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构成

光盘

作者：  张旗，杨玉梅编著

出版社：兵器工业出版社:北京希望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简介： 《平面构成》是高等院校艺术与设计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与《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并称为艺术设计的“三大构成”，它们共同构筑了现代设计艺术的理论基础。本书是介绍平面构成的教科书，主要内容包括平面构成的历史沿革、基本概念、基本元素、构成法则、创新思维及平面构成的表现手法等，是作者结合多年教学与设计经验精心编写而成的。全书共分7章，通过大量的案例讲解理论知识，使读者在欣赏精美图片的同时学习必要知识点。由于平面构成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书中选编了大量的学生优秀作业，希望这些富有创意和个性表现力的习作对读者的学习有所帮助和借鉴。 本书还配有随书光盘。内容包括素材、欣赏图片等，读者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参考使用。

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

作者：  陈振濂主编

出版社：西泠印社,2003

简介：　　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 　　陈振濂 　　一、缘 起 　　在西泠印社走过了100年历程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西泠印社史研究”、随之而来的是“西泠印社史学史研究”才刚刚开始。这并不是说过去100年特别是80年代以后，关于西泠印社社史研究就没有丝毫的成果积累; 也并不是说在过去，西泠印社史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文献与实物)以及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就没有一丁点收获。关于前者，各种有分量的单篇论文也已不下十余篇，特别是在西泠印社八十周年与九十周年之际涌现出来的印社史研究论文与著作，已经有相当的水准。而在最近，关于印社景点遗址的修缮，印谱、印泥的品牌说明等研究，更是披露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而关于后者，则历次社庆论文集，以及集中在《西泠艺报》上的许多回忆文章，更是不断在提醒、呼唤、揭示、加固我们的曾经模糊的记忆，告诉我们在这100年里，其实曾经有过如此丰富多彩的社员人际交往与印社与社会的交往。这些珍贵的回忆录与亲历记，为西泠印社社史的撰写，必将会起到不可或缺的重大史料支撑作用。 　　即使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已经有了几部号为经典的西泠印社志稿。比如1915年叶为铭等人编的《西泠印社志》、1956年秦康祥等编的《西泠印社志稿》。这些《志》无论规模大小，都为西泠印社的现存资料作了相当有条理的疏理与排比，都已大致勾画出了这100年历史演变中某一阶段的历史真实或发展脉络。应该说在目前，我们若要研究西泠印社百年史，这几部凝聚了前人心血的《志》，是绕不开去的必备的参考资料集。 　　但是，综合考虑所有这些文献资料的充分价值之后，我们仍然认为: 真正的西泠印社史研究尚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作为学术研究，它尚处于一个起步、启蒙的阶段。不但各种研究论文还只是采取一些特定的视角而无法形成一个有系统的内容课题群，且各篇论文之间、或各个研究题目之间所能达到的深度与高度也程度不一。而许多珍贵的回忆录、亲历记，只能作为研究的资料支撑而还不是学术研究本身。研究当然少不了参考各种回忆录资料，但回忆录之类本身并不是“学理性”的框架结构，且受回忆当事者的身份角色所限，会有自觉或不自觉的人为抑扬褒贬，有些也完全有可能出现回忆失实或张冠李戴甚至意气用事的情况，不加以严格的学术甄别，难以直接应用。至于几部《志》，除了撰稿者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对材料处理方式的不同，已经出现了同一事实却引出不同结论、甚至连事实也被人为筛选的个别事例，从而体现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但即使我们都接受这些，从严格的历史学研究体例来看，《志》的体例也不同于《史》。《志》是平面的，不强调来龙去脉、因果分析的。而《史》却重在从平面的事实中抽取出因果结论。因此，目前这两部《志》不能作为“西泠印社史研究”的学术标志而只能是作为它的前期准备，这是由历史学常识所规定了的。 　　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也还有不少。比如，我们还没有一部西泠印社100年的详细的大事记或学术年表。关于四个创始人即丁仁、王、叶铭、吴隐四君子，他们各自的个人年谱或年表也还没有——已有的一些简表当然可以权且救一时之急，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简表仍然因其过于简略而不足敷用。至于西泠印社中后期的一些核心人物，比如张鲁庵、秦康祥、韩登安，以及还健在的高式熊先生，他们的个人资料从年表到“自订年谱”，也还有许多付之阙如。此外，关于西泠印社早期诸贤一直到后50年中起主要作用的社员，关于他们的专题、专案的研究论文也还很少，比如《丁辅之论》《叶为铭论》以及《张鲁庵论》《韩登安论》等或还有站在西泠印社社长角度上研究的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专题研究成果，也还是大大不够甚至“缺席”。比如，不谈吴昌硕的书画篆刻为一代宗师而只谈他作为社长的贡献; 不谈马衡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功绩而只谈他的社长职位与为西泠印社建设的业绩; 不谈张宗祥在图书目录版本之学上作为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功绩; 也不谈沙孟海在书法上的泰斗地位，乃至于赵朴初、启功诸前辈，只研究他们的西泠印社身份; 或还有前举的张鲁庵、韩登庵、阮性山，到高式熊先生，当然还有已故的王个、诸乐三、钱君、方去疾、方介堪诸位副社长……目前还举不出这方面的现成成果。而没有这样的个案研究的扎实积累，要完成一部真正有价值的、能为百年西泠印社史作一归结的《西泠印社史》，只怕也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是，我们在西泠印社诞辰100周年之际，开始着手整理这百年之中的各种相关资料。整理共分成两部分。第一，是把几部《志》作一个总体的整理与阅读。并且，对一些相关人物、相关事件的文献记载，尽量加以收罗。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尽量做到不遗漏，此外，当代印社诸贤的一些回忆文字，只要大致言之成理，也先行辑汇，使之综合几个方面的资料，能大致形成一定的规模，能够兼顾各个方面，构成一个稳定的资料框架与一定量的资料群。第二，是以编年的形式对之作疏理排比，使各种散见的、零星的资料逐渐进入一个时间序列，逐渐形成一种时序上的前后关系和事件上的因果关系。最终，则以“史料长编”的形式完成对百年史材料的基本梳理，从而为今后撰写《西泠印社史》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这，就是我们这部80万言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由来。过去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网罗史料有“宁失之繁，勿失之略”之说，为此他修《通鉴》先编《长编》。我们也仿其成例，修《西泠印社史》则先修《史料长编》，应该说这是有“祖宗成例”在先的。 　　二、关于“西泠印社史”的研究定位 　　与民国时期其他印社、其他书画社或诗社相比，西泠印社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它不仅是众多研究对象中的一个简单的研究对象，它预示着一种独特的研究模式的展开，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它是一个以现代意义上的社团组织形式并持续百年的外在方式，却从事着一种非常传统古典的艺术探索的、不无寂寞的工作。第二，它并非依附于官方的行政机构运作渠道而完全是个人志趣相聚的“同人”社团，却有巨大的能量去横跨地域的限制，成为一个超城市超区域甚至跨国际的艺术社团。第三，同样是作为“同人”社团的、拥有极为浓郁的名家大师个人色彩的特征，却能绵延几代，横跨百年。如果说“跨地域”是跨越空间的阻隔，那么“跨百年”则是跨越时间的限制。说它是“超时空”，真是一点不为过誉。于是，上述三点便构成了我们对西泠印社史研究的第一轮定位内容: 　　——现代的社团组织与古典的内容; 　　——超越地域、国界的“同人”社团; 　　——超越时间百年的“同人”社团; 　　现代的社团组织与古典的活动内容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要值得我们如此去探讨？在近100年之间的各种诗社、书法社、画社很多。著名的如上海豫园书画善会、题襟馆书画研究会、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书法方面则有标准草书学社、中国书法学会等等，都符合这个以现代的社团组织去从事古典艺术活动内容的标准。既如此，西泠印社的这一特征，就很难说有什么特殊的价值，把它单独拈出，似乎也缺乏一个必须的学理依据。 　　自然，与书画相比，印学是一个更见古典的所在——在书画中常见，不等于在篆刻中也常见。恰恰相反，在西泠印社之前，我们对“印社”这一体制与组织形式还是比较陌生的。这是一个初步的认识。但更关键的还在于: 与清末民初的书画社团组织相比，西泠印社的活动方式更具有一种规则化运行的特征: 比如每年春秋两季雅集，是一个固定的设置，它既不像“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那样，是每天、每周都有雅集而纯属文人墨客休闲自娱的聚会方式，缺乏一种精心组织甚至有主题制约(这正是现代社团的主要活动特征)的立场，也缺少一种学术思想的支撑; 同时，它又不像完全的现代艺术社团如油画的“决澜社”那样完全以不同的艺术宗旨为先导、发起艺术运动所必须的呼吁呐喊，而在较为松散的艺术理念(其特征是多样性)中寻求活动方式的规则化运行。由是，西泠印社的社团形态，或许正好介于“海上题襟馆”的文人墨客遗老逸民方式与“决澜社”的艺术先锋前驱呐喊斗士方式之间，它的内容更偏向于前者，但它的活动形态却更接近于后者。而在当时，大凡中国画、书法等传统艺术社团，多取“海上题襟馆”形态; 而西洋画或新诗的社团，则多取“决澜社”形态。西泠印社本应属于前一阵营，却能在活动的组织方式上如此有理性、有目标与方向，足见当时的创社四君子即丁仁、王、叶铭、吴隐是有相当的主见与意志力，特别是丁、王，可以说在印社是承担实质上的精神导引的主要责任的。 　　关于超越地域、国界的“同人”社团问题，关键是在“同人”社团的先期定位。“同人”的概念，是志同道合的志士仁人自然相聚而本不必有社会组织或行政等级体制的羁绊的。由是，近代史上大凡是“同人”，通常很难有大规模——规模一大，人数一多，自然就要分出等级以便明确领属关系更可以指挥如意不致一盘散沙。而一有领属，则就是有形的组织控制运作，不复“同人”那种平等的宽松的关系了。故尔“同人”社团一则人数必不多，二则必松散自由而不像今天我们对社团理解的那样必须为名誉地位、为主席理事争个你死我活不择手段。西泠印社明明是丁、王、叶、吴四人创办，却放着现成的社长不做而偏偏从上海请一个不相干的吴昌硕来当社长; 又印社在1904年即已创办却要到1913年才开成立大会，所有这些信息都在提醒我们这本来是一个地道的“同人”性质的社团，它是“不竞争”的。但正是这样一个一团和气的西泠印社，却除了在杭州的浙籍、杭籍人士之外，还有来自上海的许多名家，又还有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华的日本篆刻家，人人不以杭州孤山为遥，人人意欲参与而不想置身事外，没有等级，没有副社长也没有理事会，却有几十上百个篆刻家热心介入，这还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第一篇《西泠印社记》是日本河井仙郎所撰，当时并没有人“站出来”慷慨激昂宣称中国人让日本人占了先而大呼有辱大国风范。孤山的山石土地是杭州的乡绅们共同捐助的，也没有人认为社长让上海人当去了是否这些土地房产要折算资产索回“损失”，或杭州人让上海人压迫了……这就是“同人”的风范。创社诸公的君子风范，真让我辈羡慕不已，吁唏！回想起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中金城、周肇祥等始合终离的故事[1]。真不得不钦服丁、王、叶、吴的坦荡无私的胸怀。可以说: 如果当时四君子不如此，西泠印社决计不能成此规模，那也就没有今天“西泠印社”这块金字招牌了。 　　关于超越时间百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于西泠印社本是“同人”性质，则一代人有志趣相投自可交往融洽亲密无间，而一旦世代更替，后继者既无同甘苦共患难的创业情谊维系，且思想方法也因时变宜，若要保持第一代人的相互关系，本来概率是极低的。如前所述，同人社团不重有形的等级领属关系约束，合则聚不合则散，许多社团“二世”、“三世而斩”、自然消亡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前举的“海上题襟馆书画会”不过十数年兴旺后即消亡，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蜜蜂画会……大抵不过20年一代人而已，鲜有隔代还能顺利承传的。但唯有西泠印社这个“同人”社团，从第一代吴昌硕与四君子开始，第二代是张宗祥、韩登安、张鲁庵、阮性山、高式熊，到第三代沙孟海、王个、诸乐三以下，直到第四代老一辈健在印学家，却是代代承接并无丝毫间断，以今天视之，则还有越趋兴旺、后来居上之势，而不仅仅是“守成”或“存一脉香火骨血”而已。谓为西泠印社在100年间的一个奇迹，恐不为过也。而且，其间又没有明显的子承父业的家族血缘关系而完全是志同道合而已，试遍观海内外，有哪一个社团是可以横贯100年而有五代延续之久的范例的？ 　　之所以会有如此“持久性”，我想首先是因为专业维系的力量。印学是“小道”，在当代艺术中，篆刻是比书法更有局限的“小道”，但也正因为其小，它的拥戴追随者反而十分稳定而可靠; 投机者不愿(也不值得)涉足其间，凡愿意投入者则必是坚定分子。而事实上，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篆刻固然是小，但若从一个专业的触角与覆盖面而言，则篆刻又是艺术与学术联姻的典范，艺术的篆刻形式表现，是与作为学术的古汉语、古文字学、古器物学、金石学、碑帖学等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可以以其金石学造诣来领衔西泠印社，而书法家启功、赵朴初也可以以其书法业绩执掌西泠印社，图书版本目录学家张宗祥也可以以其卓绝的典籍功夫来倡导西泠印社，至于画家傅抱石、潘天寿、王个、程十发、鉴定专家谢稚柳……大凡人员构成成分一丰厚，则“持续”能力自然越强。但构成成分的丰富并不妨碍其核心作用的发挥。即如印社中篆刻家还是占主导地位并成为运转“持久”的基本动力: 从创社四君子到近代印学史上的吴昌硕以下到张鲁庵、韩登安诸公，哪个不是响当当的印学历史俊彦？ 　　一个“同人”性质的艺术社团，能持续百年，必定有它的原因与历史规定性。 　　除了横跨国别、地域，与纵贯百年历史这两大特征之外，作为“天下第一社”的西泠印社，还可以说是一个在学术意义上“唯一”的印学社团。 　　早在印社成立之初，即提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这一响亮的口号。应该说: 口号的提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印社创始者们深思熟虑的结果。在“保存金石”方面，募捐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是其中最感人的一幕; 而在“研究印学”方面，则从西泠印社早期研究资料的大量出版——如上百种著名的古铜印谱、名家印谱的由丁仁、吴隐、叶铭、王等编印出版，以及大量印学典籍如《遁庵印学丛书》(吴隐)、《广印人传》(叶铭)等的面世，表明了对印学不仅仅是持一个雅玩、清赏的立场，而是拥有明显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在。比如在三十年代，西泠印社曾有过一个“金石家书画作品展览”的举措，聚集古代金石家、篆刻家的书法、绘画作品作展览，显然是研究目的大于雅玩目的。这一传统，在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之后，又以每次社庆必有“国际印学研讨会”的形式被延续下来。于是，“研究印学”这一创社之初定下来的宗旨，在间隔80年之后又被发扬光大，从一种对学术的潜在尊崇落实为有形有质的“研讨会”方式，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当代篆刻理论界并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可以说: 西泠印社被称为“天下第一社”，被指为“唯一”，并不是指除它之外就没有别的印社。从与西泠印社同一地域的龙渊印社，到与西泠印社在30年代同时的北京圆台印社，或稍后的宣和印社，以及当时还有各地各种不同宗旨但都是以篆刻为中心的印社，再到建国后的亦由西泠印社老社员唐醉石在湖北创办的“东湖印社”，以及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江苏书法印章研究会、北京中国书法篆刻研究社等等，再到当代的北京、天津、南京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印社不下百种，但要论“研究印学”并以学术定位，每每举办国际或全国的印学、篆刻研讨会还出版论文集并持之以恒、20年30年不懈的，的确舍西泠印社之外并无第二家。故尔，从学术上说: 西泠印社作为“唯一”的“天下第一社”应该是当之无愧、决非过誉的。倘若再计算印社社员个人的学术成果，则西泠印社所拥有的学术含量，更足以独步当世、傲视天下、无人能望其项背了。 　　以学术积累雄厚堪称“天下第一社”，而不仅仅满足于刻印一技而已，这是我们在研究西泠印社史时应予以非常关注的所在。 　　三、西泠印社与近现代印学史 　　研究近百年书画史特别是近百年篆刻史，决计离不开对西泠印社的研究。虽然在学理上说，一个印社，无论它规模多大，相对于一部断代史而言，终究是一个局部内容也罢。 　　但这是一个何等的“局部内容”？在大师名家的个人排行“英雄榜”中，除了吴昌硕之外，还有黄牧甫、齐白石、赵叔孺，他们都不是西泠印社中人，因此，西泠印社史研究，在近现代篆刻史研究中，当然是一个“局部内容”无疑。即使从大师的个人数的绝对比论，它也是局部而不具备整体的含量。 　　但如果不以传统史学以人排列，把一部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篆刻史变质为书画篆刻家的“英雄谱”“花名册”“点鬼簿”的话; 那么，以近百年印学史、篆刻史的“事件”“史实”论，则一部西泠印社史所包含的容量，却大大高于名家的简单数量而呈现出整个近现代篆刻史的至少“半壁江山”甚至囊括大半的现象。换言之，只要从事“西泠印社史”研究，则几乎涉及了百年篆刻史的大半内容。它几几乎可以等同近百年篆刻史的研究。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或故弄玄虚。在对比、分析中国百年篆刻史的基本材料之后，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在没有西泠印社这个因素之前，以篆刻家个人魅力号召天下领袖群伦的方式，吴昌硕、赵叔孺、黄牧甫、齐白石，都是一个个对等、并列的存在，吴昌硕的活动，在整个篆刻史中的所占比重是有限的，与黄、赵、齐相去不远的。即便是吴昌硕个人，在上海的活动如海上题襟馆书画会，豫园书画会等的活动，在数量上也不亚于(甚至还超过)他在西泠印社的活动。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西泠印社”，一切都变了。以社团维系起来(组织起来)的活动方式，迅速扩大或放大了吴昌硕及他周围的印学人士活动的影响，使它呈现出立体的、多元的、互动的鲜明特征——比如，以印谱出版、印泥生产、印社景点建设及每年春、秋两季雅集的固定格局，以及社团所拥有的凝聚人才、组织有形的优势，使西泠印社每一项举措在社会上的覆盖面与影响力，远胜于一两个篆刻家(即使个人造诣是大师名家)设帐授徒或创作印谱所拥有的影响力。此无它，后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前者则是一种社会行为: 作为一部篆刻史，我们肯定更注重社会行为的价值并坚决将之列为历史的重点。 　　有如在书法史上的元代，赵孟与李倜的关系，赵在艺术成就上远逊于李，但若论历史则赵必居其上。类似的情形还有民国以降的沈尹默与白蕉，沈也在艺术成就上远逊于白，但沈尹默是历史人物而白蕉则是艺术名家。相比之下，前者是左右历史航向的舵手，而后者是历史在某一阶段的偶像——前者主动操控着历史，后者则受制于历史并被动地由历史来选择。那么，在近百年篆刻史上，吴昌硕与西泠印社，是属于主动操控历史的前一类型，而赵叔孺、黄牧甫、齐白石，则是属于被动地为历史所选择的后一类型。 　　于是，我们在赵、黄、齐的篆刻生涯中，看不到结社组团及出版、雅集、景点产业建设、乃至集体募金赎回《三老碑》的“大手笔”。赵叔孺在上海的社会活动中，绘画名声远大于篆刻名声，齐白石亦是如此。且赵叔孺与黄牧甫也是门生遍天下，赵氏更是有陈巨来这样的继领一代风骚的大门生，但若论在篆刻史上的大贡献，则除了卓绝的个人成就之外，其他则“乏善可陈”。作为艺术大师，他们当之无愧; 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意义上的篆刻领袖，他们并不是功勋彪炳的典范。甚至，当我们再深入地考虑这些篆刻家们在近百年间为中国印学史的观念培养、学科建设、理论转型、艺术创作意识的培植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恐怕也难举出有历史意义的业绩。 　　但是，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中，我们却看到这些内容或显性、或隐性地散落在每个历史阶段。在一个“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宗旨下，西泠印社的篆刻家们以他们开放的观念、富于激情的行动、以及无意间的(或意识上未必很强但行为上却十分明显的)较强竞争心态、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近百年篆刻史——准确地说: 是在书法史、绘画史方面也堪称前驱——的时代新典范。它的具体内容，应该有如下一些: 　　(一)社团组织观念的在印学界被认同 　　自古以来，印章都是工匠的手艺活。无论是战国秦汉的印工，还是唐宋内宫鉴赏印的制作或官府将作监治下的工匠，都是如此。即使是在明清特别是有清一代，篆刻的兴盛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并有渐渐艺术化的趋向，但相对于书法家的文士身份与画家的院画御用身份或文人画的潇洒风度，篆刻家更像工艺美术家而不是文人式的书画家，它的“匠”的一面很难逃得过高高在上自诩清雅的文人士大夫的睥睨。由是，印社之设，大抵是类于工艺美术“行会”之类的功能，在学术上既无底气，所聚集的人员也没有天生的骄傲心态。历代印论中论刻印先讲求“六书”，必先宏论一番文字学在篆刻中的突出地位，其实正是这种“匠”所与生俱来的自卑心理在作怪。但是，西泠印社四君子的倡导，却绝无“行会”的色彩。编印谱、祀先贤、雅聚名流士绅、切磋金石书画，极大地提升了作为“一技耳”的“匠”的篆刻在艺术与学术史中的地位与层次。 　　至少在西泠印社中，篆刻家地位的从“匠”上升为“艺”，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进行的。第一，是通过对篆刻艺术内容的梳理来完成对篆刻艺术王国的认同。大规模地出版、编辑高质量的印谱与印学典籍，以及对印泥、印具制作的深入研究，是此中的最成功之举。第二，是通过拉紧篆刻与学术、艺术之间的纽带来达到目的的。赎回《三老讳字忌日碑》并将之置于孤山社址，是贴近学术(金石)之举，而举办“金石家书画作品展览”，是靠拢书画艺术之举。第三，是以每年春、秋两季雅集中名士如云、才俊辐辏的方式，向社会宣称篆刻艺术也具有足够的魅力汇聚关注的眼光，也是风流蕴藉、有着潇洒风姿的。在西泠印社百年史的前半段，这三个要素都有着同样的作用; 而在后半段，则通过印学研讨会与每隔五年、十年的庆典活动(它相似于前期的雅集但在规模上远胜之)，还有各种专题创作与展览活动，使印社的活动品质与作为社团组织起来的能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与拓展。 　　(二)篆刻艺术“独立”观念的形成 　　作为颇近工艺的篆刻，在早期是“匠作”，即使在明清以降，具有了相当的审美品格，但在明清文人士大夫眼中，它仍然是附属，是配角。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从实用的记名“配角”转向同为艺术的书法、绘画的配角。文徵明的“我之书斋，多于印中起造”，代表了明清士大夫对于印章(篆刻)的典型看法——篆刻的钤红，是为配合书法或水墨画的黑白而专设的。虽然在篆刻家自身，钤编印谱、诗句印谱……似乎也在力求不依附于书画而有独自的世界，但在一个文化层面上，这些努力并不足以动摇篆刻相对于书画的配角、依附地位。 　　而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以篆刻为主角的独立观念的崛起。出版印谱、编辑印学典籍、研究印泥制作，或在孤山社址上立二十八印人像，这些都不是依附的而是独立的、不是配角的而是主角的; 但还不仅仅如此。在雅集中，常常可见很有趣的一幕: 书画家挥毫泼墨，而篆刻家则专心致志地奏刀霍霍。办一个书画展，也专选“金石家(篆刻家)书画展”，仍不忘篆刻的独立身份。直到六十年代，也才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之后加了一句“兼及书画”，书画不能越俎代庖，只能是“兼”而不是主业。其实，吴昌硕在上海是书画名声大于印学，但一到西泠印社，他绝对强调印人的身份。我想，百年间的印学社团大大小小，自娱娱人的不计其数，能像西泠印社这样咬住“篆刻”主体不含混不松懈且持续百年者，只怕是难觅第二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现代篆刻观念独立、主导的观念，正是通过西泠印社才有效地建立起来的。 　　(三)对文化的全面介入 　　以篆刻作为“一技”的立场，它本来是缺乏介入文化的能力的——相比于书画而言，它的能力本来就弱，在一个较狭小的领地里自我完善，已经令清末民初的篆刻家们捉襟见肘、束手无策了，再要去关心大文化的内容，实在是难乎为继。但是，通过“保存金石”这一宗旨所规定的渠道，西泠印社的篆刻家们开始把眼光投向了文化。王福庵、唐醉石等赴北京任铸印局“技正”，是以篆刻本分超越于篆刻的一种初试锋芒，而以吴昌硕为社长，带来了上海的书画家们联袂入社，共叙艺事，则是从篆刻本分进入书画的一种尝试——在吴昌硕去世之后，本来印社诸贤有推举继任者而推到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副会长哈(少甫)的动议，虽然因哈氏旋即谢世而未果，但至少可以看出，印社诸公并不认为请一个非篆刻家身份的名流来当社长有什么不妥。这，又表明印社并不以印自囿。至于吴昌硕等呼吁醵资赎回《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一则赎的不是印章印谱，而是一方汉碑(它不是篆刻含义而是金石书法含义)、二则赎碑募资时提供的是大量的书画作品而不仅是刻印，三则参与者有许多是社会名流而不仅限于篆刻家，都表明这更是一个从篆刻、印社起步，但最后落实到大文化层面上的举措。仅仅是单一的篆刻，范围狭窄，是既想不到这样去做也没有能力去这样做的。 　　对文化的介入，在50年代以降印社恢复时期，体现得更见明显。在西泠印社六十周年大庆之时，第一次出现了来自北京及各地的文化界高层领导的名字，如郭沫若、陈叔通、茅盾、齐燕铭、傅抱石、沈尹默等等，这些文化名人都未必有过篆刻实践经验或不以篆刻为主业，但却都有较为宏观的文化把握力; 即使是第三任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是典籍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学术专家，论文化形象远大于专业的篆刻形象，直至今天的西泠印社社长名册上有赵朴初、启功的大名，所有这些都表明，西泠印社虽然守住篆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底线，但历程百年，是具有足够的文化涵盖力的。 　　(四)普及印学功高盖世 　　在清末民初之际，传统的篆刻作为艺术也还没有经过近代化的洗礼，这一点使它与绘画、戏剧、音乐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而与书法相近。但更大的问题是，与书法的被社会广泛认同相比，篆刻是一个更狭窄的所在——它的社会认同度更低，被关注、被接纳的可能性更小。从“篆刻”与“印章”混淆，实用与艺术混用的当时现实出发看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印”社的存在，我们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它本来应该是不容易被理解，或至少发展艰难、不无孤独悲凉之感的。但事实上西泠印社的发展却是如日中天，如果除去抗日战争一段非常时期之外，西泠印社几乎都是处于兴盛的上升阶段而并没有衰败之象，一个社会认同度很低的印学社团，却保持着如此的发展势头，何也？ 　　在创社四君子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奥秘: 大张旗鼓地从事普及工作，以普及印学来推动印社的发展。 　　在创社诸君子中，编印各种古铜印谱与名家印谱以及个人的私印谱已成风气。丁仁是四君子中的领衔者，他编成的印谱有《西泠八家印选》《杭郡印辑》等数十种，王则有《福庵藏印》等约十种，吴隐最多，约辑成各种古铜印谱与名家印谱如《遁庵秦汉古铜印谱》《二金蝶堂印谱》《缶庐印存》等将百余种。这些印谱的编成，又通过钤印或锌版印拓成谱，风行书肆，人人得而购藏，对于普及篆刻艺术可谓功莫大焉。可以说: 迄今为止我们在清末特别是民国初年所能找到的印谱资料，除了一些个人拓谱流传数量极少之外，主要的应该就是这批数以千计的、当时署名“西泠印社”或“潜泉印丛”并且印制甚精的印谱。至于后来如有正书局也开始印行印谱，那是在20年代之后的事，其势头已远远不能望其项背了。 　　除了印谱之外，印学著作的翻刻印刷，也是普及印学的一个大宗。叶铭的《广印人传》，合前此的清人三种《印人传》又增补近代部分; 吴隐的《遁庵印学丛书》广收历代印学典籍达17卷25册，为我们提供了经过清理的印学古籍的基本资料框架。这些史料典籍的出版，对于知识的传播作用极大——把篆刻从“匠”的技艺层面拉出来，提示出它作为“学”的知识的学问的性格，是民国时期西泠印社的最独特贡献，在近代篆刻史中甚至直到当代，还没有一个印社能有这样的能力与眼光。 　　至于如雅集活动的每年进行，印人之间的交流频繁，当然也是普及篆刻的最佳渠道，比起印谱、典籍出版而言更是一种动态的方式，而通过雅集聚汇各路从专家到初学者的做法，更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它带有更大的引导时尚或流行的涵义。 　　(五)建设印学中心地域“场” 　　西泠印社在孤山，一部近百年艺术史，总是由几个地域的“点”汇聚而成，比如绘画上的岭南画派、海上画派，又比如书法上的北京与上海在民国时期的南北对峙——其他无论是同样强盛的粤、苏、津、陕、浙，在民国这38年间都无法与京、沪相比，这个相比不是指粤、苏等地没有一流的人才，而是指人才汇聚后所产生的能量与辐射力: 同样一个艺术家，在苏、浙就只能是偏安一隅，靠个人声望吃饭，而在京、沪就可能借助社会拓展力而扶摇直上。这个艺术家本身并没有变，但他所处的“场”变了。 　　近百年篆刻史的主“场”，显然是在西泠印社所在的杭州。尽管上海曾经是清末吴昌硕(刚)与赵叔孺(柔)双峰对峙的所在地，尽管在北京也已有陈师曾在前而齐白石在后，还曾有过从“冰社”到“圆台印社”的活动，连西泠印社的创始人王福庵、曾为社长的马衡，皆曾参与其中活动，尽管广东还有“天南金石社”等，连抗战后期避地重庆时，曾绍杰与乔大壮还在重庆成立过“巴社”……但篆刻之“场”仍然不得不落脚在梅妻鹤子的孤山。其实不止是民国这38年，直至今日，各地都有各种印社一百余，篆刻的协会组织亦复不少，但却还是人人关注西泠印社这个“场”，只有无知者还会雄心勃勃地想用自己与西泠印社试作抗衡，且即使宣称准备抗衡也决无成功的希望——这100年的历史，这全国各地汇聚的精英，还有这“与生俱来”的一泓西湖与孤峭优雅的孤山，如何是想要即能要得来的？ 　　光绪三十一年(1905)杭州八乡绅具呈杭州知府钱塘知县意欲取孤山为西泠印社社址之时[2]，也许决计不会想到这是在为近现代篆刻史布点设场，是树起了一个地域空间的核心圣地。正是这个“核心圣地”的存在，使近现代篆刻史有了一个关键的依托; 篆刻家们也有了一个心理依赖的“对象”。在过去，皖派、浙派印风当然也是依托具体的地域而展开，但那只是一个流派聚集、生发的“点”，还很难说是整个近现代“历史”的核心圣地，而在西湖孤山的西泠印社社址，却是一个百年时间之内的专业“中心地域场”，不但足可凝聚国内各地的篆刻人士，而且在海外如日本、韩国，也具有同样的魅力与功效。 　　(六)主导篆刻学术研究 　　直到民国为止，篆刻的学术研究是缺乏主体意识的——这不仅是指艺术各领域都在努力完成从古典话语系统(如文论、画论、书论、曲论、乐论)向现代学术话语系统的转型，如从“二十四史”模式转向近现代梁启超“新史学”开其端，王国维、郭沫若、陈寅恪、顾颉刚等继其后的新时代史学学术研究之时，篆刻理论却还基本上停留在古典印论阶段，直到50－60年代以降，研究印学甚至还在使用古汉语及随笔方式而且全然没有现代学术所应具备的学术逻辑论证力量: 这种现象已严重阻碍了篆刻学术研究的现代思维的养成。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意义上的篆刻学术研究的深度方面，由于缺乏研讨的平台，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如对古玺的研究、对古印章形制的研究，都被归为金石考古学领域; 而对古印谱的研究，又是被作为文献典籍研究来对待的。而真正为篆刻界、印学界所认可的理论成果，则大抵是一些常识介绍之类的文字。如傅抱石、潘天寿均撰过《印学概论》、邓散木撰过《篆刻学》，大抵是梳理知识、使之条理化，但若论发掘的深度，则都还缺乏一种学术的力量。这表明，篆刻艺术的学术研究，无论在史学方面或美学方面，都还是十分落后的、缺乏勃勃生机的。 　　西泠印社在前半期的活动，主要是立足于聚集资料文献的阶段。比如《遁庵印学丛书》《广印人传》的编印行世，及大批印谱的问世，皆是如此。五六十年代是印社恢复期，在80年代初，由于沙孟海社长的极强的学术意识，西泠印社开始定期主办印学研讨会并出版印学论文集。特别是逢五、逢十的社庆，依靠社中的专家学者社员的研究成果，西泠印社主办的全国、国际印学研讨会，都足以作为当代印学研究的品牌，而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正是由于西泠印社拥有这一学术平台，及又有出版社的业务便利，当今的中年篆刻理论研究家们也频频有佳作推出——有些著作本身就是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如《印学史》《历代印学论文选》等；有些著作虽不是由印社出版，但却是由印社社员担纲完成的，更有些有分量的学术论著，是因为在西泠印社的印学研讨活动中受到启发才得以形成的。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在目前任何一个印学社团，都无法拥有西泠印社这样的学术平台与学术推进力。对于近百年篆刻史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与条件。 　　(七)汇聚印学实物与文献，形成新的研究出发点 　　在近现代篆刻史揭幕之初，在经历了徽、浙、皖诸家诸派的风云变幻之后，篆刻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轮廓仍然是不清晰的; 篆刻学术作为一个学科的构架仍然是不明朗的。许多篆刻家津津以“金石家”自诩，全然不顾“金石”与“篆刻”是两码事。许多印学理论家也热心于写些印论随笔，以为这就是理论的全部。篆刻资料的规模还未形成，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还严重不足，或散落各处，或零乱不成系统。但在当时，除了专业的博物馆之外，没有哪个机构能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而事实上，连博物馆这一形制也才发轫不久，许多大端还未有着手落实，区区篆刻印章小技，当然更不可能在关注的视野之中了。 　　正是在这个非常时期，西泠印社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勇敢地承担起这一艰巨的工作。百年西泠的历史中，大规模收集、整理印学资料——包括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建社初期。以丁仁、吴隐为代表的西泠印社中坚，向印社捐献了大量珍贵的印谱与出版的新谱。比如吴隐一人即捐出各类印谱上百种计几百册，丁仁也捐出数十种。这是一次印谱资料的大荟萃。而正由于印社初创，因此创社诸公还捐出现款营造孤山景观建筑，比如“柏堂”“竹阁”“数峰阁”“四照阁”“凉堂”“仰贤亭”“石交亭”“宝印山房”“山川雨露图书室”“三老石壁”直到“还朴精庐”……此外，还为历代印人作造像如丁敬身、邓石如、吴昌硕造像，乃至刻丁敬像、二十八印人像、赵之谦像等画像。可以说，没有印社初创时期来自创社四君子及社会贤达的各方鼎力扶持，西泠孤山作为近现代篆刻重镇与中心的地位，是不可能获得确认并有如此高的认同度的。 　　在经历了抗战与内战的动乱之后，西泠印社在50年代后期开始了恢复的历程。正是在这个时期，印社又迎来了第二轮捐献印学资料的高潮，其中印社社员张鲁庵个人捐献各种印谱400余种，印章1500余方，是为西泠印社的社藏作了奠基式贡献。400多部印谱中，有不少是极珍贵的孤本绝本，而印谱数量如此之多，又堪称是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可以说: 在近现代以来的百年间，张鲁庵的印谱收藏称得上是独一无二，这批珍贵资料归于印社，使西泠印社在50年代又一次成为社会各界、文化界特别是艺术界聚焦的中心。在这一时期，除张鲁庵之外，吴东迈也捐献吴昌硕所刻田黄印10余方，葛书徵捐献明清名家印43方，王家属捐献王印章356方，自然也足以作为西泠印社社藏的镇馆之宝。 　　第三次高潮，是在90年代末的中国印学博物馆筹建之时。除了社员们为提高、丰富印学博物馆的藏品质量而纷纷捐献名品之外，印社还派员四处奔波，征购一大批珍贵的印章实物资料，从而使得中国印学博物馆这个中国唯一的专业博物馆，能够以最高水平的展品汇聚，反映出这百年印学研究的主要脉络与踪迹，从而当之无愧地向世人宣称: 西泠印社虽然历经百年而毫无衰败之象，仍然是中国印学、乃至国际印学的中心。 　　三次大规模汇聚印学文献与实物的举动，横跨了整整一个世纪。从每一次的汇聚与捐献、征集行为看，它都可能是孤立的、单向的; 但当我们把它置于百年史中观察，则它所含有的内在逻辑因果链，以及前后辉映的历史进程的价值，便立即显现出来。可以说: 这是近现代中国篆刻史的最精彩的一笔。它为新世纪进行新的篆刻艺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扎实的、无与伦比的新的起跑线。 　　——社团组织观念的被认同 　　——篆刻艺术“独立”观念的形成 　　——对文化的全面介入 　　——普及印学功高盖世 　　——建设印学中心地域“场” 　　——主导篆刻艺术研究 　　——汇聚印学实物与文献以形成新的研究出发点 　　这七项中的无论哪一项，比起一般意义上的“英雄谱”“名人录”“点鬼簿”而言，不都集中体现出西泠印社在近现代篆刻史中的中心作用吗？试想想，近百年间，有哪个印社社团是有过这样的能量与作用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 研究西泠印社史，几乎就是在研究一部近现代篆刻史的大半内容甚至是主要内容。 　　四、西泠印社的大师巨匠们 　　一个贯串百年的艺术社团能得以持续，首先必然是基于有一批名家大师前仆后继戮力同心的艰苦奋斗。西泠印社当然也不例外。准确地说，不仅仅是例外与否的问题，而是西泠印社百年史向我们表明，它是以名家大师的前后承继为脉络的社团典范。 　　遍观西泠印社所拥有的名家效应，我们大致可将之分为几个部分作分别叙述: (1)西泠印社中的领袖级名人，这是以几位社长为标志的最高层级的范围。(2)西泠印社与学术名流，这是以学术(印学、古文字学或其他学术)为主导的一条线。(3)西泠印社与社会贤达，这是指有相当一个层面的文化界、艺术界、学术界、教育界甚至政界等等的名流士子，他们对西泠印社的发展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后才是印社中的篆刻名家。自然，他们的努力与贡献是题中应有之义，是本来的职责，其实是毋须多论的。我们的讨论应该以前三类为主。 　　(一)西泠印社中的领袖级名人群 　　贯串百年的六位西泠印社社长，即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与启功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书法篆刻界与文化界的一代宗师。他们中的每一位的领袖地位，都是无法动摇的。这是第一层次。至少在西泠印社社史角度来看，是如此。 　　副社长中，傅抱石、潘天寿、王个、方介堪、方去疾、诸乐三、钱君以及程十发先生等，也皆是公认的艺术巨匠大师。他们虽未必皆是在艺术与学术(大文化意义上)双擅者，但在各自的艺术创作领域中有着足够的威望与影响力，本来，他们也有足够水准作为“领袖级”的定位，但站在西泠印社社史角度来看，我们将之定在第二层次。 　　除此之外，四位创始人即丁仁、王、叶铭、吴隐，论贡献在印社堪称卓著，对他们的定位，应该介乎第一与第二层次之间。比如王，或可以其个人成就突显于时，而其他三位在文化界、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有限，故不得不置于第二层次。 　　吴昌硕是众口一辞的近代清末民初在书、画、印三栖均为首屈一指的大师巨匠。在这一百年之间，还没有人能超越或哪怕是抗衡于他的威力。而不限于个人成就，那么他的门生子弟遍天下，以及他积极与国外(如日本、韩国)艺术家展开交流，使他的名声遍及海内与域外。近代书画篆刻史上的吴昌硕，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大师，还是一个观念超前的实践家: 广结社团、邀聚同人、又有那么多的门生，这样的气度，是同时代其他篆刻家所无法梦见的。不但是同时代，即使是百年后的今天，远在东瀛的艺术家还以曾从学于吴昌硕风并以能将自己挂上吴昌硕谱系而荣耀，即可证明他的“法力无边”。可以说，在艺术界的当时，还没有人能具有他这样的个人成就高峰，也还没有人能具有他这样的威望、覆盖面与影响力。这，即是“领袖”的标志。 　　马衡是第二任印社社长。作为印人，他在创作上有《凡将斋印存》，后其子又辑《庐印稿》，在西泠印社四君子之一丁仁的《咏西泠印社同人诗》(集《论印绝句》)中，即有咏马衡的专门诗作。在理论上，他有《谈刻印》发表于1944年《说文月刊》。但作为一个文化领袖，马衡的以下经历可能更令人关注: 192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主讲金石学，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抗战后期主持闻名中外的“文物大迁移”。至于其在金石学方面的贡献，一是注重实地考察: 如至新郑、孟津考查铜器出土地、至洛阳考察汉魏石经出土地，至貔子窝、燕下都参与发掘；著有金石学方面的专著论文《中国金石学概要》《石鼓为秦刻石考》《中国之铜器时代》《戈戟之时代》《记汉居延笔》《新嘉量考释》等，是一个顶级的金石学大师。他的出任西泠印社社长，应该是应了“保存金石”这一宗旨，名至实归，并无半点生硬，相反还在吴昌硕的浓郁的文人士大夫气之外，平添了一种肃穆的学者风范的。作为“金石学”的大师，马衡无人可以比肩，那么作为一代印学领袖，马衡自有他的标志性价值。 　　张宗祥是第三任社长。早在青年时，张宗祥即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西泠印社社员经亨颐有金石之交，并于1908年首次参加西泠印社秋季雅集，结交吴昌硕，诗作中咏西泠八家的颇多。并有《张宗祥藏印选》《张宗祥印选》行于世。而他在1956年秋于浙江省人代会上提案恢复西泠印社，更是以个人之力为西泠印社接续了50年一脉香火，即此一点，他的对印社的奉献足可上攀四位创始人，从而成为西泠印社的中兴名臣。或谓他在印社的中坚作用可能更鲜明于马衡。而作为文化领袖，他在古籍研究、目录版本之学方面，更是具有时代性的伟大业绩。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浙江图书馆长还只是一种身份上的象征; 而组织补抄《四库全书》归藏文澜阁，手抄、校勘各种古籍如《国榷》108卷、《越绝书》15卷、《洛阳伽蓝记》30卷、《神农本草经》12卷、《论衡》30卷、《吕氏春秋校注》10卷，以及校补《明文海》等，乃至在晚年以亲自核抄的稀世善本古籍孤本2000多卷捐献浙江图书馆，皆可说是惊天动地、在古文献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的。此外，他在1919年所撰的《书学源流论》也具有在近现代书学方面开启新学、荜路蓝缕的功绩。如果说马衡作为第二位社长，是以金石学统领印学从而扩大了印学的视野的话; 那么张宗祥的功绩，则在于存亡继绝，并以版本目录文献之学的身份与地位，在推扬西泠印社的学术形象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大作用。正是有了他的庇荫，印学家篆刻家们才有机会从事积极的“研究印学”活动。 　　沙孟海是第四任西泠印社社长。这又是一种不同于前三者的新的典范。他早在1928年即写出《印学概论》、至1962年又写出系统的《印学史》。此外，在创作方面有《兰沙馆印式》，在印学笔记方面有《沙印话》，又在论文方面有过许多前所未有的课题并获得崭新的学术结论。如1963年撰《印学的发展》、1964年撰《巴慰祖父子印谱》、1966年撰《谈秦印》、80年代后则有名声赫赫的《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所有这些在沙孟海的创作、学术生活中只是作为一个局部的“印学”，其实却体现出了明显的“专业”“职业”“主业”风范。于是，作为一个学者，他的学术范围更集中地圈定于“印学”，从而与“研究印学”的宗旨形成了真正的对接。这一点，是同样擅长学术的马衡、张宗祥，与不擅学术但诗文或篆刻创作极优的吴昌硕所无法比拟的。当然，仅仅看到沙孟海的“主业”是印学研究，或是他的篆刻创作与研究双擅，还不足以领悟体察他的伟大。更关键的是在于，沙孟海是一个创新研究极为强烈的人物。在西泠印社八十大庆(1983)之际，沙孟海以社长之尊，又以一个学者大师的至高身份，毅然对长期以来以“金石”指代“篆刻”，造成“金石学”与“印学”混淆的传统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评[3]，在当时也曾引起印社中老辈社员的不理解并且有过一些辩论。在现在看来，这种在印学学科独立的层面上力排众议、坚持真理的做法，的确显示了沙孟海作为一社之长的大师巨匠气派。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泠印社的专业印学家——区别于一般篆刻实践家，也不同于金石学家或一般学术家——的独特的熠熠光辉。在100年社史中，沙孟海的致力于篆刻学(印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定位的努力，是最为精彩的、无可取代的一笔！他不但是书法大师，也是使印学界当之无愧、足可比肩于同时代其他学科的真正的“领袖”。 　　赵朴初是第五任印社社长。作为中国的国家级领导人，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又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政治头衔本来未必能直接套用于像西泠印社这样的学术团体，但当一个文化素质绝高，又是一代书法大师的重量级人物来担任西泠印社社长，而且是从原有的名誉职务转向实职(赵朴初是沙孟海任社长时期聘请的名誉社长)，这种在常理上很难想得通的范例，至少带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是西泠印社在文化界的身份地位绝高，至少可与像中国佛教协会这样的社团并驾齐驱。第二，是一位已身兼要职的国家级领导人(是文人学者型的领导人)来眷顾西泠印社，又表明西泠印社作为“清流”的形象所在。赵朴初善诗、工书，一手苏体冠绝天下。他是一位享誉时代的社会活动家与国务活动家。在就任西泠印社社长期间，他的确从关心《西泠印丛》的编辑事宜、并还捐款资助这样的小事开始做起，表明他作为社长的并不只是挂个空名虚位而已。但这些对一位国务活动家而言，当然并不是最有价值的业绩。与张宗祥的存亡继绝相近似，赵朴初的赫赫业绩，是在于他以巨大的影响力，为西泠印社凝聚了几代人宿愿的“印学博物馆”的建设，起到了主导性的大作用。今天屹立在孤山侧的“中国印学博物馆”，作为国字号的、全国独一无二的专题博物馆，的确是连上世纪初的四位创始人也未能梦见的辉煌业绩。正是赵朴初的鼎力，圆了数代西泠士子的梦，从而使百年西泠印社史有幸获得了一块高大巍峨的学术的、专业的“里程碑”[4]。试想想: 有哪个印学社团，或更扩开去说，有哪个文艺社团，是像西泠印社这样拥有全国独一的印学专业博物馆的？ 　　走向新世纪，我们迎来了西泠印社的第六任社长启功先生。 　　与已故的五任社长有一个共通点，是启功先生也是书画方面的大师，同时又是一位学术泰斗。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以及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表明了启功先生在书、画方面的精深造诣首屈一指、海内公推。而在学术上从一部厚厚的《启功丛稿》，还有《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启功絮语》《启功韵语》，或还有《启功论书绝句》甚至还有早年的注释《红楼梦》……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的学术的一面。称启功先生的诗文是有“学术魅力”真是一点不谬，他的诗文平白诙谐，能道人所未道; 而在学术研究方面又有着非同一般的严谨。启功先生又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这又是一个应该被理解为“学界祭酒”的“领袖”级职务。他的欣然接受邀请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使百年西泠又找到了一杆历史的标尺。可以想象: 学术、业绩、身份、名望、地位方面都是国内外公认第一的启功先生作为一种历史空间定位，与西泠印社百年史的时间定位，一旦产生交叉，将会为今天的西泠印社带来何一种高度与何一等的机遇。并且，借助于启功先生在海内外的巨大的“领袖”影响、特别是身居北京首都的优势，西泠印社的活动，天然地会具备全国性的覆盖面并拥有国家级的高度。它对于我们继续谱写西泠印社新的百年历程，将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与意义并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出发点。 　　梳理了六位西泠印社社长的情况之后，让我们再来关注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的情况。 　　(二)西泠印社的创社四君子 　　作为一个整体，西泠印社的四位创始人不但对印社的贡献无与伦比，而且自己也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虽未达到“领袖”的高度，但作为一代名家特别是组织活动家，自有“领袖”们也无法替代的作用。 　　丁仁在西泠印社史的四君子中位列“班首”。几篇《西泠印社记》对四君子的排列顺序，或是丁、王、吴、叶(吴昌硕)、或是丁、吴、王、叶(呈钱塘县杭州府文)，王与吴的排序互有前后，但对丁仁居首则均无异词(胡宗成《西泠印社记》排列是叶、吴、丁、王，大约是依年龄而列)。之所以将丁仁排列领衔，至少有一个理由是极为充分的: 他出身世代书香。杭郡丁氏“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及“善本书室”，是当时钱塘文化界极重要的一个记录。而丁仁之祖丁申、丁丙在收藏古籍图书之时，也收得浙派领袖丁敬的印章72方，至丁仁之父丁立诚，又续收黄小松、奚铁生、蒋山堂及陈秋堂、陈曼生、赵次闲、钱叔盖的印章，先编成《西泠四家印谱》，后又增补各家印至500方，遂成《西泠八家印谱》。迄今为止，还是最权威的本子。丁仁刻印自辑《鹤庐印存》四册，足窥其铁笔涯略，丁仁集印除西泠八家印之外，兼集浙中印人的书法、文人画、尺牍、书籍等，显见得是一种文化的视角。至于他创立西泠印社之功勋卓著之外，还建造丁敬像、邓石如像，并刻印人画像等，还集拓《杭郡印辑》《丁丑劫余印存》等，又对商甲骨契文情有独钟，其甲骨文书联曾广为时贤所瞩目。此外，丁仁在上海还在印刷方面有煌煌业绩——欧体仿宋聚珍活体铅字的发明者，即是丁仁。中华书局出版《四部备要》《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所用的皆是这套字模。概言之，丁仁以世家子的地利人和之便，在创社、集印、制谱又刻印这些方面，无愧为创社四君子之首，且许多贡献还具有开创性质。 　　王在西泠印社四君子中，是以地道的篆刻创作家享誉于时。若论创作而能进入近代印学史篆刻史，四君子中唯有王有开宗立派之功[5]。王也是世家大族出身，其父王同伯为光绪丁丑进士，历任杭郡各书院山长。王自幼承家学，喜篆刻，又与丁仁同事沪杭铁路局，再与唐醉石同供职于国民政府印铸局，为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等，篆刻家而以职业为之，王在当时可称典范。也正是在印铸局之时，他与陈宝琛、陈叔通、罗振玉、马衡等皆为挚友，从而形成了王初创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个高峰。金潜庵办湖社有《湖社月刊》，王为顾问; 马衡等参与整理清宫内文物，王又与容庚、沈尹默、丁佛言共事其间。直到30年代，他由京返沪、设帐课徒，以铁线篆与浙派正宗面貌盛行天下，对已有的西泠八家印风，有存亡继绝之大功，而对于近代印风，则有开辟风气之力。特别是在40年代之后，由于吴昌硕、黄士陵、赵叔孺相继谢世，他成为当然的印坛领袖，其门生子弟遍布天下，北京有顿立夫、徐之谦; 上海有吴朴堂、高式熊、江成之、徐家植、秦康祥; 杭州有韩登安，可谓集一门之盛。在民国以降的百年间，能自成一军并且帐下名士俊彦如云的，除吴昌硕、赵叔孺之外，王是声势最大者。又加之他享高寿至81岁，长期生活于沪上而遥领西泠，有印社的体制在，自然也为印风与门派的强盛增色不少。此外，王用功极勤，存世印章也最多，仅《福庵印稿》存印在12000方左右，而他手订的自治印谱《麋砚斋印存》有20巨册，以80年的历史长度，几万方篆刻印蜕，表明王在篆刻界拥有四君子中其他人所不具备的艺术宗匠的影响与威望。在100年印史中，是不会没有他的重要地位的。 　　叶铭与吴隐的情况稍有不同。他们均非书香出身，也没有朝廷功名。甚至，他们也还算不上一般意义上的“士子”——叶铭与吴隐，都是“刻碑”的工匠职业出身[6]，而刻碑的“刻工”，自然是无法跻入士林。但也正因为有一手刻碑的手艺，总是文墨艺事，故尔又能有机会“与诸君子游”，于是也才有可能在创办西泠印社方面作为中坚并且有足够的见识与手段。 　　叶铭在西泠印社初创时筹建“山川雨露图书室”，“以供同人研究印学和集会栖息之所”，其后丁仁、吴隐、王相继赴沪赴京发展，而叶铭则据守西泠，虽仍以刻碑为业，却为孤山上的景观建置不遗余力，40年如一日，担任督造守护之责。四位创始人中，若论与西泠印社朝夕相守、精心建设、悉心维护之功，无人能出叶铭之右。而他本人在40年间也不断钻研铁笔，有了大量的创作印谱，如《松石庐印汇》《铁华庵印集》《逸园印辑》，及手摹《周秦玺印谱》等。至于理论研究方面，叶铭不似王只关注古文字学部分而多作《说文部首检异》《麋砚斋作篆通假》之类，反而对文献检证与编撰花费了大量精力，从而体现出了相当的文人士大夫风采。比如，叶铭曾修纂过最早一部《西泠印社小志》，是现存《西泠印社志稿》的底本，可谓是为印社史保存了最早的第一手史料。而他又编著《金石家传略》《说文目》《叶氏印谱存目》等，都是较为正宗的著述家风范。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辑《再续印人传记》以继周亮工《印人传》、汪启淑《续印人传》两先贤的著作，上起元明、下止近世，共得551人，后又增补50人; 其后又屡作扩展，共集得历代印人计1886人，合为《广印人传》16卷。可以说: 在历代印人研究方面，叶铭的《广印人传》不但足以在四君子中鹤立鸡群，即在近代印学史中也无匹敌者。尤以一个刻碑为生的匠人而有如此学术业绩者，诚为大难事也，即此一项，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名家。 　　吴隐的情况最为特殊，在创社四君子中也最特立独行。 　　作为以刻碑为业的职业工匠，吴隐有过许多令本行人艳羡的业绩，如《创建长山书院碑记》《葛府君家传》等，年纪轻轻即已在这一行中崭露头角。他还在21岁时与叶铭(也是21岁)合刻《重修姜村席村二堰碑记》，足见两人原有很好的私谊。吴隐在刻石方面另有一项创举，即是将古今名家楹联三百缩刻于石，名《古今楹联汇刻》，风行于世，又适见出他是一个绝顶聪敏的才俊之士。从少年时家贫而在杭州碑铺学艺镌刻以求谋生，到自出新意刻古今楹联，又足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在艺术上安分守己的人物。此外，他早早地就赴上海谋生，刻碑刻到大都市去，又见出他有着从商必需的精明头脑。故尔西泠印社在倡议与创办时，他是“由沪归”、“由沪遥通声闻，以张其事”，而叶铭是在杭州本地，一主一客，立场已有所不同也[7]。 　　吴隐刻印不多，好像也并不在意能否当个篆刻家。虽有《遁庵印存》《吴石潜摹印集存》，但论印则未见出色。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创制优质印泥，为当时的印学研究风潮推波助澜，提供了一流的物质条件。“潜泉印泥”“美丽砂印泥”的成为名牌，自与吴隐的经商才能分不开。(二)创办印刷企业，出版了几百种名家印谱与古铜印谱，且质量上乘，广为时人所爱。又出版大规模的典籍《遁庵印学丛书》《遁庵金石丛书》，将古来的印学古籍“一网打尽”，普及印学功不可没。(三)为西泠印社的孤山社址建设出力出资尤多，使西泠印社能有今天这样的景观建筑规模。而这三项，皆是印社四君子中其他三位所不拥有的业绩。从一个刻碑的工匠到拥有印社中最宏大的“文化产业”，吴隐以他出众的才华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范例。 　　至此，对于创社四君子的煌煌业绩，我们大致可以作一归纳以清眉目: 　　丁仁有定位之功，王有标示之绩，叶铭有守护之劳，吴隐有联络之力。这四位名家，对西泠印社而言，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试想想: 即使是吴昌硕这样的大师，纵有通天之力，又岂能同时兼顾四者？ 　　(三)西泠印社的中坚力量 　　在有社长名衔的六位巨匠大师，和有创始人身份的四君子之外，西泠印社还有一大批热心社务，钻研印学的艺术家与社会活动家们。其中，有“副社长”身份的前辈们，如方介堪、方去疾、王个、傅抱石、潘天寿、钱君、诸乐三等，自然是此中的首选人士; 而另一些没有这一名分的，如张鲁庵、韩登安，尚健在的在解放前入社的高式熊、江成之先生，则又是此中的重镇。当然，像傅抱石、潘天寿、王个、诸乐三等都有刻印的记载甚至有印学著述的记载，但通常我们多以画家视之而不是以篆刻家视之，因此作为印社的“中坚”，可暂时置而不论，留待后议。而对于专以印学名于世的方氏诸昆仲、钱君与张鲁庵、韩登安或还有秦康祥、阮性山等，当然还有健在的高式熊、江成之先生，则当然应在我们首论之列。 　　先来看印社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方氏三兄弟现象。 　　据方去疾的回忆[8]，丁亥(1947)春温州永嘉方氏一门“亲戚兄弟五人同为西泠印社社员，在当时传为佳话”(《九十年的变迁——代序》)。五人为谢磊明(外舅)、叶墨卿(表兄)、方介堪、方节庵、方去疾五人。五人中方介堪与方去疾后均出任西泠印社副社长。这当然更是“佳话中的佳话”。 　　方氏三兄弟中，方介堪年最长，方节庵次之，方去疾最小，后二“方”为胞兄弟。方介堪自幼即以鬻印自给，20多岁赴沪，入吴隐在上海开设的“西泠印社”书肆任出版部主任。又投入赵叔孺门下专攻铁笔，后又至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篆刻课。其印风也开始由博而专，对古玉印的印风进行了深入研讨，还辑《古玉印汇》及《介堪手刻晶玉印》，在上海时，几乎每年皆辑自刻印成谱。直至晚年深居东瓯，还日日治印不稍懈，故尔称方介堪为正宗的印人、篆刻家，是最恰当的定位。方节庵与方介堪为堂兄弟，亦同时由温州到上海，入西泠印社书肆学艺。而以印谱出版为最主要的业绩。其后，由于西泠印社书肆出版部吴熊无心此道，发展受到限制，于是方节庵于1935年自立门户，创办“宣和印社”，出版了《介堪手刻晶玉印》《谢磊明印存》《胡邻印存》《吴昌硕印存》《缶庐印存》《徐星洲印存》等，其中尤以《晚清四大家印谱》为最有影响。此外，宣和印社精制“节庵印泥”，也广为时人所推许[9]。可惜方节庵于1951年方39岁时英年早逝。与方介堪相比，方节庵显然不以创作见长，但他的出版印谱之精，制作印泥之优，却是斐声印坛的。方去疾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位。在解放前的西泠印社活动中，因为年龄他还不可能有所作为。1947年方氏三昆仲同时参加天下第一社“西泠印社”之时，他也还只是一个年轻人。但在后50年之间，方去疾利用他在出版社的专业地位，和在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中的影响与威望，不断组织各种篆刻专业创作活动与普及印学活动。比如他组织刻《农业学大寨印谱》，倡导简化字入印，汇辑《新印谱》各集，又精心编选出一部在80年代作为篆刻学习最权威的启蒙教材《明清篆刻流派印谱》。在持续不懈地从事篆刻艺术事业的40年之间，他几乎成了上海篆刻界的领袖，还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可以说: 方去疾的“后发效应”，使他在占地利之便、又取独擅之胜方面，比起方介堪、方节庵来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至少在中国篆刻史的20世纪80－90年代之际，若论篆刻的代表人物，是首先会想到方去疾的。 　　方氏三兄弟，或再加上谢磊明、叶墨卿，在中国100年篆刻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还有待于我们去重新认识与发掘——只要看到三兄弟中除早逝的方节庵之外，其余二“方”在1978年双双当选西泠印社副社长，即可明了他们在印人心目中的威望。他们作为一个“集团”性的存在，或可与建社初期的杭州高氏家族相媲美。杭郡高义泰绸布庄高家有六兄弟，世有“高氏三绝”之称，一是高时丰，善画松；二是高野侯，善画梅；三是排行第六的高络园，善画竹。其余四是高时衮，五是高时敬，也皆长于丹青。但一、二、六三昆仲皆为西泠印社中人，或为社员或为社友，于篆刻铁笔皆独步于时。如知名者有《乐只室印谱》《方寸铁斋印存》等，而各名家印谱中，高氏为序跋者又甚多，当然也是一个明确的“集团性”的存在。只不过相比之下，仁和高氏昆仲只是把自身的活动定位在文人风雅、铁笔自娱的层次上，而永嘉方氏则以弘扬、发展印学为己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重大影响并发挥主导性作用，因此永嘉方氏三兄弟明显地更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再来看处于百年印社史中期的另一个“群体”——以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为核心的“中青年”群体。 　　早在1948年初，寓居上海的王福庵与门生子弟多有交流往还。由张鲁庵、秦康祥二位发起，准备为西泠印社篆刻一部四册《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王福庵闻讯大为高兴。遂确定名单，由张鲁庵提供印石与连史纸、印泥; 秦康祥负责文字编写等文案工作; 而由高式熊负责篆刻。其间文字订讹、印稿审核、印谱成书样式、边款小传刻镌，均由三人合力完成后交王福庵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定稿。《西泠印社同人印传》中，除有社籍登录者外，还出现了一些于印社支持资助有贡献者的名册，共计有220方之多。应该说: 这是一份绝顶珍贵的、并且在40年代(即早于《西泠印社志稿》)即已成形的系统史料[10]。 　　50年代初，高式熊在《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的基础上，又刻镌成一套以西泠印社景点名胜(斋馆楼阁)为题材的印谱，意在以景配人，相得益彰，取名曰《西泠胜迹印谱》，可见在上海，这个群体一直活跃在印坛上，尽管限于当时的时势，活动范围不可能太大也罢。 　　除了刻成套的以西泠印社为主题的印谱之外，上海的这个“群体”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编撰《西泠印社志稿》。 　　早在印社开10周年成立大会的稍后，1915年之际，叶铭、丁仁、王即共同撰写过一部《西泠印社志》，共分“建置”“掌故”“人物”“艺文”“规则”“藏”“志余”等，但此志编成后未及印行，原稿即告散佚。其后，叶铭曾编成过《西泠印社小志》，流传亦不广。直到1957年，由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孙智敏等上海“群体”曾共同整理原有资料，终于由秦康祥执笔，完成了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一部《西泠印社志稿》。共分六卷: (一)志地，(二)志人，(三)志事，(四)志文，(五)志物，(六)志余。卷前有王高足吴朴双勾赵之谦书风“西泠印社志稿”六字，孙智敏作序，后有王与秦康祥二跋。从《志稿》所涉的内容来说，当然不可能是1947年才入社的张鲁庵、高式熊等青年才俊们所能经历与把握的。且张、高等均热心篆刻自身的内容，不太注重文字材料与文献; 而秦康祥却是于文字文献有特殊的嗜好。他虽然也是1947年入社，却一直承担着文献整理的许多工作。比如刻《西泠印社同人印传》，边款所刻的人物传文字，即是由秦康祥任其职的。且秦氏作执笔时，叶铭也寓居上海，“晨夕盘桓、备闻绪论，缘是尽读社中金石文字”(《志稿》跋)。有这样的条件，秦康祥在王、叶铭二翁的指导下编成的这一部《西泠印社志稿》，自然有较高的可信度。当时的上海“群体”中，除王、叶铭外，应该列出姓名的有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之外，或许还有孙智敏、吴朴等。而方氏昆仲虽然当时也在上海，但因为是与吴隐、吴熊等交往，身在西泠印社上海书肆(或自办宣和印社)，却反而未能参与这一群体，尽管方氏昆仲也是在1947年丁亥由王、叶铭介绍入西泠印社的也罢。 　　上海有一个以张鲁庵、秦康祥、高式熊为核心的，又有王指导的“群体”之外，在杭州，也有一个同出于王之门的“群体”在活动。这个杭州“群体”的努力，直接导致了西泠印社后50年的兴旺发达。它的核心人物，是韩登安与阮性山、沙孟海。 　　若论入社时间，韩氏昆仲韩登安与韩君左，是早在1933年时即加入西泠印社。早岁学徒，得叶铭与高野侯指点，从17岁开始即每年辑成《登安印存》持久不衰，直到1933年，才赴上海拜王为师。但由于年辈关系，王一直不以弟子视韩登安。由于学徒时有过工艺的积累，故韩登安在印钮、边款方面都有独创。而在印文方面，他以说文篆入印，而独以大印多字为胜，1979年行世的韩登安刻《毛主席诗词刻石》印谱，每印刻一首诗，共计35印，最多每印要刻114字; 如此绝技，恐怕当世难觅第二人。 　　韩登安是在40－50年代之间，由于西泠印社主持乏人而成为总干事的。当时王、叶铭等因抗战避居上海，社长马衡又远客京师。在杭州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必须有人主持，故有沙孟海先生在《西泠印社85周年碑记》中所述: 是“马先生远客京师，韩登安先生以总干事处理日常社务”。在抗战结束后几年战争之时，韩登安竭尽全力，在1947年补行西泠印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之时出了大力。此后又是解放，一段时间内西泠印社被禁止活动，处于停顿状态，直到1956－1957年之际，才又恢复西泠印社活动，而改由政府直接领导。当时成立筹委会共有成员七人，张宗祥、潘天寿、沙孟海、陈伯衡、阮性山、诸乐三、韩登安，又以韩氏充秘书之职，具体主持印社日常事务。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西泠印社才会在1963年的60周年大庆之际重新展现出煌煌大国气象，从而真正为篆刻史作出了存亡继绝的历史性贡献。那么，我们可以为韩登安的社史经历作一概括: 作为一名老社员，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抗战后期和解放初期这两个印社正处于停顿、形同虚设甚至面临解散或自然消亡之关键时刻，以天下为己任，凭着一己的努力，又广泛联络同道，争取社会各方支持，奔走呼号，尽心尽责，这才保住了西泠印社的一脉香火。从而使西泠印社再次走出困境，走向一个蓬勃的未来。而韩登安自己也在这一时期积极恢复印泥制作生产，又专心刻成《西泠印社胜迹留痕》印谱，这部印谱以“志地”而足以与高式熊镌刻的《西泠印社同人印传》的“志人”相辉映，从而成为西泠印社中期在篆刻创作方面的“双璧”。 　　此外，在当时的杭州“群体”中，除政府派出的领导干部如王树勋等作用也很大之外，沙孟海是以学术形象介入西泠印社——几次大活动，都指定他担任主讲，如著《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如撰述《印学史》，如在吴昌硕印章捐献西泠印社时重点谈吴昌硕的篆刻艺术，如社庆六十周年时承担“篆刻艺术的源流及其发展”的报告题目；而阮性山则在联络各处动员向西泠印社捐献文物书画、丰富社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1]。根据现存资料，在韩登安这个“群体”中，无论涉及印泥生产、筹备社庆、恢复景观等甚至发展新社员，还是争取领导支持、递交各种申请报告诸方面，一定会有几个人的身影。韩登安以外，沙孟海、阮性山、诸乐三、朱醉竹等，皆是此中的核心人物。相比之下，张宗祥、潘天寿等要么是德高望重的老辈，要么是身居要职，虽有兴致却无暇分身; 相比之下，总是以这个工作班子为实务而有具体的工作成效。 　　讨论完方氏三兄弟、上海群体与杭州群体之后，我们还想提出一个于西泠印社后50年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并不是社长理事，甚至也不以篆刻开宗立派，与印社的社长、创始四君子们也没有个人的渊源。但正是这位社员，对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之后的六十周年大庆直到今天的印社建设，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最至关紧要的大作用。这位社员，就是张鲁庵。 　　穷毕生精力，这位杭州“张同泰”药行、益元参行名号的贵公子只钻研印学，除了自己亦攻铁笔，有印谱传世之外，他以个人之力收聚购集的古印谱达460多种，所收藏的古印章也有1500余方。其中传世最珍贵的海内孤本印谱，即不下十数种。在他暮年时即有将印谱捐献国家之愿，经过西泠印社长老曹漫之等的多方协调，这批印谱与古印终于在1962年由上海送至杭州，入藏西泠印社。由张鲁庵遗孀叶宝琴遵其遗愿捐献印社的，共计秦汉铜印305方，名家印作1220方，印谱433种约2000余册，其中明代精拓印谱与各种孤本、善本等，约有33部200余册。印谱的捐献事迹在海内外被争相报道，从此，“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又多了一个标志性的记录: 印谱所藏天下第一。我们完全可以想到: 有着一个风景秀雅的孤山社址，有着一批海内外堪称一流的名家大师，有着100年的社史记录，如果缺少一流的收藏，该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 但是现在，张鲁庵以他的无私捐献，及时地填补了这一缺项，这又是一种何等伟大的情怀与壮举！ 　　眼见得在政府领导下，西泠印社从萧条走向辉煌，大有希望。在此之前，吴东迈、王个向西泠印社捐献了吴昌硕的画41件、书法35件、篆刻32件、手写诗稿2本、手刻端砚1件、生前用物48件、诗集版片279块，作为对1957年成立的孤山吴昌硕纪念室陈列品的展示、兼纪念吴昌硕诞辰120周年。一时间，社中诸贤无不奔走相告，各种捐献鱼贯而至…… 　　这就是西泠印社的中坚力量！有这样一批无私奉献的社员，西泠印社无往而不胜！ 　　同样地，有一批领袖级名人出任社长，有像创社四君子的精诚合作的业绩，还有一批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不求酬报不求闻达的社员，西泠印社100年的社史是怎么被谱写至今的，其中缘由不已经是一清二楚了吗？ 　　五、西泠印社与近现代文化名人 　　与社长们、创社人与中坚人物们对西泠印社的大贡献相比，还有许多热心之士的作用，在西泠印社史研究中也不可忽视——如果说: 领袖级大师与中坚力量们的努力，是从篆刻艺术内容或西泠印社社史内部着手的话，那么许多文化名人、政府官员等的热心襄赞极力推助，则不妨被看作是来自西泠印社社外的提携与声援。一个西泠印社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是有篆刻界与文化界的支持作为支撑的。而篆刻史本身也还不是孤立的，它又是由整个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界)来加以支持与定位的。看不到西泠印社史100年历程中来自社外、篆刻界之外的支持与声援，我们就不能说是具有真正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视角的。一部西泠印社史，不应该少却这些文化名人、社会贤达的名字。 　　(一)西泠印社史中的学术名流 　　与篆刻作为艺术的学科定位相比，“学术”主要是指非艺术创作的那些内容。比如古文字、古文献、金石学、古器物学、历史学等的内容。通常而言，与篆刻艺术创作紧密相连的篆刻艺术或印学理论，当然也不应该被主要包括在我们这个“学术”之内，而最多不过是点缀而已。 　　据此看来，则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本来即是学术中人。他除了有《凡将斋印谱》《庐印稿》以示篆刻家的身份之外，更多的业绩却是地道的学者派头的。撰《中国金石学概要》，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主讲金石学，对汉魏石经用功最深，于石鼓文、度量衡、铜器研究均有新发明，又从汉代简牍上溯古典书籍形制而撰有《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此外，还为抢救清代大内档案收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出力独多，在任职北大时还兼图书部主任，古迹古物调查会(后又改名考古学会)会长; 其后进入故宫博物院先任古物陈列馆长，1932年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并非一个艺术家所能胜任的。作为一个学者的马衡所拥有的形象，远胜于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形象。即使是在谈篆刻时，马衡也仍然不失一个纯正学者的风范，比如他在《说文月刊》(1944)上发表《谈刻印》一文时，即明确指出: “余尝闻之人曰: 某人善刻印，今之金石家也。一般人以为刻印即是研究金石。其实，金石二字岂是一支铁笔(刻字刀)与几方印石之谓？依此解释，未免浅视金石学矣。”在讨论篆刻时却如此地扬金石学之学问而抑刻印之技艺，显见得骨子里有一个学者意识在发挥强烈作用。拥有像这样的学术眼光，再来担任西泠印社社长，我以为不但不会导致篆刻创作价值的被忽视，相反还会极大地提升篆刻艺术应有的品质并予它以一个恰当的定位，这就是学者的功用。 　　张宗祥当然也是此中的佼佼者。精于典籍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又为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增补抄存使之“完璧”立下汗马功劳，又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浙江图书馆馆长，作为一个学界名流，他的书法篆刻只是一种“余技”而已。这样的定位当然使张宗祥更贴近于学界本色而不同于一般的篆刻艺术家。那么相对而言他更近于马衡而不是吴昌硕。 　　在西泠印社百年史的前半期，印社社员中能以学者称之的，如黄宾虹、经亨颐、陈伯衡、葛书徵、马一浮、邵裴子等，皆各展所长，以学术立身，于印社的社会影响与地位的建立功莫大焉。 　　黄宾虹在现在，是被当作伟大的画家来对待的。但在民初30－40年代之时，他的山水画并不被时风认可，而他主编《美术丛书》三集共数百卷，撰写《古画微》等理论著作，甚至自己编印《宾虹草堂藏古玺印选》之类，却是被时贤反复称颂的。其中，尤以黄宾虹发起并参加“南社”志在反清的政治态度以及与名流志士的结交; 以及他在上海时报、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期间，编印《国粹学报》《神州大观》等所拥有的影响; 还有他执教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北平艺专、国立艺专的经历与桃李遍天下的声势，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学术功底深湛的文人士子的黄宾虹。在西泠印社中，黄宾虹应该是一个于古玺印有深厚研究，但同时又具有深广的学术交往的一代学界、艺界名流。这与单纯的以篆刻为专业的社员相比，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在四君子看来: 他还是“槛外人”，但却是有分量的、受人尊重的“槛外人”。 　　经亨颐亦是“南社”社员，早岁即能治印，参加西泠印社也很早。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教育。留日回国后即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又兼任校长并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再赴国民政府任教育行政委员，代理中山大学校长。但这些后兼的学校教职都不足以概括经氏的教育成就。他的行踪中最为关键的，一是任浙江两级师范的教务长与校长，因为正是在这一期间，浙江聚集了李叔同、夏尊、陈望道、马叙伦、姜丹书等教师，又培养出了如陈建功、潘天寿、丰子恺等优秀人才。二是创办上虞春晖中学，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名师如朱自清、朱光潜、刘薰宇、夏尊、丰子恺等，成为当时文化人聚集的名校。以至于当时有北“南开”、南“春晖”的社会声誉。由是，作为民国初年由政治家转为教育家的一个典范，经亨颐是近代教育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存在。 　　陈伯衡在解放后的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与60周年大庆筹备委员会中有记载，但过去对他的生平经历一直语焉不详。在清末到民国时期，他是官场文牍方面的专门高手。又任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专员、浙江省通志馆通纂、浙江省文管会委员。他的学术，主要集中在金石学特别是碑版之学方面。有《历代篆书石刻目录》《枫树山房帖目补编》《金石述闻》《两浙碑碣志》《石墨楼金石见闻录》等，而其功力最深的，则是碑版拓本“黑老虎”方面的造诣，可称得上是两浙地面上首屈一指的人物。而对地域文献中记载的摩崖书迹，屡以地方志乘及笔记等先作印证，再亲临考察，每有新的心得，而不同于一般耳食之徒。民国时余绍宋编《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依靠陈伯衡的支持，每期皆刊发他的“石墨楼藏拓”，连载数月仍不消歇，曾被传为艺林佳话。故尔陈伯衡很早即加入西泠印社，在50年代之所以出任西泠印社筹委会委员，想来应该也是基于这个金石碑版之学的理由而不会是篆刻艺术创作或印学研究的理由——它是学术的、而不是艺术的。 　　葛书徵是平湖世家，祖传“传朴堂藏书”家业，内分“守先阁藏书楼”与“爱日吟庐书画楼”两部分。后日益增扩规模，藏书达到40万卷，其中宋版书，孤本善本书籍约有4000多种，其父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为儿女亲家，故商务印书馆刻印之书，每取“传朴堂藏书”为之，于此可见平湖葛氏的威名。至于其藏书画，由名画家陆廉夫整理编目，亦有两种目录传世。有这样的典籍与书画收藏，于印章收藏自然也是一个大项。葛书徵在印章收藏方面的规模，可以以他所辑的六种原钤印谱为证。1925年辑成《传朴堂藏印菁华》12册，后又辑成吴让之赵之谦所刻的《吴赵印存》10册，1939年又与丁辅之、高络园、俞序文等合辑成著名的《丁丑劫余印存》20卷，计273家1900方印，后在1944年又与胡淦辑成《明清名人刻印汇存》12卷，这些印谱均为选印精工、钤拓精良、装订精美的传世名谱，作为一个西泠印社早期社员，葛书徵的典籍收藏、书画收藏特别是印章收藏，堪称是无与伦比——与吴隐等出版印谱是借印编谱不同，葛书徵的印谱均出家藏而无重复之例，这一点是尤为珍贵的。60年代初，年已老迈的葛书徵还向西泠印社捐出明清名家刻印43方，其后，葛氏夫人又将“传朴堂”所藏吴昌硕刻田黄印数方再次捐献印社，表现出一个老社员的崇高风范。考虑到葛氏自己不擅刻印而只是集拓印章，我们也将之归为广义上的学术范围中一并论列。 　　马一浮是一代国学大师。在西泠诸学子中鹤立鸡群，称得上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者。马一浮精研佛理、淹贯典籍，又寓居西湖广化寺，专事攻读文澜阁《四库全书》，此外，马一浮又曾赴上海习英文法文，与谢无量、马君武共办《翻译世界》，再赴美国、日本、德国，大量攻读西方名哲的经典著作，还自学拉丁文、西班牙文等，成为一个博通七国文字、又精于各国哲学历史的超一流学界泰斗，梁启超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沙孟海推为“现代中国硕果仅存的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儒”。传世著作，有《泰和会语》《宣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濠上杂注》《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著》等，且以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四学(玄、义、禅、理)自许。即以其所涉范围，已是宏大无比，一般人断然无法企及; 倘再要论其深邃洞明，则更是超乎侪辈，从而成就一个盖世无双的马一浮。马氏在民国时期隐于市，建国后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在西泠印社，则交往契厚者为李叔同与丰子恺。而在西泠印社于50年代恢复活动、筹备印社六十大庆之时，在张宗祥、韩登安、阮性山、沙孟海们讨论事宜时，也时时可窥马一浮热心参与的身影——这是一个学富五车的身影，是西泠印社亟需要的一种特殊的身影。 　　邵裴子作为西泠印社老社员，外界知之不多。其实他早即中举，又公费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回国后任浙江高等学堂教习、教务长、校长，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副校长、校长，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在浙江教育史上，他是以创办浙江大学而被载入史册的。作为教育界的元老，他又有藏书与藏印的嗜好。藏书宏富，后捐献浙江师范学院即杭州大学前身; 而藏印则全部由后人捐献浙江省博物馆。建国后，邵裴子以地方文化领袖的名份参加西泠印社活动，以其声望崇高，而为印社贡献甚多，特别是在印社于50年代恢复活动、到60年代举行社庆期间，协调省市领导与西泠印社的关系，求得社会各界的支持等等方面，有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故在当时西泠印社恢复活动之初，是以张宗祥、马一浮、邵裴子合称“湖上三老”，是以他们为年长的一辈，而以韩登安、阮性山与沙孟海、诸乐三为较后的一辈的。 　　印社六十大庆以后直到世纪末的40多年之中，学术界的名流大师仍然不断加盟印社，使西泠印社的学术氛围得以进一步持续与发展。比如罗福颐、谢稚柳、商承祚、徐无闻、顾廷龙、郭绍虞、陈从周等已故社员，皆在学术界有着鲜明的学术形象与专攻范围。如罗福颐在印谱学与古玺印学方面、谢稚柳在书画鉴定与书画史方面、商承祚在古文字学方面、徐无闻在春秋战国文字方面、顾廷龙在典籍与图书馆学与目录版本之学方面、郭绍虞在古典文学批评史与诗话词话研究方面、陈从周在古代园林建筑方面，无不是顶尖的学术领袖一代权威，他们曾经活跃于西泠印社的身影，与社长中如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及启功先生等相呼应，使西泠印社拥有了一个学术的铜墙铁壁。可以说: 只要学术不倒，西泠印社作为“天下第一社”在历史上就不会倒。 　　在西泠印社的百年史中，还有一些学界名流，是未有正式加入西泠印社成为社员的身份，但却由于各种关系而与西泠印社有过联络或往还的。据社史记载: 早期西泠印社史中，有王国维、鲁迅、余绍宋、杨守敬、朱孝臧、李瑞清、沈曾植、冯君木等，还有一位外国闻人印度泰戈尔，中后期的学者则有郭沫若等文化界的大师名流。他们的学术活动中都有关于西泠印社的记载，对我们而言，是难得的珍贵史料。兹分别论述之: 　　首先是王国维。王氏为一代学术泰斗，近代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曾在寓居上海时到过西泠印社，是近代学人中较早关注西泠印社者。他与印社的缘分，大约应该与他置身于上海文人墨客之圈有关系。他还为西泠印社留下过一首诗: 是为陈豪(止庵)所作《西泠印社图》作题。【壬戌】 　　踏弩飞云事事新，行都社事记纷纶。 　　如今百技都消歇，管领湖上归印人。 　　把臂龙泓共入林，缶翁图像写倭金。 　　何由更复吾邱魄，湖水西泠深复深。 　　估计应该是在沪上或杭州期间，应友人约为此图作题。在当时，许多并不专攻篆刻的大学者们，都因此而留下了咏西泠印社的篇章。比如李瑞清题“遁庐”，沈曾植作“缶翁像赞”，朱孝臧作“《西泠印社图》咏”，冯君木作“与诸子会饮西泠印社”等，皆属此类。兹各引诗句如下: 　　李瑞清题“遁庐”: 　　天地有正气 山水函清晖 　　集文信国谢康乐句，戊午十一月清道人 　　沈曾植作“缶庐像赞”: 　　缶庐之画， 发挥其诗， 诗度他方， 　　未绣弓衣， 画合天倪， 云垂涛泻， 　　安吉一灯， 分光日下， 怀铅和墨， 　　人人家家， 不会翁诗， 践尔乃差。 　　金容，我来自东，苦铁为铜， 　　铅泪在胸， 攻金朝仓， 筑亭王震， 　　注视翘勤， 礼翁若圣。 圣阿弥陀， 　　邻洞炳然， 代身阳迈， 长侍佛前。 　　朱孝臧也有咏《西泠印社图》: 　　微闻汉印关兵象， 心尽雕龙老斫轮。 　　留得西泠干净土， 家风梦篆有斯人。 　　冯到过杭州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他有两首记实诗，颇具史料价值: 　　与李霞城(镜第)、赵芝室(家荪)、陈玄婴、叶叔眉(秉良)、胡君诲(良箴)、何秋荼、家仲肩(堪)、王幼度(积之)会饮湖上西泠印社，林亭水石，布置绝胜。赋诗记之。【壬戌】 　　五步林亭十步楼，真堪席作敖游。 　　婵嫣佳境心能造，离合山光目与谋。 　　弹指空中思往日，题名石上贺兹邱。 　　习池会饮都非偶，潦倒清尊惜白头。 　　湖上杂诗，孤山瞻吴缶庐遗像: 【己巳】 　　良金范象孤山陲，手掬寒泉一荐之。 　　忽忆小楼灯皎皎，茗瓯清对夜阑时。 　　杨守敬也是一代学宗，他在上海与吴隐有交往，还为陈豪的《西泠印社图》作跋: 　　山阴吴石潜精篆刻，……尝以其秦汉印选及《西泠八家印谱》赠我，知其与杭州丁辅之结社有年。又出其《西泠印社图》属题，亦余旧友陈君兰洲笔也。余刻日归鄂，不及作诗文，倚装书此志之，宣统元年五月十一，杨守敬。 　　之所以不厌其烦详引这些诗文，首先当然是基于作者的身份: 王国维是近代史学开山，在甲骨文、上古史研究方面，独步百年，后无来者，而于哲学、美学、词学、中国戏曲史、文字学等，都有开创性的建树。李瑞清曾为两江师范学堂总督，是创办新教育的开风气者，又以遗老身份在上海，以书法名家。沈曾植为清季大儒，在西北史地、音韵训诂、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之学及乐律之学皆有一代宗师之称。冯君木()是沙孟海的老师，一手汉魏风格的古文享誉沪渎，在1925年即组上海修能学社任社长，诗文皆为时所称。至于杨守敬，更是于北碑书风极有钻研，在日本掀起北碑旋风，被称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而编《古逸丛书》，撰《日本访书志》，皆是于古籍目录版本、金石考据舆地之学极有贡献的大家。朱孝臧则为一代词宗，其《村丛书》和精湛的词学研究，包括整理词籍与创作词篇，都是词学界的泰山北斗。有这样的一个学术群体在关注着西泠印社，当然是印社介入学术界的重要标志。 　　其次，关注这些诗文的理由，还在于它们本身牵涉的内容。比如李瑞清、沈曾植、王国维、朱孝臧、杨守敬，个人的题诗反映出不同的角度——朱孝臧与冯君木是契交，而沈曾植、李瑞清则是与吴昌硕的私人关系。冯君木又是与吴昌硕交友极密的、甚至是他介绍年轻的沙孟海投师吴氏门下的。至于杨守敬，与沪上的文人集团有些往来但不密切，故尔显然稍稍隔了一层，反倒是由吴隐而了解西泠印社。此外，大抵对西泠印社的题录，是针对陈豪的《西泠印社图》而作的题咏。陈氏为杭州人，是应丁仁之约画成此图的，时年68岁。画时正逢印社初创两年之后。《西泠印社图》后并有金蓉镜、胡、吴昌硕、程兼善、金鉴、盛庆蕃、张祖翼、金尔珍、高保康、章澍等题咏。有如高时丰(存道)所言，“印社会集很多，不胜枚举，均有记录，当以此卷为最先”。那么，把此卷携到上海，请　　

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作者：  南怀瑾讲述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13

简介：南怀瑾先生亲自撰文、亲自定名，突显众所关心之话题！ 南怀瑾先生仙逝前最后定下的两本著作之一！南先生一向重视教育，对中国教育的未来更充满了关注和忧虑。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认知人性，改变气质，从事教育就是要把人性教好。教育的问题不完全是老师或学校的问题，更多的在于家庭教育。他很痛心地指出，现在家长更该重新受教育。他强调，家长不应将自己做不到的愿望下意识地寄托在孩子身上，而是应深切关注孩子的禀赋性向，要适才适性，教导孩子贵在自立。他更身体力行实践，创办“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希望承先启后，继承中华文化的精髓，并吸收西方文化的精神，建立新的教育风气，以开启我们后代的兴旺太平。 谈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南先生指出，不论是普通人的行为道德还是追究宇宙生命的根本问题，也不论是政治文化的基本还是最高理想，中国文化在诸多方面都与西方文化不同。但是，近百年来，由于屡屡遭受西方国家侵略，致使国人盲目西向，“西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味怀疑自家文化；但由于又对西方文化认识不清，且过分追求物质和眼前利益，造成对国际情势、整个社会环境、个人前途以及手边事业等却茫然恍然。对此，他颇为痛心疾首，希望大家注重个人修养，尤其要注重文学方面的修养。 对于近来流行的神通与特异功能，南先生有通达的认识。他指出，神通是生命功能的一种，对生命科学、医学等有其贡献，值得研究。但他仅支持少数人进行有限的科学的研究，反对大张旗鼓地宣传，更反对夸张地吹嘘。

Thorough knowledge of ontology of the Dadao philosophy,The ontology morality:a study of metaphysics of morality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作者：  司马云杰著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2012

简介：    中国文化所说的“道德”，并不是指强制性的外在规范，而是指对形而上学之“道”的体验与领悟，得之谓德，宜之谓义。仅仅把道德看成是强制性的外在规范，不仅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也忽略了道德精神修养大用。本书以中国文化的大道哲学为理论基础，以国家民族道德精神重建为使命，紧紧围绕道德本体与精神世界的关系，研究探讨了中国文化几千年道德精神发展。全书共10章，前5章讲道德形而上学性质、发展历史略、道德获得、良知之致与精神发展；后5章讲道德本体与精神大用。全书体不离用，用不离体。 作者简介： 司马云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其为学术，以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使命，著述大道哲学，推本于天，反诚于性，以经大经，以立大本。著有三卷《文化价值哲学》（《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道德本体论》）；另著有《文化社会学》、《文艺社会学》、《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红楼梦与晚明哲学》等书。 书摘：                                      《道德本体论》正文 自序     道德吃人吗？道德不吃人。道德不但不吃人，还成长人，拯救人。它把小人变成大人，把俗人变为君子，把恶人变为善人，把堕落的人拯救出来，把腐败的人变为神奇的存在者。世界的堕落，终究是人的堕落，人心的堕落，精神世界的堕落。一切犯罪，一切腐败，一切堕落，皆心之不能保，性之不能守，而陷入邪妄者也。天命之性，心之本体，虽纯粹至善，然杂气质而言之，则几微之动，即有善恶。《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人生吉凶祸福悔吝，皆出于感物而动，一念善恶之动所构成的逻辑运演。以道德主于心者，不管外部世界怎样利诱，怎样威逼，怎样以色情淫乐乱其心志，总是“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之而志不营，深道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平心而固守”。人之生也，所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临大节而不能夺，就在于内心有道德主宰；其处艰难拂乱之时而心不乱，遭白刃颠沛之际，刀架在脖子上，临生死而寂然不动，也在于内心有道德主宰。而若心之感物，不能贞正，不能自持自止，被各种利欲、爱恶、情伪所驱使，相激相荡，陷入非理性而不能止，则吉凶祸福生矣。     庄子说：“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凡失性命之情者，凡流于浅薄卑贱者，皆耆欲太深，天机太浅。王船山先生说：“浅薄情伪相感之情，君子所弗取也。”人之生也，诚如陆象山所说：“廓然、昭然、坦然、广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大世界不享，却要占个小蹊小径子；大人不做，却要为小儿态”，岂不“可惜！”儒家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道家讲“至人”者，“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其为道德存在者是何等的光辉伟大！人的一生，离开大道至德，离开宇宙本体存在与最高精神，把人解构为物的存在，役于物，蔽于物，使千千之物为细物，千千之人为细人，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君子的笃实、持重、宽厚、宏毅可言？还谈得上什么人生大气象、大气度存在？只是躯壳上起意，只盯着自我那点微小生命存在，讲“此在”，讲主体性，不过是蝼蚁人生而已。以此为人生，其做人也，心胸如何能开阔，思想如何能通透，人生如何能做得大，又如何能活得快活？仅仅追求眼前那点声色物欲，而没有道德精神世界支撑，如何能不腐败，能不堕落？人的一生，惟有心地虚明，大其道德，推见得天地万物之理，放大身段，于万物始终处看待自我生命，方能于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处，看透生命的本质；而于此处看破，穷理尽性至于命，才能不于区区百年执生死，将身子放于天地间，与宇宙万物一起生化流行，求得永恒绝对的价值；而以大道至德之心与宇宙法则为一，与天地精神相契合，则可以使卑琐渺小的世俗生命，变为昂首云天的宇宙伟大生命矣！尧夫讲“我性即天天即我”；象山讲“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白沙子讲“天地无穷年，无穷吾亦在”；以及刘蕺山先生讲“天地万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万物之终，即吾之终”，就是讲人之宇宙伟大生命及自我永恒绝对价值的存在。此人之涵养扩充得道德本性，达于性命之情，而得以成长与自我拯救者也；亦涵养扩充心性，若火之燃，泉之达，虚而灵，知而觉，化腐朽而为神奇者也。如此看待道德，何来“吃人”之说！只有将道德仅仅看成是强制性的外在规范，那它才是束缚人、奴役人、桎梏人，甚至是“吃人”的。     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所说的道德呢？它源于何处？源于经济关系、社会事物吗？那是利害冲突的所在。道德源于经济关系、社会事物，只能带来利害之争，功利之求，而不能产生任何道德情操，更不能建立起高尚道德的精神世界。道德来源于物的知识吗？物于物而不能超越，从知觉对象或感官材料所获得的知识，只是形名知识，只是物的小知小识，而不是涵养情操、扩充心性的道德。以小知小识而嚣嚣于天者，大有人在，但它不能大德内充，无所不适，忘怀应物，无所不通。现在，人们只晓得“知识就是力量”，而不懂得知识也是争斗的工具。小知小识，不但不能涵养情操，扩充心性，反而会遮蔽人生，流荡道德。故庄子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形名的知识，物的小知小识，非知天知人，大齐于万境，与造化同功德者也。    道德来源于何处的问题，从哲学上讲，乃是道德以何者为源头，以何者为本体论存在的问题。大凡世界古老文明民族的道德，都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他们的文化形而上学存在。他们的道德，大多是从其文化形而上学存在引申出来的，如印度文化的道德来源于神圣的“梵天”，西方文化的道德来源于“逻格斯”或上帝存在。中国古代文化，虽然也有“惟皇上帝”、“皇矣上帝”的神圣本体存在，但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隐退了上帝，以天道或形上大道本体代之，也就建立起了区别世界任何国家民族的形而上学存在，即“道”的形上本体存在。这个“道”，实乃中国古代民族对宇宙法则秩序的纯粹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而对“道”的体验与领悟，得之谓德，宜之谓义，其知觉思维形式与价值思维肯定形式，就是道德。此即王弼所说“德者，得也。德由乎道”者也。正因为道德来源于对“道”的体验与领悟，来源于对“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之天道法则秩序的道德体验与领悟，所以世界有多美好，道德就有多美好，也许比世界本身更美好。它不仅包含着华夏民族“穷神知化”所获得的最高知识，而且包含着他们存神入化所创造出来的美的世界、善的世界、庄严神圣的世界与纯纯不已的世界，包含着他们由此获得的全部人生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的道德与精神世界，全部本于“天道”或大道本体形而上学存在，是由此形上本体的实有是理、真实无妄存在获得的。它从宇宙本体论上讲，谓之道体形而上学；而从道德本原上讲，则谓之道德形而上学。此即我所谓“道德本体论”者。它首先是在宇宙本体真相上讲的。因其是在对宇宙本体真相——道或大道的体验领悟上讲的，故称之为道德形而上学。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道或大道本体，虽然是实有是理、真实无妄的存在，但它作为宇宙万物法则秩序的纯粹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是离不开人，离不开人心人性，离不开人的主体性存在的。惟有这个灵明心性存在，这个天渊灵根的存在，才能思考宇宙万物的法则秩序，才能对它做出价值思维肯定与抽象，才能创造种种道德精神世界。因此我在《心性灵明论》自序中所说的“一切范畴概念，一切理论方法，一切原理、定理、定律，一切事实的归纳，一切理论的设定，一切经验的实证，一切逻辑的运演，一切观念理念的提出，一切法则秩序的肯定，一切信仰信念的建立，一切主义与世界观，一切见解与皇皇大论，以及种种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包括神天神帝、丈六金身、庄严色相、天堂地狱”等等，无不是人创造的，无不是人凭着灵明心性，凭着这个价值本原创造的。没有这个价值本原，没有这个天渊灵根，这个灵明存在，是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的。这诚如王阳明先生说的：“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外部世界没有我的灵明，也只是茫茫荡荡、浑然一片的存在，离开人的存在，谁去对它进行价值思维肯定与抽象？谁对它进行纯粹道德精神思考？哲学是人的精神活动，它必须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它的出发点，回归到一切知识、意识、精神创造活动的主体性存在。没有人，没有人的主体性存在及其创造活动，便没有知识，没有意识，没有哲学，没有范畴概念，没有道德形而上学。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中华民族，苟无至德、至道何以凝焉？若无形而上学的智慧，何以能获得“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之道？获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的存在？中华民族，正是凭着虚灵不昧之心，会通大道，洞彻天理，获得天道至德，获得精神世界的。这个世界，不仅是他们良知明觉，炯炯光明，胸次洞彻浩然的存在，更是他们凭着湛然虚明之心，超然象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穷神知化，获得的最高智慧，包括他们的信仰、信念、道德、理想与性命之理在内。礼义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讲法相，讲宇宙万物本体真相，未有不透彻心性本体大用而为万法本原者也。因此，我所谓的“道德本体论”，更是在人心性本体存在上讲的；而其为道德，最终是以人的心性本体存在为其源头的。     但是道德，特别是道德精神，并不是躯壳上起意，不是欲念纷飞，妄意纵横，而是人性美好的表现。中国文化哲学之谓的心性，不是指血肉之心，生物本能之性，而是在“天命之谓性”，“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上讲的，在人的仁义礼智之心，“好是懿德”的先天道德本性上讲的。此乃人的本质规定性，亦人与动物本质不同的“几希”存在。因此，本书所讲的心性本体，不是指人的形气知觉与动物本能，而是指人天理昭明的知觉存在。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而人之心性，扩充至极，尽其心，知其性，则知天也。朱子讲“性之本体，理而已矣”；王阳明讲“心之本体，即是天理”，皆是指心性与天理、天道本体与心性本体统一性而言的。而道德形而上学，就是天理昭昭的灵明知觉存在。这里，虽离心而无道德形而上学，但道德形而上学亦不是纯粹主观，而是推本于天，反诚于性，知觉昭明天理者。它在宇宙本体真相上讲，谓之道体形而上学；而在天理良知上讲，就是心性本体存在。而道德形而上学，乃以道德而统一大道本体与心性本体者也。这与佛教以心识统一性、相二宗是非常不同的。佛教讲一心真如，即是心性宗；而讲法相生灭，即是法相宗。但真如与生灭非二门也，离有无二边而为圆满真实存在，皆本于心识也。故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此乃是离天理而以心起灭万象者也，非推本于天，反诚于性，知觉昭明天理之心性本体及其大用者也。 而在中国文化看来，惟此心性本体存在，惟此天理良知者，才能于宇宙浩浩大化建立起知觉主宰处，获得性命之理，获得大道本体的大美、崇高、真理、正义、庄严与神圣存在，创造出各种美好的道德精神世界；而道体流行，见诸人伦日用，才能以纯乎天理之心，亲其亲，长其长，诚于孝亲，和气、愉色、婉容，而有德色。这种纯乎天理、创化不已的心性存在，就是本部论著所说的道德本体；而以此为理论基础，研究华夏民族道德精神世界的获得，就是本部著作所谓“道德本体论”研究。本部论著，意在研究道德本体与整个道德精神世界发展之关系，故副题标明“关于道德形而上学与精神世界的研究”。全书共十章，前五章讲道德形而上学性质及其道德获得、良知之致与绝对精神发展，后五章讲道德形而上学及道德精神之大用，特别讲了至诚不息的信仰信念与精神世界自由问题。本部论著所讲，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以道德形而上学为根本，国家民族道德精神的重建为使命，极力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自诚自明，择善而固执之，以期不辱使命，经两年有余而完成。整部论著，虽略显冗长，难以尽善尽美，然若就中国道德形而上学及其精神大用而言，该讲的问题，基本上都讲到了。然由于该本论著涉及领域极为广阔，内容也极为复杂，除了前两章总论道德形而上学的性质与其历史发展，及最后两章讲道德修养与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理论上尚好理解外，中间几章及所涉及的问题，读者还是比较生疏的。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把握，在这里简要地给予说明与解释是必要的。     道德是怎样获得的？它在中国文化中，不是反映论问题，不是浅薄知识论问题，而是德性之知的存在，是万感万应获得性命之理与人生意义问题。天地之间，凡一切阴阳、动静、感知、应对、食息、出处、去就，皆有感应。故感应是普遍存在的。惟此，程子才讲：“天地之间，只是一个感与应而已。”人生于世，凡有所动，则有所感；而有所感，则必有所应，感而应，应而感，感应不已，以至无穷。天下之动，一念应之，出入往来，相激相荡，一旦陷入非理性而不能止，则吉凶悔吝生矣。因此，中华民族从古代时候起，便极为重视感应问题：不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而且整个国家民族无不从感应中获得性命之理与人生意义；特别是天人之间的感应，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道德精神世界的发展及其信仰信念的建立，皆是与这种感应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它最初存在着神秘主义，但研究道德感应原理及其精神哲学性质，仍是通晓中华民族道德感获得与精神世界建立的根本途径。这就是我于本书所以专章“论道德感应”的原因所在。     不论是圣人之教，还是百姓之习，在中国文化中，做人要有良知，是非常重要的。若良知不存，还做什么人？何谓良知？良知，即知之良者，即知做人的那点根本道理。良知即良心，即好心，即一个没有被伤害、蒙蔽、腐蚀的心。因此，我所说的良知，不是在一般知性上讲的，而是在做人的道理上讲的。若从现代哲学上看，良知属于伦理道德意识形态范畴，属于仁义礼智的知觉形式，而不是由感官材料所获得的知识；但是，它也不是仅仅指不思不虑的先天道德知性，而是指意识到的道德知觉形式，用王阳明的话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而非虚灵知觉。正因为它属于道德知觉形式，属于道德意识范畴，故我称之为“道德良知”。研究良知的先验本体论性质，及它是如何成为意识到的道德本体存在的，不论是对于道德意识疏辨，还是重建整个社会道德本体，唤起人的良知，都是必要的。这就是我于本书所以专章“论道德良知”者也。     天地之间，惟心是虚灵不昧。它不仅可出入造化，终始古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且其为心体，乃是纯粹至善的存在；而其他的存在，如情性、意见、思想、才情等，皆不过是心体的派生物，离开心之本体，皆不过是躯壳上起意而已。人的一生，岂能只是从躯壳上起意，枝节上做人，岂能不立于天地间，迥然做个品位高尚者？现代人所以浅薄，所以看人生不通透，所以只会操弄那点见闻知识，只会算计眼前那点自私利益，而不能立于天地间，达于性命之理，除了内心没有深厚博大的道德精神世界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代缺少一种绝对精神。现在，整个哲学陷入了相对主义。它只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而不可能建立起“万物一理”的世界观，也不可能培育起“语默动静”，皆“贞夫一”的道德精神境界。如此之人生，如何能不躯壳上起意，流于浅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相对主义，而没有绝对精神，那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研究中国文化的绝对精神及人生存在，就构成了本部论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部论著于六、七、八章，分别讲至诚不息、人心主宰与无待的自由，内容看起来似乎有点矛盾，其实，它恰恰表现了中国文化哲学内在的统一性。中华民族是一个以聪明睿智达于天德而至诚不息的民族。他们的信仰信念，不是来自“上帝”的价值设定，而是来自刚健中正的天道法则，来自天道法则的真实无妄之理。故曰“大哉乾元，诚者之源”；故曰“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有此刚健中正的法则，有此无妄之理，而主宰于心，才能诚明不息，建立盛德富有的伟大事业。而这种主宰，不是外在的，而是人的自我主宰。中国文化的形上之“道”或大道本体，不是西方文化的“上帝”或神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它是不做主宰的。故老子讲：“大道氾兮，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它不但不做主宰人，不奴役人，不统治人，而且获得它，至德内充，与物冥而循大变，能无待而常通，无时不适，无往不通，还可以给人以无限的自由。这种自由，乃是一种“物物而不物于物，逍然不我待；玄感不为，不疾而速，逍然靡不适”的自由，一种精神的自由，灵魂的自由，一种无待而常通的，非逻辑、非因果关系的自由。故我称之为“无待的自由”。西方的自由，还要按照上帝的意志才能获得，而中国文化的自由，连上帝也不需要，只要获得道，就可以获得无限的自由。本部论著，若只讲中国文化的至诚不息、人心主宰，不讲无待的自由，好像它真的“吃人”似的；讲了无待的自由，才能知道它是鸢飞鱼跃、活活泼泼的。自我获得这种自由活泼的道德精神，诚明不息，才算真正懂得了中国文化。     本部论著研究写作，在两年多时间里，“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墳”，瞻顾人生，思考世事，有多少叹息，多少感慨啊！而今书稿完成时，回过头来，想想这心路历程，心里又感到好茫然，以至于这个《自序》该写些什么，竟茫然一片，不知于何处下笔。但仔细想想这两年的感受，总还是有些话要告诉世人的。 例如，不管西方文化怎样追求美好的社会理想，自由也好，民主也好，平等也好，博爱也好，但只要他们把这种社会理想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就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法国大革命已经给他们作了结论。以性恶论为基础，它只能按照某种法律达成社会契约，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建立在人性善良美好基础上的太平盛世。而今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是断不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     再如，不管西方现代思想家怎样呼唤“超人”，或为人的存在拼命呐喊，只要他们割断人与形而上学的联系，就截断了人的通天之路，把人隔断在了悬崖峭壁上，使之变成了绝望、无助、可怜的存在。人的存在，若没有阳光，没有大道，没有广居，没有正位，没有安宅，没有正路，有的只是黑乎乎的森林，只是沼泽地，只是塌方塞堵，要拯救现代人的堕落，就是不可能的。因此，重建道德形而上学是非常必要的。     再如，国家者，天下之大器，至高之神器也。国家权力是神圣的，是充满绝对精神的，它是不允许任何个人使之成为暴虐淫逸享乐之工具的。中国历史，唐虞三代之后，自从刘邦“打天下”获得政权之后，政治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国家权力的神圣性质与绝对精神，教育有国有天下者及其执政团队，使其懂得国家权力的本质是“公器”、“神器”，而非个人暴虐淫逸享乐的工具。这种教育之必要，唐虞三代，由禅让变为传子制，从太康失国、太甲之放，已经显露出来，但三代之变，毕竟是由一个贵族集团代替另一个贵族集团，其为权力变更，不仅有当时的政治基础，而且尚有一批圣贤明哲作政治保障。而这发展到“打天下”，有国有天下者及其执政团队，主要是由“草莽英雄”构成，并不懂得国家权力的神圣性及其“天下为公”的性质。因此，为了防止权力腐败，如何对执政团队进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及“天下为公”的教育，便成为了一个重要任务；如不这样，是很难保证国家权力不腐败的。中国古代设太保、太傅、太师之三公而为天子师，保其德义，教其经邦之理，就是如此。现存的《大学》，就是进行这种教育的儒家经典。     再如，伦理道德虽不是法律的硬性规定，但却是社会历史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与精神基础，是断不可毁灭的。故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而今，政治腐败已成了危及国家存亡的问题。因此，大张旗鼓地提倡仁义礼智之教，使人知羞耻感，懂得知仁义廉耻，是非常重要的。礼义廉耻之感，仁义礼智之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是最为根本的价值体系，而不属于哪一个人私有！凡有国有天下者，凡经国治世者，皆可以用之。     再如，宋人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人多不信，认为人类社会愈来愈复杂，怎么可以用半部《论语》去治理呢？《论语》乃是儒家伦理之教典，而非政治经济庶务之教科书。虽然现在社会政治经济之庶务愈来愈复杂，但社会历史存在的核心关系，仍然是伦理关系，而非政治经济庶务之关系。经国治世，抓住这个核心关系，不仅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而且一句话就可以治天下。这句话就是：“人者，仁也”；“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天下平”。试想，人人都怀着一颗爱心，都能亲其亲，长其长，天下岂不就太平了吗？     总之，治国平天下，不要迷信“权力意志”，相信“权力意志”可以支配一切；不要相信“恶实用，美不实用”，以为“恶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前进”；不要以为达到功利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以为伦理道德算不了什么；更不要对伦理学家、道德学家嗤之以鼻，嘲笑他们的学说没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证明，若伦理毁，则人伦秩序不存矣；道德毁，则人心善恶不分矣；而若破坏了整个伦理道德，则天下汹汹，社会关系无法维系，天下不可治矣！周克商以后，武王不知天下如何治理，走访箕子，箕子告之以《洪范》九畴，讲惟“彝伦攸叙”，方可为治天下之大根本。是彝是训，岂可忘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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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是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该项目由我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林耀华先生领衔主持，指导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是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强调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它应有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华文化的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但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兴起于我国的如火如荼的“文化热”中，在如浪如潮的论及文化的出版物中，却很少有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综合研究的论题及著述。多种冠以“中国文化”的著作中，都很少涉及甚至不涉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涉及到的也只是中国古代民族的一少部分，而对建国后确认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基本上没有论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著述者没有中国文化是“多元一体”（或称“一体多元”）文化的认识，也可能是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文化不是自己研究的专长，最好还是扬长避短。在我国学术界的传统观念中，“民族文化”是针对“外国文化”而言，“民族文化”即是“中国文化”的同义词。但在我国少数民族研究的领域里，“民族”一词却更多地指“少数民族”，是针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而言。因而论及中国文化而没有充分包括少数民族文化，我们便认为是种严重的欠缺。 　　 其次，对民族学的研究和发展有现实意义。笼统而言，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不仅有广阔的领域，而且有很强的实用性。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民族学科研究基本上是民族理论、民族历史、民族语文和民族学的四元结构，具体到民族学来说，则主要是研究民族志，民族的起源、发展和消亡过程，各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由于种种原因，传统民族学忽略文化的缺憾也是十分明显的。近年来十分注重民族文化研究的祁庆富教授大声疾呼：“中国的传统民族学要摆脱危机，走出困境，需要来一次大张旗鼓的文化‘回归’！”“中国的民族学要发展，要创新，需要从振兴‘文化’做起！”（见于施正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广义民族学》）。他的这一观点得到民族学界一批专家的认同。目前，民族学从广义上来说，所包涵的分支学科已涉及到民族理论、人口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制学、文化学、文艺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宗教学、历史学和传统民族学。在具体研究中，所涉及的学科范围更广。文化民族学作为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开放性地吸收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工艺学、博物学、符号学和文化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以研究各民族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形貌及演变规律为基本任务。文化民族学以民族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可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民族。针对民族学而言，它对文化的研究更具体更细微；就文化民族学而言，它又对民族文化有更概括更深刻的把握。这正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 　　 第三，能进一步发扬中国民族学的优良传统，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在五十年代我国少数民族经历的伟大历史变革中，民族学研究以少数民族社会性质为中心课题，为党和国家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主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做出了巨大贡献。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进入了建国后的第二次大变革，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全国人民一道，改变落后的传统文化观念，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必然要涉及的大课题就是：我国少数民族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文化冲突以及如何使这种冲突得到协调。因而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是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学术著作，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注意把握以下四种关系。 　　 第一，从宏观上要注意尽量全面准确地概括出某一文化事象的全貌；从微观上，要注意尽量使某一文化事象具体真实。要有论有据，论有所据，据有所证。 　　 第二，对民族文化中的优秀精华要充分肯定；对民族文化中的糟粕缺点要客观分析。要实事求是，科学严谨，既不文过饰非，也不以瑕掩瑜。 　　 第三，民族学以研究传统文化为主，但在学术界许多有关民族风俗的著述，不大注意民族风俗在现代文化冲击下的演变，仍大量罗列那些在现实中已消亡或正在走向消亡的事象，而给人以少数民族停滞不前的错误印象。我们在写作中，既注意传统文化的介绍，使读者了解各项文化事象的发展过程，又注意说明现实情况，尽量使读者对民族文化有个符合现实情况的了解。 　　 第四，在全书的各章节写作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全书结构的统一完整，又要照顾到各章节的相对独立。对要全面了解民族文化的读者来说，有个大致的全面印象；对那些想了解某方面文化的读者来说，也不觉得支离破碎。 　　 关于该书的写作有几点说明： 　　 第一，该书是依照正在草创过程中的文化民族学的学科理论写作的。文化民族学仅仅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尤其是民族学的其它分支学科，必然有很多联系和交叉。一般来说，凡是有独立学科的，该书就不过细论述。 　　 第二，由于该书涉及的内容较广（这当然与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关），因而在写作过程中涉猎的各种资料有数百种之多，但由于笔者学术能力所限，在材料取舍和分析论证上难免有偏差疏漏和偏颇失公之处，诚请有识者不吝赐教。 　　 第三，该书在定稿阶段，祁庆富教授出国进行学术研习活动，只好由徐万邦来统稿审定。该书第一、二、五编由祁庆富执笔；第三、四编由徐万邦执笔；第二编第六章由聂静洁执笔。聂静洁同志在成书过程中还协助做了些具体工作。 　　 第四，该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领导（宋蜀华院长、马启成常务副院长、白振声分党委书记三位教授）和校科研处、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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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杰夫?沃克（Jeff Walker） 著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年3月

简介：李光斗中国品牌第一人、中央电视台品牌顾问互联网时代最值钱的是产品经理，有情怀的品牌更需要爆款产品。《浪潮式发售》是我继《疯传》之后，推荐给大家的又一本书！单仁 央视财经评论员、单仁资讯集团董事长、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会长不想被秒杀的产品不是好营销，《浪潮式发售》是一本为那些想打造爆品、想一鸣惊人的创业者量身定制的实战手册。另外，这本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快。互联网 时代，抓住先机才能抓住财富，作者深谙此道。浦江 中国科学营销之父 如果产品发售公式是一扇门，那么心理学就是打开这扇门的万能钥匙。当你扣下杰夫·沃克在本书中和你分享的心理扳机，那你的营销也就开启了走心模式，你的产品发售会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丹尼尔·亚蒙（Daniel Amen）医学博士、畅销书《健康生活，从善待大脑开始》作者这本书真是太棒了！它教我们如何发售产品和拓展业务，但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本书通过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告诉我们应如何策划商业活动、如何造势以及如何为市场创造价值。假如你想大张旗鼓地向世人展示你的产品、推介业务或者策划一场活动，本书将是你的首选书目。兰迪·盖奇（Randy Gage）《白手创业亿万富翁的财商笔记》作者在互联网营销领域，杰夫·沃克是名副其实的天才。在本书中，他详细描述了如何在网络上推销产品或服务才能取得成功。对致力于创业的企业家而言，这本书绝对值得一读。丹·苏利文（Dan Sullivan）战略辅导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本书取名为Launch, 的确是恰如其分，因为杰夫·沃克不仅是互联网在线产品发售的开拓者和创新者，也是在线营销行业的著名导师。杰夫所讲授的理念、理论结构、策略、工具以及流程都极为实用，它们已经帮助成千上万的互联网创业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对所有市场营销人员来说，本书是销售互联网产品、创造财富的必读之书。埃本·帕甘（Eben Pagan）热点传媒公司创始人、互联网连续创业者花了整整4 年时间，我创立的第一家企业才成长到年销售额500万美元的规模。然而，运用了杰夫·沃克的产品发售模式之后，我只用了1 年时间，就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实现了500万美元的销售额。杰夫给我们带来了过去100 年中营销领域里最重要的一项创新。

中外校史编纂要览

作者：  王海涵，黄敏编译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　　中文版序言 　　 　　中国现代大学的创办是19世纪末的事情。因此，从20世纪末开始，陆续有一批大学开始编撰出版百年校史。中国高校自诞生以来的百多年时间里，在风云变幻的近现代史中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经过稳步、快速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中国高校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引人入胜、催人奋进的发展史，为高等教育史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同时，日益深入和规范的大学校史研究，反过来又为高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经验参考和思想启迪。尽管如此，纵观迄今为止国内诸多高校出版的校史，虽也不乏探讨如何开展大学校史研究的论文，但相对集中、系统，汇集多个国家、多种类型大学校史研究经验的著作却比较鲜见。 　　我校九十周年校庆以后，本人就在构想百年校庆时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展现。2004年在访问日本九州女子大学时曾与该校一位教育学副教授交谈，他对校史研究兴趣颇浓，并欣然赠予一本由日本学者寺崎昌男、别府昭郎、中野实3人领衔撰写，近30位学者参与撰稿的校史编纂专著《大学史を作る——～沿革史編纂必携～》（中文译名《中外校史编纂要览》）。在粗粗浏览该书时，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心想如能将该书尽快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大学校史研究专家该多好。功夫不负有心人。承蒙上海海洋大学档案馆馆长宁波牵线，日语系教师王海涵、黄敏近半年努力翻译，这本书的中文版终于即将付梓了。 　　《中外校史编纂要览》的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涵盖日本、德国、英国、中国等国家高校校史研究、档案收藏和管理等方面的心得与经验，时间跨度长达数百年，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到今天的哈佛大学、东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均有涉及，为研究、编纂高校校史以及收藏、管理相关文件、档案提供了卓有价值的思考和建议。 　　日本在20世纪中后叶曾掀起一股编撰高校校史的热潮。如日本国立北海道大学、东京大学、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京都大学、私立同志社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东洋大学等都出版了比较正式的沿革史，加起来有数百部之多。这一系列努力和成果，最终被日本学者研究、分析、提炼，汇集成洋洋洒洒的《中外校史编纂要览》，为高校校史研究者提供了一部案头参考书。 　　编史修志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需要。当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自然而然产生编史修志的强烈愿望。21世纪初，我国高校在前一阶段快速发展之后，也出现了编史修志的热潮。陆续出版了《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1981）、《厦门大学校史第一卷（1921—1949）》（1990）、《清华大学志》（2001）、《复旦大学百年志》（2005年）、《上海医科大学志》（2005年）、《厦门大学校史第二卷（1949—1991）》（2006）、《同济大学百年志》（2007）、《上海交通大学史》第1至第4卷（2011）等。 　　这些著作不仅展示了中国大学发展沿革的历史脉络，使人们了解了大学的内部运作机制和主要社会功能，而且通过大量史料详尽地诠释了大学文化、精神及其主体性。更为重要的是知古鉴今，使大学通过校史在对自身的历史关照中获得一种审慎思考——这构成大学不断承前启后、与时俱进的动力。它是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环节，是大学内涵建设的基本前提，也是塑造大学精神、推进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中外校史编纂要览》译著的问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从中可以管窥中外校史编撰的经验与方法，同时更加深入地了解什么是大学、大学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如何办好大学。诚如海老泽有道面对大学庆祝活动而在该书中感慨道：“比起大张旗鼓地做这些表面文章，倒不如认真地回到办学出发点，从那里重新出发，更有意义。”1997年，日本京都大学在百年校庆时，校园里“和‘京大百年’主题相关的讯息，一半以上都是批判性、反省性的”。这是一种更有价值的纪念。研究校史，最可贵的正是让我们在历史回眸中反省其中弥足珍贵的精神积淀与历史启示。 　　这本书史料详实，内容丰富，不仅对高校校史研究工作者，而且对高等教育、大学文化、档案管理、教育史、社会史等工作者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对那些喜欢了解大学历史与文化的读者来说，也不失为一本有意义的参考书。 　　由于时间关系和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叶骏 　　2011年11月　　

阴阳鼓匠:在秩序的空间中

作者：  吴凡著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简介：　　山西阳高县北部三镇庙宇及庙会，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依旧艰难的村民生活中，于情理之中迅速复兴。在村民的需求之中，在民间信仰的扩布之中，在村民的意识及行为之中，它们于涅柴之后的再生是有选择和多功能的，并具有自身恢复与适应调节能力。这使停止或处于暗流状态的民间乐班复又大张旗鼓地出现于该场合之中。 　　 阴阳与鼓匠，是当地对于分别以笙管与唢呐为主奏乐器的民间仪式音乐班社成员的不同指称。原本具有不同民族特征的乐器，笙管与唢呐，在曾经是多民族交相融合的区域之中相遇，同时被村民接受与使用。在数百年的变迁中，唢呐与笙管相谐与和鸣。 　　 社会身份首先是普通村民的阴阳与鼓匠，亦因其吟诵经文、乐器演奏等相关技艺而成为与普通村民相异的仪式执行人。阴阳与鼓匠乐班并非纯粹的音乐组织，而是活跃在当地庙会及丧葬礼仪中的仪式班社。作为象征体系中的文化符号，他们链接着村落中的群体仪式与家族仪式。 　　 生活于人生礼仪与社区礼仪之中的阴阳与鼓匠乐班，是与周遭村民精神上互助互惠、经济上接受世俗化集体供养、并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艺术班社。或日，乐班成员是经营着自己的班社，生存在村落礼俗文化里、接受世俗化的集体经济供养之中的小农。 　　 在民间信仰体系中生存的阴阳与鼓匠乐班，由于功能的同及不同，不仅构筑了村落生活级序，而且，通过仪式过程中的不同角色扮演，演绎了仪式中间层次的内部细分。其中阴阳所执行的仪式指向更多的偏向神灵，亦因其遵循或日固守而代表秩序空间中的相对核心地位。鼓匠，则是促使传统生“变”的因素之一，其变化显现得颇为隐蔽与微妙：在表面乐曲增减及改变的现象中，实际蕴涵着功能实质的稳定与不变。正因其表面彰显的善变，所以鼓匠能够在时政更替之中主动吸收与纳用新鲜事物、迎合不断变化的观众口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迅速发现与保护自己位置的能力是阴阳所无法相比的。这，也是鼓匠似乎更能超然于历史而生存的原因之一。 　　 阳高县北部阴阳与鼓匠乐班，作为建构秩序空间的中间砖石，链接起秩序仪式与象征体系主轴中的“神圣”与“世俗”、“神灵”与“村民”的极点两端；并通过在秩序空间——庙会与丧葬——的特定环境中，经由阴阳与鼓匠乐班的音乐建构（music making），用两种功能相近、用法相异的文化符号共筑了个性化的地方历史。

微风轻轻起，我好喜欢你

作者：  扣子依依

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6年1月

简介：大一到大四，顾沁大张旗鼓地喜欢了邱朗四年。四年时间，二百六十七次告白，每一次，邱朗只有一句：“你，我这辈子都不会爱。”他讨厌她，只因她与伤害他的人一般的霸道任性、不可一世。他憎恨她，只因她说变心就变心，说不见就不见的决绝。毕业**年，他旁观她灰头土脸。毕业第二年，他面瘫地答应她父母照顾她。帮她租房子，给她找工作，不动声色呵护，却一天比一天更让她讨厌。只是，“顾沁讨厌邱朗”却没有如他所愿地等于“邱朗不会再喜欢顾沁”……“我爱上了一个，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爱的人。”他别扭撇开头，不看顾沁。“而那个人，就是你。”

Confessions of a Wall Street analyst:a true story of inside information and corruption in the stock market

作者：  (美)丹·莱因戈尔德(Dan Reingold)，(美)珍妮弗·莱因戈尔德(Jennifer Reingold)著;华林煦[等]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07

简介：　　《华尔街顶级证券分析师的忏悔》关于华尔街无处不在的内幕信息泄漏和最隐秘的内幕交易。关于二战以来全球最大的公司欺诈案——世通公司案件的最详尽、最具权威的描述与分析 　　关于有史以来最大的白领犯罪之王伯尼·埃伯斯和金口水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 　　关于那次历史性的“股市泡沫”与电信繁荣 　　它还—— 　　关于新创业的科技公司、电信公司、网络公司如何纷纷在创业板块上市募股；关于美国各大投资银行在席卷欧洲、亚洲、美洲的国家电信私有化股份制改造的狂潮中，如何展开激烈的角逐以赢得大生意；关于华尔街上每年的跳槽浪潮像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动物大迁徙，华尔街上令人担忧的奢华消费的趋向以及动辄上百万美元的年薪总额。 　　莱因戈尔德这部引人入胜的传记带我们踏上令人兴奋的旅程，穿过华尔街那些幽暗的胡同，并且一路上不断提醒我们那句在金融世界里恒常的道理：Caveat Emptor. Buyer Beware!(货物出门概不退换，买主须自行当心！)——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主持人 戴维·费伯 　　每一支火箭都需要燃料，但丹·莱因戈尔德展示给我们的是辉煌而短暂的最近一次大牛市，其疾速飞升的推动力大部分是私欲的，有时是犯罪的热空气。这本书是对那些永远改变了华尔街和电信业景观的人和事的引人入胜的描写，也是富有启迪的思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前主席 迈克尔·K.鲍威尔 　　这是丹·莱因戈尔德对自己证券分析师生活的内幕记述，时间是股市泡沫膨胀和破灭的2000年前后。这本书具备了畅销虚构类图书的所有元素：英雄和恶棍，贪婪，狂妄自大，愚蠢——以及激烈的利益冲突。但它不属于虚构类图书，讲的也不是关于已然过往的旧事，书中涉及的问题和冲突在今天仍然十分尖锐，甚至在最近的证券改革之后依然如此。在您相信任何投资指导之前，请先阅读本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阿道夫·贝利教席教授 约翰·C.科菲 　　本书记叙的是一位入选“全明星阵容”的华尔街分析师的莎士比亚式的抗争，他努力要按道德规范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同时又承受着要遵守潜规则并提升自己银行客户股票价格的巨大压力。几十年之后，经济历史学家们想要完全弄清历史性的“股市泡沫”时，将会求助于这本《华尔街顶级证券分析师的忏悔》。——美林银行美国股票分析部前联职主任 埃里克·赫梅尔　　 　　丹·莱因戈尔德有14年都是华尔街的顶级分析师，是所罗门美邦银行的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在火热的电信板块上的头号竞争对手。本书提供给您一个观剧的前排位子，以便观看美国金融史上最有戏剧性的，最终也是悲剧性的故事。作者详细介绍和分析了从未有人敢披露的华尔街无处不在的内幕信息泄漏和最隐秘的内幕交易，描述了亲身经历的那些已昭然于天下的公司欺诈案、白领犯罪，也揭示了华尔街上令人担忧的奢华消费的趋向。 　　莱因戈尔德描写了那些交易的机密在公开之前如何提早数天被人在密谈和耳语中泄漏出来，回忆了当他获悉世通公司老板伯尼大量做假账的消息时的情景。他还震惊于自己无意中成了一系列充满明目张胆的色情内容的e-mail的促进因素，这些e-mail将会让华尔街震惊，会迫使格鲁布曼屈服，使得他的老板，花旗集团(Citigroup)的CEO桑迪·威尔提早退休。 　　莱因戈尔德的故事有些残忍，有些喧腾，还有些简直荒谬可笑，但它们都是对华尔街的冷曝光：一个由贪婪和自私组成的丛林，是一个充满冲突和内幕消息的地方，华尔街宣誓要为“主街”服务，但却荒谬地与主街断绝了联系。作者还展示了政府调查人员虽然大张旗鼓地开展工作，但是从未深入道德和法律交叉区域的中心。他们完全忽视了华尔街上对内幕信息滥用的痼疾，它让广大投资者——甚至是久经世故的职业投资人——上当受骗。全书以作者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改革建议结束，目的是净化投资业务环境。

见识丛书·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作者：  费尔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09月

简介：

【目录】

中译本序 i
序 布罗代尔教授历史 ix
自序 xxii
导言 历史与现在 xxvii
上编 文明释义 001
*章 术语的衍变 003
第二章 文明研究关涉所有社会科学 010
第三章 文明的连续性 027
中编 欧洲以外的文明 043
*部分 伊斯兰与伊斯兰世界 045
第四章 历史 046
第五章 地理 062
第六章 伊斯兰的伟大与衰落（公元8 —18 世纪） 077
第七章 现今伊斯兰世界的复兴 104
第二部分 黑色大陆 131
第八章 历史 132
第九章 黑非洲：今天与明天 153
第三部分 远东 171
第十章 远东简介 172
第十一章 古代中国 189
第十二章 中国的昨日与现在 216
第十三章 印度的昨日与现在 234
第十四章 海上的远东：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朝鲜半岛 274
第十五章 日本 295
下编 欧洲文明 319
*部分 欧洲 321
第十六章 空间与自由 324
第十七章 基督教、人文主义与科学 350
第十八章 欧洲的工业化 393
第十九章 欧洲的统一 419
第二部分 美洲 447
第二十章 另一个新大陆：拉丁美洲 448
第二十一章 杰出的美洲：美国 483
第二十二章 阴影与困难：从昨天到今天 507
第二十三章 横穿英语世界 535
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和苏联 553
第二十四章 从起源到1917 年十月革命 555
第二十五章 1917 年以后的苏联 576
附录 英译者前言 605
译后记 625

【免费在线读】
第二十五章 1917 年以后的苏联

1917 年以后的苏联
本书上一部分（第二十四章）已经研究了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既研究了它的开端，也研究了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结果，本章只涉猎苏联文明史上那些比较重大的问题：
（1）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与俄国革命相遇，而后又怎样指导俄国革命的？
（2）抛开那些明显具有极大重要性的计划和数据，从人道上讲，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现实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3）在所有这些撞击、强制和变迁之中，苏联文明的现在与未来，能否被人理解？

从卡尔•马克思到列宁
马克思的思想相当迅速地就赢得了俄国知识界和革命家的关注。这一思想在西方得到了人们的赞同，因而与亲斯拉夫的传统主义者相冲突。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圣彼得堡大学的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中迅速找到了信徒吗？据说，圣彼得堡大学与保守的莫斯科大学是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人合作的成果，起主要作用的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 年），起次要作用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后者与马克思携手工作了40 载，马克思逝世后，他又继续工作了12 年。
这个庞大的学说标志着19 世纪和20 世纪革命思想、行动和解释的一个根本性转折。它把革命与现代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结合起来，是发源于这种社会的天然的、不可避免的果实。它提供了整个世界观，把社会分析与经济解释紧密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的辩证法（辩证法是指通过矛盾或肯定与否定来寻求真理）一方面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另一方面受到了黑格尔的启示。对于黑格尔来说，精神主宰物质世界（思想先于物质），意识是人的本质特征。相反，对于马克思来说，物质世界相对于精神世界而言居主导地位。“黑格尔体系头朝下倒立着，”马克思写道，“ 我们把它颠倒了过来，让它两脚着地。”尽管如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仍然接过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时间（temps）即接连相继的经验：1. 肯定；2. 否定；3. 否定之否定。就是说真理的肯定由此变出，它同时考虑到前两个时间，并使之调和。
这种推理方式始终是马克思辩证法的背景。正如俄国革命家亚历山大•赫尔岑所云：“ 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无论怎样，这是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指出矛盾、确定矛盾、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认识矛盾、而后解决矛盾的艺术。马克思主义被定义为唯物辩证法（dialectique matérialiste）：这一说法并不是不准确，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它，尽管按照列宁的意见，马克思强调辩证法，远比强调唯物主义要多。另一些人跟在列宁的后边，在历史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 historique）这个由恩格斯创造的很不巧妙的表述问题上，提出了同样意见：马克思强调历史远比强调唯物主义要多。这无疑是因为马克思通过其社会历史分析获得了有关其革命学说的辩证法论据。社会历史分析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伟大创新之一。
在马克思看来，19 世纪中叶的西方社会正经受着一大矛盾，对这种矛盾的辩证分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让我们简要概括一下他的这个分析。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摆脱自然界、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一种手段。正是在劳动中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本质，认识到他是那么多劳动者当中的一员，是社会的一分子。在一个既意味着劳动又意味着自由的社会中，同时存在“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e de l’homme）和“自然的人文主义”（humanisme de lanature）。“ 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存在。”这就是对人类劳动的价值与意义的肯定。
接着是否定：马克思眼中的社会，存在着荒谬的自相矛盾，劳动并没有解放人类，让人类获得自由，而是奴役人类。人被排除在生产资料（土地或工厂）所有权乃至这种生产的利润之外。他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被迫为他人的利益而使自己的劳动异化（aliéner）。现代社会使劳动成为一种奴役手段。
那么，什么是否定之否定，这种矛盾的出路之门呢？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实行大规模劳动和大批量生产，就导致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广泛的、清楚地知道自己受奴役的被奴役者阶级，即无产阶级。这时创造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获得了一个结果。无产阶级自动地加剧进行阶级斗争，即阶级的战争，因而不久就会导致一场革命。
马克思相信，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后阶段，这个历史过程依次使人类社会从奴隶制度转入封建制度，然后转入资本主义制度（先是商业的资本主义，而后是工业的资本主义），19 世纪的世界在达到工业化阶段的同时，也达到了革命的阶段，达到了废除私有制的阶段；明天，世界将达到共产主义阶段。
然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la société capitaliste，资本家社会）并非一朝一夕可至。［ 人们知道，起码从1846 年起，马克思就知道“资本家”（capitaliste）一词，但还尚未使用“ 资本主义”（capitalisme）这个方便的词］，正如马克思本人阐明（1875 年）的那样，存在一个“ 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在这个时期，新社会勉勉强强从旧社会脱胎而来。今天，专门用语“ 社会主义”特指这个“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此阶段的口号是“ 按劳分配”。只有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才称为共产主义。它有点像是希望之乡。社会（这时）可以在它的旗帜上题写：“ 各尽所能（在生产阶段），按需分配（在消费阶段）。”人们看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乐观主义的，正如乔治•居尔维奇所写的，它是一种“上升的”学说。

•可是，1880 年前后，对于再次传来的俄国革命的消息，不论马克思怎样犹豫不决，他毕竟得出结论说：在俄国进行革命行动在理论上暂时是不可能的。对俄国的革命者来说，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怎能不令人失望？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在俄国，工业无产阶级过分不足，造就工业无产阶级的进程还须持续整整数年。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新环境还要经过数年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只有到了那时，“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才将宣告来临。至于目前，各种条件还未汇集在一起，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英国为范例所思考、所探究、所讨论的问题。当《资本论》（Capital）*卷问世（1867 年）时，英国早已达到工业革命的核心阶段，更确切地说，对工业革命引起的重重困难尚未找到有效的办法加以克服。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法国和德国为范例进行推论，后者此时只是略微落后于前者，但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总之，他们是按照与沙皇俄国所置身其中的形势相距甚远的形势进行思考的。
19 世纪末，在俄国，农民一方就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工人仅占总人口的5%。在这个刚刚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怎么能设想会出现一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革命呢？
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问世的时代（1899 年）起，更进而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和之后，列宁非常清楚地屡次看到这一矛盾。应当承认，列宁这个马克思的信徒，受困于他所激扬、赞美的思想，在这个思想内部，他感到灵活自如。总的说来，列宁的所有思想几乎都见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然而，尽管列宁的真正才能主要体现在策划革命行动上，但即便是在思想领域，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独创性也比人们通常所说的要大得多。
事实上，列宁出身于俄罗斯一个小贵族家庭，他讲话的声音和他家乡特有的口音表明了这一点。因而，他不再因其简朴，因其“ 务实的才智”而仅仅是“ 俄罗斯人民的代表”，他更不是一个仅仅被行动所吞噬的人。事实上，他反复进行了具体独到的分析和一针见血的批判，这使他赢得了“清扫第二国际的奥吉亚斯牛圈的荣誉”。当他采取行动时，他总是事先怀着激情，以清醒的头脑对此进行思考。因此，他与马克思不同的地方，产生在革命进程中一开始必然出现对立之处：在革命的战略和革命技巧方面。他肯定是在俄国之具体条件下，根据“无产阶级”和“ 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来构想革命进程的。
简而言之，列宁赋予政治相对于社会或经济事务系统性的优先地位，赋予“ 政党”相对于无产阶级群众的系统性的优先地位。人们几乎可以说，他赞成“ 政治*”，政治优先。
对于马克思来说，革命是几乎自然而然发生的社会爆炸的结果，在工业化和阶级斗争的重压下，社会爆炸是会在它自己适宜的时刻出现的。由于工业化而挤在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就其本性而言是革命的和有爆炸力的。在无产阶级的身旁，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曾经是新的思想意识的发源地，但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其革命的使命。在某些场合，也许仍要利用这个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的参与、支持和帮助。但是关于这项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长时期里一直犹豫不决。1848 年以后，他们不无理由地尤其不信任法国农民，对其反革命可能性心存疑惧，认为他们是依恋其小块土地的假无产阶级。
马克思去世（1883 年）以后，关于革命行动应采取何种形式的争论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德国人罗莎• 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0—1919年）恪守马克思的原本忠告：在她看来，唯有工人无产阶级值得信任；工人无产阶级必当是革命的*动力；所有其他阶级都是敌人，因此，“ 党”应当为工人无产阶级所有，他们应密切地从内部对它实行监督，从基层对它加以控制。她认为，这是防止党的官僚化的*手段。
列宁的方向与卢森堡不同：与一些改良主义者的意见一样，他对无产阶级天生的自发的革命性（此外，他厌恶“ 自发性”一词）表示怀疑（“ 在帝国主义时代”）。他认为，强调党和强调其他受压迫的社会阶层有可能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时候到了，不管这些阶层属于何种阶级。1902 年，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主张，没有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集权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并不会选择革命，而会转向改良主义和某种工联主义，甚至可能陶醉于工人贵族的乌托邦之中。当时在英国，新生的工党不得不与工会迟疑不决的保守主义做斗争，正如在法国，工联主义比现在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多地反对社会主义，妨碍社会主义的发展，难道不是吗？此外，与罗莎•卢森堡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相反，列宁认为民族战争的时代仍然没有结束，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势在必行。进而言之，列宁赞成土地改革纲领，无论怎样都拒绝认为农民是反革命成分，在这一方面，他又一次与罗莎•卢森堡和“卢森堡主义”意见相左。在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列宁肯定受到了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他像他们那样，在受奴役的农民身上，看见了革命的根本动力；他不想弃置这一庞大的爆炸性力量不用。人们知道，农民确保了1917 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无论如何，在有关俄国的问题上，列宁的看法是正确的。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能详细考察这些争论和思想立场，它们中有一些在1917 年以后在苏联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仅仅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文化转移已经发生，从*初的马克思主义转移到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形式，就像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重新解释”，以适应沙皇俄国这个在20 世纪初尚未完全工业化、农业仍居主导地位——如此接近而又如此遥远—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吕西安•戈尔德曼这样宣称：“无产阶级在俄国占有重要性，但数量太微小，因此它在经济、社会与政治方面所占的重要性不足以靠一己力量引发马上使无产阶级与整个社会对抗的革命。”

•俄国社会民主党，即后来的共产党，是经在国外建立劳动解放社（Grouppa OsvobojdenijaTrouda）的*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帕维尔•阿克塞尔罗德（PaulAxelrode）、维拉•查苏里奇（Vera Zassoulitch）、列夫•捷伊奇（Lev Deutsch）］同意，由第二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尤里乌斯•马尔托夫（JuliusMartov）、菲奥多•伊利奇•丹（Fyodor Ilich Dan）］创立（1898 年）的。
然而，当社会民主党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1905 年）时，分裂产生了： 一方面是布尔什维克（Bolcheviks， 即俄语的“ 多数派”，况且越发指发出一个声音的多数派）；另一方面是孟什维克（Mencheviks，“ 少数派”），普列汉诺夫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 少数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将重新成为“ 多数派”。）这次分裂原因何在？因为在党章的*条，列宁引进了名为“民主集中制”的著名条款。这些条款规定：1.“ 职业革命家”（总之，技术专家）的决定性作用；2. 严格的（铁的）党的纪律；3. 中央委员会对全党，尤其对基层组织的广泛而专制的权力；4. 在有必要时，把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一个人数有限的局。这够清楚明白了吧？它把党变成了一部自动的战争机器。对此，孟什维克叱责党进行独裁活动，叱责党抛弃了民主原则。（托洛茨基当时就预见，列宁的构想将导致一个人，即中央委员会首脑的独裁专制。）
然而，从俄国社会工业的发展观点看，俄国的特殊环境决定了采取这种策略态度的必要性，由此存在许多考验。1905 年，列宁旗帜鲜明地与人数并不太多的一些社会党人的论点进行斗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请注意：由无产阶级进行）”是可能的，“ 似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对于这样一场革命来说，已经足够发达”。1917 年，在革命党人夺取政权的前夜，两派在*后时刻的论战更加明朗化了。论辩在列宁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人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之间进行。列宁否认他计划夺取政权；如果他夺取政权，那只是寄希望于得到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援助。（这是幻想，我们注意到，俄国革命从一开始，或几乎从一开始就被迫自力更生。不久他们就不得不抛弃这种幻想。）普列汉诺夫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工人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农民人口占压倒性多数。他警告列宁，如果列宁夺取了政权，无论愿意与否，他都必须求助于独裁专制，求助于政府的恐怖手段。列宁反唇相讥，这样说就是对他个人进行侮辱。然而，他夺取了政权，掀起了一场土地革命……
即便如此，这些问题仍继续困扰着他，让他不得安宁。1921 年，由于采取新经济政策（N. E. P.），列宁一时开起倒车时，他的宣言极有特色地与这条思想路线和这些旧日的争论联系起来。“ 我们搞错了，”他总体上这样宣称，“我们的一举一动似乎表明可以在一个几乎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在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我们必须重建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随着列宁的去世几乎完全寿终正寝。从1928—1929 年起，斯大林从反对转而赞成工业化，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历经重重困难，工业化*终获得了众所周知的伟大成就。
但是让我们退回到1883 年（马克思逝世那一年），更清楚地描述那场争论。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设想出现这么一种情况，革命者“偶然地”或“靠密谋”夺取政权。他写道，“ 他们那时只能够建立一个类似印加帝国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实行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因此重提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讨论类似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局面时曾谈到“修道院式的社会主义”，或“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我们像人们常做的那样重提这些话和这些争论，目的不在于重新考虑1917 年十月事件及其后果，以便以“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指责事件的进程，当时历史自当使“ 纯马克思主义”无法应付，或遭到嘲弄。需要指出的事实是，社会主义革命意外地在一个当时欧洲*不工业化的大国开始了。这一次，革命不可能遵循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方案展开。政权已被共产党（这是社会民主党后来取的名称），即在俄罗斯众多人口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可能在10 万人左右，所控制住。这个有着高度组织性的少数，利用了1000 万—1200 万农民的惊人的溃乱，利用了军队官兵开小差的机会。他们在必要时互相残杀，涌回他们的村庄，开始占领贵族的、富有资产者的、教会的、修道院的、王室的和国家的土地……
据说列宁曾这样问道：“ 如果沙皇制度由于有了13 万贵族，这些在自己的地区、各个行使警察权的封建所有主，便能维持几个世纪，为什么我不能依靠拥有13 万忠诚的活动分子的党，坚持几十年呢？”据说列宁还以拿破仑方式这样说道：“ 向前冲，然后再看。”
“ 坚持几十年”，事实上，一直坚持到俄罗斯达到某种发达和工业化的程度，那时一场“理性的”革命必然会接踵而至：实际上，这将是此后若干年里俄罗斯的关键性问题。这也是实行无情的专政的动机，这种专政从来就不是“ 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借用正在产生中的无产阶级名义的共产党首脑的专政。“在斯大林统治下，这种共产党首脑的专政甚至变成了独裁者的专政。”俄国生活的这些阴暗悲惨的岁月，一再使人想起法国1793—1794 年公安委员会的范例。但是俄国的专政没有很快失败。这种区别的原因无疑在于单一党的铁的组织，它使一切“ 派别”不能立足，这与1794 年在巴黎发生的情况截然相反。

马克思主义与今日苏联文明
如今苏联已在政治独裁制度下生活了45 年，很快就将半个世纪了。这里没有出版、言论、信仰、结社和罢工的自由，只有一个坚守纪律的、“坚如磐石的”党，党内隐蔽的冲突只显露为个人的悲剧性对立。1953 年斯大林死后仅仅数年，就出现了自由化——毋宁说人道化（humanisation），因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自由化在当时还是一个贬义词。人道化是慢慢地、有节制地，但似乎不可逆转地显露出来的。人们所谓的“非斯大林化”（déstalinisation）现象产生的原因，难道不是很久很久之前法国大革命时期公安委员会面临的悲剧性的紧急时刻吗？苏联无疑还没有摆脱所有的内部困难，但是它从此以后进入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步入享有特殊利益的民族之林：它靠辛勤的劳动赢得了这个位置，但是它占用了它。同时，不论愿意与否，它建设了大众文明所必需的新机构。也许正是现在，它*次可以自由地至少在国内方面选择自己的革命，或者选择自己的道路，因为它在世界政治中的特殊重要性，它扮演的社会主义国家leader（领袖）的角色，从此以后强加给它另一种类的限制，一种来自外部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变化。在各条战线上做出努力和进行战争的50 年，是一个漫长的时代空间。在这些年月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学说，一边捍卫其重大主题和习惯解释（信条），一边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不这样，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如果说官方言论反复提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公式或陈词滥调——阶级斗争、实践（praxis）、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相对贫困化、唯物辩证法、物质基础，或者一个没有阶级的完善的幸福社会即将来临——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一时一刻庞大的意识形态，像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所有的宗教那样，因为它们的胜利而没有被拖入成为生活本身的变化发展中去。此外，一种思想只有在实际生活中，在实践中具体化，才有价值，这点不是在20 世纪初早已成为全体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信念，而且为革命家们反复提及吗？马克思主义是彼此有力联结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只有投入千百万人的实际经验才有价值。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成就中自我“现实化”，那么它也经受住了影响。此外，按照其门徒的说法，“ 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世界观本身的世界观”。这也是同情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家所说的：“20 世纪的共产主义经历了类似于公元l—4世纪基督教的改造那样的改造。”
要列举这些变化、背信弃义行为和异端邪说，把它们逐一编订出来，也许必须成为决疑论者。在这些方面，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受到指责，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互相指责。制订出目录不无裨益，只要决不把这个或那个可能显得同样有意义的细节孤立起来。同样的目录只有与解释目录和被目录解释的全部经验相比，才有意义。这里我们要说，这并不是苏联经验所提供的*重要或*清楚的试验。
确实，对过来人来说，1917 年以来的50 年关系到一系列革命和苦难，这一时期非常漫长，可是编年史的空间还远不足以使思想、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化，经过如此剧烈的结构断裂，显示出它的全部意义来。我们必须在所有经验中区分出脱离常轨的东西，尤其是过渡年代（至少直到1930 年之前甚至1930 年之后）期间的东西和过去有效而且还将有效的东西，以便在粗暴强加的意识形态和被沿用的社会传统之间，建立确定的关系，这种社会是取自它并未决定要经历的经验，而且它对这一经验始终没有充分清楚的认识。
因此，在什么范围内，列宁早已做出计划恢复差距非常大的工资等级的做法，是一个意外事件，是斯大林力量无限的意志所为，或者干脆是一种社会必需，抑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经济进程？沿着这条路，社会等级制度连同明显的特权，重又建立起来。一位苏联大学教员笑着宣称：“我们是苏联资产阶级……”但是这种等级制度，只有当它仅与职权有关的社会、阶级的特权可以传给后代时，就是说这些享有特权者的后代，又转道来从他们父母的社会地位中获取（教育、金钱、职权方面的）好处时，才能恢复成为一种社会等级制度。这种倾向在家庭生活永久延续的一切社会，都是很自然的，共产主义在苏联一点也没有摧毁家庭生活。斯大林甚至还加强了家庭生活。
另一个基本的原则性问题是农业问题。苏联企图用集体方式重组农业生产，结果一败涂地，而且遭到昔日受斯大林制度虐待的农民的反抗。但是俄国小说以压低的声音如此经常地加以反映的贫困农民，难道不是被迅猛的现代化经济运动，从百年框架中骤然拖出“传统”文化的正常的、差不多不可避免的反应吗？看来不论采取何种解决办法，这种问题在所有加速工业化的国家都会出现。
另一方面，在苏联意识形态和东正教会之间或多或少紧张的对话中，可否说获胜—有没有获胜？面对“ 宗教异化”，国家政权（社会制度）采纳的是好战的唯物主义，富于进攻性的理性主义——不否定上帝，但热烈地肯定人类关怀。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恢复东正教信仰的价值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教会和斯大林之间的妥协。斯大林不是恢复了曾被彼得大帝取缔的莫斯科大主教吗？ 1951 年11 月7 日，斯大林在演说中，祈求东正教会的君主和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保佑。无疑，心甘情愿地前来祈祷的基督教徒，大部分是老年人。然而，对于洗礼、婚礼、死亡，大多数人的真实态度是怎样的呢？国家围绕非宗教的婚礼仪式试图组织的礼仪或许可以证明，它必须进行斗争，至少必须填补一个空白。
*后，对于后继的几代人，他们没有逐渐地忘记悲惨的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本身在大步退却吗？这是不是有点像西方的笛卡儿主义，虽然它仍然无处不在，但在西方的意识中，越来越淡薄？这还不包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抛弃。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用不着时时刻刻加以讨论。在2. 2 亿苏联人中，有900 万名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他们的采地、特权，是他们的口号，是他们的日常语言。但是其他人呢？

•尽管如此，*深刻地改造苏联生活的是它所经受的强大工业化和即将胜利完成工业化的前景，也就是说进一步发展它的成就，克服困难，弥补所遭到的失败。
无疑，就人力而言，工业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17 年，俄国不存在一个“ 资本主义事先提供的”现成的工业化基础。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必须建设一个这样的基础，这就是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为何采取这一独特步骤的部分原因。斯大林独裁专制肩负起极其重要的、“在别处由铁器时代的资本主义完成的历史”任务。斯大林制度的严峻冷酷，不能完全由被其权力搞得飘飘然的个人的反复无常来解释，也不能由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来解释，更不能用共产主义的必要性来解释。它们部分地也是不发达状态的一幕惨剧，为在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靠人力劳动投资，迅速跨过工业化阶段而发明的无情的国家公式。
那一经济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专家们还将长时间争论不休。因为数字为争论提供了好的场地。他们的语言是国际语言。民族之间互相比较，就像孩子们比量身高。量身高器还必须是同样的。在工业生产方面，1953—1959 年之间，法国平均每年增长7. 7%（1959 年指数156，相比于1953 年指数为100）；联邦德国平均每年增长8.3%（1959 年指数为169，1953 年指数为100），苏联平均每年增长11. 3%（1959 年指数为190，1953 年指数为100）。这是官方统计数字的语言。不过这些统计数字并不是完全可比的。西方人按纯价值计算指数，苏联人按毛价值计算指数。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里宁（Strulinine）证明，工业生产的官方增长，以毛价值计算，1950 年是1928 年生产的22. 9 倍，但是若以纯价值计算，则跌落到14. 7 倍。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有多少苏联的反对者会就这些数字进行争论。
但是，假定经济目标没有完全达到，它也肯定在望。巨大的发展已经发轫，在西伯利亚和别的地方已经取得辉煌的奇迹般的成就。

•1917 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发生了巨大社会变化。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工业化都已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这一事实反过来影响苏联整体的生活。在每一个地方，新的结构都开始产生。
（A）*个重大变化是农民纷纷涌入城镇。苏联将美国（boom 时代的美国）的发展节奏，强加给1917 年基本上还是农民的一个传统上很懒散的民族。这种常常顽强地坚守传统、反对变革的懒散与任何东西也无法逃避的变革压力之间，这种节奏与和平之间的紧张状态和矛盾，到处爆发。在中亚的联邦共和国，美国方式（américanisme）与东方风格的这种混合，更是千奇百怪。
数字说明变化的重要性。1917 年，俄罗斯农民占总人口的80%，产业工人占15% ；1962 年，农民勉强高于二分之一（52%），工人及其管理人员占35%。同一段时间里，官僚至少增加了10 倍，知识分子增加了100 倍。结果巨大的诱惑把人们引向城市，城市人满为患，损害了农村。
这一运动刚刚完成。除了原首都列宁格勒保留了老城风貌外，新旧城市，包括莫斯科（变成了硕大无朋的芝加哥一类的城市），都带有农民的面貌。它们的生活乡村化了。知识分子、大学生也逃避不了这一切。“一个新的种族在俄罗斯产生了”，它侵入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从*不重要的职位到科学研究的职位（俄国社会阶梯的*）。在斯大林以前所未有的节奏使苏联工业化的同一时刻，他对农民进行了全面集约化，一下子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不顾他们反对，把他们抛向城市，罹受城市的征服。这一切几乎也就是在几年之内发生的。
1947 年，在遭到侵略、被征服的城市中，从他们原始的服装，从他们迟缓的行动，一边大声叫嚷一边跳上电车和公共汽车的举止，仍能辨认出其农民特征来。从1956 年起，形势就已开始改观。农民已经城市化，与此同时，其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获得了更好的穿戴。
1958 年，人们再也碰不到赤脚行走的孩子或妇女；在戏院和电影院，穿戴已成风尚，农民的笨拙消失了。然而不久之前的乡村出身的人们在行为举止的许多细枝末节上还是露出马脚。相反在列宁格勒，正是因为如此，一切显得更加文雅，妇女显得更加漂亮，口语显得更加纯正。1945 年以后，列宁格勒令人赞赏地恢复了其外在的布局，给人留下了可爱精美、有宏大气派的欧洲古城的印象。列宁格勒有繁忙活跃的港口，靠此永远生活在更广阔的世界之中。农村并没有把它淹没。但是，尽管它拥有工业化的郊区，它仍可与这种看来是未来俄罗斯形象的鱼龙混杂保持一定距离。正是这种鱼龙混杂无可争辩地赋予莫斯科一种首都的气派。
（B）农民的征服：工厂、学校。
农业劳动力涌向城市，淹没了昔日的技术工人。农民占领了工厂，他们对机器一无所知，没有经过良好训练，愚笨无能，同时，像所有农民一样，对机器表示怀疑。这些笨手笨脚的乡下人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人，在一开始只能达到很低的生产力。因而，在当时，为了弥补产量不足的状况，就从农村征召更多的劳动力到工厂来。
农民，至少他们的子女，还同样涌入学校，稍晚一些，涌入大学。1917 年，俄国人口的至少有75% 是文盲（甚至更多），而到了今天（20世纪60 年代），文盲据称已经被完全消灭。这肯定是图书馆、阅览室、俄罗斯经典作品普及版（也有例外，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谢尔盖•叶赛宁的作品直到1955 年才被广泛出版）数量增多的原因。这些作品，连同经过选择的外国的经典作品译本，发行量常常多得令人惊奇（有时印数可达1000 万册）。图书一般用不太好的纸张印刷，书的价格确实非常低。这是不是经典作品如此流行的原因呢？是否还必须找一找其他原因呢？或者说，这是因为当代作家力量薄弱，没有可供消遣的有趣、易懂的出版物？不管怎样，广播、电视、唱片同样把大量精力用在提供进一步的教育上。
“ 这场文化革命”（O. 罗森菲尔德语），光是它，就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一种要解放、渴求受到教育、尽快爬上社会阶梯高层的强烈欲望。“疯狂地向上爬。”一位严厉的观察家也许会这么说。我们倒不如这样说，渴求文化，这既等于名望，又等于金钱。不论其动机如何，大学、技术学校的在校生，以及接受函授教育或上夜校的人与日俱增。农家子弟常常获得*秀的成果。通过这种方式，苏联从这个取之不竭的人才库里，造就了自己需要的知识分子、工程师、研究员、官员、教授。儒勒•费里进行教育改革后出现的情况，继而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实行免费，确实在法国发生过，但与苏联相比，速度缓慢，规模狭小。这些事在苏联则组织得大张旗鼓，速度为人闻所未闻，常常一蹴而就，尽管有一些意外的困难。因此人们惊异地听说，从1947 年到1956 年，苏联的中等教育需要付费而不是免费。
（C）不过，按照人们普遍的说法，现在（20 世纪60 年代）苏联的教育水平在下降。
但是这种断言刚一提出，人们就感到后悔。无疑，现在人们谈论的俄国人不再是昔日文雅的俄国人。苏联如此广泛地实施的教育是实用主义的教育，它批量生产、制造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所需的知识分子，从小学教师起，直到工程师，甚至到大学教授的一系列专门人才。这是一些“半知识分子”，一位通常非常宽容的观察家这样说道。
这么讲是否完全公正呢？大多数人的半文化，是否像人们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新国家产生的事情，或更仅仅是一个正在脱颖而出的大众文明的典型特征呢？在世界上所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欧洲或美洲都是如此，正在普及的教育都呈现出专业化和普通文化水平较低的趋势。不过，构成真正的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的数量，可能并未就此而减少。在*坏的情况下，也是与过去一样（恐怕还不到这个程度！）。在传统文明中，人数较少的知识分子精英和处于文盲状态的无数大众并存。现代文明不赞成这一点，而是呈现出一种更复杂的画面：人数不多的精英，文盲人数甚少。大多数人接受的主要是职业教育，对于他们，教育只起劳动工具的作用，而非一种较高的知识教养的形式。
无论怎样，当人们达到较高的水准时，在我们看来（同时考虑到意识形态的差异），苏联的知识分子、学者或教授，就作为与欧洲或美国的那些知识分子、学者或教授平等的人出现了。他们也是同一文化的继承人。例如，对一位巴黎知识分子来说，从法国的大学转入莫斯科科学院，就是重新回到自己国家，不论立即进行什么讨论或开什么玩笑，都是适宜的，他自己都能立即懂得应答。人们得到的*个印象是，俄国自十月革命起与世隔绝了40 年——这种外在的隔绝切断了苏联与欧洲一直保持的所有关系——在这一学术层次上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乍看起来这令人非常吃惊。但回过头来想一想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人们会想起，20 世纪初，欧洲与俄国都浸润在同一种文明之中。那么40 年相对于文明现实来说有什么价值呢？尽管经历许多社会结构的风雨飘摇，但1962 年的苏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与1917年的俄国同样的文明，也就是说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
（D）说真的，文学艺术似乎与这种断言背道而驰。
因为，如果我们像惯常那样从文学艺术中寻找一个关于支撑着它们的社会的*好的画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的形象肯定显得苍白无力。但是，这些不现实到荒谬程度的虔诚地按照官方意志撰写的作品，能不能视为苏联作家和艺术家的真正代表，甚或说关于社会、日常生活的证据呢？它们无疑是特殊环境的成果。
不见于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的作品的这种苏联艺术和文学的特殊语言，只在1930 年前后斯大林统治开始时才出现。当时，苏联当局攻击任何对斯大林为了执行五年计划所要求的铁的纪律和“文艺战线”动员表示疑问或者表示反对的知识分子。*个牺牲者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即拉普（R. A. P. P. ），它与造型艺术和音乐领域的类似组织同时被解散（1932 年）。取代它们的，是一个直接受共产党控制的单一的组织。
与此同时，艺术家和作家被请去（被命令去）做“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934 年，苏联共产党的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Jdanov）对他们的教条做出了界定，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艺术家和作家必须去做的是“ 真实地”描绘社会主义现实，特别是生产环境的“按照历史规律具体的特点”，从而为“ 以社会主义精神进行思想改造和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做出贡献。按照日丹诺夫的原话，他们的职责是要有“ 倾向性”，要写“ 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要壁垒分明，让人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正面人物”、真正的共产党员和“ 反面人物”以及所有其他人。十月革命初期在艺术各个领域风行一时的先锋运动，这一运动在俄国继续被称为“ 左派艺术”，从这时起，被指斥为“形式主义的”作品，受到了追究。许多作家或戏剧导演因此被逮捕，神秘地消失了。众多有才华的作家息声遁影，销声匿迹或半销声匿迹。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ial Cholokhov）是《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该书前三卷于1925—1933 年之间出版，第四卷于1940 年出版。就是这位作家，多年没有撰写任何东西，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重新执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抵制来自“ 腐朽的西方”的影响，“ 日丹诺夫路线”增强了对文学艺术的控制。文学、戏剧、电影遭到严密的监督，稍有偏离就会遭到揭发、惩处。1948 年，大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Chostakovitch）、阿拉姆•哈恰图良（AramKhatchatourian）受到猛烈攻击，因为他们的音乐晦涩难懂和滥用不谐和音……
总之，在整个斯大林专制独裁期间，像苏联其他居民一样，艺术家也必须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和平庸乏味是这个时期全部作品的标记。
斯大林的死是否使一切改观？是，也不是。无疑，在斯大林死后马上出现了反动，又突然出现了缓和，但是这种自由爆发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不久这种状况就被限制住了。
1953 年末到1954 年，引人注意的是讽刺苏联社会污点的剧作大量出现；《新世界》（Novy Mir）杂志上发表的一位年轻评论家关于“ 文学的真实性”的文章，嘲笑把人物对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进行的传统划分。尽管这些大胆妄为给它们的作者带来惩罚，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和非斯大林化，还是引起其他的言论自由。几十万流放犯的归来，今后取消粗暴处罚的保证，导致了一场如此强烈的知识分子的极力抗议，以至于可以称为一次班子大变动。（现在那些在斯大林统治下出名的作家变得沉默无语了，而那些遭到斯大林的迫害、侥幸活了下来的人重新抛头露面，重新发表作品。）人们的兴奋情绪是如此高涨，以至于当局和国家领导人为之动容，对此表示担心。1957 年，作家和艺术家被劝告或被告诫要戒除一切“ 修正主义”，并且不要以不“ 美化和粉饰”苏联现实为借口，系统地诋毁苏联社会。这种立场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推行的政策的一个明确的表述。
斯大林的方法遭到取缔是确定无疑的，甚至那些被打倒的政治反对派也不再被处决，不再成为肉体暴力（体罚）的对象；在文化事务和对外往来方面出现了一定的自由化。但是，在斯大林的罪行被揭发出来、深深震惊曾盲目赞美斯大林的年轻人之际，对猛烈的批判运动敞开大门，看来就是使苏联制度和苏联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地位，一下子陷于危险境地，或许就是拿苏联的一部分国际力量去冒险。因此苏联政府毫不软弱地做出了反应。
那么公众是否会跟随这场斗争呢？广大民众的兴趣趋向于俄罗斯的或外国剧目中的古典戏剧，趋向于民间创作，“ 纯正的、风格化的或改编的”作品，趋向于这些前一天还是农民的人刚刚发现的古典歌剧。歌剧于是获得了成功，从《浮士德》（Faust）到《茶花女》或《卡门》（Carmen），它们与苏联红军的舞蹈，或者与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天鹅湖》，一争高下。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在这些领域存在两套“轴承”，粗俗公众和知识精英。作家与艺术家要求和希望的表达自由，实际上是苏联那时与将来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E）数学和科学的光荣。文学艺术方面的这些问题很少影响到这些精确科学。就其主体而言，它们处在近乎辉煌灿烂的境况之中。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许多。科学通常是不大受到控制的知识部门。科学家与政治或意识形态争夺一般没有任何瓜葛。他们能够避开它们。同时，俄国人始终是出类拔萃的数学家。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既不吝惜金钱，也不忌讳表示鼓励，又不过多指令；制造一个世界，甚至想象新的从未见过的事物，是一项令人振奋的任务。*后，必须承认，在研究领域，实行专制制度是有优点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倾向于按照产业部门分布，同时这种研究部分地为产业的需要所决定。在苏联，研究集中于政府选择的领域。产业失去作用，更何况苏联生活的起居设备，直至*近还相当地被人不屑一顾。但是研究以及科学队伍的组织，无可怀疑地由此获益。不过，今天研究获得成功，依赖的主要不是*出色的学者个人，而是一个*出色的队伍。这不是应当感谢苏联科学院吗？
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摆脱了前所未闻的重重困难，在物质领域行将取得令人惊异的成功。这些成功已在眼前。但是这些新的结构的建立远未完成。它纠缠于种种悲惨的回忆，甚至纠缠于苏联经验在全世界的声誉本身。在它差不多可以自由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之际，它必须考虑它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的反响。
凡此种种，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苏联的自由，这种限制在非斯大林化以后依然存在。苏联在艺术、文学之“ 上层建筑”领域（这个消遣领域，没有它，文明既不能自动地贯彻到底，也不能全面地表达），也付出了代价。但愿这些上层建筑，像莫斯科博尔绍伊（Bolshoï）广场的苹果树，在春天稍有暖意的初阳下，一下子突然开放。

1961 年10 月的苏共代表大会
1961 年10 月富于戏剧性的苏联共产党第22 次代表大会，给苏联目前形势投下了古怪的光线。当然，现在问题不在于抓住不同人物的戏剧性冲突，不在于列出被批判、被开除党籍、“会喘气的死人”或“ 行尸走肉”的名单，或从容地分析那经常使人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想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受折磨者和折磨人者的一场骚乱。
重要的是在国内和国外方面，面对种种抉择、种种艰难任务的苏联文明本身。它的未来取决于它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艰难的任务有三：*个任务关系到非俄罗斯各民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非俄罗斯种族和文明；第二个任务，从总体来看，是苏联文明的物质未来（但仅仅是物质吗？）；第三个任务，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命运。在1961 年，国际共产主义已不再是昔日的铁板一块，变成了“ 多中心的”共产主义，并向“ 祖国的共产主义”（各国共产主义，communismes des patries）让步。

•关于*个问题，问题如下：苏联，正如其名称所指，是一个想成为一个各共和国的、原则上独立但联合为整体的国家的联盟。这种共处能够好转和导向一个统一的强大文明吗？
从1917 年以前起，这个由沙皇帝国首次实现的联盟就历经灾难。分裂、重振、巩固、重开争端，它仍旧是一个得不到完满解决的棘手问题。即使它们的自治再明显不过，却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是真正独立的，因为它的国防、警察、交通隶属于中央政权，由每个共和国列席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来代表。存在着地方民族主义，地方“沙文主义”，它们遭到检举告发。冲突产生了。格鲁吉亚因此在1921 年被归并入联盟；今天（20 世纪60 年代），非斯大林化触犯了它对格鲁吉亚*杰出的人的忠诚。波罗的海诸国1918 年获得解放，1940 年被兼并，1945 年被重新占领。它们在沙皇统治下享有特权地位：问题不在于重新给予它们特权地位。1949—1951 年，吉尔吉斯在其民族史诗《马•阿斯》（Ma As）问题上出现危机。《马•阿斯》这首民族史诗遭到苏联当局明令禁止的打击。在阿塞拜疆，1958 年*苏维埃张明其意图，不承认该共和国的*语言为阿泽伊语（Azei）。
地方的利益和文化，独创的语言，历史的回忆，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或不忠诚，在所有这些共和国中，或来自俄罗斯人，或来自乌克兰人的入侵移民：凡此种种都引发了新的问题，时常造成殖民类型的紧张状态。就举一个例子吧。在开发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之后，俄罗斯人在该共和国的人数变得比哈萨克人还要多。
*一种苏联政策是可能的，并且事先被猜中：维持保卫联盟共同生活的凝聚力，即整体的“ 和谐”，给非俄罗斯民族的各加盟共和国合理的甚至非常宽宏大量的让步，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苏联的力量中都代表着极其微弱的一部分。这就是苏共第20 次代表大会（1956 年）出台的政策。其结果是让步，扩大自治，不折不扣地恢复列宁的民族政策。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它们使人想起传统的殖民化与非殖民化之间反反复复的问题。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苏联而论，“殖民地”与“ 宗主国”在物质上和地理上直接相连。在苏共第21 次代表大会的日程上确实列入了“ 同化”（assimilation）这两个本身颇引人联想的字眼。然而同化是否可能，苏联在这一点是否将会成就西方人确实刚告失败的事业？
1959 年，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书记断言：“ 随着经济飞跃发展和共同实践的增加，各民族能够融合在一起。列宁的这一论断从现在起被经验所证实。”这一点非常可能：我们看到在过去有成功的同化例证，而共同的政策，相互的让步，共同生活的必要性，是重要的论据，再加上由于40 年间同时经受的共产主义的实践，双方新的共同的结构已经形成。尽管如此，文明是根深蒂固的。顽固而成功地捍卫民族语言这单独一个问题便证明了这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没有抛弃它们的本土文明。因此，至本书撰写之时，争论仍在进行。人们甚至可能感到疑惑：扫盲斗争和苏联普遍的教育发展，是否实际上加剧了中亚居民的民族意识。

•繁荣昌盛或“ 资产阶级”文明：把苏联引向共产主义社会极乐世界的二十年计划的宣布，并不是一纸空想。
在这样或那样的条件下，那些彼此间从未取得一致的专家们说，苏联应当有办法实现这向福利的跃进。在广泛舆论的范围内也是这样，既（热切地）渴望和平，又渴望物质的进步，并且相信今后这种进步是可能的，一代代青年满怀热情地汇集在国家活跃的生活范围内。一场巨变正在酝酿，即将产生，不管它将采取何种形式，或以后人们会给它贴上何种标签。
1962 年，苏联生活被这种向工业革命*后阶段的快速前进主宰。自从1958 年七年计划强调那些要求建立某种类型的“尖端”消费社会的新工业以来，赫鲁晓夫的革命向这不远的将来敞开了大门，这些新工业是：电子技术、机电技术、原子能、塑料、合成化学，所有这些新型工业，它们一边期待造成一个新的消费者阶层，一边需要和形成“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穿白大褂的技师、工艺学家、研究室的研究员、实验室的科学家……正是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的压力，在更长或更短的期限内，使苏联的民主化不可逆转。我们向其借用这些细节的那位社会学家这样得出结论。
这种推动力，这种压力，还必须打开一条跨越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党的兼有生命力量与惰性的道路。而必然地，共产党试图把历经多少艰难困苦后达到的舒适与富足，记入它的功劳簿，试图把这一成就算作它的成就。
如果苏联能够证明在过了40 年社会主义生活后，它已彻底变成另一种模样：如果1917 年的俄国一直生活在西方文明的范围内，那么1962 年的苏联，按照“资产阶级的”西方所采取的标准，将不能想象达到富足，只有这样，事实上才告成功。总之，要是苏联证明繁荣昌盛本不为它自己，还为西方和美国，那才是“ 共同分享”革命的*方法。
基于这一点，无论什么都不可能预测。未来尚是未定之天。苏联仍然可能想出既非美国的又非欧洲的，而是它自己的解决办法。

•国际共产主义。在这一方面，事情同样也是悬而未决，也没有明确表现出多少昭示未来的迹象。
从1961 年10 月苏共第22 次代表大会中，西方评论家非常乐意看到国际共产党铁板一块局面的结束，好像苏联故意放弃独有的领导职务和它所包含的供奉，而致力于苏联一家的跃进，准备只身成为由于实现了物质的繁荣而达到共产主义的完善的共产主义国家。总之，苏联从今以后似乎接受双中心论（中国、苏联），甚至多中心论，“祖国共产主义”。每个国家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自行处理自己特有的问题。
如此*，看来是鲁莽的；甚至在共产主义大家庭内部，政治也服从于普遍的规则：翻脸，争吵，甚至互相威胁，随后言归于好，顺从妥协；盎格鲁- 撒克逊人并不是*提倡妥协的人。苏联对中国的不信任并非始于今日：在历史上的几个世纪，而且也在19 世纪的冲突中，它就根深蒂固，俄国与其他列强为伍，一起瓜分中国的财富和战利品。但是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在程度上同样强烈，“冷战”的现实就摆在那里。不管苏联愿意与否，为了那些迫使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原因，它无法躲在它的新繁荣里。苏联被迫根据国际现实来考虑它的国内政策。
然而，在20 世纪60 年代，在世界上像行星围绕太阳旋转那样围绕着苏联的各国共产党看来出现了分化的迹象。这些围绕苏联转的共产党行星常常彼此迥然不同。
在轨道的外围，是各国的共产党，其中一些处在西方繁荣国家敌对的环境里（比如法国、意大利），甚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比如盎格鲁- 撒克逊国家及联邦德国）。在那一时期，在政治上对他们持敌对态度但经济上软弱的西方国家，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此即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的情况）；其他一些共产党还活动在不发达国家的舞台上，一切希望在这里都是合法的，苏联或中国的经验使它们着迷。
往里靠近一些，但也很遥远，是共产党国家卫星国。那些直接面对西方的“ 前沿地带”共产党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护着苏联的欧洲大陆主体：它们是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造。除了保加利亚（恐怕还不到这个程度），它们全都是快速工业化国家。况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从过去继承了强大的工业，早在进入共产主义前就已具有规模了。*后，在前沿地带的边缘，则是阿尔巴尼亚这一离心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同样具有特性的南斯拉夫。
这些国家的立场错综复杂：一方面，它们没有脱离苏联的可能；另一方面，一些结构改革，它们未来的保证（波兰或匈牙利的土地改革，大地产的消失，以及工业化），没有共产主义的贸然侵入，无疑是没有可能的或不那么容易的。实际上，在每个国家，由于其经济状况的不同和文明根基的不同，它们与苏联和共产主义本身的关系，或多或少是可以信任的，或多或少是自由的，或多或少是有成果的。
*后，在极远处，是被重重困难压弯了腰、又因自豪感而直起腰杆的共产党中国。它是现今世界上面积*庞大的不发达国家。中国确实是有别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幅匆匆绘制的地图，反映的不仅是政治位置，也是经济位置。经济位置不支配大局，但事先改变大局方向。长期以来煞费苦心把自己置于为首地位的苏联，顷刻间有成为胜利者中孤家寡人的危险。

1966 年附言
苏联与自己不可思议的命运斗争。在中苏冲突爆发之前，这回是政治成为主角，赫鲁晓夫下台（1964 年10 月17 日）不过是个插曲。
1962—1964 年，中苏冲突愈加严重。1962 年之前，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是主义问题和阿尔巴尼亚问题；反过来，中国对苏联的攻击则针对南斯拉夫和“修正主义”。1962 年，古巴事件加深了中苏鸿沟。针对苏联的*次明确抨击（策略上的冒险和战略上的投降主义）就发生在古巴危机之后。1963 年，在各种大会上（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冲突日益明显。由苏联发起的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被认为是使共产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的一个阴谋。
1963 年深层分歧显露出来，实际上这种分歧自斯大林刚刚去世起就已存在。上半年是进行*后的修补。1963 年3 月9 日，*邀请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苏联则要邀请一个中国代表团出访莫斯科作为回报。5 月9 日，中国接受了苏方的建议。但是6月14 日，北京发表了代表中国态度的25 点意见（二十五条）：中国认为苏联从国家之间的自由和解放的战争中看出包含着世界核冲突危险是荒谬的。如果苏联保持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力量关系的错误评估和担心美国使用核武器的错误战略概念，那么它就无法胜任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一职。总之，这是政治上和平共处政策的终结。
苏联驱逐了在莫斯科散发中国25 点意见的一组中国人，指控中国挑唆苏联公民反对自己的政府。中国认为不公开发表恰恰证明苏联拒绝考虑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将之变形为国家间的冲突。
如果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会谈（7 月5—20 日）以完全的失败告终，丝毫也不令人惊奇。
中国对苏联、英国和美国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停止核试验的协议进行谴责，认为这表明苏联政府与帝国主义结成了同盟；苏联人则反过来指责中国违背了它与列宁确定的和平共处原则。中国人揭露苏联在1959 年废除了1957 年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协定（包括交付一部分核武器）。苏联方面则指责中国具有无限的野心，认为苏联*好把自己的力量用到经济发展上去，并宣布中国想做非洲和亚洲革命运动的领袖，但具有种族主义特征。
1964 年，论战围绕着苏联反宣传的两大主题展开。
（1）中国对苏联（和印度）的“ 领土野心”。苏联人从*接受日本国会的采访中搜寻到中国意图修改中苏边界的证据。这个证据很不充分，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民族问题。
（2）中国的种族主义问题在苏斯洛夫（Souslov）提交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64 年2 月14 日）中明确提到，随后戈乌罗夫（Govourov）在阿尔及利亚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及。
苏联*后一次反对中国越来越可预见的原子弹爆炸，是Zorine 的声明：中国人有特殊目的，与共产党联盟不相容，在中国与他国发生冲突时，不能再自动获得苏联核武器的支持。这个声明方便了美国在东京湾事件之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
这一冲突对欧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它有利于苏联放松对其卫星国（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使西方共产党可以自由发展［ 可特别参看陶里亚蒂（Togliatti）在《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及其团结问题备忘录》（Memoriale diJalta）中的立场］。所有这些外部紧张状态不能掩盖苏联自身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演变。苏联领导人逐渐承认了自然经济法则的分量，并努力赋予其合理的地位。这也是改造企业管理的意义所在。这些企业应该适应消费市场，尤其是顾客的意愿，不再是满足于回应计划制订的生产标准。
至于苏美关系，如果说它一直处在和平共处的框架内，曾经被暂时“ 冻结住”，那么这既因为美国的对越政策——主要是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也是因为北京与莫斯科的论战。苏联于是赋予与西欧国家关系以重要性，从而改善了双方关系。这些国家中，法国，出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占有特殊地位。1966 年6 月，戴高乐将军出访苏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新的国际局势有关。

东北往事黑道风云20年前传

作者：  孔二狗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简介：　　内容简介 　　《黑道悲情》系列共3部，是《东北往事：黑道风云20年》的前传，讲述在1982年那个特殊的年代，刘海柱和东霸天等在江湖中的传奇。 　　本书作为《黑道悲情》第2部，讲述了东霸天死后“我市”的各帮派割据中发生的爱恨情仇故事。情节分两条线展开，一条线是逃亡的刘海柱的传奇经历；另一条线是亡兄的冯朦胧从一个懦弱怕事的小诗人成长为带有神经病气质的心狠手辣的“冯二子”的过程。 　　一手遮天的东霸天含恨离世后，各路草莽蠢蠢欲动。不得不从荒山上走回人间的刘海柱面对公安局的追捕、与周萌的感情纠葛该做何选择？丧兄之痛，使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了稚嫩且懦弱的冯朦胧，却多了一个心黑手毒的冯二子。猛农过江的西霸天李灿然，又将在江湖中掀起什么波澜？…… 　　编辑推荐 　　黑到深处 悲从中来 　　●黑道是前无古人的题材，用平实幽默的笔锋写黑道更是前所未有。中国江湖小说第一人、“黑道深喉”孔二狗再叙从未公开的江湖往事。 　　●这是孔二狗实现自我超越的呕心沥血之作。在拳脚交加中，孔二狗赋予了黑道更深的涵义——悲情。 　　●书中黑道男人们一身匪气，重义讲道，在生活的迷茫中靠拳脚解决苦闷，依旧寻找不到人生的真谛。 　　●一场场流血斗争之后，狭义的忠诚升华成人生的忠孝礼义，那些有勇无谋的汉子们开始学会用头脑、用心去生活。 　　●写江湖小说，能超越孔二狗的只有孔！二！狗！ 　　●灵魂脆弱者慎入 莽撞效尤者走开 　　精彩看点 　　 　　? “天下之大，哪儿不能去啊。可是，就是因为天下太大了，你就不知道能去哪儿好了，对不？我年轻时候跟你一样，觉得天下这么大，哪儿都是我的家。我老了老了的才明白，天下虽然大，但家可能只有一个。路，可能也只有一条。” 　　? 在这期间，冯二子想起了哥哥以前说的很多话。“打架，最重要的是注意力集中、意志坚定不慌乱。”、“如果想要死里求生，一定要先不怕死。”、“打架和杀人完全是两回事，打架的目的是让对方胆寒，而杀人是要人家的命。想要人家的命，就得自己先不要命。” 　　? 虽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是一旦成了，那可真是血流成河。因为秀才总是要权衡利弊，不会轻易动手。如果能让一个秀才大张旗鼓地去造反，那么他肯定是受到了极大的委屈。一旦得逞，肯定是变本加厉的报复社会！比如落第的黄巢、落第的洪秀全，甚至包括报考美院落榜的希特勒。他们造反成功以后，都变成了职业屠夫，他们都绝不会去想如何造福黎民百姓，而是要血洗所有他们的眼中钉！社会让他们受委屈，他们得逞以后，就要让全社会受委屈！ 　　? 从这天起，冯二子开始以小时为单位倒计时自己的生命。冯二子已经不太关心自己能活多久了，他觉得人生干的最重要的两件事儿，他已经今天一天之间已经全干了。而且，今天，冯二子才懂得了“快意恩仇”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他才知道了自己的前二十多年活得有多窝囊。　　

爱到病除

作者：  呼吸阳光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5-1

简介：天上掉下优质未婚夫，帅气多金又贴心？谁知撞上迷糊未婚妻，偷了石榴又偷心？额滴神，看外柔内黑未婚夫如何卖乖又耍赖，大张旗鼓把萌蠢未婚妻拐到手！席氏家训：老婆吃饭我递碗老婆头痛我手按老婆手冷我来暖老婆逛街我付款花火工作室鼎力推荐，史上最优质老公养成手记，众小编眼冒红星，口水直流，大声呼唤：遇到这样的优质男，就嫁了吧！

Studies on the death narration in the vanguard novels

作者：  胡西宛著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简介：《先锋作家的死亡叙事》主要内容：现代人的胆量大起来，开始直面自己的死亡，放肆地观看自身生命的深渊景象。当人认识到死亡就是生存的形式、是生命“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时，人对自己的死亡的言说，就不再恐惧、避讳、含糊其词，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平静的语调把它作为存在问题来探究，作为生存本身来体验，直至先锋小说死亡叙事的大张旗鼓和优游嬉戏。所有这些对待死亡和痛苦的态度，可以视作人类的一种健康的、成熟的心态。

老祖宗不能丢：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十讲

作者：  庄福龄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5-1

简介：20世纪90年代初期，针对一些企图割裂中国改革开放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系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明确提出“老祖宗不能丢”的思想主张，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2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习和研究邓小平“老祖宗不能丢”的思想主张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老祖宗不能丢，就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就是指他们所创立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不能丢，同时要处理好历史与当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本着这一精神，本书就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脉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创立及其历史作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等十个重要问题进行相关阐释和解读，在编写中力争做到既全面地尊重历史，又有重点阐述历史，将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讲清楚。

英文共同题名：Rur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作者：  (美)黄宗智主编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简介：《中国乡村研究》内容简介：鉴于舆论的重要性，政党、政权等出于本阶级、阶层政治利益的需要，通常都会竭尽所能地有目的地整合或引导公众舆论，从而为本阶级、阶层赢得最大的政治利益。新闻传播媒介在引导舆论走向的过程中意义重大。社会舆论若只在街谈巷议中存在，或仅记载于内部决议，其影响力则有限；而大众媒体就可以克服这一点。借助媒介公开表达的意见能够影响更多的社会人群，通过整合、引导舆论达到统一思想、鼓舞人心、凝聚力量、调适社会心理、确立社会认同等目的，进而形成有效的社会动员手段。政治集团利用媒介制造“政治空气”，这是舆论作用的进一步扩张。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舆论对于社会动员的作用，故在“打土豪分田地”、壮大红军、抗日战争中都积极利用媒介宣传党的政策主张进而整合和引导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和壮大自己力量的法宝之一。土地改革时期，大张旗鼓的宣传、铺天盖地的斗争报道，更是为中国共产党实行“耕者有其田”、彻底消灭农村封建势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最易忽视的100个装修错误

作者：  董迎春，龙晔编著;覃小恬绘图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1.砸墙砸出可怕的钢筋! 问题说明： 令人欣喜的设计方案通过了，在对新家的憧憬之中装修也大张旗鼓地展 开了。首先进行的就是水电改造。可是施工刚第一天，工人在砸墙体时就砸 出了大大小小的钢筋。大家都知道，在混凝土房屋中钢筋的重要性好比人体 的骨架。工人砸墙时发出的“咚咚”声，听着真是让人心惊肉跳! 分析： 前期做装修设计方案时如果没有对房屋结构进行全面细致的勘查，就开 始改造水电，很容易在施工中对房屋造成人为破坏。如果在埋设管线时将墙 壁或地面的钢筋打坏或损坏原先预埋的管件，会给日后房屋的使用留下隐患 ，并影响整个楼板与墙体承重，遇到地震等剧烈震动时，很易造成坍塌或断 裂。 解决方案： 1.聘请设计人员做房屋设计时，要请设计人员到房屋现场作详细深入的 勘查，杜绝仅仅凭借平面图进行设计。 2.动工前向建筑方或物业公司索要建筑原有的水电分布图。并确定房屋 结构中到底哪些是可以拆改的墙体，哪些是不能拆改的墙体，做到心中有数 。 3.在对非承重墙体进行拆除的过程中，禁止野蛮施工，用大锤等大力敲 打墙体会对其连接部位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应当采取分块儿切割的方法拆 除墙体，保证其它结构部位不受损坏。 4.认真处理拆除后形成的结构断层，否则可能对以后的装修施工或使用 产生影响。 5.发生钢筋破坏情况，应立刻停止施工，咨询有关技术人员，评估破坏 行为可能带来的对建筑体的影响，提出解决方案对破坏墙体进行修复，及时 修改设计方案。 2.忽视打压试验 问题说明： 辛辛苦苦装完了房屋，所有的水路改造也都严格遵守了施工规范，可入 住没多久埋在墙内的水管还是发生了漏水情况，好好的瓷砖也要砸掉重新维 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分析： 预埋在墙壁内的水管在日后的使用中，需要长期接受水压的考验，尤其 在水管连接部位很容易出现渗漏。所以凡是涉及水路的施工都要做打压试验 。水路改造前后要分别做两次打压，以测试水管承压能力。一般水路施工后 ，施工单位会对水管进行打压，测试改造后的管路承压能力。但施工前的打 压试验却常常被人们忽视。在水路改造开始前，要首先做一次打压测试，检 验原先房屋预埋的水管质量是否合格。如果房屋建筑体中预埋的管件就存在 问题，施工前未及时发现，日后仍不能避免管道渗水的情况。装修前做水管 打压最好有物业公司人员在场。打压不合格，应先行解决再动工，以免日后 责任不清。 解决方案： 做打压试验时，首先用软管连接冷热水管，保证冷热水同时打压；安装 好打压器，将管内的空气放掉，使整个回路里面全是水；关闭水表及外面闸 阀后打压到工作压力的1.5倍，30分钟不渗漏，压力表显示压力下降在0.O5M P以内即为合格。 水路施工前，要事先设计好与用水有关的电器设施的安放位置，如净水 器、热水器、厨宝、马桶、洗手盆等，其上下水位置及安装方式是否需要热 水、中水等。提前确定购买热水器的类型，是使用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或 者太阳能热水器，以免日后重复施工。 3.打电话有杂音，上网老掉线…… 问题说明： 现代装修不仅是将房屋的内部装饰漂亮就可以了，还要充分考虑日后使 用上的功能的便利性。在装修初期布局好家庭电路，可以大大提升日后的生 活水准。许多人在做完电路改造后，看到工人线拉得平直，插座和网口、电 话线留了很多，便放心地开始后面的施工，结果入住不久就发现，打电话时 听筒里总有杂音，看电视影像模糊，上网时一不小心就掉线。这些麻烦是从 何而来呢? 分析： 以上问题的出现都与家庭弱电改造有关。网线、电话线、有线电视线属 于家庭弱电，由于其功用的特殊性，在施工方法上也与普通电路施工有所不 同。弱电电波非常敏感，抗干扰能力差，所以光靠护套线保护还不能完全削 减与邻近电波的反应。在铺设电路时，弱电与强电之间如果水平间距过小， 很容易造成日后信号干扰。 解决方案： 家庭弱电改造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电话线、网线、电视线等弱电在电路施工中要单独穿管，不可穿在同 一管内，以免造成信号干扰。 2.弱电与弱电之间，弱电与强电之间水平间距不得小于50cm，以保证信 号不受干扰。 3.网线不能串联：布网线最好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带屏蔽的五类线，不 要以普通的8芯线代替，质量差的网线会造成信号衰减，降低网速。布网线 时不要串接集线器，这样虽然布线方便，但日后使用时会大大增加信号损失 。 4.想换新电线，可老线怎么也抽不出来 问题说明： 装修不久电路就出现了故障需要更换新线，可是工人拽了半天，坏掉的 电线怎么也拉不出来。装修时明明看见工人师傅仔细往电线外面套上了套管 ，为什么还拉不出来呢? 分析： 在规范的电路改造中，施工人员会在电线外面穿上套管以便日后更换时 随时将旧线抽出。但是如果同一根套管中走线太多，互相纠缠在一起，或走 线时拐死角，就会出现更换时难以拽出的现象。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套管本身 质量差，埋在墙体里面后出现塌裂，也会发生线拽不出来的现象。 解决方案： 发生这种情况时可以检查预留的检查口，看是否能在检查口处断线，分 两部分拽出，如果还是不行就只能另走明线了。为避免这种糟糕的结果发生 ，在做电路改造时要注意以下细节： 1.每根套管阻燃管内穿线的数量不能超过4根，线路走向平行顺畅，不 能几根线纠缠在一起。碰到分线时要使用分线盒，在必要的地方预留检修口 。 2.电线的套管选择不能凑合，要选择质量、硬度高的PVC硬质阻燃管及 配件，能够承受埋在墙壁或者地面内产生的压力。 3.布线时遇直角拐角处应将内侧切开，呈圆弧形接口，折弯安装，避免 拐死角。管路过长或拐弯过多时间隔一段距离应设置接线盒。护管弯曲处应 使用配套弯头，不应有褶皱。 4.管路内部严禁有电线接头。 5.电路改造最好找专业水电改造公司施

顶级黑名单

作者：  高金虎主编;宋德星[等]编写

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简介：　　 　　伊拉克、伊朗、朝鲜、利比亚、古巴、苏丹、叙利亚，被美国列入图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美国鹰派决策者按照自己的日程表，开始对其进行大张旗鼓的讨伐。萨达姆政权垮台了，伊朗正遭受美国日益增强的“打磨”，卡扎菲放弃“反美旗手”角色，开始“洗心革面 ”的转变……美利坚大军依然厉兵秣马，下一张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可能是谁？ 　　

建国初期湖北的“三反”“五反”运动

作者：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简介：本书分为综述、文献资料、报刊资料、典型材料、大事记五部分，其内容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等。

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

作者：  谢贵安著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在中国古代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构成中，皇帝具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重要作用，自然也就成了帝国史学关注的焦点，实录便是记录皇帝事迹及其朝政的最重要史书。实录一般属于“编年附传”体裁，既以皇帝编年为主线，又适时插入大臣传记；极少数实录去掉附传，成为纯粹的编年体。自南朝萧梁以来，历代王朝政府均大张旗鼓地纂修本朝的皇帝实录，相沿不辍达1400余年之久。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实录体史学的专著，对实录体的性质体裁、纂修过程、修撰机构、家族修史、直书曲笔、史料来源、价值继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宏观勾勒和微观探讨。认为实录之“编年附传”体裁的特征，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社会结构，较之纪传体的纪、传分列形式，其“一条鞭”的形式更加准确地反映了臣子对君主的紧密依附关系。本书特别分析了，作为“当代史”的实录中发生的直书与曲笔的激烈争斗，剖析了“实录不实”的各种原因和“实录信实”的具体所在。本书既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实录体史书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有助于人们”准确理解整个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特质。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