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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庆邦著
简介: 本丛书收林斤澜、汪曾祺、王蒙、刘心武、邓友梅、张贤亮、张洁、冯骥才、周克芹、张承志、贾平凹、方方、刘恒、张梅等50人的小说作品。 20多年的时间,先后出现了观念、经验、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也出现了关怀、叙事、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这里编选的《中国小说50强》(1978-2000)选入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大概从1978年代开始,小说开始显示出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 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翔和强调的教化功能。对人的心内痛苦、情感要求、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
作者: 季红真
简介: 在季红真的批评视野中,文学不仅获得了整体性的观念,而且还是完整的生命的运动现象。整个文学在她的笔下充满生机和动力。对作家张洁、汪曾祺、阿城、贾平凹、张承志、张贤亮、高晓声等人的评论,以及对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与结构原则、时代主题和文学主题的探索与收获,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作者: 邓晓芒著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简介: 这本书收入了本人十年来所出版的三本相关于文学和文化的小册子,它们是:《灵之舞》(1995年)、《人之镜》(1996年)和《灵魂之旅》(1998年)。这几本小书自从出版以来,虽然早已经脱销,却没有再版过。我理解,时代的喧嚣使当今已经不多的读书人眼光常常只盯着那些披上诱人新装的作品,而无暇顾及已经“过时”(流行的说法是“过气”)了的东西,哪怕对这些东西人们并不了解;出版社考虑的则只是赚钱,当然也不能不如此。这么些年来,不断地有人向我索要或求购这三本书,有的是这一本,有的是另一本,信息灵的则三本都要。索书者有的是自己要,有的是为别人代买,还有的是第二次要书,因为原先那本已辗转相借不知所终了。我自己则买了这三种共一千多册书,有的被人买走,有的被我送掉。先出的两种书我自己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存货了,常常使索书者满脸遗憾。但我不是出版社,也只好无可奈何。令人欣慰的是,这次承湖北人民出版社刘冠军先生的好意,将这三本小书集为一部,作一次性推出,这样,我总算对那些与我心有戚戚焉的青年学生和同行、包括素不相识的知音有个交代了。 我的本行是研究西方哲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但这三本书所涉及的却是广泛的文学和文化评论,从牵扯的知识面来说,则涉及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及文化史等领域,并介入了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这叫做“不务正业”。但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的这些文学和文化评论其实骨子里都是哲学评论,它们与我所研究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胡塞尔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其实,当人们对我这样一个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有心沈浸于文学领域而感到惊讶时,很可能有一个根本性的误解。因为严格说来,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对哲学(更不用说西方哲学了)感兴趣的,最开始激起我的读书欲望的勿宁是文学。而对文学的兴趣则来自于我早年动荡的理想主义的生活,文学对于我来说的确是生活的教科书。所以,即使当我真正下决心要读一点哲学书时,文学与生活也成了我检验自己读书效果的一个试金石。现在回想三十多年前,那时什么书不读啊!正由于能够到手的书很少,涉猎的面就不能不广,容不得在某个特定的专业中作深入的钻研;但对每一本书却读得很透。记得当时为了借或者还一本书,可以步行穿过整个城市去造访一位朋友。但后来书越来越多,多到几辈子也读不完,我却很少有整块的时间坐下来读书了。我钻入了自己的德国古典哲学专业,但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文学体验,而是用这些体验来深入理解康德黑格尔等等思想大家们的心灵。很幸运,这些德国哲人的心灵正好也饱含着人生的体验,常常能够与我的体验有灵犀相通。我有时想,如果我学的是英美哲学,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幸运了。如罗素虽然也有丰富的人生体验,但那与他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没有什么关系,学这样的哲学将会是要命的苦工。虽然一般人会认为读康德和黑格尔的书更要命,其实那是自有生命体验的乐趣在的。 现在,当我用这种从德国哲人那里得到共鸣和强化的人生体验来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时,我几乎是猛然才发现我在这方面所占据的有利位置。一部作品在哲学的眼光面前变得“透明”了,它的思想的内部结构、灵魂的进路如此清晰地展现出来,它所遇到的矛盾和进退两难的局面反过来也促进了哲学的反思。最重要的是,这一切原先只是被感到的东西,如今已经能够被清清楚楚地用语言“说”出来了。我现在的感觉,就像当年在知青点没有点灯的黑屋子里,就着灶火的微光和一两个知青朋友谈论我们所看过的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我们把那些人物当成现实生活中我们周围的同伴和熟人来谈论、来评点,从中操练“看人”的本领,获得生活的智能。我知道,这与通常所理解的“文学评论”很不相同,与现在流行的那些模式化的文学评论文章更是两码事。现在的文学评论大都已经不谈作品的思想了,更不谈作品中的人物,人们谈论的是作品的语言风格、创作手法、作品结构、文本原型、流派划分、题材来源、地域特色、社会作用等等。用他们的眼光看我的这些评论,大概不能算正宗的文学评论,顶多是对文学人物的思想评论,甚至只是借文学形象为话题来谈自己的思想。人们都知道,文学作品中的那些人物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作者完全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你把这些人物当真人一样来评论,岂不是特傻?的确,国人在这些事情上历来都十分精,文学评论家们尤其如此,他们才不会落入作家所设的陷阱呢!他们比作家高明得多,他们从不“与狼共舞”,而是给狼做笼子的能手。 但无论如何,我作为一个对生活有些自己的体会的人,说出了我对于作品的感觉。当我把作品中的人物当成现实的真人时,我同时把自己当作了作品中的角色,甚至就是主人公。不管是可敬的、可爱的、可悲的、可恶的、可怜的,还是可憎的,我都予以同情,就像作家对他的人物一样。我把自己当成了作家,我尽量体会作家在创作时的心情。其实真正的作家不可能虚构自己的人物,在这种事情上是掺不得假的,稍有差池,敏感的读者都会感觉得出来。读者甚至往往会觉得,成功的作家所创造出来的人物比现实中的真人“更真”,所以对这些人物的评论要比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的评论更有价值。人们谈论这些文学人物,找出一个人的生存模式和思想模式,触摸一个人的生命极限,分辨这个人和那个人的人格差异,其实都是在开拓自己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作家的价值不正好是在这方面给读者以帮助吗?反过来看,一个作家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是不是值得人们谈论,这是一个作家是否成功的重要的标志(如果不是唯一的标志的话)。这条标准也适用于那些没有所谓“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作家,因为他们的作品(例如散文或诗歌)中至少有一个人物形象,那就是作者自己。 除了对文学作品的思想评论外,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文化批评和文化比较,特别是中西文化比较。这两个维度有时紧密交织在一起,但文化比较要比文学评论的层次更深,即使在专谈中国文学的情况下,文化比较也构成了文学批评的背景视野和深层基础,因为它常常需要直接进入到对各种文化传统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的领域。世界上的人性是多种多样的,因而表现出文化的多样性,但并不像有些人喜欢说的“多元性”(这意味着不可沟通、不可理解),而是同时有着统一的人性,所以又是可以互相通约的。但这种统一性和可通约性又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事实,而是需要人们作出努力才能接近的目标。如果人们没有相互沟通的愿望,那么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类就会像两种不同的动物一样风马牛不相及,不论他们相互共生还是互为天敌,都不可能相互理解。然而,如何沟通?单说“你好我好大家好”,或是“你说的正是我想说的和已经说过的”,很难说是一种真正的沟通,倒有可能隐藏着语言的陷阱,其实是貌合神离。真正的沟通存在于“对话”中,而真正的对话是没有预设前提的(否则就还是独白),是思维的交锋和碰撞,是从双方的自由发表中产生出差异并意识到差异。中西文化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甚至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它们是最不相同的两种文化,几乎在一切重要的方面都恰好相反。但正因为如此,中西文化比较是中西文化比较是在所有各文化的比较中最有比较价值的文化比较,它最能激发思维的交锋和碰撞,最能促使我们从另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形成自己的文化自我意识,就像镜子里的形象虽然是颠倒的,却是形成自我意识所不可缺少的参照物一样。我之所以选择中西文化比较,而不是选择中印文化比较(如佛教传入所经历的),或中国文化与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比较(如张承志所做的),理由就在于此。后面这些比较很可能还会使我们陷在本民族文化的狭窄视野中却不自知,而中西文化比较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可能性,即使发生这种情况,也很容易指出。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形成的巨大张力使我们最有可能接近完整的人性理念。 当然,我所进行的文化比较和文学评论一样,也是从我自己的人生体验这个根子上生发出来的。没有人生体验,我不可能找到评价异民族文化的标准,甚至不可能获得进行本民族文化与异种文化比较的动力。文化比较的动力来自于对自己所处文化氛围的不满和无奈,而这种不满和无奈则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受压抑和精神上的无出路。人在痛苦中,如果他不愿意自欺的话,就要放眼外部世界,寻求突围。我在中国文化中并不是找不到自我安慰的各种资源和法宝,但鲁迅的反思精神给我的影响太大了,是他让我无法忍受自欺,是他让我知道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一个精彩的世界,可以用作反观我们的精神世界(所谓“国民性”)的参照。记得几年前在北京和王富仁先生谈鲁迅,我们分别用一个词来概括鲁迅精神,他用的词是“反抗”,我用的则是“反思”。其实反思当然也是一种反抗,但我至今认为,反思比反抗更重要,它能够挖出所反抗的对象的根,从而结束轮回。反抗却不一定是反思,所以总是摆脱不了轮回的可能性。鲁迅当年曾预言“革命”将会陷入“革革命的命”的无穷循环,果然后来在“文革”中林彪就提出,那场运动就是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人们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在“文革”中,人们互相压迫,也互相反抗,每个人都振振有词地反抗别人的压迫;但正由于缺乏反思,也就缺乏宽容,终致缺乏人性。“文革”是中华民族今后至少一百年的心头痛,它比任何事件都更彻底地暴露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人性缺陷,它是我们的文化反思必须时时回顾的炼狱,也是我们学习文化反思的不可多得的教科书。我们这一代人作为“文革”的参与者和过来人,有责任把我们的感受提升到理论和哲学的高度,而不是停留于感伤和叹息。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从历史的教训中锻炼出一种坚定的、能够承担时代的使命的新型人格,为我们民族开拓出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作者: 许子东著
简介:此书分析了有代表性、有影响的五十篇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从各不相同的作品中归纳、发现了四种主要模式、四个叙事阶段、二十九种叙事功能,探讨并揭示了这一段时期人们的集体记忆(集体无意识与集体认知)的主要模式。其分析方法、特别是得出的结论,极具创意和启发性。作者原是知名青年评论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十分熟悉,近十余年来又在海外受到了西方文论与西方学术规范的认真训练。本书能钻进这些中国当代作品中去,对其进行入情入理的感知理解,又能跳出来,拉开距离,运用世界文论的最新成果,对之进行独具慧眼的分析与把握。这样,本书在运用结构主义(科学主义、形式主义、符号学等)的文学研究方法及联系、理解、体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两个方面,都十分到位。 片断: 反省自己与拒绝忏悔 文革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文革后通常能够凭情感梳理恩怨是非,且明确憎恨她的“敌人”(如有可能便加以惩罚);而男主人公们却较难整理恩怨旧债较难澄清昔日是非,所以找不到具体的“敌人”来对文革灾难负责,就是找到了“敌人”也只好宽恕。一旦采取新一轮的审判惩罚,也每每弄错或陷入不义。——以上都是“文革故事”的叙事者对他人对昔日的社会的反思,但如果是对自己对“昨天的我”的反省呢?情况又会怎样? 文革小说的主人公至少有四种不同的方式来谈论自己的过错:第一种主要是干部身份的受害者的自省:“运动前曾有过失,灾难中再无错误”;第二种是“右派”知识分子的自省:“我在受难时也有错,但都是以恶抗恶”;第三种是前造反派的自省:“我犯了错,但别人的错比我还大”;第四种则是红卫兵——知青的自省:“我曾经有错,但我不忏悔!” 第一种干部身份受害者的自省,通常在情节设计上是和小说开始部分“灾难前状况”相呼应的。像《蝴蝶》与《洗礼》等作品,在铺垫文革前因,即描写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历史背景时,已经交代了主人公当年的错误。正是因为已经有了这些错误,主人公才会在文革灾难中感到“重新接近民众”、“重新发现自己”的收获。重新做官后再作反省的机会也许不多,但其实全部作品都早已建立在这种“反省”的基础之上。需要指出的是,张思远也好,王辉凡也好,其他各种干部身份的受害者也好,他们自文革初倒霉之日起,就再没有任何政治判断或道德操守上的错误了。文革是一次洗礼,批斗是一个仪式,可以赎尽、洗净他们早先的错与罪。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正确了。在文革中,他们既不屈服,又能宽恕对手。在文革后,他们更重回旧地感谢民众,或像朱春信、秦慕平那样,随时准备纠正眼前的错误。所以,严格说来,这第一种自我反省不是仔悔,而是在批判昨天的“我”而肯定今天的自己。 第二种类型的反省是“我有错,但错出有因”。“右派”章永磷在劳改农场利用科学知识骗取更多稗子面,到集市买土豆也设计骗老农,这些被着意渲染的“道德堕落”,一则明显是环境所迫,故情有可原;二则不也反过来揭示环境之非人、命运之不公正吗?《波动》中的“流氓”白华在抢钱泡妞打架拐带少女时,基本上也是以类似的环境非人的逻辑来解释和原谅自己的反社会行为。《动物凶猛》中的男孩在偷窥、打架、欺负女友时,也会自我反省觉得“错出有因”。这叫“以恶抗恶。” 第三种类型的反省严格来说也不是自我反省,而是自我辩解。其辩解逻辑是“我虽然有错,但别人的错比我更多更大”。这个自辩逻辑基本上是《人啊,人!》中前造反派许恒忠的原话:“……我犯过错误,可是奚流的错误比我还大。我没有把任何人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他呢?错划了多少右派啊!我没有表面上正人君子相,暗地里乱搞女人。……批邓的时候,他比我积极得多。……他们的错误应该由历史承担,可是我为什么就必须承担历史?”许恒忠这段自我辩解甚至也得到女主人公孙悦的认同:“许恒忠的错误与游若水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这样比下去,造反派的错不如当权派,支书厂长的错不如局长部长……所以最后,自我反省的结论就是将文革归罪于“四人帮”(或者毛泽东)。《重逢》中在武斗中打死人的叶辉,也以同样的逻辑看朱春信:您当初不也在武斗现场吗?您有罪吗?——将自省与人事恩怨混合再与司法审判搅在一起,“自省”难免会演变成“他审”。文革后类似的例子,在文学与现实中都相当普遍。 也许只有最后一种反省,即红卫兵——知青的反省,才是真正想检讨自己的过失。在这方面有几个文本,其值得留意: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张承志的《金牧场》与马原的《错误》。在《晚霞消失的时候》结尾处,当年的红卫兵李淮平用第一人称“我们”(代表其解放军父亲?或代表红卫兵的一代?),在泰山之巅向南珊忏悔:“……你应该理解,那件事,就是那次抄家,它对于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小的折磨。你应该给我一个解脱的机会。……多少人都是这样留下了永远也医治不好的创伤。抄家,那只是抄家吗?那些印满私人情感和家庭往事的财物,一去不复返……是我们破坏了你们生活的宁静与和谐。”受害者马上愿意帮助男主人公“解脱”:“真想不到,你把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得这样沉重。其实,如果公正地看待你们的话,我更感激你们。在那个时候,当整个社会都被敌视和警惕武装起来的时候,你们能那样对待我们一家人,应该是很难得了。真的。你在那件事中给我的印象是相当好的。毕竟,你是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在为理想而战斗,虽然它并不正确。”南珊这段话非常重要。不仅原谅了李淮平,而且也足以“解脱”千千万万文革参与者的良心愧疚。毕竟,你也不是红卫兵中最凶恶的;而且,理想虽不正确,为之奋斗的精神仍然可嘉——这是红卫兵文学忏悔(或者说是拒绝忏悔)的两个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于是,李淮平宽慰了:“……不,她并不需要任何抱歉和悔恨的表示。”于是,李淮平就听从南珊的劝告,“把一切都忘掉吧,……是的,往事已经过去,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视野应该转向更广阔的未来。” 《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忏悔能够如此迅速地净化犯罪感并获得“解脱”,基本上是因为“受害者”的全力配合。但更多的前红卫兵,是不需要也不愿意接受受害者的宽恕的。如张抗抗就明确表示过她不赞成“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的说法:“我觉得这种忏悔也是没有必要的。……我现在要建立一种观念,就是这些错误是人所必然要犯的,没有必要忏悔……忏悔是没有用的,错了就是错了,是当时必然要犯的错误。”从这种观念出发,张抗抗认为很多作品“说红卫兵是坏的”,“不能真正尊重历史……其实,红卫兵也有可爱的一面。”梁晓声在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里虽然也写到了主人公在文革初期的种种荒唐错误行为,但小说的扉页上清楚标明:“我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仔细辨察,“我不忏悔”的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当主人公在顺应革命大潮的情况下做错事(对错依今日之标准),比如身为班代表在中学文革誓师大会上激动发言;成为首批红卫兵有心无意地欺负“红外围”与“黑七类”的同学;严刑拷打“流氓阿飞”;参加“炮轰派”武斗,等等……因为主人公当时是怀着理想主义热情自愿积极投身运动的,所以错是错在“革命”本身,红卫兵的热情可爱真诚,有何可忏悔之处?第二,当主人公在违背革命大潮的情况下做错事,比如隐瞒父亲历史问题;帮朋友王文祺冒充红卫兵欺骗群众;看管抄家物资时偷阅《金瓶梅》删节文字;执行红卫兵任务时做逃兵,事后又自砸手臂伪装负伤以获得女生尊敬;在接受毛主席检阅前还偷首都博物馆的矿石;大串联途中与女红卫兵胸贴胸且心猿意马等等……因为这些错事都是违反文革中的革命原则的。既然今天已证明文革是错的,那主人公不是正确地保卫了自己且破坏了文革吗?应该说这两条使得红卫兵免于忏悔的理由,单独看都是可以成立的。问题是同一个主人公,在同一个时间(不管是当时还是文革后),同时使用这两套道德标准,且毫不自觉——这是否是红卫兵的真正迷失所在呢?如果红卫兵当初的革命热情真的单纯“可爱”,他还能欺骗组织和群众而且装伤沽名钓誉吗?如果红卫兵当时已看穿革命之荒唐无聊,何以仍然热衷于以拷打流氓或投身武斗?或许梁晓声这部虚构成分绝不亚于任何其他小说的“自白”,精彩就精彩在展示了红卫兵先天的矛盾处境:这是一些以保卫皇帝为最高使命的造反派;这是一批以保卫自己(害怕被整)为无意识动机的凶猛攻击者。作品中大量有关红卫兵造反的细节(批斗校长、展览女演员内衣、强奸“女流氓”、沥青锅煮人……)使得主人公“我不忏悔”式的事后反省显得苍白无力。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我不忏悔”的口号也是某种写作策略。80年代文坛一片反文革的气氛,这时红卫兵说“我不忏悔”很能吸引一部分读者的注意。但再想深一层,“我不忏悔”能够成为“卖点”,不也反过来说明对于某一部分读者来说,“忏悔”,始终是个在潜意识里无法摆脱的题目。或者,反复强调“我不忏悔”,正是文革叙述(及阅读)中某种特殊的忏悔方式? 张承志虽然没有像梁晓声这样直接宣告“我不忏悔”,但实际上,《金牧场》要比《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更能体现“我不忏悔”的“红卫兵精神”。张承志与梁晓声的创作表面上颇为相似,如红卫兵题材,“工农兵大学生”经历,不愿全盘否定文革等。其实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那就是张承志“我不忏悔”的理由只有一条:即“造反有理”错在革命潮流,红卫兵本身的反叛精神是可爱的。《金牧场》里的浪漫主人公是不会以不道德行为(欺骗、盗窃、伪装受伤)来显示自己早已看穿革命的荒谬。张承志笔下的“我”不仅当年全身心投人“长征”,而且在文革后仍然痴迷日本“全共斗”的造反史与激进左派的歌曲,以显示从不后悔的红卫兵姿态。《金牧场》中虽然也描写了红卫兵长征途中用皮鞭打人以及在武斗中用自行车链条报复的细节,并将这些少年狂热联系到“人性之恶”来检讨,但作品中的绝大部分篇幅表现的是红卫兵理想可爱的一面:步行几千里,真诚追随红军足迹,而且至死不悔。同梁晓声的自白相比,《金牧场》主人公的红卫兵立场更痴迷更浪漫,其道德标准也能够一以贯之至少能自圆其说,所以拒绝忏悔的反思立场更加坚定。 《错误》中的一群颇有红卫兵风度的知青,也像张承志的主人公一样,身处乱世却仍依照一定的道德准则行事,而不是像梁晓声笔下的红卫兵,面对社会混乱自己的行为标准也随之混乱。“我”在错怪同学(怀疑他们偷军帽,错误抄捡)之后接受黑枣惩罚并无怨言;黑枣事后发现错怪了“我”便自己罚自己以示两清;二狗被冤枉被踢伤以后知道无法挽回后果,为免主人公“我”难过便索性隐瞒实情直到临死。马原这个短篇当然在否定悲剧性的后果并反思前因。但与此同时,在造成错误过程中青年人所遵循的某种原则(江湖义气?红卫兵——知青道德?)是否也得到了不无浪漫夸张的坚持与歌颂呢?马原与张承志的不同在于:《金牧场》是淡化今日“错”的后果以歌颂当年“误”得可爱;而《错误》则是既渲染“错”的荒唐又展示“错误”的合理。 总之“红卫兵——知青”角度的“错误”反省,在“文革叙述”中通常都会导致“我不忏悔”的结论,但导致的途径是不同的:可以通过受害者的迅速原谅而得以解脱(《晚霞消失的时候》);可以利用双重道德标准,追随文革潮流?book_contents=导论 第1章“文革叙述”申的灾难起因与前兆 1灾难之前,女主人公善良美貌、生活幸福 2灾难之前,女主人公的感情生活不无缺憾 3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有某种缺点或缺陷 4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被认为犯有过失 5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犯错而不自知 第2章“文革叙述”中的灾难降临方式 6主人公注意到“旁人奇怪的目光” 7主人公在大字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8主人公为好友所背叛 9主人公参加某种会议 10女主人公和领导的关系受到怀疑 11主人公被抄家 12主人公获得某种罪名,受到某种处罚 13主人公为家人儿女所背叛 14主人公下乡、劳改 15主人公受伤 16主人公自杀 第3章“文革叙述”中的拯救主题 17男主人公忍受身体苦难,为民间女子所救 18男主人公忍受精神苦难,为知识女性所救 19女主人公在灾难中为知识男性所救,获得爱情 20男主人公在灾难中获智慧长者指引 ZI主人公在灾难中获亲人救援 22主人公在灾难中获上级救援 23主人公在灾难结束前病故或死于意外 第4章“文革叙述”中的反思与忏侮 24灾难之后,女主人公原先的感情缺憾得到弥补,生活更加幸福 25灾难之后,女主人公的敌人受到惩罚(有人对灾难负责) 26灾难之后,男主人公获更高官职,地位上升 27灾难之后,男主人公重游故地,感谢苦难 28灾难之后,男主人公反思文革中的是非恩怨,找不到具体的敌人 29灾难之后,主人公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但拒绝忏悔 第5章“文革小说”中的不同叙事梗式 一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 二体现“知识分子——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 三先锋派文学对文革的“荒诞叙述” 四“红卫兵一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 结论
作者: 涂满章主编;张承志编著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
简介:作为企业的管理顾问,在张承志的工作中参与了解决众多类别企业的企业管理难题,结识了形形色色的管理者,进行了无数次的思想碰撞,发现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绩效、激励、价值观、职业化等话题,汇总了这些思想的精华,终以成这本《人力资源管理实务操作全书(企业绿色竞争力模型)》。本书由涂满章主编。
作者: 周国平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2017年02月
简介:
在茫茫宇宙间,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都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存在。名声、财产、知识等等是身外之物,人人都可求而得之,但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感受人生。你死之后,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再活一次。那么仅有一次的人生到底应该怎么度过?周国平说,每个个体要尊重生命本来的样子,当好自然之子。
当面对爱、逆境、孤独、死亡、变故等人生大命题的时候,人应当保持在什么心理状态,是本书*的意义所在。希望本书能为在繁杂的世界里找不到头绪的你,建立强大的灵魂世界。
本书为哲学家周国平先生毕生散文精华,全书采用四色印刷,配以大量精美的图片,在完美的视觉体验中感悟生命的智慧。
【目录】
自序 人生的三个觉醒_001
Chapter 1 生命本没有意义
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_ 003
闲适:享受生命本身_ 005
救世和自救_ 010
点与面_ 016
面对苦难_ 027
知道自己要什么_ 032
相貌和心灵_ 037
比成功更宝贵的_ 041
消费= 享受? _ 044
Chapter 2 当好自然之子
不较劲的智慧_ 049
当好自然之子_ 053
逆境也是生活_ 057
不和时间赛跑_ 060
珍惜和放下_ 064
父母怎样对孩子负责_ 068
Chapter 3 恰到好处的爱
爱是没有理由的心疼_ 075
爱,从痴迷到依恋_ 079
男人眼中的女人_ 082
爱情不风流_ 094
婚姻中的爱情_ 099
婚姻是难事_ 102
宽松的婚姻_ 107
性爱五题_ 112
宽容偶然的出轨行为_ 120
伴侣之情_ 123
异性之间能有纯粹的友谊吗? _ 126
Chapter 4 信仰是生命的归宿
信仰之光_ 131
度一个创造的人生_ 134
人所能及的神圣_ 138
*重要的是做人_ 141
真、善、美_ 145
朋友_ 148
己所欲,勿施于人_ 152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_ 154
真正的友谊不是感情投资_ 159
在义与利之外_ 164
Chapter 5 灵魂只能独行
人人都是孤儿_ 171
孤独的价值_ 174
独处也是一种能力_ 185
独处的充实_ 192
在黑暗中并肩行走_ 196
认识你自己_ 199
自由的灵魂_ 202
纯真的心性_ 208
Chapter 6 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
生病与觉悟_ 215
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_ 217
人生贵在行胸臆_ 242
关于死亡的思绪_ 251
哭铁生_ 255
Chapter 7 成为你自己
自我二重奏_ 259
珍惜平凡的生活 _ 271
用好自己的性格_ 274
正确的财富观_ 276
正确的财富观(下)_ 282
快乐工作的能力_ 285
成为你自己_ 290
【免费在线读】
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
常常有青年问我:一个人不去想那些人生大问题,岂不活得快乐一些?
其实,不是因为思考,所以痛苦,而是因为痛苦,所以思考。想不想这类问题,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基本上是由天生的禀赋决定的。那种已经在想这类问题的人,多半生性敏感而认真,他不是刻意要想,实在是身不由己,欲罢不能。
相反,另有一种人,哪怕你给他上一整套人生哲学课,他也未必会真正去想。
喜欢想人生问题的人,所谓喜欢想,并不是刻意去想,而是问题自己找上来,躲也躲不掉。想这类问题当然会痛苦,但痛苦在先,你不去思考,痛苦仍然在,成为隐痛。既然如此,你不如去面对它,看一看那些*智慧的人是怎么想这类问题的,这可以开阔你的思路,把痛苦变成人生的积极力量。
从学术上看,哲学研究似乎是发展了,越来越深入、细致,但你不能说现在的哲学就比古希腊高明,根本问题仍是一样地没有解决。这是人生内在的困境,只要人在,困境就在,哲学就始终要去思考。
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没有意义也要创造出意义来,于是就产生了哲学、宗教、艺术。然而,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不知道。
智慧是逼出来的,知道困境不可改变,只好坦然接受,这就叫智慧。
福克纳在加缪猝死那一年写道:加缪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探究唯有上帝才能解答的问题上了。其实,哲学家和诗人都是这样,致力于解开并无答案的人生之谜,因而都是不明智的。也许,对人来说,智慧的极限就在于认清人生之谜的无解,因而满足于像美国作家门肯那样宣布: “我对人生的全部了解仅在于活着总是非常有趣的。”
人生无常,死亡随时可能来临,这个道理似乎尽人皆知。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这只是抽象的道理,而在一个突然被死神选中的人身上,它却呈现出了残酷的具体性。同是与死神不期而遇又侥幸地逃脱,情况也很不相同,这种非常经历能否成为觉悟的契机,取决于心性的品质。
闲适:享受生命本身
1
人生有许多出于自然的享受,例如爱情、友谊、欣赏大自然、艺术创造,等等,其快乐远非虚名浮利可比,而享受它们也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我把这类享受称作对生命本身的享受。
2
愈是自然的东西,就愈是属于我的生命的本质,愈能牵动我的至深的情感。例如,女人和孩子。
现代人享受的花样愈来愈多了。但是,我深信人世间*甜美的享受始终是那些*古老的享受。
3
有钱又有闲当然幸运,倘不能,退而求其次,我宁做有闲的穷人,不做有钱的忙人。我爱闲适胜于爱金钱。金钱终究是身外之物,闲适却使我感到自己是生命的主人。
有人说:“有钱可以买时间。”这话当然不错。但是,如果大前提是“时间就是金钱”,买得的时间又追加为获取更多金钱的资本,则一生劳碌便永无终时。
所以,应当改变大前提:时间不仅是金钱,更是生命,而生命的价值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4
只有一次的生命是人生*宝贵的财富,但许多人宁愿用它来换取那些次宝贵或不甚宝贵的财富,把全部生命耗费在学问、名声、权力或金钱的积聚上。他们临终时当如此悔叹:“我只是使用了生命,而不曾享受生命!”
5
一个人可以凭聪明、勤劳和运气挣许多钱,但如何花掉这些钱却要靠智慧了。
如何花钱比如何挣钱更能见出一个人的品位高下。
6
耶和华在西奈山向摩西传十诫,其第四诫是:星期天必须休息,守为圣日。他甚至下令,凡星期天工作者格杀勿论。有一个人在星期天捡柴,他便吩咐摩西,让信徒们用石头把这人砸死了。
未免太残忍了。
不过,我们不妨把这看作寓言,其寓意是:闲暇和休息也是神圣的。
闲暇是生命的自由空间。只是劳作,没有闲暇,人会丧失性灵,忘掉人生之根本。这岂不就是渎神?所以,对于一个人人匆忙赚钱的时代,摩西第四诫是一个必要的警告。
当然,工作同样是神圣的。无所作为的懒汉和没头没脑的工作狂乃是远离神圣的两极。创造之后的休息,如同创世后第七日的上帝那样,这时我们*像一个神。
7
自古以来,一切贤哲都主张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
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乎此的属于奢侈品。它们固然提供享受,但更强求服务,反而成了一种奴役。
现代人是活得愈来愈复杂了,结果得到许多享受,却并不幸福,拥有许多方便,却并不自由。
救世和自救
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明显事实。这个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一个人并不需要有多么敏锐的心灵,就可以感受到了。其主要表现是:一、信仰生活的失落。人生缺乏一个精神目标,既无传统的支持,又无理想的引导。尤其可悲的是,人们甚至丧失了对信仰问题的起码认真态度,对之施以哄笑,以无信仰自夸。二、情感生活的缩减。畸形都市化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感,功利意识扩张导致人与人之间真情淡薄。情感体验失去个性和实质,蜕化为可模仿的雷同的流行歌词和礼品卡语言。三、文化生活的粗鄙。诉诸官能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娱乐性传播媒介冒充为文化主流,绝无文化素养的记者和明星冒充为文化主角,几有席卷天下之势。
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平庸化现象,凡注重精神生活的人都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的。不过,其中又有区别。据我观察,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他们的反应又因性情和观念的差异而有区别。大抵而论,宗教和道德型的人主要表现为愤怒,视这个世道为末世,对之发出正义的谴责乃至神圣的诅咒,欲以此警醒世人,寻回盛世,或者——审判世人,以先知的口吻预言某种末日审判。张承志是当今*典型的代表。理智型的人主要表现为忧虑,视这个世道为乱世,试图规划出某种救世方案,以重建精神生活的秩序,恢复或营造他们心目中的治世。相当一批人文学者正在为此竭精殚虑,摇唇鼓舌。不论愤怒还是忧虑,救世是共同的立场,所以我把两者归作一个类别。
另一类人是比较个人化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他们没有太直接的用世抱负,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独立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活动。他们对于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精神平庸化过程同样反感,但似乎不象前一类人那样有切肤之痛,如坐针毡,为之寝食不安。由于他们更多地生活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或超脱于他们所反感的那种外部变化了。他们的反应主要不是愤怒或忧虑,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近乎宽容的淡漠和蔑视。属于这一类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真正迷于学术的学者,以及执著于人生和人类根本问题之思索的哲人智者。在这样的人看来,末世论或乱世论似乎都有些危言耸听,这个世道和别的世道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是一个俗世罢了。时代变迁,俗的表现形式相异,或官或商,无精神性则为一。所以,他们始终与俗世保持距离,而把精神上的独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视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此意义上,他们的立场可归结为自救。
当然,上述划分只是相对的,毕竟可能有一些个人性和社会性皆很强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场会发生重迭。我无意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评优劣,以我之见,真诚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宝贵的,我们之缺乏有感召力的传道士和启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头于自己园地的耕耘者。不过,就目前而言,说句老实话,我实在听厌了各种名目的文化讨论,从这些热闹中只听出了一种浮躁和空洞。无论是标榜为“新国学”的复古主张,还是以“后现代”名义装饰现状的学术拼贴,事实上都没有提出切实的救世良策,很可能只是成全了个人的一种功利欲望。至于种种关于“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喟叹,透出的多是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为自救的立场作一辩护,尽管真正的自救者是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辩护的。
一个人立志从事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的事业,应该是出于自身*内在的精神需要。他在精神生活的范围内几乎一定有很重大的困惑,所以对于他来说,不管世道如何,他都非自救不可,唯自救才有生路。可是,在精神生活与世俗的功利生活之间,他的价值取向是明确而坚定的,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困惑。张三不耐贫困,弃文经商,成了大款,李四文人无行,媚俗哗众,成了大腕,这一切与他何干?他自己是在做着他今生今世*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只要环境还允许(事实上允许)他做下去,何失落之有?立足于自救的人,他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心态是平静的。那些面对浮躁世态而自己心态也失衡的人,他们也许救世心切也心诚,但同时我又很怀疑他们自己内心缺乏精神生活的牢固根基,要不何止于如此惶惶不安。
在当今时代,*容易产生失落感的或许是一些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和济世雄心的知识分子。他们想做民众的思想领袖和精神导师,可是商业化大潮把他们冲刷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抛掷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们是很难自甘寂寞的,因为他们恰好需要一个轰轰烈烈的舞台才能发挥作用。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脱离社会实践,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精英或想当精英的人太多,而智者太少了。我所说的智者是指那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关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他们在寂寞中守护圣杯,使之不被汹涌的世俗潮流淹没。我相信,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发生有益的制衡作用。智者是不会有失落感的。领袖无民众不成其领袖,导师无弟子不成其导师,可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他仍然是一个智者。
我确实相信,至少在精神生活领域内,自救是更为切实的救世之道。当今之世不象是一个能诞生新救主和新信仰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每一个热爱精神文化事业的人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从事独立的探索和创造。这样的人多了,时代的精神文化水准自然会提高。遗憾的是,我们拥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唤者、精神呐喊者和文化讨论者,少的是宗教、哲学、艺术上的真信徒甚至真虚无主义者。透底地说,真正精神性的东西是完全独立于时代的,它的根子要深邃得多,植根于人类与大地的某种永恒关系之中。唯有从这个根源中才能生长出天才和精神杰作,他(它)们不属于时代,而时代将跟随他(它)们。当然,一个人是否天才,能否创造出精神杰作,这是无把握的,其实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失去与这个永恒源泉的联系,如果这样,他就一定会怀有与罗曼.罗兰同样的信念:“这里无所谓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为它的光明从未消失,它只是熄隐了又在别处重新闪耀而已。”于是他就不会在任何世道下悲观失望了,因为他知道,人类精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从未也决不会中断,而他的看来似乎孤独的精神旅程便属于这个整体,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灭。
作者: 盛珂,子非选编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简介:我所理解的北大,首先有一种王者之气。北大在我心中有“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神圣感觉——或许, 所谓的世纪末的北大风气,就是我四年记忆中的这种感觉吧。本书收录了百年内北大众多学者的散文。收录的作者有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蒋梦麟、钱玄同、丁文江、李大钊、杨振声、刘半农、胡适、梁漱溟、曹靖华、许地山、林语堂、冯友兰、陈西滢、郁达夫、徐志摩、朱光潜、宗白华、王力、俞平伯、废名、川岛、沈从文、贺麟、梁实秋、冯至、梁遇春、何其芳、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费孝通、萧乾、黄宗江、汪曾祺、杨绛、吴小如、刘绍棠、宗璞、叶永烈、张承志、陈平原、钱理群、谢冕、戴锦华、周国平、何怀宏、曹文轩、赵园、朱正琳、刘东、夏晓虹、李零、李书磊、韩毓海、西川、孔庆东、杜丽、迟宇宙、橡子、阿忆、蒋广学。
作者: 肖全著
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
简介: 肖全拍摄的《我们这一代》,是对20世纪中国50~60年代出生的知名文化艺术界人士进行影像建档。肖全怀着对同代人命运的关怀,怀着对人本身的同情和热爱,遍访散落在中国各地的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等,像一道和煦的阳光轻柔地穿过这一代人的生活,用他手中的相机为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 全书的人物肖像,全是当今文艺界的精英或炙手可热的大腕级人物:崔健、何训田、王安忆、朱大可、张承志、贾平凹、王朔、杨丽萍、谭盾、张艺谋、姜文、陈丹青、方力均……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以及他与这一代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也使得他的照片集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他见证了这一代人的生存,折射出了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彷徨与坚持,他们是在朴实无华的年代里历经坎坷却依然追寻梦想、抗击命运的一代人。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对生命的永恒关怀。在画面之外的那近10万字的“絮叨”,其目的,也不在于给媒介提供新的传闻,而是让这些“名人”回复到除了其名字被广为传播之外的生活真实中去。在那里,这是一群丝毫没什么与众不同的普通人。因此,当镜头对准“我们这一代”时,每一张不同的面孔上都毫不遮掩地呈现出充满希望的镇定和安详。
作者: 邓晓芒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简介: 本书聚焦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十二篇专文针对十四位作家——从张贤亮、王朔、张承志,到贾平凹、韩少功、顾城;从张炜、莫言、史铁生,到残雪、林白、陈染;终于卫慧和棉棉,进行了生动而严格的文本解读。作者结合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从哲学家的角度,依据严谨缜密的人学理论基础,条分缕析地展现作家及其笔下文学人物的心路历程。诚如作者所言,“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像这一时期的文学这样风云变幻、高潮迭起,没有任何时代像这一时期这样以一种不断深入的历程逐步揭示了中国人灵魂的深层结构。”
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作者: 王庆生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简介: ?目 录 绪言 第1编 20世纪50—70年代中期的文学 一、50—70年代中期的文学思潮 1.本时期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2.第一次文代会和文学规范的确立 3.革命现实主义的独尊和变异 4.文艺政策的调整 5.“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专制主义 二、50—70年代中期的文学理论论争 1.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2.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争 3.关于人物塑造的论争 三、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 1.农村题材小说的兴盛与演进 2.赵树理的小说 3.李準、王汶石的短篇小说 4.柳青的《创业史》 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6.浩然等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说 四、反映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小说 1.工业题材小说的兴起 2.艾芜、草明、杜鹏程的小说 3.工人作家的小说 五、“干预生活”的小说 1.“干预生活”的提出与影响 2.正视现实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 3.描写爱情婚姻生活揭示情感世界的作品 六、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小说 1.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 2.孙犁的小说 3.茹志鹃、刘真的小说 4.王愿坚、峻青的小说 七、长篇小说的丰收 1.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丰收 2.梁斌的《红旗谱》 3.杨沫的《青春之歌》 4.欧阳山的《三家巷》 5.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6.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八、新生活的颂歌 1.50年代初期诗歌的主潮 2.臧克家、田间、阮章竞的诗作 3.青年诗人的诗作 4.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 九、政治抒情诗的盛行 1.政治抒情诗的勃兴 2.郭小川的诗 3.贺敬之的诗 十、叙事诗的发展 1.叙事诗的涌现 2.李季的叙事诗 3.闻捷的叙事诗 4.《阿诗玛》、《嘎达梅林》等叙事诗的创作与整理 十一、通讯特写和人物传记 1.反映时代精神的通讯特写 2.魏巍等的通讯报告 3.革命回忆录和人物传记 十二、抒情散文及杂文 1.抒情散文创作热潮的形成 2.杨朔的散文 3.刘白羽、秦牧的散文 4.吴伯箫等的散文 5.杂文的兴衰和邓拓等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 十三、历史剧和现代生活剧 1.话剧创作的起伏 2.老舍的剧作 3.田汉、曹禺、郭沫若的历史剧 4.胡可、陈其通、沈西蒙的剧作 第2编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 一、7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思潮 1.本时期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2.文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的发展 3.文学思潮的多重变奏 二、7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理论论争 1.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 2.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 3.文学批评方法问题 4.文学的本体论问题 5.人文精神问题 三、伤痕小说 1.“伤痕小说”及其论争 2.刘心武的小说 3.宗璞、从维熙的小说 四、反思小说 1.反思小说的产生和艺术视野 2.王蒙的小说 3.张贤亮的小说 五、改革小说 1.“改革文学”的思想艺术特色 2.蒋子龙的小说 3.高晓声的小说 4.张一弓、路遥的小说 六、城市小说 1.城市小说的突起 2.冯骥才、邓友梅的小说 3.陆文夫、陈建功的小说 七、乡土小说 1.乡土小说的新进展 2.汪曾祺的小说 3.陈忠实、张炜的小说 八、历史小说 1.历史小说的再度活跃 2.姚雪垠的历史小说 3.凌力、刘斯奋的历史小说 4.唐浩明、二月河的历史小说 九、军旅作家和军旅小说 1.军旅作家群的勃兴和军旅小说的发展 2.徐怀中、李存葆的小说 3.朱苏进、周大新、阎连科的小说 十、知青作家和知青小说 1.知青作家群的形成和知青小说的产生 2.张承志的小说 3.梁晓声、史铁生的小说 十一、“文化寻根”小说 1.“文化寻根”的提出和寻根小说的涌动 2.阿城、韩少功的小说 3.贾平凹的小说 十二、“先锋”作家和“先锋”小说 1.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和“先锋”小说的艺术变革 2.莫言、残雪的小说 3.马原、余华、格非的小说 十三、女性作家和女性小说 1.女性作家群的突起和女性小说的演变 2.张洁、谌容的小说 3.王安忆、铁凝的小说 4.张辛欣、刘索拉的小说 5.林白、陈染的小说 十四、新写实小说 1.新写实小说的缘起 2.刘恒、刘震云的小说 3.方方、池莉的小说 4.叶兆言、苏童的小说 十五、少数民族小说 1.少数民族小说发展轨迹 2.孙健忠、乌热尔图的小说 3.益希单增、扎西达娃、阿来等的小说 4.霍达、陆地、柯尤慕·图尔迪的小说 十六、“归来诗人”的诗 1.“归来诗人”诗作的特点 2.艾青的诗 3.曾卓、绿原、牛汉的诗 4.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的诗 十七、现实主义诗歌 1.现实主义诗歌发展概貌 2.张志民、李瑛的诗 3.雷抒雁、张学梦、骆耕野、叶延滨的诗 十八、朦胧诗及其他 1.朦胧诗和80年代以来的诗歌变革 2.舒婷、顾城等的朦胧诗 3.海子、西川、王家新等的后朦胧诗 4.昌耀、杨牧、周涛等的新边塞诗和军旅诗 5.韩东、于坚等的第三代诗歌 6.伊蕾、翟永明等的女性诗歌 十九、散文的新变 1.走向多样化的散文创作 2.巴金的散文 3.杨绛、孙犁、萧乾的忆旧散文 4.余秋雨、张中行等的学者散文 5.王英琦、李佩芝、唐敏的女性散文 二十、报告文学的跃动 1.全方位发展的报告文学 2.徐迟、黄宗英的报告文学 3.陈祖芬、理由的报告文学 4.钱钢、李延国的报告文学 5.何建明、赵瑜的报告文学 二十一、话剧的振兴 1.话剧艺术的复兴与探索 2.苏叔阳、李龙云的剧作 3.沙叶新、马中骏等的剧作 第3编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文学 一、台湾当代文学思潮 1.台湾当代文学发展脉络和50年代文学思潮 2.60年代文学思潮 3.70年代文学思潮 4.80年代以后的文学思潮 二、台湾小说 1.台湾小说发展的基本轮廓 2.白先勇的小说 3.陈映真的小说 4.聂华苓、於梨华的小说 5.黄春明、王拓、王文兴的小说 6.林海音、陈若曦、欧阳子的小说 7.高阳、古龙的小说 8.黄凡、张大春的小说 三、台湾诗歌 1.台湾诗歌发展概况 2.余光中的诗 3.洛夫的诗 4.纪弦、郑愁予、痖弦的诗 四、台湾散文 1.台湾散文的承续和发展 2.梁实秋的散文 3.张秀亚的散文 五、台湾戏剧 1.台湾剧作发展概况 2.姚一苇的剧作 六、香港文学概况和文学思潮 1.香港文学发展的背景和“绿背文化”思潮 2.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 3.现代主义文学的勃起 4.通俗文学的新特点 5.本土文学的发展 七、香港代表性作家作品 1.刘以鬯的小说 2.金庸的小说 3.徐薡的小说 4.侣伦、舒巷城的小说 5.西西、梁锡华的小说 6.陶然、东瑞的小说 7.黄碧云、董启章、钟晓阳的小说 八、澳门文学 1.澳门文学发展总体风貌 2.澳门当代文学创作概况 3.陶里、苇鸣、淘空了的诗 4.李鹏翥、林中英、凌稜的散文 5.鲁茂、周桐、寂然的小说 后记
作者: 熊育群著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简介: 本书介绍的艺术大师对话有:栖居乡村,追寻生活的陌生化——作家韩少功对话;一个知识分子的旅行与写作——作家张承志对话;莫言的两个下午——作家莫言特写;文学:走过先锋之后——作家余华对话;写作:从一个词到一部小说——作家叶兆言对话;让人疼痛的抒写——作家阎连科对话;文坛黑马——作家唐浩明对话;湘军风流——作家王跃文、何顿、何立伟、彭见明、阎真、龙长吟对话;中国作家:谁能跨过世纪门槛——与《齐人物论》、《改写记忆》作者对话;带着痛楚穿行都市的言说者——与评论家葛红兵谈女性打工族小说;指挥席上的谭盾——音乐家谭盾特写;我一直在奔跑——音乐家谭盾对话;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画家黄永玉对话;光与形创造的东方意境——法兰西学院终身院士、画家朱德群对话;溪山积彩 辉映东西——旅德画家萧瀚对话;是鬼亦似仙 一怒桃花水——画家宋雨桂对话。
作者: 贺仲明著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简介:应该说,青年作家和学者们否定现实物质精神的总体思想是一致的,但他们表现出的自身文化资源和文化立场却是多种多样的。如张承志就是立足于民间宗教的立场,以民间与宗教双重身份否弃现实(这与同为宗教立场的北村既有区别又有相同点);张炜、贾平凹等秉持的是中国乡村文化立场,以乡村文化批判现实(这与陈忠实的既含乡村又融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也是有同有异);而王晓明、韩少功、史铁生等人所代表的文化立场又有自己的特点。 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表现了作家们不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其中各有片面也各有意义。但双方态度的浮躁和急切却使这些争论失去了深入的机会。双方的争论充满攻讦,表现出学理性和冷静态度的缺乏,作家们多只是表现出一种姿态,却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理由和深刻思索。如对“人文精神”、对“反崇高”等问题的讨论,都不够深入系统。它们惟一体现的,仅仅只是90年代文坛上作家文化姿态的巨大分歧和明确对立,显示出文化多元给作家们心灵造成的分裂和嬗变。 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上,作家们的情况也呈现出同样的分化和没落趋势。一方面,许多作家依然在坚持他们的探索和发展之路’但同样,许多作家也正被时代文化所淹没、所吞噬。现实物质文化的影响,正使许多青年作家逐步放弃自己的独立精神姿态,沦为商业文化的附庸(最典型的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所谓“美女作家”),而昔日的牵系,则使许多中老年作家难以清醒理智地面对现实,对现实的反感正促动着他们的怀旧之情(最典型的是以“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反思自我而引入注目的王蒙,以及曾创作过《灵与肉》、《绿化树》却在90年代推出与以前风格完全不同的《我的菩提树》的张贤亮)。昔日以探索形式而引入注目的作家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先锋作家和寻根作家们全线溃退,或改弦易辙,由极端的形式探索转向质朴切实的现实生活描写,或退出了文学创作。可以说,各种风格的呈现和各个作家群体风格的演变,体现了90年代文化的巨大影响,也使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从文学的发展环境来说,这一自由的格局无疑是最好的。但是也应该指出的是,在上述种种创作中,浮躁是它们共同的弊病,为现实文化和物质所牵系,不能真正地回归自我、回归文学,是90年代文学最普遍也最根本的一大内伤。 所以,总括地说,就作家创作精神和文学创作的具体走向而言,90年代构成着对于80年代的退却与反讽。作家们总体思想是向着非现代性的方向发展,独立和自由意识日见淡薄,而附庸化与商品化特征愈显突出,文学对社会的影响也日见淡落。这是时代的悲剧,是文学的悲剧,也是20世纪末叶中国作家们的悲剧。 时代对于文学和作家们的要求是急切而严厉的。社会文化的完全世俗化,精神和道德正在撤出它最后的市场,这种状况,于社会的正常顺利发展,于新时代文化的建设,显然都是很不利的。金钱追逐的狂热,犯罪率的上升,民众道德感的匮乏,都是这种文化状况所造成的现实后果的初步显露。 文学本身的发展也是一样。作为一个曾有着辉煌文学历史的古老民族,如何振兴自己的民族文学,创造出真正的优秀文学作品,显然是中国作家们无可逃避的历史重负。在现实情况下,如何不被现实物质文化所侵蚀,保持文学自己的精神价值和精神位置,以真正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发展文学、推动文学,是当代中国作家们面临的一个艰巨的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在90年代的商业文化狂欢中,在文学发展的繁杂和凋敝中,作为社会知识代表的作家、学者们应该承担更多的时代责任,应该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建设与发展奉献更多的努力,这是他们无从逃避与选择的使命。同时,我们也相信他们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因为,他们毕竟曾在80年代挣脱政治羁绊的过程中取得过自己的辉煌,在中国文学最近20余年的发展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曾痛切地意识到失去自由的痛苦,也体会过品尝自由的幸福,自由离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遥远。 在社会正日新月异地发展,全球化步履也越来越快的形势下,在物欲化愈狷獗、精神愈萎缩的时代,我们期待着中国作家们的重新奋起,期待他们能以独立自由的文化心态,参与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创造出优秀的、辉映时代和民族精神的文学世界,挽起民族的希望之舟,为现实社会构造出一个不朽的精神和文化家园。 第二章智者的达观与仁者的落拓 ——杨绛、孙犁晚年心态论 “智者”与“仁者”,都是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概念。“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智)者动,仁者静;知(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正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者孔子对它们所进行的巧妙区分,这两个概念之间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却又有明显的区别,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指代着不同的思想行为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类型性格的人物,他们或以“智”见长,或以“仁”名世,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演出了自己的人生戏剧,创造了丰富广袤的人生历史。中国历史上流传的各种或机智的、或忠贞的故事,就是这两种生存方式的真实写照。 这两种生存方式很自然地要进入当代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也是各不相同地或在“仁”或在“智”(当然也存在着二者的反面对象)或其他的方式上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路,遵循着自己的生存原则,游迹于各种复杂与朦胧的人生环境中。生存方式的多样,体现了人性、文化和自然世界的广阔,而通过对这些种种不同的生存方式的考察,又能够使我们洞见人生的诸多难解处,使我们察见人性世界的深邃和神秘。 当代作家杨绛和孙犁的生存和创作状况,就典型地体现了“智”与“仁”这两种传统生存方式的现代化形式。 孙犁和杨绛都是曾经经历过中国现代纷繁的历史风云变迁,又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老作家。在80年代之前的漫长创作岁月中,他们由于各自不同的家庭出身、生活道路和文化背景,拥有着定全不同的文学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一一孙犁的美和善的赞歌,杨绛的充满睿智的戏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而历史给予他们在十年“文革”中不无相似的人生经历,使他们创作上的差异更显突出。在经历过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艰难的政治洗礼后,杨绛在八九十年代的创作中,始终保持着她以往的豁达和机智,她以充满着睿智和大度的眼光打量着着过去,以冷冷的笑容看待过去和现在;而孙犁的表现却完全是另一种面目,他基本上放弃了曾经所衷爱、所视为生命的小说创作,在所创作的很少的小说作品和散文世界里更完全改变了昔日的文学风格,没有了以往对美的歌赞,却多是对人生短暂和虚无的怨叹,是对于过去和现实的强烈不满和不无偏激的激烈批判,表现出深深的落寞和失意。 英国著名作家华波尔在一封信中说:“在那些爱思索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喜剧,在那些重感情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悲剧。”他们创作上的差别正是他们不同的生存态度和思想性格的产物,其背后蕴涵着他们不同的生存方式选择——或者明确地说,他们正是典型地体现了“智者”和“仁者”不同的人生方式和生活态度。 ……
作者: 吴义勤主编;李莉,胡健玲编选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简介: 每一个作家都有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莫言徜徉于高密乡,张炜沉浸于葡萄园,张承志皈依于西海崮。韩少功则找寻到了他的马桥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的《爸爸爸》和《女女女》,一直到90年代的《马桥词典》,他似乎一直在寻找着这个精神家园。重视寻求理想的过程,甚至重于理想本身。这种潜在的动力,成了韩少功奔走异乡的精神路标。 本书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的一本,集结了关于韩少功的生平及创作感悟的文章,同时还收录了文学评论家对于他的最优秀的研究文章。全书集资料的系统性、学术的科学性、观点的多元性、筛选的权威性于一体,全面展现了韩少功的创作思路及叙事风格,可作为高等院校图书馆值得珍藏的大型书籍,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文科教师、在校学生、社科院、作家协会、现当代文学学会等不可或缺的最有价值最有权威的参考资料。 发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至今已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支撑起了中国文学新的天空,中国文学迅速融入了世界文学的潮流并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乙种)汇编了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全面梳理、呈现和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脉络,旨在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成就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现有水平,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科学的参照和理论的依据。本书为该套书中的一本,阐述了韩少功的生平及创作自述,并收录多篇评论家对于他的研究资料,同时以附录方式展现相关研究成果的整体索引。
作者: 蔡翔
简介: 作者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文学和人生,不偏执于单一化的评判标准,而是努力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来发掘事物的多方面意蕴,完整地加以把握,这种立体思维在他分析王蒙、张承志、梁晓声、贾平凹、周梅森等作家作品时,能将客体与主体、现实与理想、理智与感情、真与美各种因素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从而使文学作品在读者心里唤起多重体验。
张承志(1948~ ),山东济南人,职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作者: 张承志著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简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末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无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伤口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双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作者: 李咏吟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如何创立文学本文解释的确定性价值范式,寻求文学本文的深度意义空间,这是本文解释学与本文诗学的中心问题。 该书从本文解释学的方法与理论原则出发,以张承志的文学本文作为具体解释对象,展示了张承志的文学本文的多维精神联系与意义空间,构建了基于张承志创作的本文诗学解释系统,形成了本文解释学的基本理论规范。全书视野开阔,思维独特,论证严密,语言富有力量,可以看作是本文解释学与本文涛学的成功尝试之作。 如何创立文学本文解释的确定性价值范式,寻求文学本文的深度意义空间,是本文解释学与本文诗学的中心问题。《通往本文解释学:以张承志的创作为中心的思想考察》从本文解释学的方法与理论原则出发,以张承志的文学本文作为具体解释对象,展示了张承志的文学本文的多维精神联系与意义空间,构建了基于张承志创作的本文诗学解释系统,形成了本文解释学的基本理论规范。全书视野开阔,思维独特,论证严密,语言富有力量,可以看作是本文解释学与本文涛学的成功尝试之作。
富安娜/罗莱/水星床品2折起,买即赠10元图书现金券!张承志作品系列:卷二·中篇小说·黑骏马
作者: 张承志 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2014-7-1
简介:本书是张承志中篇小说集,并收录三首诗体散文。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有《黑骏马》,此小说以辽阔壮美的大草原为背景,以一首古老的民歌《黑骏马》为主线,描写了蒙古族青年白音宝力格的成长历程,描写了他和索米娅的爱情悲剧。小说以舒缓的节奏,优美的笔法,再现了草原民族的风俗人情。歌颂了草原人民善良、朴质、勤劳的美德。并被改为影视作品搬上荧幕。
作者: 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编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2005
简介: 《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取自余光中先生去年在笔会发表的一篇文章。余光中先生其实是笑谈,他说当今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呢?只有摄影师。他叫你“不许动——一、二、三”,你就不敢动。其实我们每个人自己知道,世上自有能让一切停止三秒的力量:美出现的瞬间,善的真身,爱得绝望之时……而每个人,对这些又都有自己具体的想象与化身。我们的奢望是,当你手里有一本笔会文粹时,世界也会停止三秒。呵呵。 2004年笔会文粹依去年体例,按内容分辑编辑,依然有“日常”、“议论”、“记录”、“译文”、“亲爱的伙伴”诸栏目。“日常”似乎是最温和的,杨澜的《天生属猴》,雷抒雁的《野教》,彭瑞高的《关于母亲的五年计划》,以深情和谐谑滋润着生活;但也有金宇澄的《马语》,马的壮观无畏,浪漫激情,冲决一切罗网,给出了日常的另一种定义。令人高兴的是,“议论”栏目收入文章数量大大超出往年,对泛滥的手机短信的议论,对没有隐私的日记的议论,对民居移植的议论,对标准答案与集体作弊的议论……在一个个地方的提问与警惕,是我们插在大地上的思想的标杆。“亲爱的伙伴”不幸成为我们悼亡人的一个栏目,去年离去的人,有黄茫陈中伟,臧克家,陈原,陆星儿,阿拉法特,萨冈……但愿在我们的轻声呼唤中,“亲爱的伙伴”远行不表示隔绝,生死也许并无界隔…… 新增加的内容,有“希腊·奥运”专辑。雅典奥运为去年一年带来期盼、兴奋与喜悦,它不仅是四年一次的体育盛会,也因为希腊的介入,让人看见了清新的文明因素。希腊文明亘古愈新,成为我们时代的一面镜子,作家张承志和哲学家陈嘉映的文章,令人思之再三。另一新辑为“故乡与世界”,一部分来自去年新开辟的“城市通信”专栏,一部分是作家们流动在世界各地写来的稿子。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里,故乡与世界,成为牵动我们神经的重要两极,韩少功的《月下桨声》,西艿摹肚怪梦》,陈平原的《巴黎的教授们》,恺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约堡黄昏》,徐津的《城市之光》……这些记录,传达出这个复杂世界变化的温度,在这些多样的细节与体温中,怎么自处,又如何跃然?“艺术”专辑始自《那天中午的话题》(赵川),收入关于现代艺术是《先知的寂寞,还是国王的新衣》(林谷芳)的争论;“对话”栏目缘起两篇精彩对话:张玲、胡晓明就马加爵事件的对话——《春者,天之本怀》,以及陈丹青、张永和等人对中国建筑形式“新江南水乡”是否可能的激烈争论《有情江南》…… 2004年,要特别感谢吴冠中先生、流沙河先生和迟子建女士。吴冠中先生晚年自传《我负丹青,丹青负我》交给笔会率先发表,把我们带入艺术家炽热而珍贵的心路长河;“流沙河专栏”与“简朴生活回忆录”(迟子建)是2004笔会的两个精彩专栏,他们的写作绵绵有致地呈现出有历史、有内涵、有感情的生活。遗憾的是在编书过程中只能选其一篇。在这里,对作者和读者都要说一声抱歉。 在这本文集中,两个作者的名字加上了黑框:马骅和苏珊·桑塔格。如果说笔会经年倡导的是一种与写作阅读相伴随的人生,那么这两人无意中成为了“写着生、写着死”潇洒理想的典范,写作者就是应该死于写作,不是吗?桑塔格对美军在伊拉克虐俘的评说,是她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临终的她却给出了对当代文明的一个重要观察:“以前,对私生活的种种隐秘,人们几乎守口如瓶,而现在,人们吵着要上电视节目,抖露隐私。这些照片所显示出来的,不仅是那种毫无廉耻感的文化,也是对毫无内疚感的残酷行径的极度崇拜”。年轻的志愿者马骅在梅里雪山山下的河流中落水身亡。一直难以忘怀的是,马骅死讯传来的那个深夜,北京有诗人朋友激动地来电:“你们可以做做马骅啊,自从顾城死后,诗人的理想主义这些年一直在死地徘徊,而马骅,把理想主义带到了生地。” [
作者: 张承志著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简介:《张承志作品精选》精选了张承志的四部小说和部分散文作品,其中有著名的《黑骏马》和《北方的河》。《黑骏马》以辽阔壮美的大草原为背景,以一首古老的民歌《黑骏马》为主线,描写了蒙古族青年白音宝力格的成长历程,描写了他和索米娅的爱情悲剧。小说以舒缓的节奏,优美的笔法,再现了草原民族的风俗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