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平常心
作者： 李美皆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2017年12月
简介：
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原则性，营造讲真话、讲道理的文学批评氛围，作家出版社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以对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集中展示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
【目录】
*辑
自传不是华山论剑／3
一个奖引起的戏谑与凛然／23
因为，你是朱苏进／47
如同一个孩子无法遏制炫技的冲动／58
节操碎地成花／67
第二辑
《简·爱》的非女权主义解读／83
一只女性主义的蝙蝠之所见所闻所感／104
金仁顺“高丽往事”中的女性主义／116
林徽因与抗战时期的空军飞行员／130
万转千回，爱过之后／146
论周涛的反爱情主义／158
第三辑
关于从维熙的“混沌”／179
丁玲与沈从文／195
那些不能湮没的小历史／211
饥饿中的知识分子／222
《百合花》的被误读／229
丁玲晚年“创作自由”言论之辨析／240
第四辑
文学批评的平常心／251
像无知者无畏的孩子那样说话
——关于《为一只金苹果所击穿》的问答／254
【免费在线读】
*辑
自传不是华山论剑
传记研究界有人提出“事实正义论”的传记伦理主张，即把“事实正义”作为传记的首要原则。因为，如果没有“事实正义”的传记伦理支持，曝光大量人与事的生者传记就会被涉及的人找麻烦，传记文学就只能成为“死人文学”或“歌德文学”。如果不特意要求“死后出版”，自传就是一种生者传记，不仅包含了传主的基本人生事实，而且包含了传主对自己的全部评价。要了解一个人的人格特征，捷径就是去看他的自传。自传不一定提供了*多的事实，但一定体现了*真的人格。这个“真”不单是通过他的自述得到的，更是通过他对外部人生的筛选和心灵真相的隐现——这对于传主人格的反映，也许比事实更有效。我认为，“事实正义”对于自传来说经常是不够充分的，因为，自传的事实是自我化的，如果事实是原材料，传主的主观性就是加诸原材料的盐和糖，所以，关键还要看传主以何种姿态和心态来贯彻其“事实正义”。
人为什么要写自传？普通人的自传，比如《平如美棠》，仅仅因为老人思念去世的妻子，老老实实的普通人的忆念，无可炫，也不想炫，只是芸芸众生的五味杂陈的人生，以温暖打底的没有故事的故事，平淡绵柔的后味让人对自己的一生也起了温柔怀想，泛起眼底的泪。若是名人自传，就不会这么偶然了，而是有某种必然性——奋斗一生，不就是为了*后能有写自传或回忆录的必要和资格吗？有的是盘点，就像财务到了年底要盘账一样，盘的有美，也有丑；有的是炫耀，必须为自己辉煌的一生留下一个精彩的广告，让自己伟大的身影在历史长河中拖得更久一点；有的是发泄，不平气还没出完就老了，一定要在死之前大规模全景式地出一次；有的是说真话，一辈子主动或被动的假话太多，*后满足一下自己说真话的欲望，为时代敲一敲警钟，追究一下社会责任里的些许个人责任。就我关注的中国作家的自传来看，不乏炫耀录——没有炫不炫的区别，只有隐晦还是赤裸裸地炫的区别。正如卢梭所批评的：“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他实际上的那样。”为什么写自传多是在晚年、功成名就、忧患已成过去的时候？因为这时候才有的炫，才有炫的必要。看看这辈子差不多了，就该操心盖棺论定的事了，与其等身后由着别人去做结论，不如自己先做好一个满意的结论备案。一般不拿自个儿当回事的人是不会写自传的。既然是在胜者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回顾一生，这自传就很难不写成炫耀录。
这几年我发现有两路自传——自曝家丑、自我美化——居然殊途同归，就是炫耀录。王蒙的自传是备忘录加炫耀录，周涛的自传是自白录加炫耀录。都不是自审录，而是自鸣得意录；不是忏悔录，而是人生比较录。充满各种比较，比较的结果就是自鸣得意。王蒙自传*部很值得看，到了第三部，就明摆或隐含着各种比较了：官比我大的文学成就没我高，文学成就比我高的官没我大，官比我大、文学成就也比我高的，家庭没我幸福。总之，*后胜出的就是我，只有我。周涛的自传比王蒙的高一筹，高在坦荡，但周有二杆子气，无论文学还是社会地位，总要与人比高下，对老子天下第几特在意，*后一定要得出一个自己即便不是*强、至少也能进入N强的结论——至少在口头上。
且看周涛是如何比较的。
老子是文坛第几？
周涛写诗是把叶文福当标尺，写散文是把张承志当标尺。“找一个北京的标尺，而且要密切接触，要知道他想什么，把握住他的深度，不能瞎写，要知道中国那个时期在这个行当里思考*深入的人在想什么，他们走到哪去了。”找到当时有高度的人做参照物来提升自己，并突破新疆的文化封闭，这是一个积极的文学策略。
诗歌方面，周涛后来大约是感觉把叶文福拿下了。至于散文方面的张承志，周涛虽说“第二个准备超过的人是他”，但终未表示究竟超过了没有，只是写张承志褊狭、不坦荡，放着周涛大个儿的佳作不去赞美，偏挑个儿小的不怎么样的来肯定。但周涛的*本散文集《稀世之鸟》获得较大反响，张承志是撰文评点过的。在叶文福之后，周涛摽上了北岛。“1986年以后，大学生中盛传中国只有两个诗人，北岛、周涛。不知道怎么盛传的，怎么得知的。符不符合统计学的实际。”这个，确实不知道。但周涛把这一“盛传”说出来，显然是希望它“符合统计学的实际”。再后来，周涛立足的新边塞诗败给北岛立足的朦胧诗，他是不服又无奈。“怎么写都不对了……找不到自己了，明显地感觉到用郭小川、闻捷那里学来的东西打发不了这个世界。”1990年代，周涛索性以一篇《新诗十三问》发出强烈质疑：“新诗从诞生之日就是错误的，百年新诗走过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周涛肯定的是郭沫若的诗，看不上徐志摩的诗，可是，徐志摩与张爱玲、周作人等1949年后受压制的30年代作家偏偏在当下很受推崇，他觉得这是矫枉过正。矫枉过正是有可能的，但他断言这是一个文化阴谋，就上纲上线了。他简直觉得学术界拿这些人否定茅盾和郭沫若，就是在间接地否定他。他怀念80年代，因为80年代对他比较公正。周涛一旦得不到殊荣，就开始怨恨文坛不公。徐志摩行大运，就会导致谁倒大霉吗？文学的发展流变，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阴谋主导不了的。珍珠粒儿够圆够大，就算暂时被埋没，总有一天还是会被发现的，如徐志摩、张爱玲们，既然您有足够的自信，着什么急呢？看看诗坛没自己什么事儿了，周涛的骄傲就该上场了：“我现在把诗看得一文不值。”如果诗坛继续敬着您，您还会把诗看得一文不值吗？老子华山论剑输了，华山就不存在了！——周涛的逻辑就这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