，还在于得到了冀淑英先生的帮助，并利用了3种鲜为人知的资料。 　　因海源阁善本书主要归于北京图书馆，所以王先生在整理时遇到疑难，每每请益于主持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版本目录学家冀淑英先生，冀先生不但有问必答，而且亲自到善本书库核对原书。自1987年4月至1995年9月，回覆书札15通(《书目》附录，漏收3通)，涉及海源阁遗书80余种。信中所谈海源阁书的来龙去脉、版刻印记及北京图书馆的收藏情况等，皆为王先生所取资。王先生曾多次表示，如果没有冀先生的倾力相助，便不可能有《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 　　至于3种鲜为人知的资料，更为王先生考辨图书流传提供了直接佐证。其一是上面提到的《海源阁藏书目》的孙传凤抄本，江标据以刊刻以后，为文禄堂主人王文进所得，在海源阁书散出时，王氏就他所知见的版本特征及授受源流在上面作了扼要的记录，王先生在整理《海源阁藏书目》时，将所有的记录统统加以誊录。其二是中华书局收藏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佚名批注本，也保存了较多的图书流散情况。其三是周一良、周景良先生提供了周叔弢的《楹书隅录》批校和题记，让王先生了解到更多的海源阁书的版本特征和授受源流，特别是周叔弢每见到海源阁遗书，总要把书中名家题跋原稿，与《隅录》核对，发现《隅录》很多错误和脱漏，这对于今天整理《隅录》，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经王先生的爬罗清理，海源阁遗书的去向终于可得而言了。善本书592种，现存361种，去向不明者231种。316种当中，261种归于北京图书馆(其中36种于抗战期间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上世纪50年代移存台湾中央图书馆)，10种归于台湾中央图书馆，6种归于大连图书馆(解放战争期间流出国外)，3种归于北京大学图书馆，27种归于山东省博物馆，另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以及谢国祯各收藏1种，其余几十种仍在各私人藏书家手中。去向不明的231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陆续发现。 　　261种珍本的妥善保存，确实不易，其中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为了褒扬保存海源阁遗书的功臣们，王先生满怀激情地为他们一一列传。首当其冲的是天津存海学社的成员，以潘复为首，另有常朗斋、张廷谔、王绍贤等人，他们在杨敬夫押入天津盐业银行的92种宋元秘本到期无力赎回的时候，毅然成立存海学社，以8万元将92种全部赎回，1946年由北平图书馆收购，成为北图入藏海源阁书最大的一宗。周叔弢则是收购海源阁遗书最热心的人，共得海源阁精品57种，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刘少山所得20种，亦属宋元旧椠中的精本，也于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他傅增湘、陈清华、李盛铎、潘宗周、张乃熊、莫伯骥、邢赞亭、王献唐、叶恭绰等具为海源阁遗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济南人士辛铸久、苗兰亭、张蔚斋则于1944年以伪币300万元购得海源阁普通本书2243种，1945年悉数捐入山东省立图书馆。这都是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臣，王先生为他们一一列传，他们的名字，必将与海源阁连在一起，永垂千秋。 　　三、广泛收录近代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有关海源阁遗书的题跋，充分反映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纠正杨氏原书目的失误。《楹书隅录》及《续编》每书皆有题跋，在海源阁书目5种中最为重要，也是王先生整理时最下功夫的一部。《隅录》及《续编》的学术价值，通过这次整理，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海源阁遗书星散以后，国内版本目录学家王献唐、傅增湘、张元济、赵万里、王重民、周叔弢、叶恭绰、王文进等先后获读原书，鉴赏之余，辄加题记，出现了一大批海源阁遗书的研究资料。王先生整理《楹书隅录》及《续编》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充分吸取了诸大家的研究成果。王先生的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在杨氏原来题跋之后，完整地记录诸家的题记，多达451则。诸家题记较之杨书原跋，后出转精，著录的内容和体式更加详备，鉴别版刻更加精确，多能补《隅录》及《续编》题跋之遗、匡前人评跋之疏。 　　第二，利用诸家题跋，更正杨氏误定的版本。杨氏由于时代的局限，不曾利用讳字和刻工鉴别版本，难以发现书贾作伪的痕迹，致有不少鉴别的失误。有把元本误定为宋本者，《大戴礼记》即是；有把宋本误定为元本者，《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集》即是；有把抄本误定为稿本者，何义门《字书八法》即是；等等，在《隅录》及《续编》里不下20种，王先生皆一一订正。 　　第三，根据诸家题记，特别是经弢翁的《楹书隅录》批校，校正文字的舛讹，增补前人的评跋。《隅录》及《续编》虽经杨保彝刻印时仔细校理，但鱼鲁亥豕，文字脱漏，触处即是。如元本《东坡乐府》黄丕烈跋“此种宝物意以贱值得之”，“意”是“竟”字之误；校宋明抄本《李群玉诗集》黄跋“合上中下三卷目录”下，脱“及卷中诗大段相近，惟后集五卷宋刻无目录”十八字；校宋本《春渚纪闻》脱黄跋12则，等等，不一而足，王先生皆详出校记，加以增补。尤其是增补黄丕烈跋，改正了黄跋的舛误，为《荛圃藏书题识》进一步拾遗纠谬，起到积极作用。 　　第四，根据弢翁的批校，对杨氏误录的藏书印记逐一予以改正和补充。藏书印是藏书授受源流的直接反映，杨氏原跋非常重视藏书印记的著录，但间有印文错误和脱漏。如宋本《周礼》，杨氏著录“秘书少监”印记，“少”字应是“外”字；又著录“高□”的印记，用墨框表示下字无法辨认，经?B82A弢翁核对，应是“岱”字；宋本《说文解字》，杨氏著录“中吴毛叔子收藏书画记”，“毛叔子”应是“毛奏叔”；宋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杨氏脱漏“宋本”、“?DA49?印”等七方印记。有时脱漏了一方印记，就等于泯没了一道收藏环节，如宋本《孟浩然诗集》，经B82A弢翁补“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印记，才使人知道，此书艺芸书舍散出后，先归文登于氏，然后才归海源阁。 　　总之，王先生广征博引，把点校、纠谬和保存文献完美的结合，灵活地使用了辑录体，整理出了迄今为止《楹书隅录》及《续编》最有参考价值的本子，为清代其他私家书目的整理，树立了楷模。　　

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

作者：  杨朝明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本书收有“《尚书·皋陶谟》与儒学渊源问题”、“鲁国与《诗经》”、“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等23篇文章。

汉灵帝与汉末社会

作者：  徐难于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本选题的主旨即以灵帝为中心，以灵帝时期的社会生活为主线，深刻而全面地反映灵帝所属的那个时代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特点和发展结果。本书在写作中坚持学术性与可读性统一的原则，因此，自信其既可为治汉史的学者提供参考，推，动汉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又可作为广大历史文化爱好者深入了解汉末社会，提供一种帮助。 　　 本书以灵帝为中心，对汉末社会的政治、分析、文化、民族关系等现象进行了综合考察、分析。在考察、分析中，将所涉材料系统地组织起来，并以系统的眼光观察、研究所涉对象，将其置于有机联系中去把握，从而使我们的认识能从不同角度获得呼应与支持。 　　对灵帝及书中所涉重要人物的分析，既注重社会环境对历史人物的影响，亦注重挖掘人物本身的心理活动，由此增强了认识上的可信度与深刻性。

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周志初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晚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晚清财政的研究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本书在汲取学术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把财政与社会经济的变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着重探讨、阐述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清代前期财政管理体制的特点、财政收支规模及税负比重等作了简要的阐述和分析。 　　清代前期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这既是君主专制政治发展的产物，又对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这一体制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也为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财政基础，但其弊端也较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财政不能及时对社会经济的变动作出反应，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乾隆朝中期，清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约为7100万两，约占当时生产总值的4.98%。但自乾隆朝后期起，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呈明显下降趋势。至嘉、道年间，清政府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降至一个很低的水平，财政危机已初步形成。吏治的腐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传统财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是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二是对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作了具体的阐述和分析。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更对清王朝的财政管理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财政经济濒于崩溃。为筹措军费，渡过难关，清政府不得不对赋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同时赋予地方督抚相应的财权。由此，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逐步瓦解。同时，随着西方侵略的进一步加深，列强也逐渐加强了对清政府财政的控制，晚清财政日益显示出半殖民地的特点。这些变化又对晚清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重新加强中央财权，清政府也试图对财政进行清理与改革，这一举措虽也有某些合理的内涵，但远未取得明显的成效。晚清中央政府财权的衰落，也是清王朝垮台的信号。 　　三是对晚清财政规模增长的幅度及其原因作了具体深入的探析。据官方的统计，鸦片战争之际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仅为4000余万两，但甲午战争前已增至8000余万两，清末更是达到3亿两左右。实际上，由于鸦片战争之际恰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低谷期，因此，光绪以来财政收入的增长具有一定的恢复性质，而物价的上涨也使财政收入的实际增幅明显降低。如仅从财政收人统计数看，1908年较鸦片战争之际增长了6倍以上，但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仅增长3.39倍。如与乾隆朝中期相比，1908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了4倍以上，但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增幅仅为1.5倍。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晚清尤其是清末的财政收入数额作纵向的比较，从而得出财政收入增幅相当惊人的结论。 　　当然，即使按实际购买力计算，晚清的财政收入仍有明显的增长。其原因一是清政府采取措施，加征赋税；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赋税的增加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使厘金和海关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此外，1908年进行的财政清理与整顿，也对清末财政收入的增长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晚清财政收入的增长完全归因于加重赋税的结果。 　　四是对晚清赋税负担的情况作了初步的考察。我认为，晚清赋税是否苛重，不仅要关注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还要关注赋税额占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动情况，更要关注人均产值与人均纳税的比重，即人均纳税承受力的变动情况。同时，还要注意把官方统计的财政收入与实际财政收入及实际赋税额加以区别。据估计，全国的生产总值1887年为33.275亿两，1894年为42.97亿两，1908年为69.23亿两。据此，除1908年外，晚清大部分时期内官方统计的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左右，但考虑到地方政府隐匿的财政收入，清中央和地方政府实际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应为4.5%左右，与乾隆中期大致相近。而且，由于吏治腐败日趋严重，实际征税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应为6%左右，高于乾隆中期的水平。此外，晚清时期人均产值又低于乾隆中期的水平，因而，人均承受赋税的能力明显下降。 　　五是对晚清财政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了小结。晚清财政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财政的失控。由于实际征税额与财政收入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就意味着大量税收的流失，使国家不能集中财力进行近代化和国防建设。如188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9.7倍以上，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仅为日本的1.43倍，财政的拮据也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财政之所以严重失控，一方面在于传统的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开始瓦解，新的财政管理体制未能确立，而列强又控制了相当一部分财权，另一方面也与税制的不合理有密切关系。税制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没有对富裕阶层征收所得税的功能。地主、买办等大量的收入不能部分地转为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广大的民众又难以承担更多的赋税。此外，官吏的贪婪也必然导致财源的大量流失。当然，这些问题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又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元前陶渊明接受史

作者：  李剑锋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本书主要对元代以前陶渊明接受史的轨迹进行思路描述和探因。内容包括陶渊明接受史的奠基期、发展期、高潮期。

儒家伦理——秩序与活力

作者：  刘宗贤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本书第一篇《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谈中国哲学天人合一和真善美统一的特点》就是我在后来几年经反复的思考与研究，对中国哲学主要是儒道两家特点的阐述。本文提出的儒、道两家在天、人关系上各以“人”和“天”作为宇宙观点的出发点，儒家“以人事附天道”，道家“以天道观人事”，二者又“相互刺激、交互影响”的观点，表明了我对中国哲学主流的看法，为后来进一步研究儒家哲学的伦理特色作了铺垫。 　　 本书第二部分是我为研究儒学与现代化问题而设计的一个重点项目的名称。其思路一开始是有感于儒家伦理型文化注重和谐、追求社会安定的取向和在社会动荡中进行道德文化整合以维护社会稳定的机能。我以为这种机能是建筑在儒家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儒家文化有重秩序、重整合的特点本是学者的共识，但论者对此往往从消极方面分析多，从积极方面评价少。我以为目前中国社会处于现代化的转型期，市场经济与道德滑坡、价值观的调控与导向、新时期道德理想与信念的重建，以及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企业伦理等问题，都突出地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道德与秩序的问题。因而在发掘传统文化优势的过程中应该重新估价儒家思想在重秩序、重整合方面的价值。 　　 之所以以“儒家伦理——秩序与活力”为本书书名，因为这是全书的核心思想，书中诸篇论文都围绕这一核心。本书第三、四部分编选了笔者有关“宋明儒学与文化”和“齐鲁文化”的部分论文，因这些论文也与全书主题相关。 　　

儒学与未来

作者：  刘蔚华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本书选收了作者研究儒学的一部分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有的是作者和赵宗正共同主编的《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和《山东古代思想家》(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作者撰写的专章，有的是发表在其他报刊上的专题论文。这些文章大都保持了内在的联系性。 从时段说，这一次主要收入的是对先秦早期儒家思想研究的看法，和一些探讨专题源流的综述性认识，先秦以后的没有收入。另一部分是几篇涉及儒学与现实问题，儒学与未来问题的通论性文章。故取名为《儒学与未来》。 在观点方面，作者提出儒学是一种亚细亚思想方式，这样可以较有助于把握儒学的特点，以便于对儒学何以能够在中国长期延续、何以能够在东亚形成儒家文化圈、何以能够走向世界等问题，找到一丝因由。在探讨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上，作者花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的现代化实践经验，以便有参照系进行判断。因此在论及儒学与现实问题和可能的未来发展问题时，多依据此方面的初步认识。研究思想史和文化史，要弄明确如何“批判地继承”，如何“古为今用”，常常在方法论上需要反过来思考，首先弄明白建设现代文明需要什么，古代思想资源能够提供什么；又要正过来思考，古代思想文化有何特质，它能够提供何种带有普遍性的理念，经过怎样的程序创造性地向现代价值转化。研究的思维双向互动的结果，提出一种看法，心里就比较踏实一些。本书中很多地方反映了这种思路。

中国历代人物像传

作者：  郭磬，廖东编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中国历代人物像传》收录了十二种人物画像集，传统史籍传记体之例进行组织。先总传，首冠《历代古人像赞》，其后五种继之，次地方，收《吴郡》、《于越》两种；再次武功、隐士，收《剑侠》、《高士》两种；殿以名媛，收《百美》、《八艳》两种。 　　

儒学与汉代社会

作者：  刘厚琴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本书集中了作者多年辛勤探索的成果，分析了儒学与汉代社会文明多方面的关系问题，力求全面地反映儒学与汉代社会结合的真实情况，展示汉代社会历史的独特风貌。不仅对研究流代儒学与汉代社会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杜甫诗话六种校注

作者：  张忠纲编注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关于校注说明以下几点：一、校勘参校各本互校，凡有异同，均一一出校。二、正文讹误而据参校各本不能确定者，则据所引诸书校改。三、所引杜诗正文，凡与今传宋刻诸本相同者，皆不改；否则据杜诗校改。四、异体字、古今字、繁体字、通假字、避讳字，均径改为现行规范汉字，一般不出校。五、注释重在著名出处，揪谬辨误，文字力求简明。六、为便利读者阅读研究，每种诗话所录各条均分别按次序编号。 本书收辑宋代以来的《诸家老杜诗评》、《杜工部草堂诗话》、《杜工部诗话》、《养一斋李杜诗话》、《续杜工部诗话》、《新编渔洋杜诗话》等珍贵杜甫诗话专集六种，依据多家诗话与杜集加以校注，并附录杜诗论评及古诗平仄论等资料。

笑林广记

作者：  (清)游戏主人纂辑;廖东校点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中国有笑话书的历史由来己久，但集大成者可说非《笑林广记》莫属。此书是清代署名“游戏主人”收集而成。《笑林广记》可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笑话集，语言风趣，文字简练隽秀，表现手法也十分成熟。此书分十二部，每部皆有其独特主题。一古艳（官职科名等）、二腐流、三术业、四形体、五殊禀（痴呆善忘等）、六闺风、七世讳（帮闲娼优等）、八僧道、九贪吝、十贫窭、十一讥刺、十二谬误。而这种分类的方式并非绝对的，只是为了整理并将搜集到的资料加以归类罢了。 《笑林广记》其素材，多取自明清笑话集，或编者自行撰稿。在形式上，以短小精悍者为主。与时下普遍的数百字至千字左右的作品相较，更为少见与一般笑话书略有不同。 全书对于芸芸众生里常见的贪淫、鄙吝、虚伪、昏昧、失言、惧内等现象，多所嘲讽。对于某些生理有缺陷者，也不忘挖苦戏弄。整体而言，虽难免有不够厚道之讥，但其题材为各种人、事、物之现象，因此具有扣紧社会脉动，呈显民间风俗的功能，故颇能反映世情，振龚发瞶，值得玩味。书中虽偶有涉及黄色笑话，但皆乐而不淫，聊博一粲而已。除此以外，此书对世态人情亦之讥讽，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特别在现今这个社会里，生活紧张、压力烦重，若多看些有趣的笑话，令人生多一些欢笑，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易章句导读

作者：  陈居渊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易学作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的笺注之学，用当今西方用语说是诠释学(或解释学)。说它是诠释学是因为易学以传注、说解、笺疏、释疑、考证等为主要形式理解和解释《周易》文本，探寻《周易》作者意识到的和未意识到的思想或义理，这种注释不仅着眼于《周易》的字词句的意义，即通过训诂对《周易》进行语言和意义的转换，简单地复制、转述《周易》本义和再现作者的生活世界，而且在此基础上依据解释者的知识和体验对《周易》文本进行再创造，使其意义得到拓展和升华，达到更好理解作者思想的目的。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生活在春秋时的孔子及儒家在传授、整理《周易》时，首先把它视为诠释的对象，以儒家独特的语言和思维对《周易》成书(包括成书的过程和时间、作者)、主要概念、符号系统、思想内客、卦爻辞、筮法和治易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解说，在保持对象性质不变的大前提下，极大限度地促进了《周易》与儒家的思想会通，使其诠释客观上远远超越了《周易》本义，开了易学诠释学的先河。西汉以降,为迎合当时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求，汉武帝独尊懦术，《周易》因孔子及儒家的整理和诠释而跃居五经之首。统治者的倡导和功利驱使，使易学诠释趋向繁荣。西汉今文易学家在儒家取代黄老之时，以张扬儒家思想为己任，以《易传》为最高权威，运用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和天文历法，探求《周易》微言大义，重建了偏于天道、以占验为功用的易学诠释体系。东汉古文易学家轻视今文易学比附的诠释方法，绝对崇拜易学圣贤和权威的言论，主观上严格遵循注不破经的原则，专以象数、训诂为工具，通过对《周易》经传的文本整理和文辞的注释，力图恢复《周易》经传作者本意，凸显圣贤的易学思想，建立了貌似规范的诖释体系。如果说两汉易学家主观上是以还原和凸显《周易》本来思想为主要任务的话，那么两宋学者则是以改造和重望儒家易学体系为己任。宋代易学家以反对佛道、复兴儒学为旗帜，通过对《周易》经传的文辞的训释，以自己的悟性和智慧体寨和揭示圣贤之道，建立了比《周易》文本更为丰富的、更为深刻的融懦道释为一体的易学思想体系。 　　 《周易》与其他古代典籍的不同是它不仅有着用于占验的古奥晦涩的文字语言，还有一套与这文辞相关的、极为严密的、高度抽象的符号系统，这就是《周易》成为后世诖释者理解和解释无穿的源泉和永恒的母体关键之所在。如清代学者所言：“盖并包万汇，随举一义，皆有所通，数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说，故一变再变而不已。”(《四库垒书总目‘五经总义类后案》)这就决定了易学发展是易学家遵循一定规则不间断地理解和诠释易学原典的过程。由于易学诠释者对于易学厚典的态度、诠释的目的和诠释时使用的规则和方法不同，易学诠释学有象数和义理之分。四库馆臣按照治易方法不同把古代易学分为“两派六宗”。“两派”指象数、义理两大派，“六宗”指象数中的占卜讥祥、造化宗和义理中之老庄、儒理、史事宗。无论是象数易学、义理易学，还是由两派延伸出的“六宗”，它们皆是易学家对易学原典诠释、再诠释的结果，易学正是以诠释、诠释、再诠释这种独特的形式完善自己，拓展自己，有更多的机会或条件与中国其他文化发生碰撞、渗透、融合，对当时的社会发生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易学家依据自己和自己所处的具体的诠释学境遇，对易学文本的理解、解释和再理解、再解释这种持续的诠释过程，易学就不会融旧铸新，伴随时代的发展改变自身形态，建构自己生机勃勃的、充满活力的思想体系；也就不会迎合不同时代的需要，对中国古代哲学、宗教、伦理、心理、科技和社会各个层面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易学发展史、易学诠释学、经学诠释学、古代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不能忽视作为活水源头的《周易》和由此引发的不同时代的、具体易学诠释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具体地说，易学诠释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取决于当今易学、哲学和整个又化发展的需求。

山东教育年鉴.2002

作者：  陈光华主编;山东省教育厅编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图书介绍：全书记述了山东省上一年度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教育（学校）及相关教育机构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教育法律法规等，开展教育工作的情况和总结。

经史因缘

作者：  许凌云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本书所选文章包括“代序”共二十篇,绝大部分皆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全文复印。依据性质可分为五组。第一组五篇,是为通论。《经史关系略论》是对本书主题的基本观点。《儒学与封建政治》、《儒家文化与忧患意识》综论儒学,然而是从史的角度行文的。《试论“通史家风”》是篇史学史的文章,选取这篇不仅仅因为此文获得过《历史研究》优秀论文奖,在国内有较好反响,还因为倡通史家风者都是著名的儒学思想家。《史家修养和史学反思》谈的是史家主体意识,正是思想史的内容。第二组四篇,讲的是先秦儒学。《先秦诸子伦理观的历史考察》和《墨子尚贤兼爱论》都是六十年代初研究的成果,八十年代见诸报端,其中倾注了导师童先生的心血,先生早归道山,书此以志怀念。《先秦诸子与百家争鸣》是在早年成果的基础上吸收学界新见撰成。第三组文章两篇,属秦汉儒学。 　　

宋诗三百首评注

作者：  刘乃昌选注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宋诗是中华诗史上继唐诗之后而卓然崛起又一座艺术峰恋。它承唐变唐，顺时演进，开拓创新，从而形成了可与唐诗抗衡比肩的独立营垒、辉煌景观。 　　 宋诗是在特定的社会土壤和时代条件下发展演进的。宋朝建国后，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庶族地主经济、小自耕家经济迅速发展，社会阶层上冲破了门阀等级，寒门士人提高了社会地位。朝堂施政倾向右文捣乱武，文化教育上显示出普及化、平民化的倾向，科举取士限制势家子弟的特权，开放了寒门士子进身的渠道，考试录取名额也比唐代有大幅度增长。这使宋代形成宠大的文化阶层。宋代国祚虽长，版图缩小，且始终伴随着边疆民族政权的威胁，偏安之后，战乱频仍，国难日深。诸如此类的社会背景，无不对诗作发生明显的影响。

藏书家.第6辑

作者：  本社编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书摘：“*”为左右结构，由“马、来”组成。《行述》虽是汉奸政权的出版物，但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可资参考的史料，尤其是为研究汪精卫生平和汪伪政权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汪逝世后，《行述》载《日本政府声明》全文，其中称“值兹中日两民族，自觉责巨任重，力谋精诚团结愈切之际，中国极应克体汪主席阁下未竟之志，愈益一致协力为东亚之将来再接再厉”，对汪伪政权的继承者，使用了不折不扣的命令口气，颐指气使，溢于言表，这也可看出汪伪政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本质。此外，对国共合作史也提供了某些线索，如在该书第十八至十九页称“二十七年(1938)元旦，中共首脑廿三名，恢复国民党籍”，不见于别的文献记载，不知是否可信，为探讨第二次国共合作史提供了线索。再以周作人为例，《行述·荣哀录》载，周不但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还于1944年11月16日下午亲自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华北各界公祭汪精卫的活动，可见他并不是挂名的“委员”。至于汪精卫的青年时代，在《行述·附录》载他的遗著《正月的回忆》一文中，称1905年他二十一岁，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正月正值日俄战争在中国的旅顺口一带展开，“日本的关心集中于旅顺的攻击，全国国民期待着还是今天陷落，还是明天陷落”，这本来是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为争夺我旅顺的强盗厮杀，汪作为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若稍有国家民族意识，就应该感到痛心和愤怒，但汪却完全不是，他当时的心情是：“这种日本国民的热烈的爱国心，深深的燃烧了年青的我的心曲”。请看，二十一岁时的汪精卫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溶合在一起了，本此，说他青年时就是个汉奸坯子并不为过。 遥夜闺思引(俞平伯撰并用毛笔楷书。北平彩华印刷局1948年3月影印本) 《遥夜闺思引》一册，小32开本，边栏左下标明“仿绍兴本通鉴行格”，版框高12．3厘米，宽9厘米，每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字，未标页码，计二十页(十个单张)。封面标“遥夜闺思引丙戌正月许宝纯*题”。封底标“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初版景印共一百册”、“自写遥夜闺思引第六本”、“著作者俞平伯”、“发行人暴春霆”、“承印者北平彩华印刷局”、“有著作权不得翻印”，在“著作者”和“发行人”上端，钤有“平伯所作”朱色印一方。纸用能影印之白色硬厚纸。非线装，穿四个孔，用两根红丝绳栓结。全书分《遥夜闺思引自序》和《遥夜闺思引》正文两部分。《自序》为骈体文，正文为五言长诗。全书为俞平伯手书小楷，字体娟秀而舒展，气韵流畅，有功力，富书卷气，不失为法佳品，当时之所以影印发行，就是作为名家书法作品看待的。 当然，《遥夜闺思引》不仅是一本法书佳作，其赋(骈体文)和诗也是佳作，一篇五言长诗达三千七百多字，也很少见。作者在近千字的《自序》中称：“仆也三生忆杳，一笑缘坚，早堕泥犁，迟升兜率。况乃冥鸿失路，海燕迷归，过槐屋之空阶，宁闻语屧；想荔亭之秋雨，定失寒花，未删静志之篇，诗续闲情之赋，此遥夜闺思引之所由作也”，可见作者这篇长诗，是出于真情实感而又富于寄记的。一般人只知俞平伯是“红学家”和“词学家”，这篇《遥夜闺思引》，说明他还是书法家，而且也是写传统诗赋的高手，对传统文化有很深造诣的。 古越藏书楼的藏书有二大来源，一是“以家藏经史古籍及一切有用之书，悉数捐人”；二是出资购置“近来译本新书以及图书标本、雅训报章”。这与徐树兰“存古开新”的宗旨相关。徐树兰认为：“学问必求贯通，何以为之贯通，博求之古今中外是也。往者士夫之弊，在详古略今；现在士夫之弊，渐趋于尚今蔑古。其实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交通之途径。故本楼特阐明此旨，务归平等，而杜偏驳之弊。”徐树兰这种古今并重的藏书观也是超越前人的。 古越藏书楼开办之日，藏书总额达七万馀卷。古越藏书楼藏书印鉴计有四种：“古越藏书楼图记”、“徐树兰捐”、“会稽徐氏检庵见本”、“检庵购藏旧本”。由于人藏时间、来源不同，每种书上所加盖的印鉴种数不一。对捐赠入藏之书，标有“某某惠赠”的字样。藏书楼有存书之例，对寄存之书，也印有标识。 藏书楼曾两度编目。1902年，徐树兰亲自主持编制《古越藏书楼书目》，将藏书分为经、史、子、集、事务五部，共三十五卷六册，由本楼刊行。1904年，藏书楼延聘慈溪孝廉冯一梅(丙子科举人，绍兴府中学堂教师)重新编目，将藏书分为政、学二部四十七目，共二十卷八册，当年由上海崇实书局印行。是目将中西书籍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学术体系，是我国学术史、思想史和图书分类史上的一个突破，具有创新意义。 徐树兰还参酌东西方各国图书馆规制，制订了《古越藏书楼章程》，共七章三十节，有古越藏书楼单刻本和上海崇实书局石印本。章程的各项规章周到完备，具体管理方法细密严谨，体现了既严格管理，又方便读者利用的思想。 藏书楼有工作人员八人。设总理一人，负责制订章程，稽核经费，统揽楼中一切事务。监督一人，管理财务支出，添购图书，考察司书以下的工作人员。司书二人，在开放借阅时，一人收发书籍，一人收发报纸，忙闲彼此照顾。司事一人，做读者出入的登记工作。门丁、杂役、庖丁各一人。总理之职，由徐树兰自任；徐氏去世后，由其嗣子中推举一人充任。监督以下的人选，均由总理延聘。如总理在外，则司事以下人选由监督招聘。 古越藏书楼自1904年正式对公众开放，1911年底停办。1916年，徐氏之子徐尔谷呈请教育部批准继续开办，1924年再度停办。1926年，经由徐树兰之孙徐世南整理，重新开放。1930年复停办。1932年，绍兴县教育局报经部、厅核定，将古越藏书楼改组为绍兴县立图书馆。 古越藏书楼房舍早废，门楼尚存。今绍兴市鲁迅图书馆犹存古越藏书楼的书五千七百八十九册，书柜四十只。1960年，古越藏书楼遗址被绍兴县人民政府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 1月”日，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越藏书楼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是开放的藏书楼，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有重大意义。今年是古越藏书楼创建一百周年，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沈德潜在六十七岁的时候才成为进土，很受乾隆皇帝恩宠，被乾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并将自己的御制诗命沈逐日校阅，还要求他每日有新作进呈御览。在乾隆十一年，沈德潜夫人俞氏去世，沈写了一首悼亡诗，名为《夜梦俞淑人》，其诗写得凄切真挚，乾隆帝看后深为感动，特命其回家料理后事，并赠诗送行，其中有一句“我爱德潜德”，而当朝户部侍郎钱文敏不知是叹羡还是有感而发，当时也赠一首诗给沈，其中有一句“帝爱德潜德，我羡归愚归”(归愚为沈德潜号)，一时传为佳话。 晚年沈德潜在苏州紫阳书院执教。在苏州先后四次接驾，随同乾隆帝南巡，两次进京为皇太后祝寿，前后得到四十馀首乾隆御赐诗，可谓恩宠之极。但沈德潜去世后十年，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发，因此书是由沈德潜作的序，故受到牵连。其后又有人从沈德潜所作的《咏黑牡丹》诗中摘出“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诗句，被解释成夺取明王朝的统治者并非有正宗的出身，而“异种”更是对满清的蔑视了。故乾隆帝下令，将沈德潜剖棺戮尸。一个人在当朝即可体现荣辱之极，也可略窥人生难测了。 教忠堂是乾隆十四年沈德潜退休之后所建，现在大部分原建筑已被拆毁，仅馀原规模的三分之一，存有门厅、大厅和轿厅。我前往寻访之时，门前铁栅栏门开着，但里面的大门却上着锁，坐在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仍未见有人来开门。向旁边的商户打听，他们也搞不清什么时候才有人来开门。只好在门口照了一下外景，以伺将来再窥全貌了。 宝山楼是苏州潘家家族上世纪最后的辉煌——潘承厚、潘承弼的藏书楼，今址在苏州市南石子街，无门牌号。南石子街是一条小街道，处在苏州老城区，整个街两边的建筑都保持了旧貌。宝山楼地处南石子街中段，紧邻安徽会馆。进了院门是一条长长的甬道，有二十多米长，走到院子尽头，就看到一个颇大的院落。由于年久失修，再加上杂居着十多户居民，院落显得破旧杂乱。但从建筑的规模和雕梁画栋所透出的气势，仍然可看出昔日的富贵和大气。同院中的居民聊天，得知原来的规模要比这大得多，从南石子街到进深二十多米其实原来都是院内的建筑，而现在都已拆改过了，只剩最里面的这二进院子，才是当时仅存的一小部分旧居。在第一进院子门楼上砖雕刻着“媚玉辉珠”，是嘉庆年间的题款。尤其能透出大家之气的是第二进楼上的雕花饰板，整个是用楠木所雕，一反江南的细巧而显得粗犷有力，也带出了官家的霸气。楼上的其中一家住户，善解人意，知道我们要拍照，赶忙将楼上他家的几扇窗子都关上，，并且还要下楼把晾在院子里的衣服都收起来。我赶忙告诉他不用动，我们要拍的不只是藏书楼，同时也要拍下这些文化遗迹今天的景况。 民国十八年秋，苏州书市上出现了一部宋版蜀大字本《陈后山集》，由于此书纸色较差，所以市场上都认为这是明代的翻刻本染纸充宋，而无人购买。潘氏兄弟俩人经仔细研究认定这是宋版，花了二百元以明版书的价钱买了下来。后经许多藏书家鉴定都认为是宋版无疑，为此兄弟俩人惊喜不已，特为此将祖父的竹山堂改为宝山楼。这部书后被大藏书家傅增湘在潘宅见到，也认定是惊世秘籍。 竹山堂原藏书四万馀卷，经过兄弟俩人的努力，在鼎盛时期宝山楼的藏书达到了三十馀万卷，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大藏书楼了。可惜好景不长，正当兄弟俩人努力收书之时，抗日战争开始了，宝山楼遭到了炮火的袭击，部分藏书被毁了；兄弟俩人避难到了上海，家中馀书又遭到了盗窃。正在这困厄之时，潘承厚在上海病逝了，年仅四十岁。连遭打击，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潘承弼陆续将馀书出售，其中大部分归了合众图书馆，而此馆藏书在解放后又由张元济等人捐给了上海图书馆。宝山楼劫馀宋元善本在解放后由潘承弼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

上古科学揭秘

作者：  苗孝元，姜在生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易》是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在告也。 《周易》是中国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一部文化典籍。自汉至今，先后有很多学者对《周易》进行了研究，本书作者花费十余年心血撰成的这部《易之道》，根据《系辞》对《易》的定义和对“道”的解释以及对《易》的表达形式的叙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周易》是用图像表达宇宙根本规律的科学体系。 《易之道》对《周易》的这个认识，是以两个重要发现为基础的。这两个重要发现之一是“先天八卦次序”、“后天八卦次序”、“先天八卦方位”、“后天八卦方位”四图和六十四卦准确地表示了生物体中的DNA双螺旋结构及DNA的自我复制和64个遗传密码。之二是“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和太极图三图表示的一个完整的二进制数学体系。而且，两个体系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生命现象和二进制数学模型，并经此作为宇宙的模型，揭示宇宙的基本结构和根本规律。更多>>

儒学价值传统与现代化

作者：  姜林祥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本集子围绕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编选了16篇文章，按其内容分，前9篇大体可归可“儒学与现代社会”，后7篇大体可归为“儒学在近代中国”，它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以来，我学习和研究的重点学术领域，以及主要研究成果。由于受内容和字数的限制，其他方面的论文未能收入。 一个儒家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以及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地位问题。对儒学在21世纪的历史命运许多中外学者持乐观态度，他们充满信心地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但也有另一种声音，即儒家思想威胁论。美国政治学家享廷顿曾提出“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今后世界中，将是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对抗，儒家思想对西方最具有威胁性。

唐德宗评传

作者：  刘玉峰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唐德宗评传》共有六章：唐德宗朝的中央与藩镇、唐德宗朝的朋党之争与君臣关系、唐德宗与宦官、唐德宗朝的财政经济、唐德宗朝的民族关系、唐德宗朝的科举与文化。《唐德宗评传》是由齐鲁书社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