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ay Fourth Movement

作者：  (美)周策纵著

出版社：岳麓书社,1999

简介：“五四”期间的中国人不像清末的中国人，清末的中国人以为他们的重大责任只不外是“富国强兵”，对帝国主义根本上的种种危险茫无所知，“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却明白当前的急务是把中国从列强的辖制下解救出来。他们团结群众的口号是“救国”。这个口号，最初出现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以后，到了“五四”期间就更是广泛流行了。这反应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在现代世界里挣扎求生存所遇的种种危机已经有所觉醒。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所带来的耻辱和其后所发生的事件更大大加速了这个觉醒。 那是在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冷凄凉的晚上，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HiokiEki)一反正常外交途径，在一个私人的会晤中，向中国总统袁世凯呈递几页写在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的文件，这便是恶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本公使在向袁世凯呈递这些要求前，警告中国政府必须“绝对保密，否则须负所有严重后果之责。”在开始谈判时，日方也显得极端神秘。日本采用这些特别水印的纸，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对文件内容和意图的一个威胁暗示。这些要求对中国人民自尊心的损害之大，是真正的坚船利炮也从来未能做到的。 从这些要求，日本实际上要控制满洲、内蒙、山东、中国东南沿海区域和长江流域的各地。假若中国答应了这些要求，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行政也都要受日本操纵。其中第五项要求，日本更是意图实际上完全剥夺中国政府的对内控制权。所以这项要求的内容，日本最初怕让其他列强知道。根据这项要求，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必须雇用有决定性影响的日籍顾问；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有权建立日本医院、教堂和学校；重要城市的警察必须由中日合作组织和管理；中国所需军器的半数或以上更要购买日本出产品，或准许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类似意图控制中国的要求。 随着条件提出后而举行的中日谈判，继续了差不多四个月。最后，在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加修改地接纳一、二、三、四项内所有的要求和第五项内有关福建的要求。”第五项内其他比较苛刻的项门都删掉了。面对这个威胁，又面对要求提出以后已经开入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袁世凯政府不待国会通过——根据宪法，这类事务必须经国会通过，可是当时国会已经被袁解散——在5月9日下午1时便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中所有的要求，并在5月25日签订了中日协约。 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策，就是利用外国和中国的新闻界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虽然日本吩咐严格保守秘密，要求的内容还是逐渐被中国的官员泄漏给新闻界厂。当中国的报章杂志与舆论一致抗议日本的要求时，政府却放松传统政策，没有加以管制和压抑。谈判进入第二期的时候，日本的外务大臣加藤高明(KatiTakaaki)男爵要求中国政府对新闻加以审查管制。第三次会议时，日置益向中国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1871—1949)抗议中国政府一反传统习惯，不止对报界言论不加管制，更利用这些言论来帮助中国谈判。对这个抗议，陆征祥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陆的答辩当然似是而非，在袁世凯的政权下那里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袁世凯对这次谈判的政策无疑只是要暂时争取群众对他个人支持。事实上当时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采取这种政策，再者，在答复日本要求共同拥有汉冶萍煤铁公司时，袁世凯就藉口说该公司是私人企业，中国政府无权干预。 在当时那种政治混乱、社会落后和军阀统治的情况下，这次事件可说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能够大规模公开表示他们的意见。新知识分子代表国民表示对“国耻”观感的声音响遍全国。当谈判还在北京进行的时候，中国各地都有激昂的表示。差不多所有中国的报刊杂志都表现出强烈的反门情绪。中国留美学生听到报导说“国内各地都表现出爱国忧国的情绪”便感觉十分高兴。19省的都督向中央呼吁不要对日本的要求屈服。据说每天总统府“潮水般涌进”无数的信件和电报，都是中国人民为了表示他们的愤慨而发出的。 当政府因为最后通牒而接受日本的要求以后，中国民众的愤慨达到了高峰。“毋忘国耻”的标语全国各处都可以看到，或者涂写在墙壁上，或者附在商品的商标上，或者印在信纸信封上。”5月7日和5月9日立刻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蒙受国耻的经过也写进了教科书。” 若要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救国运动里发展的密切关系，首先要知道1916年10月寺内正毅(TerauchiMasatake)继大隈重信(OkumaShigenobu)出任首相以后，日本对中国政策的转变。大隈一直同时支持中国的革命党和满清复辟运动派，希望用这种两面政策能抑制袁世凯的势力。“二十一条要求”是他对华政策的高峰。但寺内掌握政权后，他任命胜田主计(ShodaKazue或Katsu-daShukei)为财政大臣。这时日本的经济正面临空前的战时繁荣，到处都有过剩的资本可供发展新的企业。因此胜田就开始提倡所谓“菊分根”(菊の根分け)政策，即用贷款和投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的支根，并且化中国为日本殖民地。此外，口本驻华公使林 权助(HavashiGonsuke)也建议协助段棋瑞，而不再支援反对北京政府的国民党。这新政策的结果是：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期间，日本给段祺瑞巨大的“西原借款”。 受到这些借款的影响，段祺瑞政府变得越来越依赖日本，并且因有日本的经济支援，段氏本人巩固了他在国会的势力。1918年3月7日(可能在1917年8月就开始了)段的参谋长徐树铮，得到以曹汝霖为首的财务部的支持，组织了一个势力雄厚的机构安福俱乐部。由这机构收买了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拥护。1918年秋季以后垄断了北京国会，并占据了大部分的行政要职。这件事很弓起政府里其它集团的猜嫉和公众的不满。 在北京政府与日本缔结丁秘密军事协定之后，情势就更趋恶化了。1918年苏联与中欧同盟国同意休战，双方并公布废除一连串1907到1917年间由沙皇政府鉴定的俄日秘密协约。在这些协约里日俄两国计划由中国夺取东北和蒙古，并阻止中国接受任何另一列强政治方面的援助。”在此公布发表之后，日本获得段祺瑞的同意，在1918年3月到5月间与他协商“中日军事共同防御协定”。在这些条款之下，中国政府让予日本种种权利，下列只是其中数项：日本有在东北北部和外蒙驻军的权利；以防阻列强或苏联入侵为藉口，日本有权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有权在中国陆军和海军里仟川㈠本教官。双方政府对条款的内容一直保守秘密。直到1919年2月，在上海和谈中，由于南方政府代表的要求，北京政府才公布这协定的一部分。 可是，即使在这之前，北京政府对这次外交发展，也没有能把人民大众完全蒙在鼓里。早在1917年春，政府的亲日活动已引起民众舆论的强烈抗议。由陈友仁(EugeneChen)所办中英对照的《京报》(ThePekingGazette)，在1917年5月18日就登出了一篇标题为《出卖中国》(SellingOutChina)的社论，透露出后来发展为军事协定的一些中日协商，并公开指摘段祺瑞政府卖国。结果陈友仁因此入狱，该报也立刻被政府查禁。到1918年夏，大众舆论向政府要求公布这条约。中国留日和留法学生也示威抗议秘密外交。尽管有日本军警的干涉，中国留日学生仍然于5月5日在东京开成了会，会中决定他们全部(约有3000人)在5月20日以前集体回国。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留日学生救国团”，以全体留日学生为会员，并由旅日的中国商人提供经济支持。5月6日正东京的另一次集会中，约有4位或6位中国学生代表被日本军警逮捕。这事件使得学生的情绪更加激动了。” 1918年5月12日留日中国学生开始集体回国。5月2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一规定，强迫他们回日本，声明由于条约的军事性质，不能对外公布；学生若要救国，应当继续学业，而非放弃学业。“但回国学生却不顾政府的威胁，在上海继续他们的救国团活动，并有部分学生，包括曾琦、王兆荣和喻义等，在上海创办了《救国日报》。曾琦在这报里发表了一连串的文章，要求中国青年加入救国工作。这些文章后来在北京收集重刊成一种小册子，标名为《国体与青年》。 北京政府对“五四事件”最初的反应似乎是踌躇和迷惑。起先总统徐世昌本不坚持要严惩学生。“五四”晚上曹汝霖召集他的同党在六国饭店开秘密会议，商讨对付学生的办法。开会的结果并未透露。次日在上总统书里他请辞交通总长职，并对他在政府所做工作有所辩白。接着陆宗舆也照样向总统提出辞呈。曹当时的看法，一方面以为事件乃反对党派所造成，再方面学生只是受了过激派所鼓动。所以表面上看来，曹对学生的态度似乎是温和。同时，教育部在温和派的旧式士大夫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四川省江安县人，光绪戊戌翰林。1891年曾从吴汝纶学，其后六年问任职杭州求是书院。傅是著名的古书收藏者和版本学专家)总长领导之下，似乎想要妥协和安抚学生。5月4日下午10时有下面这个报导，很可反映这一态度： 学生的集会游行，都加以劝告自动解散。教育部命各校校长严格控制学生，接纳以曹家着火是因电线走火的说法来释放被捕学生。曹本人也曾表示，如果骚动真会渐渐平息，他也不愿意严惩捣乱分子。 然而这种态度不为政府里的军人和旧派官僚所接受。5月4司晚上政府要人在总理钱能训家里开会决定处置办法。控制政府和作曹后盾的安福系及其他亲日分子联合一些旧派官僚，坚决要习猛烈的手段来惩办学生和学校。并且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起见，对总统和总理大施压力。 这些保守人士对学生和学校的态度是易于了解的。自从1917年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以来，因为有些教授和学生连续攻击儒家和传统伦理与习惯，并公开批评军阀主义和政府的外交政策，北京政府里的军人和各色元老都对北大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段棋瑞本人因在任总理期间被学校散发的小册子所攻击，也把大学看成眼中钉。1918年5月21日学生请愿以后，军阀和北京学界的冲突更深。如前文所述，1919年3月因为政府对北大的压力，使陈独秀辞去了文学院长的职务。因为有这种长期冲突的背景，“五四”游行示威实际上便成为新知识分子对政府里的军阀公开宣战。于是军阀也认为这是合适的机会和借口来惩罚学校。 因此5月4号晚上在总理家的官方会议中，保守集团提出强烈的要求，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并严厉处置被捕学生。所有这些提议几乎一致通过，使傅增湘的薄弱反对毫无作用。 接着行政当局便下令司法部查明事实，以便惩罚对“五四事件”有责任的人。5月5日教育部下令限制学生活动，同时北京的军警戒备加强，用来控制学生的活动，北京政府已准备把被捕学生移交法庭处置。 北京政府在“五四事件”以后对当时情况的处理，从开始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这么一个有长期背景的艰难情况之下，在他们没有正确估计社会一般人士对青年学者的支持以前，就轻率对学生和学校实施猛烈报复的手段，虽然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领导人在游行示威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并不是惟一和游行示威有关系的人。例如：不但是新知识分子主动支持反日态度，就是旧派知识分子，包括很多赞成旧式文学的教员和学生在内，也主动支持。甚至林纾(他替旧文学辩护的精神已在前章提过)，在“五四事件”几周以后也宣布他对抵

汪荣宝日记

作者：  赵阳阳，马梅玉　整理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2014-3-1

简介：　　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号太玄，江苏吴县人。近代著名学者、外交家。　　《汪荣宝日记》起自宣统元年正月初一，止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年中无一日间断，反映了清王朝最后三年中的社会风貌和重要历史事件。其间汪氏供职民政部，同时在修订法律馆、资政院等多处重要机构兼职，是清末立宪运动的核心成员，其所交往如善耆、那桐、徐世昌、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杨度等，皆一时名流，日记所述完整保留了这一时期的真实记录，弥足珍贵。其中协纂宪法的记述，是研究清末立宪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汪荣宝日记》曾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过，但复制图像模糊、行草笔迹难以辨认，影响使用。今由整理者全文整理标点，并制作人名索引，颇便使用。

民国人物列传

作者：  吴相湘著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简介：　　 《民国人物列传》是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1912-2007)先生所撰民国时 　　期著名人物传略汇辑。吴相湘的研究一向以注重史料著称，上世纪60年代 　　初曾因编纂民国史料惹怒当局，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他主编的一系列史料 　　丛书，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国史学丛书 　　》、《民国史料丛刊》、《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等，为史学界提供了丰富 　　而有价值的史料长编。这部《民国人物列传》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是在其《民国百人传》的基础上，加以新史料、新事实，修订补充而成。 　　本书传主包括了章太炎、胡汉民、伍廷芳、廖仲恺、孔祥熙、梁士诒、王 　　宠惠、詹天佑、齐白石、吴佩孚、张作霖、曹汝霖等民国时期政治、法律 　　、外交、文化、艺术、科技等各方面著名人物，开民国史研究中人物研究 　　的先河，是中国史学界研究民国史及民国人物的必备参考书。 　　

汪荣宝日记

作者：  韩策，崔学森整理

出版社：中华书局,2013

简介：    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号太玄，江苏吴县人。近代著名学者、外交家。汪荣宝日记起自宣统元年正月初一，止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年中无一日间断，反映了清王朝最后三年中的社会风貌和重要历史事件。其间汪氏供职民政部，同时在修订法律馆、资政院等多处重要机构兼职，是清末立宪运动的核心成员，其所交往如善耆、那桐、徐世昌、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杨度等，皆一时名流，日记所述完整保留了这一时期的真实记录，弥足珍贵。其中协纂宪法的记述，是研究清末立宪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汪荣宝日记》曾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过，但复制图像模糊、行草笔迹难以辨认，影响使用。今由整理者全文整理标点，并制作人名索引，颇便使用。

追寻律师的传统

作者：  傅国涌编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简介：     这本《追寻律师的传统》由傅国涌著：民国肇始，律师登上历史舞台，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作为自身的职业伦理，维护人权，推动社会进步。《追寻律师的传统》分上中下三编，上编追源溯始，以上海本土律师及律师组织为观察对象，讲述民初律师行业的发端；中编着重展示民国律师的风采，既有刘崇佑、阮性存、张耀曾等人办理社会重大案件的经过，也有曹汝霖、包天笑、吴凯声等律师执业者的亲笔记录和口述；下编则通过第一手资料呈现典型司法案例，如陈独秀案、“七君子”案，直击历史现场。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作者：  曹汝霖著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简介：　　 曹汝霖(1877～1966)，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事件，成为近现代 　　史上尽人皆知的人物。他1900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即人清政府商部、外 　　务部供职，清朝末年位至外务部副大臣。民国以后，先后供事袁世凯与段 　　琪瑞，担任过外交部次长、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财政总长，是新 　　交通系的首要人物。五四运动后他虽然被迫离开政坛，转人实业界，任中 　　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但并没有放弃政治活动，同安福系仍然来往密切，是 　　段琪瑞帷幄中的重要人物。华北沦陷后，他又凭借这种背景，担任过华北 　　政府的高级顾问等职，身份上有暖昧不明之处。 　　 早在清末之际，他就是有名的亲日派，一切昭昭在人耳目。第一次世 　　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因为忙于内战，无暇东顾，北洋政府的外交活动 　　只剩下了对日外交。因此北洋政府的对日交涉，后来也主要由他处理，他 　　事实上已经成为亲日派的领袖。而他经手的事务，还不限外交一项。北洋 　　政府几次对日借款，也是由他一手经办的。 　　 这部《曹汝霖回忆录》，是他晚年寄居美国时完成的，原名《五四运 　　动始末》，连载于香港《天文台报》。可见他写这部回忆录的初衷，就是 　　想澄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洗刷卖国贼的罪名。但后来经过扩充，“将清 　　末民初经历之事，择要纪录，以明实情”，内容已经涉及他的一生，故亦 　　更名为《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曹汝霖一生经历复杂，又长期处在最敏感、关键的地位，这部回忆录 　　的史料价值，因此也是十分少见的。40多年前，这本书在香港初版时，立 　　刻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所以尽管时隔多年，我们还是决定将本书纳入 　　“百科史学·回忆录丛书”，重新排录出版，希望这部史料能够再次满足 　　国内读者的需要，成为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做了许多辩解。从他的回 　　忆看，他因为参与“二十一条”谈判，最后落得卖国贼的下场，的确有些 　　代人受过。首先，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与陆徵祥一再据理力争，对可能 　　成为亡国条款的第五条，始终没有退让，“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已 　　尽最大之努力矣”。其次，他参与谈判时还是外务部次长，部长为陆徵祥 　　。谈判结束后，议结条款也是由陆徵祥签字，而外界却认定是他签字的。 　　只是这些辩解能不能洗刷他的罪名，还有待于读者做出正确判断。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作者：  曹汝霖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6年01月

简介：
这部《曹汝霖回忆录》，是曹汝霖晚年寄居美国时完成的，原名《五四运动始末》，连载于香港《天文台报》。可见他写这部回忆录的初衷，就是想澄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洗刷卖国贼的罪名。但后来经过扩充，“将清末民初经历之事，择要纪录，以明实情”，内容已经涉及他的一生，故亦更名为《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曹汝霖一生经历复杂，又长期处在最敏感、关键的地位，这部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因此也是十分少见的。40多年前，这本书在香港初版时，立刻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所以尽管时隔多年，我们还是决定将本书纳入“百科史学·回忆录丛书”，重新排录出版，希望这部史料能够再次满足国内读者的需要，成为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做了许多辩解。从他的回忆看，他因为参与“二十一条”谈判，最后落得卖国贼的下场，的确有些代人受过。首先，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与陆徵祥一再据理力争，对可能成为亡国条款的第五条，始终没有退让，“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已尽*之努力矣”。其次，他参与谈判时还是外务部次长，部长为陆徵祥。谈判结束后，议结条款也是由陆徵祥签字，而外界却认定是他签字的。只是这些辩解能不能洗刷他的罪名，还有待于读者做出正确判断。

历史的潜流：律师风骨与民国春秋

作者：  程骞　著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2015年11月

简介：　　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中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近代中国变局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法系的死亡与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与思想的移植。如此，作为“在野法曹”的律师群体也得以透过他们手中的重器——法律——参与中国的变革。律师的历史本身也构成了我们了解民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扇窗口。在民国扣人心弦的历史变局之中，律师群体是一股强劲的浪潮，左右着这段历史的走向。要读懂民国，读懂中国近代史，读懂国运的航线，不能不读懂律师。　　本书中涉及诸多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华人大律师伍廷芳、民国“第一号律师"曹汝霖、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吴经熊大律师，立宪救国先驱沈钧儒等等，从清末立宪到民国约法，从巴黎和会交涉到治外法权的废除，从抗日爱国到施行宪政，从工人组织到女权运动，从司法独立到表达自由，都有他们的参与、推动甚或领导的身影，尽显一代律师在乱世中，为正义、人权和国家命运号呼奔走、殚精竭虑的风骨，令人为之动容、感慨良多。　　作者以沉稳客观讲述历史的笔法，将这些民国律师的风骨和气节勾画得形神兼备，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去重读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还能够唤起当今国人尤其是法律人寻求自身与社会的风骨和气节。书中兴味深长的逸事颇多，还有部分弥足珍贵的老照片，使本书内容丰厚珍贵，生动耐读。本书欲通过重温民国律师的往事，汲取法律人留下的宝贵经验和智识，挖掘律师先贤留给这一职业群体的精神财富。

起点

作者：  杜涌涛主编;林天宏著

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2

简介：本书是一本关于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各个新职业、新学科、新社会领域内涌现出的80多名创始人或代表人物的故事，其中包括中国第一个律师曹汝霖、中国第一个健美家赵竹光、中国最早的物理学博士李复几等。作者通过寻访后人与选取史料，折射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艰难，与这些先驱者们的人生侧面。

贾熟村(1930- ),河南偃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  贾熟村著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简介： 本书论述了以梁士诒、曹汝霖为首的交通系的形成、演变及他们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一系列重要活动和作用,并介绍了其中的主要成员。

五四爱国运动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1-1

简介：《五四爱国运动(上下)》为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旧资料类编，记录了在五四革命风暴中，全国罢课、罢市、罢工运动蓬勃开展的情形。内容包括记载全国范围的《青岛潮》、《学界风潮纪》等；北京地区的《五四》等；上海地区的《上海罢市实录》、《民潮七日记》等，揭露卖国贼的《章宗祥》、《曹汝霖》，以及解放后据当时报刊辑录的《五四一六三爱国运动大亭日录》等。本书大部分内容曾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杂志，新增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两篇，是周恩来同志在青年时期编写的珍贵文献，翔实记录了当时天津学生斗争的情况。《五四爱国运动(上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著。

民国人物列传.下

作者：  吴相湘著

出版社：

简介：　　 《民国人物列传》是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1912-2007)先生所撰民国时 　　期著名人物传略汇辑。吴相湘的研究一向以注重史料著称，上世纪60年代 　　初曾因编纂民国史料惹怒当局，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他主编的一系列史料 　　丛书，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国史学丛书 　　》、《民国史料丛刊》、《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等，为史学界提供了丰富 　　而有价值的史料长编。这部《民国人物列传》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是在其《民国百人传》的基础上，加以新史料、新事实，修订补充而成。 　　本书传主包括了章太炎、胡汉民、伍廷芳、廖仲恺、孔祥熙、梁士诒、王 　　宠惠、詹天佑、齐白石、吴佩孚、张作霖、曹汝霖等民国时期政治、法律 　　、外交、文化、艺术、科技等各方面著名人物，开民国史研究中人物研究 　　的先河，是中国史学界研究民国史及民国人物的必备参考书。 　　

旅游指南:重光的召稼楼文化

作者：  施文荣，李惠忠主编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简介：　　《旅游指南：重光的召稼楼文化》由李惠忠、施文荣主编，“召家楼”又名“召稼楼”，位于闵行区浦江镇杜行路与苏召路交界处。源起于元朝初期，横跨元明清三个朝代。“召稼楼”镇其实是一个远去的地名，那些得名的楼早已没有了，现面积达150亩之广，散落着不少清代建筑，目前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有“礼耕堂”、“梅园”……，像这样大规模的文化历史遗产，目前在上海已很少见了。“召稼楼”镇兴起于嘉靖、万历年间，清中叶时稍衰落。镇南有枇杷园，镇西有谈家牌楼。奚、谈、沈三姓望族世居。曹汝霖、黄炎培幼年时，均就读于奚氏家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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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似一股清泉勃然涌起。 《新青年》创刊后，高擎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积极宣传民主精神和民主政治制度：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孔孟之道：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在它的影响下，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了。从此开始，一场新文化运动在文化思想界广泛掀起，《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这一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 《新青年》杂志最初由上海群益书社发行，每月一期。从1917年3月1日第3卷开始由上海转移到北京大学续办，原因是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在此期间，蔡元培又把大批才华出众的革新人才引进北大校园，如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这些被引进的人才，又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以后撰稿人又扩展到青年学生的范围，这样就突破了原有 的圈子，声势更为壮阔，最后形成新文化运动向全国迅猛扩张的火热场面。 《新青年》提出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向青年们提出六点希望：“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力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还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要使整个国民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觉醒，必须首先唤醒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注意到这点，他们寄希望于青年，寄希望于未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青春》、《今》等文章，号召青年以天下为己任，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他呼吁青年“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新文化运动揭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把斗争锋芒直指孔孟之道。长期以来，儒家学说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武器，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禁锢住中国人民的思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尊孔的旗号下复辟帝制。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向着当时的封建政治、封建文化发起进攻。李大钊指出，孔子是“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是“专制政治之灵魂”。吴虞激烈地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家族制度和孔子学说，他指出，儒家学说用孝悌把封建专制主义与家长制联系起来，造成专制主义在中国长期存在的现象，”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儒术’之弊与专制之祸俱达顶点……二十四史，浓血充塞”。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以他的文学作品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和专制制度。他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中，批判了封建道德中的夫权主义和父权主义。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1917年《新青年》提出进行“文学革命”的号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文学革命包括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改革。文学内容方面的改革，是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在文学方面的反映。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 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还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认为“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文学形式方面的改革，也就是如何表达反封建文学的问题。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率先正式提倡白话文：“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应“用白话作各种文学”。他提出文学改革的八项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物字语；五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种文学形式的改革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他对传播革命思想，发展文学创作，推行国民教育起了积极作用。从1918年起，《新青年》首先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以后，白话文又在全国得到了迅速普及，1920年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文的语文教材。鲁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出色地将反封建的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都是用白话文写成的。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一场搏斗。它向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发起了宣战，唤醒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悟，它不仅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也为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传出后，举国震惊。此时希望依靠美国和各帝国主义战胜国来解救民族危机和”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彻底破灭。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0期《随感录》中愤怒指出：“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他号召民众抛弃幻想，只有靠自己”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1919年5月2日，正当举国震怒的时刻，北京政府国务院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绝望和震惊，他不得不将挽救国家命运的一丝希望寄托在爱国青年学生身上。据当事人何思源回忆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令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话，心情非常激动。”许德珩也回想当年情景说：“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 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学生获悉此消息后群情激奋，校园内一片沸腾。千余名学生及外校学生代表聚集在法科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共商行动方案。大会一致决定：由各校代表回校通知，于明日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5月4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掀起。 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十几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学生们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集会时间不长，由北大学生代表许德珩和罗家伦轮流宣读事先拟就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号召“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然后，学生们冲破军警阻拦直奔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在使馆区又一次遭到大批军警阻拦后，学生队伍又改道浩浩荡荡地游行至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赵家楼内曹宅起火后约半小时，大批军警赶到，尚未撤离赵家楼的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大被捕的学生有20名，军阀政府恶狠狠地扬言要将他们交付法庭审判。北京大专院校学生立 即实行了总罢课，并成立学生联合会。学生们走上街头，四处讲演，积极声援被捕学生，号召各界人民与学生一致奋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就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巴黎和会召开，破除了他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大人民群众进发出来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工人阶级声势浩大的政治大罢工对反动政府的威慑作用，更使他看到新兴劳动阶级的巨大力量。 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从1918年下半年起，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文章，热情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极其伟大意义，“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还号召中国人民应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创建一个“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新世界。1919年5月18日，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带动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先后走上共产主义道路，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有毛泽东、蔡 和森、何叔衡、向警予、陈潭秋、恽代英、王尽美、邓恩明、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邓中夏、周恩来、何孟雄、瞿秋白、张太雷、张闻天、俞秀松、杨匏安等。青年学生毛泽东和周恩来，是这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代表。在五四时期，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被认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刊物之一。《湘江评论》第2、第3、第4期发表的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宣传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思想，表达了充分信任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战略思想。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以后，为了创建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同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是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首先开展的重要革命活动。 上海党的发起组从1920年9月起将《新青年》改为小组的机关刊物。改版后的《新青年》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 知识分子加深对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进一步了解，《新青年》从8卷1号起还专门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主要是译载当时搜集的英、美、日、法、俄等国报刊书籍上有关俄国革命 的理论，以及俄国革命的历史、苏俄劳农政府的现状、俄国革命领袖人物的介绍等。从8卷1号到6号的半年中，译载的文章有30余篇。《俄罗斯研究》专栏的开辟，使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 视野大为开阔。 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在把《新青年》作为公开的机关刊物的同时，为了更直接、更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推动共产党组织的扩大和发展，在十月革命胜利3周年纪念日——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共产党》月刊大量介绍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建党经验。此外，还在“世界消息”专栏内，报导了各国共产党建立的消息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 《共产党》月刊被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列为必读材料之一，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共产主义者，也都热忱地阅读它。当时，毛泽东在通信中赞扬这个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共产党》月刊的创办，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提高了共产主义者和先进青年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海党的早期组织除公开或半公开出版理论刊物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都是作为单行本发行的。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

民国大律师

作者：  韩松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2019年03月

简介：
本选题内容根据2015—2018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见证》栏目组播出的两季纪录片《民国大律师》改编。讲述的是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个关于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单行法规《律师暂行章程》之后，活跃于中国法律殿堂之上的曹汝霖、章士钊、宋铭勋、吴凯声、朱斯芾、郑毓秀、纪清漪、史良八位著名律师的执业风采，他们有的曾身居高位，有的曾直接触及甚至改写历史，选题使时代的喧嚣、个人的传奇和案件的离奇浑然一体，主线突出，层次分明。

民国大律师

作者：  韩松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2019年03月

简介：
本选题内容根据2015—2018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见证》栏目组播出的两季纪录片《民国大律师》改编。讲述的是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个关于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单行法规《律师暂行章程》之后，活跃于中国法律殿堂之上的曹汝霖、章士钊、宋铭勋、吴凯声、朱斯芾、郑毓秀、纪清漪、史良八位著名律师的执业风采，他们有的曾身居高位，有的曾直接触及甚至改写历史，选题使时代的喧嚣、个人的传奇和案件的离奇浑然一体，主线突出，层次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