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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谢礼花[等]编著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简介: 科学界有“诺贝尔奖”,电影界有“奥斯卡奖”,当今的世界乐坛,则有“格莱美”大奖。 “格莱美”的英文原称为“grammys”,它是由“gramophone”(留声机)一词变异而来的,所以其奖杯亦如一架老式留声机。大奖由美国录音艺术学院和美国录音艺术协会于20世纪50年代末创立。其宗旨相当单纯,就是要表彰卓有艺术贡献的音乐人,而不论其作品的销售量和排行榜成绩。 格莱美的具体奖项涉及音乐艺术的方方面面,其主要影响是在通俗音乐领域。作为美国唱片行业的奖项,格莱美当然会打上美国文化的印记。经过40多年的发展,格莱美一年一度的颁奖已成为国际乐坛的一大盛事,世界各地的大多数音乐人都以获得此奖为荣,而获奖唱片也会在音乐爱好者中产生巨大影响。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发生,不外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大奖的公正性。格莱美奖的评选有一套十分严格的制度和程序,其获奖作品不是唱片公司自吹自擂的产物,而是专家们在这套制度和程序制约下严格评选出来的。二是大奖的权威性。评选格莱美奖的美国录音学院由众多资深音乐人组成,而有资格担任格莱美奖评委的,只有歌唱家、演奏家、词作者、作曲家、指挥家、摄影家、解说词作者以及音乐录像片制作人等15类专业人员;此外,这些专业人员还被要求至少有6件作品出版发行。三是获奖作品的高质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已逐渐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特别是通俗音乐的中心。经过公正而权威的严格评选,荣获格莱美奖的作品大都水准高、艺术精,它们不仅赢得了全球歌迷的喜欢,而且通过唱片的销售广为流传,起到了领导音乐潮流的作用。 格莱美大奖的影响如此广泛,可我国的一般读者却缺乏对其系统了解。这套《格莱美音乐之旅》丛书多少填补了这一空白。丛书包括《格莱美大奖全记录》、《历届格莱美最佳流行音乐男歌手》、《历届格莱美最佳流行音乐女歌手》和《历届格莱美最佳流行音乐乐队与组合》4种。本册《历届格莱美最佳流行音乐乐队与组合》,收录了1959年至2005年荣获格莱美最佳流行音乐乐队与组合奖的全部歌星。文中介绍了他们的成长历程、奋斗足迹、艺术生涯和经典专辑与金曲,并配有500幅图片,可谓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当音乐爱好者们想要对格莱美奖有一个基本了解时,本书一定会有所帮助。
Report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Labor
光盘作者: 蔡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简介: 人们通常把一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区分为物质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在经济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在理论界似乎不是引起争议的问题,即使对经济学不了解的人,凭借直觉就会得出肯定的答案:资源丰富会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大多数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并没有证实这个结论。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以原材料为主的出口结构不利于他们的经济增长。70年代格罗宁根大气田的发现,虽然给荷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也带来了著名的“荷兰病”。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等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状况的实证分析显示,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有更低的增长速度和更低的社会福利水平。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种难以解释的诅咒。尽管另一些经济学家质疑这个结论,但是,他们的结论同样是悲观的:自然资源丰富诱导政府选择了坏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从而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了“间接的诅咒”。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负的影响是否在中国发生了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传统“赶超战略”体制的形成背景,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特征的发展战略,其承担者并不是随机确定的,哪里发现了自然资源,中央政府就会把资金投向哪里。今天的资源型城市几乎都有远远高于非资源城市的重工业比重。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常有限,政府为了保证充分就业目标,就会要求矿产企业(重工业)超过自己的实际需要雇用劳动力。在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这些企业还能够通过补贴而维持下去,然而,一旦面临市场竞争,这些企业就因为缺少竞争能力而陷入困境。 1998年,中央政府设定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剥离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解决软预算约束,从而在企业内部建立激励机制。中央政府允许国有企业按照竞争需要重整企业内部资源,自主决定劳动力雇用,“三条保障线”则用于帮助被分离出来的职工及其家庭渡过难关。下岗失业冲击了中国的城镇家庭,尤其是那些老工业基地和重工业比重高的地区。 可以想见,资源型城市因为执行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不充分就业现象更为严重,而中国矿产资源和能源价格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又一路走低,大量的矿产企业陷入困境,分离富余人员的压力更甚于非资源城市。另一个必须指出的因素是,非资源城市由于发展了更加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资源型城市,当资源型城市的增长速度慢和就业压力大叠加到一起的时候,其困难便凸显出来。 资源型城市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里的条块分割体制更为严重:几乎每个资源型城市都有一个与当地政府行政级别相当的矿业企业,它们属于中央或者省的部门,在传统体制下很少向地方政府提供利税,当它们今天面临经营困难需要把富余人员和其他社会负担剥离出去的时候,发现地方政府根本不愿意接过这个沉重的包袱。正因为如此,矿业国有企业的改革远远落后于非资源城市的国有企业。2000年6月1日,中央政府出台了11号文件,为矿业企业的改革提供帮助:允许“资源枯竭型”矿业企业关闭破产,并为其核销呆坏账;同时为这些企业的分流职工提供更加优惠的保障。这两项成本主要由中央政府负担。 这样一方面促进矿业企业改革的步伐加快,但另一方面也诱导了大量的矿业企业选择“资源枯竭”和关闭破产。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当然非常乐意中央政府来背这个负担,他们不仅会鼓励矿业企业“资源枯竭”,而且会把经济增长减速和就业压力增大的责任归咎于“资源枯竭”。 资源型城市的矿业企业关闭破产更多是政策的结果,但是,由于关闭破产带来了利益的重新分配:下岗失业人员骤然增加了,离岗职工未必能够按时足额拿到政府承诺给他们的经济补偿与救助;集体企业职工常常被排除在特别救助范围外;下岗失业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下降等,都会让群众心存不满。而少数“内部人”利用关闭破产之机,把国有矿山与附属设备名正言顺的以低价购买到自己手中,更会让广大职工产生“相对剥夺”感,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稳定面临着挑战。 矿业部门和矿业城市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四矿重于三农”,要求给矿业城市出台特殊的救助政策,尤其是那些进入“枯竭期”的城市。但其“出钱出物”的建议与矿业体制的改革方向——建立与完善矿产市场体系——却不尽一致。各级政府已经开始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发展出台各种优惠政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今年的绿皮书将关注的重点转向资源型城市,分析这里的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状况、贫困的发生与救助等重大问题,并探讨这里特殊的经济结构、体制性障碍以及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政策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这里的成效。我们希望弄清楚资源型城市发生的问题及其由来,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两个专题报告。主要是对中国的人口形势与劳动力市场状况进行分析。专题报告一为“人口转变与政策分析”,由蔡昉、郑真真、张车伟、都阳、张翼、张展新、王德文、吴要武、林宝、张妍、连鹏灵、高文书、张学辉撰写,报告分析了中国人口结构发生转变及其对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对教育和健康的需求,并探讨了相应的对策。专题报告二为“2004~2005年的就业形势与政策”,由莫荣撰写,报告回顾了2004年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的变化状况,提出了2005年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可能性以及相应的对策。 下篇包括九章。第一章由胡魁撰写,介绍资源型城市的出现与历史沿革;第二章由蔡昉、吴要武撰写,分析资源型城市近年来的增长状况;第三章由吴要武、高文书撰写,描述并分析资源型城市劳动力市场状况和特殊的就业压力;第四章由张展新撰写,分析资源型城市特殊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问题;第五章由吴要武、赵泉撰写,分析资源型城市的贫困发生和救助状况;第六章由王美艳、吴要武撰写,利用宏观数据与抽样调查数据分别估计了中国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对比分析了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城市的非正规就业状况与问题;第七章由王智勇撰写,分析了资源型城市存在的特殊的制度性障碍,探讨了条块分割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诱导出的种种矛盾;第八章由吴要武撰写,评价了中国近年来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及其效果,尤其是在资源型城市执行的效果;第九章由肖金城、王青云、袁朱等撰写,从产业转型和促进增长等角度,分析了资源型城市解决就业压力和缓解贫困的方向。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重点课题的系列成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出版资助,也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以及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科研处的具体帮助,在此特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