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人的经历中学习

作者：  良石编著

出版社：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简介：为了满足广大青少年朋友了解名人，学习名人的迫切需要，《影响孩子的100位中国名人:从名人的经历中学习》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精选出100位对青少年成长起到榜样作用的代表人物，分为古代帝王，英雄春秋，革命领袖，文学名家，艺术大师，先哲宗师，科技精英，体坛健将，商界奇才九大类，并按人物所在年代的顺序排列，使青少年朋友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了解各行各业名人的信息，达到青少年了解名人，学习名人的效果。《影响孩子的100位中国名人:从名人的经历中学习》还在每一位名人下设置了名人小传、励志故事、传世名言三大块，并配有名人的肖像图。 走近名人，了解名人，从来都是激励青少年通往成功的重要途径。拿破仑自幼仰慕民族英雄加利，而一步步成为闻名世界的政治家；华盛顿心仪于能文能武、军功卓著的托马斯勋爵，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建立赫赫功劳，被称为“美国之父”；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终成千古名相；毛泽东钦佩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的功绩；郭沫若要做中国的歌德；田汉要做中国的席勒；巴金的名字是由巴格宁和克鲁沦特金化来的……你要做谁呢？未来的成功者将是谁！

曹禺经典作品选

作者：  曹禺著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简介：《曹禺经典作品选》主要内容：曹禺，中国现代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8月出生于天津。在南开中学、清华大学求学时，接触并钻研了大量中外古今的文学、戏剧名著，参加了业余戏剧团体的演剧实践。在大学的学习结束后，到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随剧校迁到大后方，一面教学，一面创作和演出，以戏剧为武器，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戏剧界、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等职。他作为演员和导演，才华横溢，但他对中国戏剧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剧本创作。他的主要剧作有：创作于本世纪三十年代的《雷雨》、《日出》、《原野》（被称作曹禺三部曲）；完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蜕变》、《北京人》、《家》（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以及创作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明朗的天》、《胆剑篇》（与梅阡、于是之合作）、《王昭君》。他一生创作的剧本不多，但他以质量取胜，几乎每一部剧作都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打动了读者和观众。《曹禺经典作品选》所收的两部剧作《日出》和《北京人》，是他的十来部剧作中最优秀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代表作。在他的戏剧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些爱的、憎的、纯挚的情感。

Father of English literature: Geoffrey Chaucer

作者：  肖明翰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光盘

简介：杰弗里·乔叟是中世纪英国文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现代英语文学传统的奠基人。他的生平、创作和文学成就是研究中世纪英国文学和考察英语文学传统形成的最好切入点。本书以乔叟的生活道路为经，以乔叟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状况为纬，以乔叟现存7部主要诗作为坐标，系统探讨乔叟的创作发展与他的生活经历和同时代的物质、文化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重点分析了乔叟的文学成就和创作思想，并特别注重探讨乔叟在创建英语文学传统上的探索与贡献。本书是一部评传性著作，是四川省社科基金课题成果，也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英国文学传统之形成”的前期成果。作者其他专著《威廉·福克纳研究》和《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比较研究》均先后获四川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

Cold night: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作者：  巴金(Pa Chin)著;茅国权(Nathan K. Mao)，柳存仁(Liu Ts’un-yan)英译

出版社：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简介：　　二○○一年获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巴金（1904年生），本名李芾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镇。长篇小说《家》、《春》、《秋》至今风行，影响深远。一九四七年面世的力作《寒夜》集中处理新旧交替间知识分子的感情穋轕，并深入描绘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生活，对时代与人物的互动，有罕见的透视。《寒夜》更曾先后两次搬上银幕（一九五五年粤语版；一九八四年普通话版）。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的中英对照本邀得美国加州大学圣地牙哥校区历史系毕克伟教授特撰导读，重新评估这部长篇的独到之处。译者茅国权为美国宾夕凡尼亚州Shippensburg州立大学英文系教授，柳存仁为澳洲国立大学荣休教授。 　　

秋雨合集 本套书 新增加第二十二卷《捧墨赠友》

作者：  余秋雨 著

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4-8-1

简介：　　合集总览（共二十卷）　　主体八卷　　第一卷　《中国文脉》　　这是几十年来第一部以审美品级为标准的中国宏观文学史。出版后曾获联合国邀请在纽约联合国大厦隆重开讲，同时在纽约大学讲授，被美国资深翻译专家汪班先生评论为平生所见最独立、最简洁、最有魅力的中国文学通史。　　第二卷　《山河之书》　　如果说，《中国文脉》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时间力量，那么，《山河之书》则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空间力量。作者以二十余年的亲自踏访，唤醒了广大读者对一系列最重要文化古迹的当代认知。所写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著作，发行量在一千万册以上，相继在全国点燃了晋商文化热、清宫文化热、藏书文化热、敦煌文化热、都江堰文化热、书院文化热，并创建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本书就是对那些著作的精选、提升和增补。　　第三卷　《千年一叹》　　作者在完成对中华文明的时间梳理和空间梳理后，又投入了对世界上其他重大文明故地的对比性考察，此书为考察日记。由于整个过程需要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世界上最恐怖地区，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世界上有十一家报纸曾经同步刊载这份日记。直到今天，作者仍是全球知名人文学者中完成这一考察的唯一人。本书最后在尼泊尔山谷对各大文明的总结思考，非亲临者不能为。　　第四卷　《行者无疆》　　如果说《千年一叹》让中华文明在与其他古文明的对比中显现出了一系列优点，那么，《行者无疆》则让中华文明在与欧洲文明的对比中显现出了一系列弱点。作者为写作此书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全书最后的总结，是对中华文明的深切自省。据有关部门统计，本书由于独特的吸引力，已成为近十年来中国旅行者游历欧洲时携带最多的一本书。　　第五卷　《何谓文化》　　这是作者在系统考察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之后对文化的综合思索。其中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的主题演讲，在联合国发布世界文化报告仪式上的主题演讲，以及在境外获授荣誉博士仪式上的长篇演讲，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本书更大的篇幅，则描述了一批以自身人格来阐释文化的当代杰出人物，例如谢晋、巴金、黄佐临、章培恒以及台湾的星云大师、林怀民、白先勇、余光中等。这些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过强烈的情感效应。　　第六卷　《君子之道》　　本书进一步把《何谓文化》的整体课题延伸到中华文化的核心课题上。文化人类学认为，一切重大文化的核心机密是集体人格；而本书作者则进而认为，中华文化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之道。本书缕析了儒、道两家在君子之道上的九项要点和四大难题，作为打开中华文化核心机密的钥匙。同时，阐述了作者本人在佛学上的修行感悟。此外，作者围绕着人生问题还提供了一系列国际视角。此书的部分内容，曾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　　第七卷　《吾家小史》　　本书以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三代经历折射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困境，既是一种记忆文学，也是一种感性文化。整个记述与通常的历史定论处处相悖，却保留了一种平静的真实。这个中国家庭正好是作者自己的家庭，整部书的写作，早在文革灾难中作者为父亲写交代时已经开始动笔，然后又调查、考证了三十年。作者说：我写了中国，写了世界，最后写自家，终于进入了文化的秘境。　　第八卷　《冰河》　　文化的最终成果，更应该是感性形态。本书是继《吾家小史》之后的另一种感性形态：一项纯粹的创作。作者完成这项创作的美学追求是：为生命哲学，披上通俗情节的外衣；为颠覆历史，设计貌似历史的游戏。这种追求，处于当代国际艺术探索的最前沿。这项创作是作者为妻子马兰的演出而几度延伸的，因此又可看作《吾家小史》的一个实证补充。　　学术六卷　　第九卷　《北大授课》　　本书是作者为北京大学不同系科授课的课堂记录，副题为中华文化四十七讲。与一般学术著作不同的是，它由教授和学生一起完成。课堂上北大学生的活跃、机敏、博识、快乐，体现了当代年轻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可程度，颇具学术测试价值。作者在课堂中的作用，是对文化哲学的思维路线作整体引导。此书从初版至今，已几度再版，在海峡两岸受到远远超乎预料的热烈欢迎。　　第十卷　《极端之美》　　这是一部特殊的美学著作。作者的美学思想曾接受又摆脱了过于学理化的康德、黑格尔，更倾向于解剖具体美学范例如《拉奥孔》的莱辛。作者认为解剖范例应取其极端状态为临界标本，而中华民族在这方面的范例有三项：书法、昆曲、普洱茶。其中普洱茶是一种极端性的生态美学范例，在美学的走向上具有开拓性。由于作者本人在这三项中都取得了社会公认的发言权，因此这部美学著作又包含着专业权威性。　　第十一卷　《世界戏剧学》　　文革灾难因发动全民批判《海瑞罢官》、全民独拜革命样板戏而爆发，因此在那十年间一直实行着戏剧恐怖主义，致使不少戏剧家为此入狱或丧生。本书作者就在这种背景下悄悄地以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外文书库为基地，开始了世界戏剧学学术体系的构建。这是一个在拼死对抗中建立起来的国际级文化工程，完整地展现了惊人的学术良知。此书在文革结束后快速出版，几十年来，获得多项学术大奖，至今仍是这一学科唯一的权威教材。　　第十二卷　《中国戏剧史》　　白先勇先生评价此书是第一部从文化人类学高度写出的《中国戏剧史》，在学术上非常重要。二十八年前，在两岸还处于基本隔绝的情况下，本书成了台湾书商首部盗印的大陆学术著作。　　第十三卷　《艺术创造学》　　本书建立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全方位地论述了艺术的第一本性是创造，而不是中国社会广泛误读的遗产保护和传统继承。本书所论，涵盖古今中外，却又主要取材于创造力最强的法国，以及创造态势最为综合的电影。本书曾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期在人文学科上最有代表性的几部突破性著作之一，也创造了高层学术著作获得畅销的奇迹。　　第十四卷　《观众心理学》　　本书以独创的学术体系，首次建立了实践型的心理美学。曾因美学界前辈蒋孔阳、伍蠡甫等教授的强力推荐，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与《艺术创造学》一样，本书也因艺术实例丰富而成为很多艺术创造者的案头之书。　　译写六卷　　第十五卷　《重大碑书》　　这是作者应邀为各个重大文化遗址书写的碑文，而书法也出于作者之手，故称碑书。其中包括《炎帝之碑》、《法门寺碑》、《采石矶碑》、《钟山之碑》、《大圣塔碑》、《金钟楼碑》等。这么多顶级文化遗址都不约而同地邀请一个并无官职的文化人书写碑文，这样的事从古未有。作者所写碑文，都以现代观念回视历史，并以当代多数旅行者能够顺畅朗读的古典文体写出。书法用行书，但各碑因内容差异而采用不同风格。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两份重要的现代墓志铭。　　第十六卷　《遗迹题额》　　这也是一种重大碑书，只不过并无完整的碑文，而只是题写遗迹之名，称为题额。这些遗迹很多，例如：仰韶遗址、秦长城、都江堰、云冈石窟、荆王陵、东坡书院、峨眉讲堂、昆仑第一城、乌江大桥、张謇故里等等。这些题额，都已镌刻于各个遗址。作者把这些题额收入本书时，还叙述了每个遗址的历史意义以及自己选择题写的理由。把这些叙述加在一起，也可看成是一种依傍大地实景的历史导览。　　第十七卷　《庄子译写》　　这是对庄子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逍遥游》的今译以及对原文的书写。今译严格忠于原文，但不缠绕于背景分析、历史考订，而是衍化为流畅而简洁的现代散文，借以展示两千多年间文心相连、文气相续。书写，用的是行书。作者在自己所有的行书作品中，对《逍遥游》的书写较为满意。这份长篇书法，已镌刻于中国道教圣地江苏茅山。　　第十八卷　《屈原译写》　　作者对先秦文学评价最高的，一为庄子，二为屈原。屈原《离骚》的今译，近代以来有不少人做过，有的还试着用现代诗体来译，结果都很坎坷。本书的今译在严密考订的基础上，洗淡学术痕迹，用通透的现代散文留住了原作的跨时空诗情。作者曾在北大授课时朗读这一今译，深受当代青年学生的好评。作者对这一今译的自我期许是：为《离骚》留一个尽可能优美的当代文本。《离骚》原文多达二千四百余字，历来书法家很少有体力能够一鼓作气地完整书写。本书以行书通贯全文而气韵不散，诚为难得。　　第十九卷　《苏轼译写》　　这是作者对苏轼前、后《赤壁赋》的今译和书写。由于苏轼原文的精致结构，今译也就更像两则哲理散文。此外，本书又收录了作者研究苏轼的论文以及其他两份抄录苏轼名词的书法。　　第二十卷　《心经译写》　　今译《心经》，颇为不易；要让大量普通读者都能读懂，更是艰难。今译，是译而不释，也就是只能将深奥的佛理渗透在浅显的现代词语中而又简洁无缠，这是本书的努力。书中《写经修行》一文，是对《心经》的切身感悟。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作者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论文。作者对《心经》恭录过很多版本，本书集中了普陀山刻本、宝华山刻本和雅昌刻本三种。其中作者对刻于宝华山的草书文本更为满意。普陀山和宝华山都是著名佛教圣地，有缘把手抄的《心经》镌刻于这样的圣地，是一件大事。　　散文自选　　卷外卷《文化苦旅》　　本书问世二十余年，多种版本在全球的发行量难以计数，如果包括层出不穷的盗版，应在千万册以上，无疑是印刷量最大的现代汉语散文著作。此次再度由作者自选，篇目与初版已有很大不同，除保留原来的中国之旅外，又增加了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但是，由于多数篇目选自庞大的秋雨合集，本书就不能包罗在合集之内了。根据广大读者和出版家的强烈要求，姑且作为卷外卷来压卷。

Family

作者：  巴金原著;施光亨，卢晓逸，杨俊萱改写、注释;鲁健骥注释英译

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2008

简介：　　长篇小说《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巴金的代表作，是作者“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写于1931年。它以高家祖孙三代人的矛盾冲突为线索，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和宗法制度的虚伪残暴。小说无情地鞭挞了伪善凶恶的高老太爷、冯老太爷等封建卫道士；热情地歌颂了觉慧等为“五四”运动所唤醒的一代叛逆者；对于觉新、瑞珏、梅、鸣凤这样一些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则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家》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无论其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成就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于四川成都。主要作品有“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火》及中篇《寒夜》、《憩园》。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文集》(共14卷)包括了他的大部分作品。巴金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 　　 《家》原著约30万字，此缩写本约3万字。改写时我们力求做到忠实原作，文字浅显。为方便阅读，本书除正文外，还配有英语翻译的生词、注释，以及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品内容的思考题。全书生词780余个。本书可供初步掌握基础汉语知识的外国读者继续学习汉语使用。 　　 当年本书的改写工作得到了巴金先生的大力支持。他在百忙之中亲自审阅了简写本的油印稿，并作了修改。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由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在保留原文字的基础上增加了全文拼音标注，并把生词安排在正文页之侧，便于对照。

Autumn

作者：  巴金原著;施光亨，卢晓逸改写、注释;鲁健骥注释英译

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2008

简介：　　 长篇小说《秋》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巴金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的最 　　后一部，写于1940年。像《家》、《春》一样，作者把满腔的愤怒和谴责的 　　矛头对准着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不同的是，《家》的矛头对着高老太 　　爷和冯乐山，《春》的矛头对着冯乐山和周伯涛，《秋》的矛头则针对着周 　　伯涛和高克明。人们看到专横、残忍而无能的周伯涛主宰着周公馆的一切， 　　蕙的惨死没有唤起他起码的人性。他在轻率地断送了他的女儿之后，又把唯 　　一的儿子——枚送进了封建礼教的屠场。在高公馆里，高克明这个高老太爷 　　之后的一家之主，相比之下是软弱多了，他的兄长之尊显然已无力制止两个 　　兄弟的胡作非为。封建阶级固有的罪恶冲破了虚伪的礼教的约束，在这个大 　　家庭里泛滥；高克明本人被活活气死、公馆被出卖是这种泛滥的必然结果。 　　 在年轻一代中。一些人，如枚、淑贞，还有缩写本中没有提到的丫头们 　　，在封建礼教的残害和奴役下，自觉不自觉地继续做着旧制度的殉葬品或牺 　　牲品。另一些人则在大家庭的没落和离析中一步步觉醒起来，他们宁可与“ 　　长辈”们发生冲突甚至决裂，也不肯俯首听命。他们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 　　利：觉民和琴幸福地结合了，淑华进了学堂……“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 　　”，作者借琴的话。深情地表达了他对新的社会、新的制度的期待和向往。 　　 《秋》全书四十余万字，缩写本约四万字，体例同《家》、《春》。缩 　　写本《家》、《春》已出过的生词、注释，本书没有再出。改写时我们力求 　　做到忠实原作，文字浅显。为方便阅读，本书除正文外，还配有英语翻译的 　　生词、注释，以及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品内容的思考题。本书可供初步掌握基 　　础汉语知识的外国读者继续学习汉语使用。 　　 本书的改写工作得到了巴金先生的大力支持。他在百忙之中亲自审阅了 　　缩写本的油印稿，并作了修改。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1987年由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在保留原文字的基础上增加 　　了全文拼音标注，并把生词安排在正文页之侧，便于对照。 　　

Spring

作者：  巴金原著;施光亨，卢晓逸改写、注释;鲁健骥注释英译

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2008

简介：　　 长篇小说《春》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巴金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的第 　　二部，写于1938年。《春》像《家》一样，仍然是高家的故事——“一个正 　　在崩溃的封建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 　　 在《春》里，觉新的表妹蕙，再次因为婚姻问题走上了梅、鸣凤走过的 　　绝路，成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重压下的又一个牺牲品。刽子手就是她的父 　　亲。然而时代到底前进了。与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懦弱的淑英觉醒了；温 　　和的觉民成长为一个发誓要“制造更多的过激派”的“过激派”：就连从来 　　唯长辈之命是从的觉新也萌发了对旧礼教的憎恨和厌恶之心。 　　 尽管三老爷克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死去的高老太爷的衣钵。高家这个顽 　　固的封建堡垒，在活跃的新一代的冲击下还是不可避免地动摇起来。可以断 　　定，它的倒塌之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淑英的终于逃婚成功，飞出囚笼，预示着一个充满生命和欢乐的春天即 　　将到来。 　　 《春》原著约三十万字，这个缩写本约三万字。改写时我们除努力做到 　　忠实原作外，比起缩写本《家》来，更多地保持了原著的语言风格。体例同 　　《家》。为阅读方便，缩写本《家》中已出现过的部分词语，这里继续作为 　　生词注释。缩写本《春》的改写工作同缩写本《家》一样，在1987年出版时 　　，得到了巴金先生的热情支持。他在“身体不好，写字吃力”、工作又十分 　　繁忙的情况下，仍然亲自审阅了缩写本《春》的初稿，并作了修改。这次出 　　版的《激流三部曲》缩写本，在保留原文字的基础上增加了全文拼音标注， 　　并把生词安排在正文页之侧，便于对照。 　　 我们借此向巴老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切的怀念。 　　

题名页信息不完整，200字段信息取自封面

作者：  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张大明卷主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差别和不平衡，其中也包含历史上各民族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贡献与影响也有所不同。占有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族，由于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与影响应是自然的，但其他民族也以各自的文化和文学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苗族、彝族等诸多兄弟民族的史诗创作，便堪称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马克思所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因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它们都有难以重复生产的文学艺术佳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难能可贵的珍品。像藏族史诗《格萨尔》长达百万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毫无疑问，许多兄弟民族史诗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无论神话、故事、传说还是歌谣，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还得到精益求精的不断加工，从而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还使有些文学作品成为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和洪水的神话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南方有些民族还共有关于盘瓠的传说。北方民族还有以苍狼、大树为祖先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同中有异，既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谱系和源头，又说明同一文化谱系和源头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又各有分蘖，而且相互影响。如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相当明显。鲁迅曾指出，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汉唐两代气象恢宏，疆域广大，各族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新疆考古发掘的汉简表明，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西域。《梁书》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昌传》。。而西域的杂技、音乐和舞蹈，在汉唐更大量输入中原并被汉族所吸收。南北朝时代北方诸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更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鲜卑人的民歌也因用汉字译文记载而入文学典籍，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由于北方民族给中原带来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朝文风就变得雄健贞刚；而晋室南迁，大批中原的汉人到了南方各地，受感于新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则使南朝文风产生与北朝相异的绮丽柔靡的特色。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的“竹枝词”，实借鉴四川巴人的民间歌谣；宋、元以来的杂剧的发展，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喜好带表演的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藏族和蒙古族之略有差别的《格萨(斯)尔》史诗也证明了有关作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清代说唱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满、汉等族的共同创造；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哈萨克族民歌，也是著名的例子；而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李准、玛拉沁夫等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更为人们所熟知，老舍乃至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需要文字作为符号才得以书写、保存和传播。上古时代中华各族的语言大体南北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此外，还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其后，文字的发展既有象形字，如见于甲骨文的华夏族古文字以及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字；还有拼音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字。自秦以来，华夏族的象形为主的文字从篆书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又发展到后来的楷书，汉字逐渐成为多个民族认同的书写文字与传播媒介，而汉语也在多民族的融合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黎锦熙曾提倡注音符号为音标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广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规范的普通话，更促进了汉语的广泛应用。如今汉语已成为我国许多民族普遍应用的语言，也成为我国文学中运用最广的语言。但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各兄弟民族同样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有些民族因为没有创造文字，仍以汉字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多数兄弟民族不但拥有以自己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且拥有以自己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但不管用什么文字出版，不同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作为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表现出各民族特有的生活内涵、文化风采与精神品格，表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各民族文学都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本书的撰写拟向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台、港、澳地区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以来，这些地区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们的社会文化虽逐渐产生某些特色，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许多方面的文化基础，仍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系。它们以汉语、汉字为传媒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系统。 　　二 　　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 　　我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但我国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经历各社会形态的时间并非同步，也并非全部都经历上述的五种形态。事实上，二十世纪有的民族就从原始共产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至今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篇》。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有变化与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混沌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古代氏族的酋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还往往兼任祭司与巫祝。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还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也常常交织在一起。古人发动征战、渔猎或分配俘获物时往往举行祭典和庆祝，巫祝不但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还载歌载舞。这种状况下，文学活动还未独立分离出来。当时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或颂唱歌谣，虽然也有审美怡悦功能，但这种功能又并未被强烈地自觉地意识到，而是与政治功能、宗教功能、历史教育功能等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作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自觉的专门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意识才可能产生并分离出来，因而现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便把前此的文学称作“前文学”。 　　我国古代的文学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前文学”阶段。散见我国古籍的许多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都是年代久远的口传作品，是属于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既有许多历史记载性的文字，也有祭祀性的文字。《诗经》的《雅》、《颂》部分，像《公刘》、《生民》等诗，就含有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这类作品也是作为庙堂祭典载歌载舞之用的。楚辞中像屈原加工的《九歌》便多属民间祭祀的乐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主要都属政治、伦理、哲学或历史著作，但已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一直都被视为文学。可见古代的文学观念很宽泛，与今天我们以审美为主要本质特征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按照今天的观念，神话传说虽可属审美性的文学，而政治、道德伦理或哲学、历史著作，除非具有丰富的形象描写，一般都难以再承认是文学了。汉代曾把学术著作视为“文学”，而别称文学性的著作为“文章”。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向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文学转变的重要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而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入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昭明文选》序也指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们的论述对后人文学观念重在审美的嬗变起了先驱的作用。陆机《文赋》所论虽广泛，但谈及创作思维和灵感时指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的确抓住了文学审美性的基本特点，即借助于形象思维来传情达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还指出在这种思维中“神与物游”，乃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钟嵘《诗品》对于诗歌作为审美文学的特征尤有精到的论述。他把诗的创作过程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诗的表现对象看作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把诗的作用夸张为“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并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文论家的著作都重视词采，并将情、意、象三者统一，统视为文学具有审美魅力的特征，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上述主张不但促使后人把学术与文学分开，也把文与笔分开，并且广泛影响到此后作家对于审美文学的自觉创作。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文论家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即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理论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许由于历史传统的惰性，后来仍有许多文论家继续把不具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文章也划入文学，即如陆机、刘勰论及文体时也兼及传统的众多文章品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观念的完全确立，则是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影响后经过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斗争才逐渐完成的。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从宽泛的文学观念到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学观念终于确立的过程。这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和西方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文学作家更以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创作，为新观念的文学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鉴于我国文学发展的上述具体情况，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的描述，便不能不顾及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不能按照今天严格的科学分类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定文学的范围。进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论述，则范围便越来越严格。本书各编所论的文学，大体反映了我国文学观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三 　　文学的文体也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文学本身而言，先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自然早于书面文学。关于文学的起源有劳动说、游戏说、娱神说等等，各有各的道理。全面地考虑，文学的起源应是多种原因契合的结果。远古口头文学中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就孕育了韵文与散文、歌唱与叙事的分野，而口传文学的歌唱和叙事都带有一定表演性，所以，其中也实际孕育了后来戏剧的萌芽。迄今文学所发展的四大门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我国都有悠长的历史。 　　上古歌谣的原始语言形态已不可考。相传黄帝时代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虽是后人记载的文字，但可以看出它不但富于节奏，而且押韵。《诗经》中所收的歌谣，多属四言，间也有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很强，是能够唱的。楚辞则多四言、五言、七言，宋玉的《九辩》更有多达九言、十言、十一言的，也都押韵。后来的汉乐府多为五言诗，间也杂有三、四、六、七言，虽押韵，却见出相当自由度。汉赋虽也富于节律，但它长于铺陈，所谓“铺采摛文”、“侈丽闳衍”，故一般被目为文类。只有抒情小赋，则较近乎诗。 　　诗之始，源出于原始民歌。历代文人诗的发展，也多得益于从民歌吸取营养。南北朝时代，南北民歌都颇多佳作。南朝沈约长于音律，首倡“四声八病”之说，从而促进了唐代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完成。当然，唐代除了近体诗，仍有人作古体诗。中唐又从民歌兴起竹枝词、长短句，成为后来宋词大发展的滥觞。宋词元曲可谓一种新的诗体。由于与音乐和唱紧密结合，更为讲究音韵和声律，且分为不同的词牌和曲牌。而自宋至于元、明、清，乃至二十世纪以来，古体诗、近体诗和词、曲都不断有人创作。中国古代的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一般都句式整齐，能够吟唱，与音乐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因此，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僵化的模式，到了明清以来不免缺少新鲜的活力，也难以适应人类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复杂和现代语言词汇大量增加、语法更趋细密的走向。所以晚清之际，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吾手写吾口”的主张。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的先声。自“五四”迄今的新诗在用白话写诗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虽不是都很成功，但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诗人发扬古典诗歌讲究意境、音韵和排比、对仗的传统，并向民歌和外国诗歌的长处多方借鉴与学习，使新诗可诵可唱，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就诗体而言，出现了民歌体、自由体和新格律体，后者便有四行体、八行体、九行体、十四行体以及楼梯体等等。就表现的内容及吟唱方式而言，又分抒情诗、叙事诗。前者还细分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后者又分短篇叙事诗与长篇叙事诗。依题材还分颂歌、爱情诗、哲理诗、山水诗、讽刺诗等等。诗与散文交叉嫁接的还有散文诗。今天，虽然新诗构成诗坛的主流，但不同诗体的旧体诗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与新诗构成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纪事文，如《盘庚》。由于古今的散文已涵盖抒情、叙事的散文和游记、传记、政论、杂文、小品等多种文类，所以它在我国文学中向来也是大宗。清人所选的《古文观止》，反映的大体就是前此人们的散文观念。从审美特征的严格眼光看，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审美所必备的形象性的。不过，从传统的文学眼光，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以及后来的《史记》也都被看作散文。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多沿袭这种眼光。这从追溯散文发展的历程来看，应是必须的。或谓散文的特征就在于散，信笔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要言之，散文区别于韵文者，除了内容的包罗万象外，形式上它应更无所拘束，更接近意识与口语的自由流动性。六朝以来的骈文虽有整齐对称的句式与节律，也称韵文，但长于描绘与叙事，于今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视之。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的正是形式过于限制且一般华而不实的骈文。历代散文都有大量作家创作，明清之际小品文特别发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体白话散文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港、澳等地都有很大的成就，品种也更加丰富。例如出现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笔下的杂文，出现了如今相当流行的随笔、速写与报告文学，还出现了讽刺小品与知识性的科学小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散文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了。 　　戏剧的产生在我国大约与古代的俳优有较直接的关系。它们以兼说、唱的表演来逗乐观众。到唐代发展为参军戏，其说唱表演已有情节。至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兴起，戏剧的发展更臻成熟，经历明代的传奇，戏曲角色更多，有所谓生、旦、净、末、丑等。表演和唱腔都有一定程式而又丰富多彩。明中叶以来，传奇戏曲中的昆腔(昆曲)盛极一时。实际上各地的地方戏曲，如秦腔、弋阳腔、皮簧、梆子腔、闽剧、粤剧、川剧、楚剧等，也于近几百年间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有戴面具的傩戏，而藏族的藏戏也戴有面具。至清代乾隆末年安徽的徽班进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某些长处，形成了京剧。我国的传统戏曲往往都是说、唱、歌、舞相结合，并在乐器伴奏下演出的。二十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渐繁，西方的戏剧形式如话剧、歌剧也先后引入。至此，我国舞台上各种剧种更争奇斗艳。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歌剧在近几十年来都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大力推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除改编传统剧目外，还新编不少现代剧目。六十年代继京剧现代剧目大会演，更推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地方戏曲一段时间里曾实际停演，但“文化大革命”后又都迅速复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戏剧在其历史发展中，文学剧本的大批产生大致始于元杂剧。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创作了大批剧本，戏剧文学才算真正被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戏曲也多有剧本。现代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更是作家辈出，涌现许多佳作，成为纯文学中被读者重视和欢迎的文本。新歌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也陆续推出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过活报剧和秧歌剧。随着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这方面的剧作也迅速增多。由于借鉴西方的戏剧理论，我国戏剧家也把历来戏剧中性质不同的作品分类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内容的长短又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以及戏剧小品等。 　　我国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叙事技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向被轻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忝为末流，记有十五种书，凡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其作品全部散佚。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唯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迄今能见到的作品，可视为小说雏形的，除汉以前的《穆天子传》，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文人记录加工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轶闻，如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小说的要素虽不离人物故事，而要义则在于叙述。唐人传奇在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格与命运方面，大大发展了小说的技巧。因此有些小说史家认为只有到唐传奇才是小说的真正开始。而唐代变文的说书人在讲述佛教故事上既丰富了叙事的技巧，又有接近口语的讲唱，实为后来宋代的话本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有相当关系。宋代勾栏瓦舍出现的说书人，其听众也都属市井细民。说书人往往就是话本的作者并用口语讲述。这与唐代传奇出自文人的典雅手笔并主要供文人阅读有很大差异。话本大多是短篇，后来为吸引听众，逐渐发展了章回体的长篇，题材也进一步扩大，有讲史、公案、脂粉、朴刀捍棒等。小说走向成熟的高峰是明代和清代。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巨著，都出现于这期间。彼时短篇小说也很发达，收在“三言二拍”等书中的作品即可为证。《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佳篇也出现于清代。明清之际创作的各种长篇小说不下数百部。十九世纪末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用，乃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从此兴起小说创作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热潮，如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乌托邦小说。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实际失败的社会状况，又有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不仅使我国小说的内容大大改观和扩大，而且运用白话，向着世界现代小说的丰富形态迅行。不到百年间，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极大发展。就题材而言，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以及心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等。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小说文体不但有传统的章回体与新体之别，而且有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等诸多体式，叙事人称也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叉人称的区分。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富于个性化的种种探索。 　　文学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文体由单纯到繁复的发展，跟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情感、语言符号的不断丰富分不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不仅人们的思维情感越为复杂和细腻，语法更加细密，词汇与文字也不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一种艺术，它把握世界的创作题材也越来越广阔。这也自然地要求文学文体有多品类的发展。我国文学不同文体形态的嬗变，大体上也是体现了上述规律的。 　　四 　　古人概括我国的历史有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历史是合的时间长，分的时间短。夏代传世四百多年，商代传世五百多年，周有天下八百年，汉有天下四百年，唐、宋、明、清的统一也都有二三百年不等。正是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休养蕃息于广阔的疆域，形成具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共同体，不但能从衰败中不断崛起，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大多衰落了，唯独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除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的原因外，跟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分不开。而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形式在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上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支撑着中国文学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统一，造成分裂的局面一般都较短，其根本原因应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实际发展的特点有关。封建社会虽然在农村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我国自殷商奴隶制时代起，工商业便比较发达。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都普遍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就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齐国的临淄商贾云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秦始皇建都咸阳，宫室连绵数百里，其繁华富丽更远胜于临淄。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发掘，就能令人想见当时帝王拥有财富与工匠之多。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控制工商业，对盐铁之类长期实行专卖，依靠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全国进行统治。正是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的昌盛，也吸引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和认同。应该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文学对于促进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则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文学并非纯粹的审美形式，文学作品总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情感意趣。我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都有助于促进和巩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 　　第一，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对于社会的多种教化与陶冶功能。 　　崇尚自然与祖先，把它们神异化，这大概是原始人类共有的状态。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一直拥有相当的影响。在唐代，道家甚至被统治者崇奉为至尊。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不断获得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三教互相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时沿着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逆来顺受，怡然自得，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而且近代以前，文学传播一般也越不出三家思想的体系。自孔子以降，中国文学就十分重视思想性。古人提倡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所言的“志”与“道”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强大控制与影响下的文人文学领域尤其如此。 　　当然，这三家学说都含有封建性的糟粕，道、释更有落后的迷信、愚民成分，但三家又都有准人道主义的一定博爱精神与民主性。如儒家的“仁义”思想、“民为贵”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疏狂个性的旷达思想与对社会不平的愤世嫉俗思想；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发展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个人做起，而目标却指向了家国与天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集群利益高于一切的东方集体主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牢固基石。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宏愿，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佛家思想对藏族、蒙古族影响尤深，而伊斯兰教义对于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更被奉为至上。明末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博爱精神，对我国文学思想性的扩大，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仍然是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他们虽然也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异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欲望、意志与情感，通过民间文学和某些作家文学也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而，关心人民的命运，同情人民的疾苦，揭露贫富的对立，抗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追求公平与正义，便成为文学人民性的重要标志。这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秦风·黄鸟》、《魏风·伐檀》等诗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屈原《离骚》的高度思想价值也在于它深刻的人民性。可以说，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命运与福祉的关注，也就是对构成民族最大集群的关注。这方面文学对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崇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更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我国文学对于思想性的重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功能的认识分不开的。孔子论诗，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毛诗序》更认为诗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差不多把文艺的政治作用、认识作用和道德伦理的思想教育作用都说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所以在我国始终未能获得广泛信从，不是没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原因的。 　　正由于我国文学十分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才使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促进和巩固民族共同文化和提升人们思想品质与精神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我国文学中大多数兄弟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汉字符号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精神的认同。 　　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还是运用和依赖于符号的动物。而语符的统一，在形成民族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也不能轻视。象形表意的汉字作为文学的传媒，这种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态的美。它非但有双声叠韵、排比对仗、音调铿锵等优点，而且形意相通，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拼音文字必须与口语相一致不同，它的象征性使自己有可能成为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有符号。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古代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即古文有可能产生与发展。尽管它在表意上有难达细密的缺陷，然而却有精炼简洁的长处。在古代书写印刷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文言文相对比较利于传播。因此汉字的广泛运用，正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减少交流隔膜，加强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字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广的范围被许多兄弟民族所共用，乃至传播到东方别的国家，与它以象形表意为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当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采用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今天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字自身具有的一定优越性，它逐渐成为大多数兄弟民族所熟悉、所广泛使用的语言符号，则是事实。 　　五 　　从本质上说，任何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创造，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虽然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客观存在毕竟要通过人的主观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不过，在艺术创造实践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偏于对现实的模仿中获得快感；另一种是从偏于对自我思想、情感、幻想的表现中获得快感。两种状况都有艺术形式的创造问题。形式的独特而完美的创造，固与现实的启示有关，乃至直接从现实形式的提炼而得，而这种创造，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式虽然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但在具体作品中，形式又总是从属于内容的，它总是一定作品内容的形式；当然，内容也总是一定作品形式的内容。即使有努力追求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其作品仍然可以有偏于再现型或偏于表现型的区别。 　　上述不同艺术思维的类型也可以视为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从文学史上看，主张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属于再现型；而主张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或不曾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创作方法则属于表现型。当然，在漫长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艺术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要比两种类型更为多样，也存在介乎两者之间或被称为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作品。 　　就我国文学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潮流。现实主义之所以区分于自然主义，是因为它不仅在表现上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且它追求一种典型的概括。上古神话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它也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力的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或至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多可归入现实主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则主要属于浪漫主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影响至大。受到纪实史传文学影响的小说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而受到神话影响的小说则往往追随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儒家求实，倡入世，反对“怪力乱神”，而道、释两家却倡神鬼仙佛，崇尚虚幻的世外或来世。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多在创作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而受道、释两家出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则多采取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唐代诗人中，这种分野较为明显。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描绘战争的离乱，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态度也接近现实主义，所以他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这样的作品。而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明显，他的激情洋溢，笔之所至，汪洋恣肆，想象瑰奇丰富，当属浪漫主义的特征。后来的李贺被人称为“鬼才”，其想象之诡奇阴冷，荒诞不经，也近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但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常常既有现实主义之作，也有浪漫主义之作，或者两者有所互渗的。即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如此。戏剧、小说中的情形大体类似。如果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属现实主义，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呈浪漫主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是现实主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主要是浪漫主义。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既具史实根据，又有许多幻想和夸张，强烈表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作品，可否说它们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呢？晚清的谴责小说似可看作现实主义兼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变种；而梁启超、陈天华尝试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就纯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言，鲁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被奉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但细而论之，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便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倾向，而郭沫若的许多自传体作品虽不乏激情与理想，当然又有别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也立意于使文学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追求作品饱含社会未来合乎规律性发展的理想。尽管创作实践存在许多问题，但也不无一些成功的经验。八十年代后，虽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流风，涌现了许多表现主义倾向强烈的先锋派作品，可是，文坛上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不容忽视。它虽然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出现于文坛，但在它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倾向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在艺术形象上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夸张、荒诞，乃至运用完全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笔法。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标榜反传统、反文化，提倡隐蔽创作主体感情的客观的“真实主义”，以及追求语言游戏与拼贴结构，力求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然而其具体作品往往表现为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幻想的结合。此种创作影响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中已有所见。有的有更多的表现主义，而在“新写实”作品中则有更多的自然主义。在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模式多样化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细加归纳，仍然没有脱离或按现实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或按想象中应有的样子来描写的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艺术思维模式、不同艺术创作方法自然影响到具体作品的不同艺术特征与风格，也会影响到相应作品的不同社会功能与效应。一般地说，现实主义作品的描写从细节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性格与行为，都富于生活的动感和历史的认知作用，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历史生活的教科书来读，在如临其境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作品则使读者更多领悟到发自心灵底蕴的某种理想的光辉，某种激情的冲击，以及某种奇异形象所唤起的快感。因而艺术创作上，如果要争取“百花齐放”，那么鼓励创作思维与方法的多样化应是明智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与方法，作家都有必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创作的活跃灵感。毕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只有客观的社会生活才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虚幻的想象、最神奇的幻想，也源于现实生活记忆的综合和重造。 　　六 　　我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长分不开。古代尽管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地处东亚的我国各族人民与周边国家的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汉唐以来，与东亚和西域各国，乃至印度、波斯、罗马，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有来往。近世尽管清代统治者有段时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明末清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到我国，也把我国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而近百多年，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更致力于向西方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我国文学在这方面得益尤多。在古代，我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比较明显的恐怕应该首推佛教自印度传入的浸淫。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宋，历代都从梵文翻译佛经，其中多有文学色彩，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像《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等。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通过佛经传了进来，这就对我国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内容方面，佛教的观念和重视来世、普救众生、慈悲为怀以及轮回再世的思想，都逐渐进入我国文学中，不论民间创作或作家创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渗透，唐代的变文以及像王维的一些宣扬寂灭思想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子。变文的产生源于推广佛教的需要，大多均属传扬佛家教义的故事，如《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古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远及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红楼梦》无不有它的深刻印记。佛教中禅宗在我国的创立，禅的观念对我国诗歌美学影响尤为明显。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语言音韵、词汇与句式。《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又说：“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为诗倡四声，曾受梵文佛经的启示。随着佛经的翻译，有许多梵语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应俗讲需要的变文体式，为可唱的韵文和可讲的散文相结合。这种讲究音韵的亦歌亦讲的叙事形式，当与鸠摩罗什所说的印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它对后来我国的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以及戏曲的发展都提供了某些借鉴。 　　迨至近代，海禁日开，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随着大规模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也日见广泛和深远。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即陆续向欧美和日本派出留学生。晚清之际，翻译外国小说多达四千零一种。仅林琴南一生经别人讲述而意译的外国小说便有一百八十余种。新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翻译了许多作品。鲁迅曾承认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而在郭沫若的狂飙般的诗作中，也不难找到歌德、拜伦、雪莱、惠特曼等的浪漫主义诗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译本。正因此，我国作家才有可能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从而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迅速扩展了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使各种文学品类都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形态。今天，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所涌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在我国都有它的回响；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我国作家也无不加以探索和尝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广泛地借鉴和吸取，我国作家才有可能不断创作出具有现代文学水平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特色的作品。 　　当然，在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学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我国由于文明悠久，文学典籍丰富，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去。汉唐以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许多我国文学的原本与译本，从而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而久远的影响。唐代时，日本曾多次派大批留学生来中国。此后，日本多代皇室和幕府将军都竭力搜集中国书籍，包括中国文学作品。至今这些东亚国家的图书馆还保藏有大量中国文学古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历代用汉文创作的诗文。十七世纪以来，经过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版我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可能阅读与借鉴。例如一六二六年法国人金尼阁就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译成拉丁文。十八世纪西方报刊上便刊登了《诗经》的译文。我国的杂剧《赵氏孤儿》和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也被译到西欧。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和德国作家歌德还尝试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歌德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和《玉娇李》的启迪，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随着我国外流书籍的不断增多，以致今天我国文学的有些孤本、珍本甚至要到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图书馆去找。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作品被译到外国的就更多。二十年代下半期在老舍的协助下，克利里特·艾支顿曾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出版。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将《水浒传》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和《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以及王蒙、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译成二三十个国家的文字，从而使我国文学的影响大步走向世界。 　　七 　　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文本与历史的本体是两回事，历史文本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本体，每个历史学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材料去建构和描述历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毕竟不是每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应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大量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中去清理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分析彼此间复杂的种种因果关系与规律，给予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以符合自身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任务也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并尽可能研究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规律。而文学作为人类一定历史土壤上萌发的精神花朵，它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历史土壤无关。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它不仅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相关，而且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我国近似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和后来史著中的《文苑传》，但我国学者撰写的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始于二十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而迄今不到百年间，这方面各种各样的著作已出版有一千几百种。其中既有各种观点、各种视角的文学史，也有各种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和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断代史。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自然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诸多作品的产生才能有作家，才能构成一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虽然文学运动具有催生作家和作品的作用。而作品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创作的，作品的流行、传播还需要有相应的读者和历史条件。并非任何文学作品产生后都能够传播开来和流行下去，也并非任何作品产生后都具有文学史必须加以描述的价值。只有因自身独创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赢得相当广泛的传播度，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文学史要对在历史上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作出论述和评价，并依其贡献与影响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界定。有许多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的繁荣与衰敝，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王朝的更迭与民族的迁移，外来的交往与影响，等等。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走向。 　　文学史如果仅仅描述文学本身便很难讲清历史上文学所以如此发展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就极为重要。本书作为中国文学通史，要论述各种文体、各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要力求材料翔实，叙述文学事实客观可靠，而且要使论述不致成为作家作品与种种文学现象的堆砌，并给予它们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联系。今天要做到这一切，就不能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最科学的，在阐释历史方面尤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当然，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非易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况。新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缺憾，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怀疑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本书编撰者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曾经对德国的斐·拉萨尔的剧作《弗朗茨·西金根》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批评。恩格斯在他给作者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对于我们撰写文学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美的创造物。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造主体——作家的评价，自然要重视审美的角度，也自然离不开美学观点；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上所述，又根系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背景，因而也自然离不开历史观点。当然，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我们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史实和社会的史实，也要充分顾及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评价标准，寻求对作家作品的能为历代广泛认同的比较合理、科学也比较稳定的公允评价。 　　中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既然涉及全国多民族的文学，对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的评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的重要问题。自有民族国家产生就会有爱国主义。它既是保卫民族生存利益、保卫民族共同家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上又与忠于一定君主和王朝的统治利益相联系。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多国分立的局面。既有依不同民族而分立的国家，也有同一民族分立的国家。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有保卫自己的正义战争，也有侵略别人的非正义战争。有些战争推动历史进步，有些战争则造成历史倒退。有些战争带来分裂，有些战争则促进统一。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既是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也会带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有的作家侧重写人民蒙受兵燹的惨痛苦难，有的作家则侧重歌颂保家卫国的英勇战绩。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或站在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上去处理爱国主义问题，这在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自然不再合适。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准绳，以评价前人的功过得失。对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无疑应当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去作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我们当然不能再保持只尊崇某一民族、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要承认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是正当的，应当歌颂各民族国家保卫自己家园和生存权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道义上斥责侵犯他人家园和生存权利的非正义行为。但对于某些民族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和中国大统一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带有二重性。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既要看到彼此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加以分析评价。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上升期和起着历史反动作用的腐朽期，对忠君思想的评价就应不同。 　　文学史编写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要前进一步，更深入地揭示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确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虽也尽量为此做些工作，却自知进展有限，只好期待于将来，期待于文学史界更多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如上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撰写而言，文学的历史分期向来是人们所关注，也是颇有歧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按历史朝代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代的更迭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从而使文学相应地也产生种种或大或小的新的变化。这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学都甚少变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划分，有时便不一定恰当。 　　那么按文学本身发展的状况来做分期根据又怎么样呢？ 　　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应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相当缓慢，而文学形态、特别是文体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快。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等，又都大体与朝代的递嬗相联系。至于文学观念，近代以前我国文人向以诗文为文学的正宗，而文类的包罗又极广，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小说和戏剧，却往往不受重视。真正从审美特征的角度去衡量文学，并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视为文学的四大门类，涵盖今天包括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内，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则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因此，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按文学观念的变革或文类的出现和文体的演变来作文学史分期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唐代的律诗与绝句，作为五七言诗的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而宋词虽然成熟和风行于宋代，其先驱却源于唐代。小说、戏剧同样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很难以某一年代为标志来对文学作截然的历史分期。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本书在历史分期上采取多层次兼顾的办法，即兼顾朝代更迭与文体递嬗，将全书十二卷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 　　上编为古代文学史，共六卷。即从先秦至清代。论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虽不断改朝换代，但夏商两代尚处于“前文学”状态，流传作品较少。而周代以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和中期均带有更多奴隶制的残余，后期工商业更发达，则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文体几经递嬗，每个朝代的文学也每有兴衰，唐以后虽然开始涌现若干白话文体，但文学的发展皆以言文分离的古文作为文学主要的文体语符。第一卷从“前文学”论述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即从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时期；第二卷论述从唐到五代的文学，即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又一辉煌期和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第三卷论述宋辽金文学，即封建时代科学文化的再度辉煌期和文学四大门类基本走向完备的繁荣期；第四卷论述元代文学，着重评介元曲和元杂剧的繁盛期；第五卷论述明代文学，着重评介小说创作的崛起和诗文的变革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渗入初期；第六卷论述清代文学，着重介绍诗文的嬗变和戏剧、小说走向繁荣的时期。 　　下编为近现代文学史，也共六卷。即论述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人民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也是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即以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逐渐成为主体的时期。这阶段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日趋频繁与激烈，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和繁衍，都越来越见迅速和深刻，是文学本身告别几千年的传统模式，迈向新时代的革命时期。第一卷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文学，也即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萌生的历史过程；第二、三卷为论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也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迅猛发展并确立的历史过程；第四、五、六卷则为当代文学史，即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也即我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是人类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转向未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都与前此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崭新的发展和显著的开拓。它是我国文学现代形态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空前巨大的时期。其间虽有发展的曲折，但无疑是我国历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此三卷，分别论述这阶段文学发展的状况，包括各民族地区和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的台港澳地区涌现的作家和各种文类的成就，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的递嬗演变。 　　上述历史分期的处理虽非尽善尽美，但既顾及社会形态演变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划分，也顾及朝代的更替和文学不同形态的兴衰，我们认为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自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资料积累过程中古籍多有亡佚，文学也经历了从简到繁的历史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古代也不能与近现代相比，因而，在全书比例上，近现代以来占有较多篇幅便不可避免。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篇什浩瀚、作家众多，以往的研究也相对不够，对此有更详尽的介绍，也许正是读者所期望的。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作者：  

出版社：

简介：正念減壓正夯！數以百萬計的研究報告，證實它已改變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1979年分子生物學家喬．卡巴金博士於美國麻州大學醫學中心首創的「正念減壓」課程，證實了對焦慮和慢性疼痛的病患大有助益。從那時起，以正念來減輕壓力、沮喪、藥癮、病痛的相關研究，迅速累積，今日以Google搜尋「正念」，可以找到數以百萬計的研究報告。這個效果卓著的方法也受到主流醫療界歡迎，許多醫院都積極提供正念課程，提升患者的身心復原力。 《減壓，從一粒葡萄乾開始》是一本非常實用的練習手冊，教你一步一步，將正念方法與每日生活結合，借用禪修方法展開身心的療癒。 本書是為一般人而寫，幫助你擴展覺知的能力，擁抱每個當下的奇妙與美麗。 本書是為了活在壓力、焦慮、病痛中的人們而寫，幫助你以柔軟的心來尊重自己，如實擁抱身心的經驗，引導生命走向慈悲、健康、和平與幸福。 本書更是為臨床治療師、專科醫師和教育者而寫，幫助你將正念方法帶給病患和學生，做為治療和教學上的佐助。 正念可以應用於工作環境，減輕職場上的壓力。你也可以和朋友一起練習這本手冊。正念在心理學、醫學、神經科學、教育和企業界都非常風行，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希望這本練習手冊成為一條康莊大道，引領更多人通向真正的寧靜和快樂。

辞海

作者：  夏征农，陈至立　主编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年9月

简介：　　本书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极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辞典。“对不对，查本书”，已成为广大读者的口头禅。一书在手，常用的单字、语词和百科词语，包括重要的名词、概念、术语、成语、国名、人名、地名、组织、机构、事件、会议、著作、文件、决议等等，均可查到。　　《辞海（第六版）》彩图本收单字字头17914个，比第五版增加近400个，附繁体字、异体字4400余个；词条127200余条，比第五版增加4200余条；字数2300余万字，比第五版增加200余万字；图片16000余幅，与第五版相当。本版删去词目7000条，新增词目12300余条，条目修订面超过三分之一。　　《辞海（第六版）》增加和充实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的条目。包括增补和充实了[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步走战略]等有关邓小平理论的系列条目。增收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有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系列条目。增收了[科学发展观][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等有关科学发展观及其系列条目。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条目形成系列，同时，使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的条目形成系列。　　在中国经受了十年“文革”的灾难后，国际上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苏东事件”，几乎一夜之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一时间，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成为许多人的疑问。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大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无限生命力。《辞海（第六版）》在这方面有别于前几版的是，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系统地反映并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关系到人类命运问题在中国的最新发展，并使之发扬光大。　　《辞海（第六版）》突破以往只收古代汉语的惯例，增收五千余条、两万个义项的现代汉语。如（赖）（lài），除保留第五版5个义项外，第六版又新增了5个现代汉语义项，即：诬赖、责怪、不好（坏）、无赖、当离开而不肯离开。这些义项与新增的现代汉语词目[机制][基本][激化][极限][极端][集体][季节][纪念][家底][家长][尖锐][剪彩][僵局][僵化][交代][解决]等一样，都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同时，增收了[互联网][网站][网页][网址][网民][网虫][网吧][BBS][闪客][网络文化][网络文学][黑客][博客][播客][下载][闪存][上传][通用网关接口][网关][虚拟局域网][USB][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有关网络的词语。现代汉语和网络用语，在人们生活中使用频率极高，增收这两方面的条目，无疑能使本书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时代。　　《辞海（第六版）》增加及修订了大量科学技术条目，反映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面貌。如，[“神舟”号宇宙飞船]，反映了从1999年11月到2008年9月，发射“神舟”1号至7号的发射历程，前四次发射完成不载人飞行试验；后三次分别完成载1名、2名、3名宇航员的载人飞行试验。[嫦娥工程]是2007年中国首次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定位卫星系统]是中国自主建立的第一代区域性有源三维卫星的导航定位和通信系统。汶川特大地震时，调兵遣将、抢险救灾，就使用了这个系统。　　《辞海（第六版）》新增了[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国际减灾日][京都议定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世界水日][可燃冰][氢燃料汽车]以及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支持的社区活动——[让世界清洁起来]等。　　2006年国际天文学会通过决议，认为冥王星不符合太阳系行星的条件，因而从太阳系行星中除名。从而使太阳系的九大行星成为八大行星。据此，《辞海（第六版）》有关条目作了修正和反映。　　《辞海（第六版）》新增了体现生命科学这重大发展的[核糖核酸组学][糖组学][泛素][端粒][细胞永生化][代谢工程][人类基因组][基因诊断][细胞治疗][基因突变]以及深入认识人体组织的[组织工程]等条目。“核糖核酸组学”于上世纪末提出，是探索生命奥秘的概念，与“基因组学”“糖组学”等都是生命科学的基石。“糖组学”被美国的《科技评论》定为“行将改变世界的十大新兴技术之一”。用于检测人体，有望提高肝癌的早期发现和诊断。　　《辞海（第六版）》新增了反映我国新的建设成就的标志性工程和建筑。如新增[西气东输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中华世纪坛][东海大桥][江阴长江大桥][润扬大桥][苏通大桥]（世界第一座跨径超千米的斜拉桥）[杭州湾跨海大桥]（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青藏铁路][京沪高速公路][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体育馆]（折扇）等。　　《辞海（第六版）》在历史地理方面，尽量采纳学术研究公认的新成果，力求反映最新信息。如三国人物[邓芝]原生年不详。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有人在《三国志?宗预传》发现有延熙十年（247年）邓芝时七十岁的记载。据此推算邓的生年应为公元178年。本版依此补加了邓芝的生年，解决了一个多年的悬案。又如，霸王别姬的[垓下]，原稿为“今安徽灵璧东南沱河北岸”，经查，自上世纪50年和60年代沱河改道，使“垓下”处于沱河南岸。据此改“垓下”为在今安徽固镇东北沱河南岸。又如，[阿房宫遗址]，原有“秦亡，为项羽所焚毁”之说。第六版改为：“历代相传：秦亡，为项羽所焚毁。21世纪初，中国文物考古专家实地勘察，认为此说尚难成立”。地理方面，如重庆市改为直辖市，韩国首都“汉城”改为“首尔”，柬埔寨的“磅逊”改为“西哈努克市”，缅甸首都迁至“内比都”，以及所有国家、州、省、市、县等的人口、面貌的变化，都作了修改和更新。各学科类似修改，举不胜举。　　《辞海（第六版）》在文学方面，增收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作品，包括[暴风骤雨][白鹿原][红日][红岩][红旗谱][铁道游击队][于无声处]等，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空白。外国文学增收了知名作品，如奥地利的[变形记]、意大利的[分为两半的子爵]等。　　《辞海（第六版）》在出版方面，增加了[数字出版][计算机直接制版][数码印刷][数字化工作流程][互联网出版物][中国出版政府奖][电子辞书]等。在出版物方面，[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分别补充了二版和六版的内容，增收经过45年时间编纂、包含31142种植物的[中国植物志]等。　　《辞海（第六版）》新增了去世的国内外知名人物，如里根、叶利钦、阿拉法特、萨达姆、苏哈托、范文同、习仲勋、薄一波、华国锋、张学良、宋美龄、陈立夫、张春桥、巴金、冰心、费孝通、苏步青、谈家桢、陈芳允、陈省身、谢晋等。中国知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于2009年7月去世，因本书彩图本已经制版，无法增收。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拟在第六版普及本、缩印本和豪华本中予以增收。　　如果说时间是历史和时代的步伐，那么也可以说，本书就是历史和时间的脚印。社会和自然比较重要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新中国60年来发展和变化，基本上都会在本书中得到反映。最近十年来的情况，除了上述例举外，无论是会议如[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博鳌亚洲论坛][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计划如我国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欧盟的[伽利略计划]；会谈如[汪辜会谈]；共识如[九二共识]；著作如[江泽民文选]、胡锦涛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公约如[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非洲联盟]；主义如[后现代女权主义]；事件如[九一一事件]；决定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流行疾病和自然灾害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禽流感病毒感染][汶川特大地震]，如此等等，《辞海（第六版）》中应有尽有。　　可见，一版又一版本书，不啻是历史和时代的大事记、档案馆和里程碑。所以说，用《辞海（第六版）》贺庆新中国六十华诞，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正念：此刻是一枝花

作者：  （美）乔.卡巴-金（Jon Kabat-Zinn）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5-1

简介：你的日常生活是否充满了忙碌、压力、冲突、计划、思虑，由此引发了焦虑、抑郁、愤怒、失眠、身体疼痛等各种情绪和生理问题？你是否总是在思考过去的错误、应付眼前的事情、计划未来的蓝图，却忽略了对生活本身、对此时此刻的体验？你是否经常觉得空虚、麻木，一旦停止忙碌，便体会不到生活的乐趣和幸福何在，甚至在不经意的某时某刻，忽然质疑自己为何而活？正念减压创始人乔?卡巴金博士告诉你：这样如梦游一般的生活方式，与你为之努力的目标——健康、幸福、满足都背道而驰。如果你没有全身心参与当下，那么不仅会错失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而且会意识不到自身成长和蜕变中的丰富性和深邃性。更关键的是，若忽视当下，那么在深藏于心的恐惧和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你无意识下作出的举动和行为将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其他问题。如果对之置若罔闻，这些问题往往会逐渐累积，最终会使你的感觉凝滞迟钝。天长日久，你会对自身能力失去信心，从而无法将精力放在能带来更大满足、幸福和健康的事情上。如果你想停止这一恶性循环，那么请从此刻开始，在卡巴金博士简明优美文字的指引下，开始正念的生活方式。它提供了一个简单有效的途径，帮助你脱离喧嚣忙乱生活的困境，保持专注和接纳，从而掌控与自我、家人、工作乃至更广阔世界的关系，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生命质量，找回平静和幸福。乔?卡巴金博士在临床实验15年后，精心撰写本书，阐明正念冥想的精髓和方法，向一般大众介绍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正念来实现自我疗愈，深入浅出，真挚感人。你可以从正念练习中获得的益处减轻压力和焦虑改善抑郁状态减轻生理疼痛提升睡眠质量塑造积极心态提升专注能力促进自我调整改进自我管理提升创新能力提升情绪管理能力与情商促进积极有效的沟通建立与自我、家人、同事及他人的健康关系

Search inside yourself:the unexpected path to achieving success, happiness (and world peace)

作者：  (新加坡)陈一鸣著;(新加坡)吴荣平图;汤冬冬，柴丹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13

简介：　　 一堂谷歌内部的创造力、幸福感提升课程，为何成为硅谷最受欢迎的情商课？ 　　一堂情商课为何又能演变为风靡美国的超级畅销书？ 　　为什么上千名学习过该课程的谷歌员工大呼“生活被彻底改变了”？ 　　《硅谷最受欢迎的情商课》是谷歌送给全世界的礼物！“谷歌IQ高手 + EQ大师”强大的专家团队开创的情商提升课程，教你在工作中找到快乐和激情，让你不必挤破头进谷歌，也能享受到谷歌的超级福利，创造成功、快乐的美好人生！　　“有些书教你如何更受人喜欢，有些书教你如何变得成功。而这本书两者都教你了，你真幸运！”《情商》作者丹尼尔?戈尔曼、《正念》作者乔?卡巴金作序，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新加坡前总统纳丹、美国全食超市CEO、美捷步CEO、快乐旅馆创始人等等政界商界大佬联袂推荐！

朗读者

作者：  董卿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07月

简介：

序一 许渊冲

序二 铁凝

*章 遇 见

朗读者 濮存昕

朗读文本 老舍《宗月大师》

朗读者 蒋励

朗读文本 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飘扬》

约翰·多恩《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罗伯特·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叶芝《偷走的孩子》

朗读者 柳传志

朗读文本 柳传志《写给儿子的信》

朗读者 周小林殷洁

朗读文本 朱生豪《朱生豪情书》

朗读者 张梓琳

朗读文本 刘瑜《愿你慢慢长大》

特别嘉宾 许渊冲

朗读文本 无名氏《诗经小雅·采薇》

莎士比亚《如愿 人生七阶》

莎士比亚《哈梦莱》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托夫》

*《沁园春·雪》

第二章 陪 伴

朗读者 杨乃斌

朗读文本 冰心《不为什么》

冰心《往事》

朗读者 蒋雯丽

朗读文本 林清玄《百合花开》

朗读者 林兆铭

朗读文本 梭罗《瓦尔登湖》

朗读者 乔榛

朗读文本 裴多菲《我愿是激流》

裴多菲《我愿意是树》

第三章 选 择

朗读者 王千源

朗读文本 海明威《老人与海》

朗读者 秦玥飞

朗读文本 迟子建《泥泞》

朗读者 麦家

朗读文本 麦家《致信儿子》

朗读者 徐静蕾

朗读文本 史铁生《奶奶的星星》

朗读者 理查德·西尔斯

朗读文本 刘禹锡《陋室铭》

朗读者 郭小平

朗读文本 吉卜林《如果》

第四章 礼 物

朗读者 李亚鹏

朗读文本 朱自清《背影》

朗读者 胡玮炜

朗读文本 苏童《自行车之歌》

朗读者 倪萍

朗读文本 倪萍《姥姥语录》

朗读者 单霁翔

朗读文本 张越佳刘凯《至大无外》

朗读者 赵蕊蕊

朗读文本 毕淑敏《握紧你的右手》

特别嘉宾 赵家和

朗读文本 汪国真《让我怎样感谢你》

第五章 *次

朗读者 王学圻

朗读文本 路遥《平凡的世界》

朗读者 柯洁

朗读文本 J. K. 罗琳《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

朗读者 许镜清

朗读文本 巴金《灯》

朗读者 刘震云

朗读文本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朗读者 王珮瑜

朗读文本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朗读者 杨利伟

朗读文本 杨利伟《天地九重》

第六章 眼 泪

朗读者 陆川

朗读文本 王宗仁《藏羚羊的跪拜》

朗读者 斯琴高娃

朗读文本 贾平凹《写给母亲》

朗读者 赖敏

朗读文本 三毛《你是我不及的梦》

朗读者 张家敏

朗读文本 泰戈尔《生如夏花》

朗读者 张鲁新

朗读文本 塞缪尔·乌尔曼《青春》

第七章 告 别

朗读者 姚晨

朗读文本 鲁迅《阿长与<山海经>》

朗读者 程何、刘阳

朗读文本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不会成真的梦》

朗读者 曹文轩

朗读文本 曹文轩《草房子》

朗读者 李立群

朗读文本 老舍《我的理想家庭》

朗读者 维和部队战士

朗读文本 西蒙诺夫《等着我吧》

朗读者 王蒙

朗读文本 王蒙《明年我将衰老》

第八章 勇 气

朗读者 江一燕

朗读文本 陈忠实《晶莹的泪珠》

朗读者 汪明荃、罗家英

朗读文本 冯骥才《老夫老妻》

朗读者 秋爸爸、秋妈妈

朗读文本 海桑《给我的孩子》

朗读者 李宁

朗读文本 巴金《做一个战士》

朗读者 翟墨

朗读文本 高尔基《海燕》

朗读者 樊锦诗和好友

朗读文本 余秋雨《莫高窟》

季羡林《在敦煌》

冯骥才《人类的敦煌》

第九章 家

朗读者 王耀庆

朗读文本 扬·马特尔《少年Pi的奇幻漂流》

朗读者 梁晓声

朗读文本 梁晓声《慈母情深》

朗读者 邹市明冉莹颖 轩轩 皓皓

朗读文本 山姆·麦克布雷尼《猜猜我有多爱你》

朗读者 毕飞宇

朗读文本 毕飞宇《推拿》

朗读者 赵文瑄

朗读文本 季羡林《老猫》

朗读者 潘际銮

朗读文本 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第十章 味 道

朗读者 张小娴

朗读文本 张小娴《爱情的餐桌》

朗读者 胡忠英

朗读文本 古龙《吃胆与口福》

朗读者 张艾嘉

朗读文本 卡伦·布里克森《走出非洲》

朗读者 吴纯

朗读文本 罗曼·罗兰《贝多芬传》

朗读者 叶锦添

朗读文本 曹雪芹《红楼梦》

特别嘉宾 叶嘉莹

朗读文本 孟浩然《春晓》

李白《静夜思》

杜甫《绝句》

王昌龄《出塞》

叶嘉莹《咏莲》

第十一章 那一天

朗读者 刘慈欣

朗读文本 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

朗读者 姚建中

朗读文本 周国平《失去的岁月》

朗读者 安文彬

朗读文本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

朗读者 金士杰

朗读文本 米奇·阿尔伯姆《相约星期二》

朗读者 江疏影

朗读文本 玛格丽特·米切尔《飘》

朗读者 王姬

朗读文本 史铁生《秋天的怀念》

特别嘉宾 郭琨

朗读文本 舒婷《献给我的同时代人》

白桦《船》

第十二章 青 春

朗读者 老狼

朗读文本 石康《晃晃悠悠》

朗读者 余秀华

朗读文本 余秀华《给你》

朗读者 冯小刚

朗读文本 佚名《当我开始爱自己》

朗读者 徐和谊

朗读文本 艾青《时代》

朗读者 郎平

朗读文本 流沙河《理想》

格奥尔格·勃兰兑斯《人生》

朗读者 王源

朗读文本 保罗·柯艾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维克多·雨果《当一切入睡》

周国平《成为你自己》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王蒙《青春万岁》

后记 董卿

朗读者就是朗读的人，它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理解，朗读是传播文字，而人则是展现生命，将值得尊重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就是我们的《朗读者》。

你有多久没有朗读了？很久了吧。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朗读，那是学生时代的事情，或者说它只属于一小部分人。朗读属于每一个人。

今天是《朗读者》*次和大家见面，所以主题词特意选择了“遇见”。

古往今来，有太多太多的文字，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曾见过的。”这是宝玉和黛玉之间，初次见面时欢喜的遇见；“幸会，今晚你好吗？”这是《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糊里糊涂的遇见；“遇到你之前，我没有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结婚没有想过和别的人。”这是钱钟书和杨绛之间，决定一生的遇见。所以说，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它是一切的开始。

世间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到冬，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了人，有了生命。

那么，《朗读者》遇见了你们，又会怎么样呢？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s

作者：  李泽厚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8

简介：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1）陈独秀1916年提出“最后觉悟之觉悟”，反对传统，呼喊启蒙。个性解放与政治批判携手同行，相互促进，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页。 　　（2）五四运动带来了青年一代行为模式的改变，从婚姻自主到工读互助团。一部分人经由无政府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3）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也为这场革命所征服。 　　（4）封建主义并未消除，它在社会主义装束下带来种种祸害，令人重新呼喊五四。重要的是转换性的创造。 　　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 　　（1）二十年代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在身心、社会领域，因果律无效，要求回到宋明理学。 　　（2）丁文江等人强调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要求建立起“科学的人生观”，以作为信仰，指导生活。 　　（3）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三派，陶希圣等人的“新生命派”和托派《动力》都强调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潮》派则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前者主张反帝反资，后者主张反帝反封建。 　　（4）两次论战中的科学性（学术）与意识形态性（政治）的交错纠缠的特点。 　　（5）四十年代胡风反对向林冰以民间形式为创造文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强调继承五四，以吸取外来为主。 　　（6）革命战争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群众和干部“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成为时代主流，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适陈独秀鲁迅 　　（1）文学的语言形式改革的重要意义，胡适首倡白话文运动而成名。 　　（2）胡适的第二个贡献是在文史领域开创了近代学术的思想新范式。关于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哲学方法论。 　　（3）陈独秀的主要兴奋点始终是政治。他从政治角度看待文学革新，突破了胡适的“八不主义”。陈反对把孔孟与程朱划开，反对把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西方近代的民主主义混为一谈。 　　（4）陈的启蒙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对德谟克拉西由提倡到否定再回到肯定。 　　（5）鲁迅对“死”的形上感受，他超越了启蒙，具有现代性的孤独与悲凉。 　　青年毛泽东 　　（1）青年毛以“动力”和“斗争”为宇宙本体和人格本性，这“动”具有体魄性的特点。 .　　（2）以“实现自我”为道德律，以不可穷尽的永恒追求为理想，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调。 　　（3）与“贵我”映对，强调方法上、认识上的“通今”，重视现实经验的概括。 　　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突出的被接受和被实践的部分。实用理性使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它们主要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理性的信仰被奉行。 　　（2）李大钊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他号召“到民间去”和强调“改造精神”的两大特征。 　　（3）瞿秋白承上启下，介绍、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 　　（4）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成为关于革命的战略学说。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争等一系列战略策略。 　　（5）总结战争经验，军事辩证法提升为哲学世界观，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和经验理性的哲学认识论。 　　（6）思想改造运动，高扬道德主义。刘少奇的自我修养理论。 　　（7）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独立、统一、平等的新中国。毛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依靠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提前、超额完成了农业合作化。 　　（8）毛继续强调“政治挂帅”，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扩及一切领域，它们经常变成了劳动与剥削、公与私、善与恶的道德判定。 　　（9）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道德主义（“斗私批修”）、民粹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成为思想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高峰。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在道德主义下的屈从。 　　（10）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呐喊，其理论弱点及历史正义性。马克思主义应是建设的哲学。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 　　（1）从形象思维世界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苏曼殊创作中的某种黎明期的清新气息。 　　（2）五四时期多愁善感的敏感主义特色，对人生、对自我的探索、追求，新鲜性、多样性和朦胧性。冰心的母爱、郁达夫的性爱、郭沫若的力、许地山的哲理…… 　　（3）春天过去，夏日当头，青年成熟，走进社会：三十年代创造具体模式的一代，现实生活的广泛写照，现代文学获得了客观性：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夏衍。 　　（4）走向工农兵及其心灵的复杂和痛苦。艾青、路翎和农民作家赵树理。 　　（5）颂歌（贺敬之）和忏悔（张贤亮）作为解放一代的文学特征。 　　（6）噩梦苏醒后的彷徨、愤慨、寻求和否定：从舒婷、北岛到刘索拉。 　　略论现代新儒家 　　（1）熊十力完成了谭嗣同、章太炎未竟之业，将宋明理学的伦理学翻转为宇宙观和本体论。强调“体用不二”，即运动变化、生生不息的心物感性世界。 　　（2）梁漱溟从文化立论讲哲学，认为中西文化之分在于对待人生的不同态度和不同道路。情感一直觉重于理知。儒学是世界文化的希望。 　　（3）冯友兰不同于熊、梁，构造了一个纯粹逻辑的“理世界”的哲学系统．强调要经过“思议”、“了解”后才能达到那“不可思议”、“不可了解”的人生最高境界。 　　（4）牟宗三认为陆、王才是孔孟正宗，程、朱的“义理之性”乃“存有而不活动”，从而失去道德自律的基础。牟强调“内圣之道”是直觉的体认、证悟，非思议、理知所能了解或达到。 　　（5）熊、梁——冯——牟，似乎是一个现代新儒家的正反合圆圈全程。儒学的前景问题。 　　漫说“西体中用” 　　（1）中国近代由“技”而“政”而“教”的改革过程和“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五四凸出了西学与中学的根本差异：个人本位与家庭本位。上述“中学”特点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表现。 　　（2）在接收、吸取外物同时．常以自己的系统将异物融解同化，使外物失其性能，这才是“中体西用”的要害。 　　（3）以“太平天国”为例，“中国化”过程中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命令主义和道德主义。 　　（4）应对“体”、“用”、“中”、“西”重新解释，“体”首先是社会存在的本体。不要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混为一谈，不同意文化相对主义，但赞成多元化。

巴金：在历史叙述中

作者：  李辉著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　　本书是《李辉传记作品》系列之一，为读者介绍了现当代名家巴金的生平事迹，主要内容包括巴金的梦想与现实之路、作品、情感生活、晚年生活等。本书将为读者展现最立体的一面。 　　 巴金，现当代作家，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本书将为你介绍这位著名作家的生平事迹。 　　 我仅浏览了书稿的开头就来写这篇小文，违反了我一向的自律，但因有些话急于说出来，也就顾不上破例了。 　　 在这里，李辉，作为巴金生平思想和著作的研究者，终于不是从辩诬的角度，而只是如实地、毫不遮掩地写到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 　　 巴金自己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他又说过，他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从少年时代就服膺“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十四五岁正值五四狂飙乍起，他就以可贵的聪颖，接触了纷繁的新思潮。他是富家子弟，但他深知其内里，他认定所有体现了宗法礼教秩序的家庭，都是无自由无平等也无爱可言的牢笼，也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因此，并非为谋个人的温饱和出路，而是出于良知，对无权无钱贫病困顿者的同情，对人压迫人的不平，对一切非正义的愤懑，使他苦苦寻找改造社会的道路；这时他从西欧和俄国的历史中邂逅了那些激进而忘我的革命者，邂逅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在20世纪20-30年代，他身体力行地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抗议行动。在他这里，无政府主义，就是迈进“门槛”，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互助互爱的社会而不惜牺牲，它是弱者的道德，也是弱者的理想，而巴金自觉地站在弱者一边。 　　 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还要早些。从晚清一些志在推翻清皇朝的党人身上，就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者人格和行为的影响。“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是跟共产主义的传播同时进行的。民国初年被军阀政府杀害的工人运动者中，就有英勇的无政府主义信徒。在早期共产党人中，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甚至可以说是从无政府主义走向革命的。不但第一代，第二代，这样的情况直到1949年前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新一代中，也不鲜见。 　　 如果查看30—40年代(主要是抗日战争开始前后)革命者档案中的自述，相当数量的青年知识分子都会说到，他们是在革命文学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其中就包括巴金的书，例如众所周知的《家》和其他著译。这些作品对当时社会制度人情世态的揭露和抨击，令他们共鸣，令他们感奋，令他们要起而行，找一条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路。但他们后来又会持批判态度说，像巴金这样的作家，并没能给他们指出明确的投向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例如《家》里的觉慧最后只是出川，曹禺《北京人》里的瑞贞也只是搭乘火车去了远方)，而是实际生活中抗日战争爆发这样的机缘，以及国共两党的鲜明对比，使他们认定共产党是革命的和抗日的，别无选择。不过连有些仅仅是为了逃婚，为了争取婚姻自由的男女青年，受到了《家》的鼓励，也去了延安，去了解放区，则是事实。巴金小说里模糊的指向，与现实生活中的实体就这样重合了。记得在文革以前，我们议论这种现象时，曾经开玩笑说，巴金给共产党招兵买马，该记大功! 　　 李辉中肯地指出，经常出现在巴金早年书里的“革命”，“信仰”，“ 事业”，其内涵是要从巴金写作时的思想来认定的。没有附加语也就没有确指，固然是不言自明的默契，也有不得不尔的苦衷。在不同的语境，便产生各有所指的歧解，乃历史条件的变动使然，却不是任何人故意的误导。 　　 恰恰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反对阶级专政的依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遭遇，比革命前更加困难；19世纪作为革命者头上的光环，换成了20世纪初沦为“反革命”的荆冠。在俄苏，无政府主义者或是流亡国外，或是受到镇压。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则不仅于“五四”前后被军阀官僚视为与共产主义“赤化…‘过激”难以区分的洪水猛兽，而且随后更陷入左右夹击的困境，很有点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洛洛茨基派，不能见容干中国两大对立政治势力的国共两党。作为政治派别的无政府主义遂不复存在。作为思潮的无政府主义，1949年前偶或散见于出版物中，1949年后则完全绝迹。年轻人只能从《列宁在1918》一类苏联影片中瞥见“无政府主义者 ”的漫画像，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把违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战略部署”的行动叫作“无政府主义”了。 　　 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关系成为他一生尤其是后半生劫难的根源。在文革批斗时封之为“反共老手”，到文革后的“清除精神污染“中，还有人揪住不放，大有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已之势。其实，那些气势汹汹的批斗家并不知无政府主义为何物。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各种版本的历史普及读本里，早就无一语及于无政府主义了。 　　 谈论巴金而不涉及无政府主义，总是让人感到隔着一层。完全不了解无政府主义的渊源，也难对巴金其人和他的作品有比较透彻的实是求是的理解。顺便说一句题外的话，对于世界范围的无政府主义，它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理论和实践，它在各国社会生活中曾有的影响，它与各种革命思潮和实际运动的关系，也是一切想要认真了解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人所应该具有的背景知识。 　　 李辉此书，在这一点上，试图引领我们接近巴金精神世界的一个“禁区 ”。当然，这个禁区不是巴金自设的，相反，他几十年来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坦陈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只不过他的由衷的倾诉，他掏给读者的心，往往被历史的烟雾遮蔽了。 　　 李辉用他特有的散文笔调，绝不故作艰深，却让我们一下子接近了那几乎被遗忘甚至被抹煞了的历史。历史只有拂去尘封，刮去油彩，还其本真，才显得逻辑分明，真实可信。这样的文字也就使人感到亲切。 　　 我愿意接着读后续的书稿。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作者：  马原，余华，苏童等著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简介：《收获》文学杂志社，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院门口有一间收发室，这间收发室，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间收发室，没有一个收发室像它这样深刻地介入中国文学的历史，尤其在网络时代以前，许多对当世以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就是混迹于堆积如山的邮件中，从这里辗转到编辑部，等待编辑们的辨识。很多年中，从邮局、收发室、到编辑部、印刷厂，再回到邮局，组成了一条隐秘的循环线路，像链条，周而复始地转动，使文学同时获得了力量和速度，经过它的转动，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处。在文学界和读者心中，巨鹿路675号那座花木深处的西式洋楼，不仅是一家高品质的文学加工厂，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圣地。 　　《收获》的历史，早已超出它的自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作家们的回忆录、创作谈，甚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有许多条路径，但每一条路径最终都会抵达这里。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标，如果我们有起码的公正，我们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凡的资历——早在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到1979年以前，它一直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它发表的作品，诸如《创业史》（柳青）、《茶馆》（老舍）、《山乡巨变》（周立波）、《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上海的早晨》（周而复）、《杂色》（王蒙）、《美食家》（陆文夫）、《烟壶》（邓友梅）、《人生》（路遥）、《人到中年》（谌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三寸金莲》（冯骥才）、《我爱比尔》（王安忆）、《麦秸垛》（铁凝）、《虚构》（马原）、《极地之侧》（洪峰）、《活着》（余华）、《妻妾成群》（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顽主》（王朔）、《迷舟》（格非）、《枣树的故事》（叶兆言）、《年月日》（阎连科）、《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池莉）、《奔跑的火光》（方方），《东藏记》（宗璞）、《务虚笔记》（史铁生）、《秦腔》（贾平凹）、《平原》（毕飞宇）、《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更重要的，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标准、原则、精神，它们通过那条永动机一般的隐形链条，得以确认、延续和发展。无论在言说空间受到贬抑，还是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收获》始终如一地传布着文学的真理，把《收获》视为一面旗帜，应不为过。尤其在今天，欲望的盛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文学家也不例外，欲望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在欲望的强大压力下，文学开始变得手足无措、内分泌失调，唯有《收获》的高贵、坚定和沉着没有丝毫改变，它证明了文学在这个益发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严地生活。这是中国文学应有的气质，但在这个时代里，它却成为一个奇迹。 　　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这本杂志的历史。我曾有过以这本杂志为研究对象写一本专著的愿望，试图通过《收获》的个案，剖析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和精神史，但因时间、精力所限，始终未能如愿。编选这套丛书的动议，起于2007年，《收获》创刊50周年的时候。对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作品进行分梳、整理、编选，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杂志本身，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会附着在纸页上呼啸而来，它是一部回忆之书，一部史书，它见证了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它同时也是一部未来之书，因为它给我们希望。这唤起了我这位出版人的职业冲动，一种无法言喻的激情，使我在2007年春天，开始主持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我们通读了《收获》50余年的全部作品，尽可能选择那些既影响过时代，又不受时代的局限，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作品，这是我们权衡弃取的重要标准。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有些我们很想收选的作品，最后不得不割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无论怎样，在历经两年反反复复的出版过程之后，这套丛书终于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为此，我要感谢《收获》文学杂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与合作，当然也要感谢出版者的努力。我曾经试图去掉“50年”这一时间界定，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我已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一种象征，是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 　　如果用物质主义者最擅长的比喻，我想，我是触及了中国文学的银行中一笔最珍贵的款项。我毫不怀疑，它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救助我们。

辞海:第六版普及本

作者：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简介：《辞海》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极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辞书。“对不对，查《辞海》”，已成为广大读者的口头禅。《辞海》之所以独树一帜，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缘其以字带词，集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一书在手，常用的单字、语词和百科词语，包括名词、概念、术语、成语、人名、地名、学校、机构、企业、会议、事件、决议等等，均可查到；其释文简明扼要，准确可靠；且十年修订一次，与时俱进，贴近时代。 　　《辞海》第六版普及本由夏征农、陈至立担任主编。其篇幅较第五版略增，总字数约2200万字，比1999年第五版增加约10%；总条目近12.7万条，比第五版增8%；其中新增1万多条，词条改动幅度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删去条目约7000条。除了新增条目，在原有条目中，也大量援引新的提法，作出新的解释，反映新的情况，执行新的规范，运用新的数据。在增补以前遗漏的词目、音项、义项和释文内容，改正解释、资料、文字、符号等差错，精简不必要的词目和不合适的释文等方面亦着力甚多。 　　《辞海》第六版普及本特点：1、针对性强：与“彩图本”和“缩印本”相比，“普及本”用纸考究，在印制中将字号放大，查阅更轻松。2、原汁原味：文字内容与“彩图本”保持一致，图片采用线描图形式，约3000幅。 本书特点 记述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新发展 　　新版《辞海》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果。首先，在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上增加了一系列重大条目，增收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其系列条目，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条目形成系列，同时，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条目形成系列。大大充实关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知识。如新增管理学学科，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甚至是21世纪初，国际上管理学最新的理论动态和思想理念。还新增了有关“科教兴国”方面的一些条目。 全方位体现科学技术的进步 　　追踪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沿，适应社会需要，此次修订主要着眼于重大的科技成果和科技热点。在空间科学技术方面，新增了“‘神舟’系列宇宙飞船”这项中国载人航天的重大成果。其内容涵盖从“神一”到“神七”的一系列发展历程。记录了迄今为止各次发射的时间和获得的成就。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新名词的涌现反映了近十年来人们日常生活的日趋现代化和便捷化。新版《辞海》增加了“3G”“虚拟局域网”“电子政务”“电子商务”“USB”（通用串行总线）“BBS”（电子公告板系统）“SIM卡”“CCD”等条目。 见证法制建设的新发展、新成果 　　新版《辞海》反映了近十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新发展、新成果，反映时代新特征。如新增了行政复议、行政监督、听政制度、政府采购、知情权、网络犯罪、弹性用工、竞业限制、私人财产、生命权、健康权、无效婚姻、雇主责任、精神损害赔偿、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国际商事仲裁，等等。还增补了一批与公民日常法律活动紧密相关的词目，具体反映在民法、知识产权法方面。如增补了民法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平等原则、等价有偿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和一般术语；增强了物权法、债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知识产权等一系列条目。 增列已故的著名人物 　　根据《辞海》只收已故人物的惯例，第六版增列已故的著名人物。2009年7月，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的季羡林先生和被毛泽东称为“凤毛麟角”的任继愈先生同一天逝世，在感慨惋惜的同时，《辞海》人更是将其两位迅速纳入新版《辞海》的“人物”条目。新版《辞海》还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进行了收录，包括：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黄昆，卫星测控技术奠基人陈芳允，中国自动检测学奠基人杨嘉墀，计算机专家、汉字照排系统创始人王选，电机工程学家、文学艺术家顾毓琇等。此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均有去世的著名人物收录，如华国锋、巴金、叶利钦、萨达姆、苏哈托等。 增收现代汉语的词汇 　　第六版突破《辞海》只收古代汉语的陈规惯例，增收5000条常用的现代汉语。如果按义项计，则增收了20000个义项。如（赖）（lài），1999年版仅收5个义项，2009年版增收了5个现代义项，即：诬赖、责怪、不好（坏）、无赖、当离开而不肯离开赖着不走。这与新增词目如机制、基本、激化、极限、极端、集体、季节、纪念、家底、家长、尖锐、剪彩、僵局、僵化、交代、解决等一样，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词汇，使用频率极高。所以说，增收现代汉语条目，无疑能使《辞海》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增收与百姓日常生活有关条目 　　 新版《辞海》收录与百姓日常生活有关的医学知识，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即“非典”）、人禽流感病毒感染（即“禽流感”）等；在出行方面，新增了磁浮列车、动车、动车组、动力集中型动车组、动力分散型动车组、氢燃料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还有卢浦大桥、东海大桥、江阴长江大桥、润扬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等。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也亮相《辞海》第六版。汉字字形、注音、异形词规范、数字用法、量和单位、科技名词等也均按国家统一规定处理。如将质量（重量）单位“公斤”改用“千克”、将长度单位“公里”改用“千米”、将面积单位“平方公里”改用“平方千米”。因此，新版《辞海》将是我国一部最新的规范辞典。 彩色图照五彩缤纷 　　新建的国家和更换国旗的国家，新版《辞海》增加其国旗和地图等。如新建的国家有塞尔维亚共和国、黑山共和国等。1999年版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胸肩章方面作了变化。新版《辞海》也做了及时的撤换，补充了新的胸肩章图。新版《辞海》还更换了大部分省市省会的城市图，尤其是替换了近百张植物、生物图片，使图文更贴切。因内容更新，如纽约条，9.11事件将纽约双子星大厦毁掉，已不存在。新版《辞海》作了及时的撤换补上了新图。

顾城精选集

作者：  顾城著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简介：　　“世纪文学60家”书系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之外，我们还约请有关专家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其意都在于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及其创作上的特点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 　　“世纪文学60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括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罗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60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考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 　　顾城，2005年理想主义时代的结束，1993年童话时代的结束，一个以现代大师巴金的逝世为标志，另一个以童话诗人顾城的杀妻与自杀为里程碑。诗人的心永远是孤独的，所以顾城宁愿选择一个孤岛生活，但偏偏他选了一个激流岛，这岛结束了他的一切。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为他惋惜，更为谢烨惋惜。当6、70年代生的人们回忆起文革刚结束的岁月时，他们首先提起的不是北岛的《回答》，更不是舒婷的《我的祖国》，而是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让我们在诗人精彩的诗篇中体味他那短暂而又灿烂的一生。

This is my best love

作者：  (英)奥斯卡·王尔德著;查尔斯·罗宾逊等绘;巴金译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简介：《这是我最好的爱:王尔德经典童话选》编辑推荐：继畅销书《夜莺与玫瑰》之后，最值得收藏的王尔德童话全集，献给正在长大和已经长大的王子、公主们！天才作家王尔德最富盛名的两部童话《快乐王子集》《石榴屋》原版完整收录，精致、唯美、温情，万千女性读者读后感伤落泪。 最具小资情调的唯美童话集，重温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译给梁思成的爱情故事。 周作人、巴金、梁思成倾心，梁实秋、胡适、陈伯吹盛赞，鲁迅誉为“世纪末的果汁”，媲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的经典杰作 本版由著名文学家巴金翻译。巴金非常喜爱王尔德，其二人生平情感、文学美感均有共通之处，巴金版《快乐王子》一文曾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是目前市场上公认的最完整、全面、经典的译作。 著名英国插画大师查尔斯·罗宾逊温暖纯净画笔还原人间冷暖，演绎“爱的伤痕”，精美全彩插图，100%还原王尔德笔下温暖治愈、令人向往的美丽童话世界。 中英对照，全彩四色印刷，纯正英式英语的最佳学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