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经典作品选

作者：  曹禺著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简介：《曹禺经典作品选》主要内容：曹禺，中国现代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8月出生于天津。在南开中学、清华大学求学时，接触并钻研了大量中外古今的文学、戏剧名著，参加了业余戏剧团体的演剧实践。在大学的学习结束后，到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随剧校迁到大后方，一面教学，一面创作和演出，以戏剧为武器，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戏剧界、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等职。他作为演员和导演，才华横溢，但他对中国戏剧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剧本创作。他的主要剧作有：创作于本世纪三十年代的《雷雨》、《日出》、《原野》（被称作曹禺三部曲）；完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蜕变》、《北京人》、《家》（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以及创作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明朗的天》、《胆剑篇》（与梅阡、于是之合作）、《王昭君》。他一生创作的剧本不多，但他以质量取胜，几乎每一部剧作都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打动了读者和观众。《曹禺经典作品选》所收的两部剧作《日出》和《北京人》，是他的十来部剧作中最优秀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代表作。在他的戏剧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些爱的、憎的、纯挚的情感。

长征

作者：  王树增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简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树增历时六年、精心打造的巨著《长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树增的《长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是红军长征70年以来，第一部用纪实的方式最全面的反映长征的文学作品；王树增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实地采访了许多老红军战士，书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资料都是首次披露；在书中，作者弘扬了长征体现出来的国家统一精神和不朽的信念力量；此外，作者还讲述了在这一伟大壮举许多感人小事，让我们通过丰富的细节更加亲近地去接触长征的历史。 《长征》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大量描写长征的作品中显得特色鲜明，可以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里最有阅读价值的一本书。 据悉，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曾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1901年》获鲁迅文学奖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此外，他还获过中国报告文学奖、曹禺戏剧奖等。他的新作《长征》，在出版过程中受到了新闻出版署、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出版集团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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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张大明卷主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差别和不平衡，其中也包含历史上各民族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贡献与影响也有所不同。占有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族，由于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与影响应是自然的，但其他民族也以各自的文化和文学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苗族、彝族等诸多兄弟民族的史诗创作，便堪称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马克思所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因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它们都有难以重复生产的文学艺术佳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难能可贵的珍品。像藏族史诗《格萨尔》长达百万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毫无疑问，许多兄弟民族史诗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无论神话、故事、传说还是歌谣，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还得到精益求精的不断加工，从而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还使有些文学作品成为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和洪水的神话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南方有些民族还共有关于盘瓠的传说。北方民族还有以苍狼、大树为祖先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同中有异，既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谱系和源头，又说明同一文化谱系和源头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又各有分蘖，而且相互影响。如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相当明显。鲁迅曾指出，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汉唐两代气象恢宏，疆域广大，各族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新疆考古发掘的汉简表明，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西域。《梁书》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昌传》。。而西域的杂技、音乐和舞蹈，在汉唐更大量输入中原并被汉族所吸收。南北朝时代北方诸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更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鲜卑人的民歌也因用汉字译文记载而入文学典籍，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由于北方民族给中原带来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朝文风就变得雄健贞刚；而晋室南迁，大批中原的汉人到了南方各地，受感于新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则使南朝文风产生与北朝相异的绮丽柔靡的特色。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的“竹枝词”，实借鉴四川巴人的民间歌谣；宋、元以来的杂剧的发展，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喜好带表演的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藏族和蒙古族之略有差别的《格萨(斯)尔》史诗也证明了有关作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清代说唱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满、汉等族的共同创造；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哈萨克族民歌，也是著名的例子；而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李准、玛拉沁夫等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更为人们所熟知，老舍乃至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需要文字作为符号才得以书写、保存和传播。上古时代中华各族的语言大体南北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此外，还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其后，文字的发展既有象形字，如见于甲骨文的华夏族古文字以及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字；还有拼音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字。自秦以来，华夏族的象形为主的文字从篆书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又发展到后来的楷书，汉字逐渐成为多个民族认同的书写文字与传播媒介，而汉语也在多民族的融合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黎锦熙曾提倡注音符号为音标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广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规范的普通话，更促进了汉语的广泛应用。如今汉语已成为我国许多民族普遍应用的语言，也成为我国文学中运用最广的语言。但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各兄弟民族同样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有些民族因为没有创造文字，仍以汉字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多数兄弟民族不但拥有以自己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且拥有以自己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但不管用什么文字出版，不同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作为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表现出各民族特有的生活内涵、文化风采与精神品格，表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各民族文学都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本书的撰写拟向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台、港、澳地区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以来，这些地区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们的社会文化虽逐渐产生某些特色，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许多方面的文化基础，仍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系。它们以汉语、汉字为传媒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系统。 　　二 　　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 　　我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但我国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经历各社会形态的时间并非同步，也并非全部都经历上述的五种形态。事实上，二十世纪有的民族就从原始共产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至今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篇》。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有变化与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混沌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古代氏族的酋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还往往兼任祭司与巫祝。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还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也常常交织在一起。古人发动征战、渔猎或分配俘获物时往往举行祭典和庆祝，巫祝不但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还载歌载舞。这种状况下，文学活动还未独立分离出来。当时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或颂唱歌谣，虽然也有审美怡悦功能，但这种功能又并未被强烈地自觉地意识到，而是与政治功能、宗教功能、历史教育功能等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作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自觉的专门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意识才可能产生并分离出来，因而现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便把前此的文学称作“前文学”。 　　我国古代的文学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前文学”阶段。散见我国古籍的许多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都是年代久远的口传作品，是属于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既有许多历史记载性的文字，也有祭祀性的文字。《诗经》的《雅》、《颂》部分，像《公刘》、《生民》等诗，就含有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这类作品也是作为庙堂祭典载歌载舞之用的。楚辞中像屈原加工的《九歌》便多属民间祭祀的乐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主要都属政治、伦理、哲学或历史著作，但已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一直都被视为文学。可见古代的文学观念很宽泛，与今天我们以审美为主要本质特征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按照今天的观念，神话传说虽可属审美性的文学，而政治、道德伦理或哲学、历史著作，除非具有丰富的形象描写，一般都难以再承认是文学了。汉代曾把学术著作视为“文学”，而别称文学性的著作为“文章”。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向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文学转变的重要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而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入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昭明文选》序也指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们的论述对后人文学观念重在审美的嬗变起了先驱的作用。陆机《文赋》所论虽广泛，但谈及创作思维和灵感时指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的确抓住了文学审美性的基本特点，即借助于形象思维来传情达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还指出在这种思维中“神与物游”，乃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钟嵘《诗品》对于诗歌作为审美文学的特征尤有精到的论述。他把诗的创作过程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诗的表现对象看作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把诗的作用夸张为“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并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文论家的著作都重视词采，并将情、意、象三者统一，统视为文学具有审美魅力的特征，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上述主张不但促使后人把学术与文学分开，也把文与笔分开，并且广泛影响到此后作家对于审美文学的自觉创作。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文论家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即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理论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许由于历史传统的惰性，后来仍有许多文论家继续把不具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文章也划入文学，即如陆机、刘勰论及文体时也兼及传统的众多文章品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观念的完全确立，则是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影响后经过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斗争才逐渐完成的。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从宽泛的文学观念到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学观念终于确立的过程。这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和西方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文学作家更以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创作，为新观念的文学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鉴于我国文学发展的上述具体情况，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的描述，便不能不顾及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不能按照今天严格的科学分类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定文学的范围。进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论述，则范围便越来越严格。本书各编所论的文学，大体反映了我国文学观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三 　　文学的文体也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文学本身而言，先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自然早于书面文学。关于文学的起源有劳动说、游戏说、娱神说等等，各有各的道理。全面地考虑，文学的起源应是多种原因契合的结果。远古口头文学中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就孕育了韵文与散文、歌唱与叙事的分野，而口传文学的歌唱和叙事都带有一定表演性，所以，其中也实际孕育了后来戏剧的萌芽。迄今文学所发展的四大门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我国都有悠长的历史。 　　上古歌谣的原始语言形态已不可考。相传黄帝时代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虽是后人记载的文字，但可以看出它不但富于节奏，而且押韵。《诗经》中所收的歌谣，多属四言，间也有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很强，是能够唱的。楚辞则多四言、五言、七言，宋玉的《九辩》更有多达九言、十言、十一言的，也都押韵。后来的汉乐府多为五言诗，间也杂有三、四、六、七言，虽押韵，却见出相当自由度。汉赋虽也富于节律，但它长于铺陈，所谓“铺采摛文”、“侈丽闳衍”，故一般被目为文类。只有抒情小赋，则较近乎诗。 　　诗之始，源出于原始民歌。历代文人诗的发展，也多得益于从民歌吸取营养。南北朝时代，南北民歌都颇多佳作。南朝沈约长于音律，首倡“四声八病”之说，从而促进了唐代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完成。当然，唐代除了近体诗，仍有人作古体诗。中唐又从民歌兴起竹枝词、长短句，成为后来宋词大发展的滥觞。宋词元曲可谓一种新的诗体。由于与音乐和唱紧密结合，更为讲究音韵和声律，且分为不同的词牌和曲牌。而自宋至于元、明、清，乃至二十世纪以来，古体诗、近体诗和词、曲都不断有人创作。中国古代的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一般都句式整齐，能够吟唱，与音乐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因此，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僵化的模式，到了明清以来不免缺少新鲜的活力，也难以适应人类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复杂和现代语言词汇大量增加、语法更趋细密的走向。所以晚清之际，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吾手写吾口”的主张。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的先声。自“五四”迄今的新诗在用白话写诗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虽不是都很成功，但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诗人发扬古典诗歌讲究意境、音韵和排比、对仗的传统，并向民歌和外国诗歌的长处多方借鉴与学习，使新诗可诵可唱，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就诗体而言，出现了民歌体、自由体和新格律体，后者便有四行体、八行体、九行体、十四行体以及楼梯体等等。就表现的内容及吟唱方式而言，又分抒情诗、叙事诗。前者还细分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后者又分短篇叙事诗与长篇叙事诗。依题材还分颂歌、爱情诗、哲理诗、山水诗、讽刺诗等等。诗与散文交叉嫁接的还有散文诗。今天，虽然新诗构成诗坛的主流，但不同诗体的旧体诗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与新诗构成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纪事文，如《盘庚》。由于古今的散文已涵盖抒情、叙事的散文和游记、传记、政论、杂文、小品等多种文类，所以它在我国文学中向来也是大宗。清人所选的《古文观止》，反映的大体就是前此人们的散文观念。从审美特征的严格眼光看，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审美所必备的形象性的。不过，从传统的文学眼光，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以及后来的《史记》也都被看作散文。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多沿袭这种眼光。这从追溯散文发展的历程来看，应是必须的。或谓散文的特征就在于散，信笔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要言之，散文区别于韵文者，除了内容的包罗万象外，形式上它应更无所拘束，更接近意识与口语的自由流动性。六朝以来的骈文虽有整齐对称的句式与节律，也称韵文，但长于描绘与叙事，于今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视之。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的正是形式过于限制且一般华而不实的骈文。历代散文都有大量作家创作，明清之际小品文特别发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体白话散文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港、澳等地都有很大的成就，品种也更加丰富。例如出现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笔下的杂文，出现了如今相当流行的随笔、速写与报告文学，还出现了讽刺小品与知识性的科学小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散文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了。 　　戏剧的产生在我国大约与古代的俳优有较直接的关系。它们以兼说、唱的表演来逗乐观众。到唐代发展为参军戏，其说唱表演已有情节。至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兴起，戏剧的发展更臻成熟，经历明代的传奇，戏曲角色更多，有所谓生、旦、净、末、丑等。表演和唱腔都有一定程式而又丰富多彩。明中叶以来，传奇戏曲中的昆腔(昆曲)盛极一时。实际上各地的地方戏曲，如秦腔、弋阳腔、皮簧、梆子腔、闽剧、粤剧、川剧、楚剧等，也于近几百年间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有戴面具的傩戏，而藏族的藏戏也戴有面具。至清代乾隆末年安徽的徽班进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某些长处，形成了京剧。我国的传统戏曲往往都是说、唱、歌、舞相结合，并在乐器伴奏下演出的。二十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渐繁，西方的戏剧形式如话剧、歌剧也先后引入。至此，我国舞台上各种剧种更争奇斗艳。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歌剧在近几十年来都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大力推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除改编传统剧目外，还新编不少现代剧目。六十年代继京剧现代剧目大会演，更推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地方戏曲一段时间里曾实际停演，但“文化大革命”后又都迅速复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戏剧在其历史发展中，文学剧本的大批产生大致始于元杂剧。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创作了大批剧本，戏剧文学才算真正被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戏曲也多有剧本。现代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更是作家辈出，涌现许多佳作，成为纯文学中被读者重视和欢迎的文本。新歌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也陆续推出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过活报剧和秧歌剧。随着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这方面的剧作也迅速增多。由于借鉴西方的戏剧理论，我国戏剧家也把历来戏剧中性质不同的作品分类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内容的长短又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以及戏剧小品等。 　　我国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叙事技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向被轻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忝为末流，记有十五种书，凡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其作品全部散佚。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唯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迄今能见到的作品，可视为小说雏形的，除汉以前的《穆天子传》，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文人记录加工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轶闻，如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小说的要素虽不离人物故事，而要义则在于叙述。唐人传奇在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格与命运方面，大大发展了小说的技巧。因此有些小说史家认为只有到唐传奇才是小说的真正开始。而唐代变文的说书人在讲述佛教故事上既丰富了叙事的技巧，又有接近口语的讲唱，实为后来宋代的话本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有相当关系。宋代勾栏瓦舍出现的说书人，其听众也都属市井细民。说书人往往就是话本的作者并用口语讲述。这与唐代传奇出自文人的典雅手笔并主要供文人阅读有很大差异。话本大多是短篇，后来为吸引听众，逐渐发展了章回体的长篇，题材也进一步扩大，有讲史、公案、脂粉、朴刀捍棒等。小说走向成熟的高峰是明代和清代。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巨著，都出现于这期间。彼时短篇小说也很发达，收在“三言二拍”等书中的作品即可为证。《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佳篇也出现于清代。明清之际创作的各种长篇小说不下数百部。十九世纪末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用，乃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从此兴起小说创作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热潮，如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乌托邦小说。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实际失败的社会状况，又有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不仅使我国小说的内容大大改观和扩大，而且运用白话，向着世界现代小说的丰富形态迅行。不到百年间，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极大发展。就题材而言，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以及心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等。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小说文体不但有传统的章回体与新体之别，而且有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等诸多体式，叙事人称也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叉人称的区分。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富于个性化的种种探索。 　　文学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文体由单纯到繁复的发展，跟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情感、语言符号的不断丰富分不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不仅人们的思维情感越为复杂和细腻，语法更加细密，词汇与文字也不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一种艺术，它把握世界的创作题材也越来越广阔。这也自然地要求文学文体有多品类的发展。我国文学不同文体形态的嬗变，大体上也是体现了上述规律的。 　　四 　　古人概括我国的历史有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历史是合的时间长，分的时间短。夏代传世四百多年，商代传世五百多年，周有天下八百年，汉有天下四百年，唐、宋、明、清的统一也都有二三百年不等。正是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休养蕃息于广阔的疆域，形成具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共同体，不但能从衰败中不断崛起，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大多衰落了，唯独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除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的原因外，跟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分不开。而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形式在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上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支撑着中国文学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统一，造成分裂的局面一般都较短，其根本原因应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实际发展的特点有关。封建社会虽然在农村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我国自殷商奴隶制时代起，工商业便比较发达。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都普遍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就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齐国的临淄商贾云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秦始皇建都咸阳，宫室连绵数百里，其繁华富丽更远胜于临淄。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发掘，就能令人想见当时帝王拥有财富与工匠之多。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控制工商业，对盐铁之类长期实行专卖，依靠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全国进行统治。正是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的昌盛，也吸引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和认同。应该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文学对于促进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则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文学并非纯粹的审美形式，文学作品总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情感意趣。我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都有助于促进和巩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 　　第一，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对于社会的多种教化与陶冶功能。 　　崇尚自然与祖先，把它们神异化，这大概是原始人类共有的状态。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一直拥有相当的影响。在唐代，道家甚至被统治者崇奉为至尊。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不断获得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三教互相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时沿着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逆来顺受，怡然自得，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而且近代以前，文学传播一般也越不出三家思想的体系。自孔子以降，中国文学就十分重视思想性。古人提倡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所言的“志”与“道”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强大控制与影响下的文人文学领域尤其如此。 　　当然，这三家学说都含有封建性的糟粕，道、释更有落后的迷信、愚民成分，但三家又都有准人道主义的一定博爱精神与民主性。如儒家的“仁义”思想、“民为贵”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疏狂个性的旷达思想与对社会不平的愤世嫉俗思想；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发展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个人做起，而目标却指向了家国与天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集群利益高于一切的东方集体主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牢固基石。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宏愿，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佛家思想对藏族、蒙古族影响尤深，而伊斯兰教义对于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更被奉为至上。明末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博爱精神，对我国文学思想性的扩大，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仍然是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他们虽然也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异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欲望、意志与情感，通过民间文学和某些作家文学也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而，关心人民的命运，同情人民的疾苦，揭露贫富的对立，抗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追求公平与正义，便成为文学人民性的重要标志。这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秦风·黄鸟》、《魏风·伐檀》等诗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屈原《离骚》的高度思想价值也在于它深刻的人民性。可以说，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命运与福祉的关注，也就是对构成民族最大集群的关注。这方面文学对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崇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更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我国文学对于思想性的重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功能的认识分不开的。孔子论诗，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毛诗序》更认为诗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差不多把文艺的政治作用、认识作用和道德伦理的思想教育作用都说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所以在我国始终未能获得广泛信从，不是没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原因的。 　　正由于我国文学十分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才使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促进和巩固民族共同文化和提升人们思想品质与精神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我国文学中大多数兄弟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汉字符号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精神的认同。 　　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还是运用和依赖于符号的动物。而语符的统一，在形成民族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也不能轻视。象形表意的汉字作为文学的传媒，这种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态的美。它非但有双声叠韵、排比对仗、音调铿锵等优点，而且形意相通，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拼音文字必须与口语相一致不同，它的象征性使自己有可能成为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有符号。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古代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即古文有可能产生与发展。尽管它在表意上有难达细密的缺陷，然而却有精炼简洁的长处。在古代书写印刷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文言文相对比较利于传播。因此汉字的广泛运用，正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减少交流隔膜，加强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字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广的范围被许多兄弟民族所共用，乃至传播到东方别的国家，与它以象形表意为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当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采用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今天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字自身具有的一定优越性，它逐渐成为大多数兄弟民族所熟悉、所广泛使用的语言符号，则是事实。 　　五 　　从本质上说，任何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创造，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虽然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客观存在毕竟要通过人的主观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不过，在艺术创造实践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偏于对现实的模仿中获得快感；另一种是从偏于对自我思想、情感、幻想的表现中获得快感。两种状况都有艺术形式的创造问题。形式的独特而完美的创造，固与现实的启示有关，乃至直接从现实形式的提炼而得，而这种创造，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式虽然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但在具体作品中，形式又总是从属于内容的，它总是一定作品内容的形式；当然，内容也总是一定作品形式的内容。即使有努力追求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其作品仍然可以有偏于再现型或偏于表现型的区别。 　　上述不同艺术思维的类型也可以视为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从文学史上看，主张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属于再现型；而主张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或不曾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创作方法则属于表现型。当然，在漫长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艺术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要比两种类型更为多样，也存在介乎两者之间或被称为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作品。 　　就我国文学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潮流。现实主义之所以区分于自然主义，是因为它不仅在表现上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且它追求一种典型的概括。上古神话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它也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力的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或至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多可归入现实主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则主要属于浪漫主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影响至大。受到纪实史传文学影响的小说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而受到神话影响的小说则往往追随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儒家求实，倡入世，反对“怪力乱神”，而道、释两家却倡神鬼仙佛，崇尚虚幻的世外或来世。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多在创作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而受道、释两家出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则多采取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唐代诗人中，这种分野较为明显。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描绘战争的离乱，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态度也接近现实主义，所以他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这样的作品。而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明显，他的激情洋溢，笔之所至，汪洋恣肆，想象瑰奇丰富，当属浪漫主义的特征。后来的李贺被人称为“鬼才”，其想象之诡奇阴冷，荒诞不经，也近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但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常常既有现实主义之作，也有浪漫主义之作，或者两者有所互渗的。即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如此。戏剧、小说中的情形大体类似。如果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属现实主义，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呈浪漫主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是现实主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主要是浪漫主义。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既具史实根据，又有许多幻想和夸张，强烈表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作品，可否说它们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呢？晚清的谴责小说似可看作现实主义兼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变种；而梁启超、陈天华尝试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就纯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言，鲁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被奉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但细而论之，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便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倾向，而郭沫若的许多自传体作品虽不乏激情与理想，当然又有别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也立意于使文学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追求作品饱含社会未来合乎规律性发展的理想。尽管创作实践存在许多问题，但也不无一些成功的经验。八十年代后，虽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流风，涌现了许多表现主义倾向强烈的先锋派作品，可是，文坛上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不容忽视。它虽然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出现于文坛，但在它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倾向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在艺术形象上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夸张、荒诞，乃至运用完全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笔法。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标榜反传统、反文化，提倡隐蔽创作主体感情的客观的“真实主义”，以及追求语言游戏与拼贴结构，力求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然而其具体作品往往表现为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幻想的结合。此种创作影响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中已有所见。有的有更多的表现主义，而在“新写实”作品中则有更多的自然主义。在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模式多样化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细加归纳，仍然没有脱离或按现实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或按想象中应有的样子来描写的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艺术思维模式、不同艺术创作方法自然影响到具体作品的不同艺术特征与风格，也会影响到相应作品的不同社会功能与效应。一般地说，现实主义作品的描写从细节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性格与行为，都富于生活的动感和历史的认知作用，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历史生活的教科书来读，在如临其境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作品则使读者更多领悟到发自心灵底蕴的某种理想的光辉，某种激情的冲击，以及某种奇异形象所唤起的快感。因而艺术创作上，如果要争取“百花齐放”，那么鼓励创作思维与方法的多样化应是明智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与方法，作家都有必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创作的活跃灵感。毕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只有客观的社会生活才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虚幻的想象、最神奇的幻想，也源于现实生活记忆的综合和重造。 　　六 　　我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长分不开。古代尽管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地处东亚的我国各族人民与周边国家的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汉唐以来，与东亚和西域各国，乃至印度、波斯、罗马，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有来往。近世尽管清代统治者有段时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明末清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到我国，也把我国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而近百多年，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更致力于向西方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我国文学在这方面得益尤多。在古代，我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比较明显的恐怕应该首推佛教自印度传入的浸淫。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宋，历代都从梵文翻译佛经，其中多有文学色彩，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像《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等。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通过佛经传了进来，这就对我国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内容方面，佛教的观念和重视来世、普救众生、慈悲为怀以及轮回再世的思想，都逐渐进入我国文学中，不论民间创作或作家创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渗透，唐代的变文以及像王维的一些宣扬寂灭思想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子。变文的产生源于推广佛教的需要，大多均属传扬佛家教义的故事，如《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古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远及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红楼梦》无不有它的深刻印记。佛教中禅宗在我国的创立，禅的观念对我国诗歌美学影响尤为明显。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语言音韵、词汇与句式。《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又说：“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为诗倡四声，曾受梵文佛经的启示。随着佛经的翻译，有许多梵语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应俗讲需要的变文体式，为可唱的韵文和可讲的散文相结合。这种讲究音韵的亦歌亦讲的叙事形式，当与鸠摩罗什所说的印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它对后来我国的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以及戏曲的发展都提供了某些借鉴。 　　迨至近代，海禁日开，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随着大规模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也日见广泛和深远。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即陆续向欧美和日本派出留学生。晚清之际，翻译外国小说多达四千零一种。仅林琴南一生经别人讲述而意译的外国小说便有一百八十余种。新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翻译了许多作品。鲁迅曾承认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而在郭沫若的狂飙般的诗作中，也不难找到歌德、拜伦、雪莱、惠特曼等的浪漫主义诗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译本。正因此，我国作家才有可能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从而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迅速扩展了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使各种文学品类都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形态。今天，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所涌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在我国都有它的回响；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我国作家也无不加以探索和尝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广泛地借鉴和吸取，我国作家才有可能不断创作出具有现代文学水平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特色的作品。 　　当然，在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学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我国由于文明悠久，文学典籍丰富，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去。汉唐以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许多我国文学的原本与译本，从而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而久远的影响。唐代时，日本曾多次派大批留学生来中国。此后，日本多代皇室和幕府将军都竭力搜集中国书籍，包括中国文学作品。至今这些东亚国家的图书馆还保藏有大量中国文学古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历代用汉文创作的诗文。十七世纪以来，经过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版我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可能阅读与借鉴。例如一六二六年法国人金尼阁就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译成拉丁文。十八世纪西方报刊上便刊登了《诗经》的译文。我国的杂剧《赵氏孤儿》和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也被译到西欧。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和德国作家歌德还尝试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歌德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和《玉娇李》的启迪，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随着我国外流书籍的不断增多，以致今天我国文学的有些孤本、珍本甚至要到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图书馆去找。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作品被译到外国的就更多。二十年代下半期在老舍的协助下，克利里特·艾支顿曾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出版。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将《水浒传》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和《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以及王蒙、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译成二三十个国家的文字，从而使我国文学的影响大步走向世界。 　　七 　　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文本与历史的本体是两回事，历史文本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本体，每个历史学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材料去建构和描述历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毕竟不是每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应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大量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中去清理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分析彼此间复杂的种种因果关系与规律，给予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以符合自身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任务也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并尽可能研究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规律。而文学作为人类一定历史土壤上萌发的精神花朵，它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历史土壤无关。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它不仅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相关，而且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我国近似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和后来史著中的《文苑传》，但我国学者撰写的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始于二十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而迄今不到百年间，这方面各种各样的著作已出版有一千几百种。其中既有各种观点、各种视角的文学史，也有各种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和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断代史。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自然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诸多作品的产生才能有作家，才能构成一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虽然文学运动具有催生作家和作品的作用。而作品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创作的，作品的流行、传播还需要有相应的读者和历史条件。并非任何文学作品产生后都能够传播开来和流行下去，也并非任何作品产生后都具有文学史必须加以描述的价值。只有因自身独创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赢得相当广泛的传播度，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文学史要对在历史上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作出论述和评价，并依其贡献与影响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界定。有许多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的繁荣与衰敝，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王朝的更迭与民族的迁移，外来的交往与影响，等等。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走向。 　　文学史如果仅仅描述文学本身便很难讲清历史上文学所以如此发展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就极为重要。本书作为中国文学通史，要论述各种文体、各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要力求材料翔实，叙述文学事实客观可靠，而且要使论述不致成为作家作品与种种文学现象的堆砌，并给予它们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联系。今天要做到这一切，就不能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最科学的，在阐释历史方面尤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当然，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非易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况。新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缺憾，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怀疑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本书编撰者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曾经对德国的斐·拉萨尔的剧作《弗朗茨·西金根》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批评。恩格斯在他给作者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对于我们撰写文学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美的创造物。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造主体——作家的评价，自然要重视审美的角度，也自然离不开美学观点；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上所述，又根系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背景，因而也自然离不开历史观点。当然，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我们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史实和社会的史实，也要充分顾及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评价标准，寻求对作家作品的能为历代广泛认同的比较合理、科学也比较稳定的公允评价。 　　中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既然涉及全国多民族的文学，对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的评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的重要问题。自有民族国家产生就会有爱国主义。它既是保卫民族生存利益、保卫民族共同家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上又与忠于一定君主和王朝的统治利益相联系。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多国分立的局面。既有依不同民族而分立的国家，也有同一民族分立的国家。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有保卫自己的正义战争，也有侵略别人的非正义战争。有些战争推动历史进步，有些战争则造成历史倒退。有些战争带来分裂，有些战争则促进统一。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既是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也会带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有的作家侧重写人民蒙受兵燹的惨痛苦难，有的作家则侧重歌颂保家卫国的英勇战绩。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或站在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上去处理爱国主义问题，这在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自然不再合适。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准绳，以评价前人的功过得失。对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无疑应当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去作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我们当然不能再保持只尊崇某一民族、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要承认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是正当的，应当歌颂各民族国家保卫自己家园和生存权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道义上斥责侵犯他人家园和生存权利的非正义行为。但对于某些民族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和中国大统一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带有二重性。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既要看到彼此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加以分析评价。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上升期和起着历史反动作用的腐朽期，对忠君思想的评价就应不同。 　　文学史编写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要前进一步，更深入地揭示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确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虽也尽量为此做些工作，却自知进展有限，只好期待于将来，期待于文学史界更多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如上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撰写而言，文学的历史分期向来是人们所关注，也是颇有歧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按历史朝代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代的更迭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从而使文学相应地也产生种种或大或小的新的变化。这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学都甚少变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划分，有时便不一定恰当。 　　那么按文学本身发展的状况来做分期根据又怎么样呢？ 　　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应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相当缓慢，而文学形态、特别是文体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快。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等，又都大体与朝代的递嬗相联系。至于文学观念，近代以前我国文人向以诗文为文学的正宗，而文类的包罗又极广，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小说和戏剧，却往往不受重视。真正从审美特征的角度去衡量文学，并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视为文学的四大门类，涵盖今天包括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内，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则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因此，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按文学观念的变革或文类的出现和文体的演变来作文学史分期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唐代的律诗与绝句，作为五七言诗的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而宋词虽然成熟和风行于宋代，其先驱却源于唐代。小说、戏剧同样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很难以某一年代为标志来对文学作截然的历史分期。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本书在历史分期上采取多层次兼顾的办法，即兼顾朝代更迭与文体递嬗，将全书十二卷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 　　上编为古代文学史，共六卷。即从先秦至清代。论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虽不断改朝换代，但夏商两代尚处于“前文学”状态，流传作品较少。而周代以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和中期均带有更多奴隶制的残余，后期工商业更发达，则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文体几经递嬗，每个朝代的文学也每有兴衰，唐以后虽然开始涌现若干白话文体，但文学的发展皆以言文分离的古文作为文学主要的文体语符。第一卷从“前文学”论述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即从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时期；第二卷论述从唐到五代的文学，即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又一辉煌期和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第三卷论述宋辽金文学，即封建时代科学文化的再度辉煌期和文学四大门类基本走向完备的繁荣期；第四卷论述元代文学，着重评介元曲和元杂剧的繁盛期；第五卷论述明代文学，着重评介小说创作的崛起和诗文的变革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渗入初期；第六卷论述清代文学，着重介绍诗文的嬗变和戏剧、小说走向繁荣的时期。 　　下编为近现代文学史，也共六卷。即论述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人民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也是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即以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逐渐成为主体的时期。这阶段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日趋频繁与激烈，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和繁衍，都越来越见迅速和深刻，是文学本身告别几千年的传统模式，迈向新时代的革命时期。第一卷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文学，也即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萌生的历史过程；第二、三卷为论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也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迅猛发展并确立的历史过程；第四、五、六卷则为当代文学史，即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也即我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是人类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转向未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都与前此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崭新的发展和显著的开拓。它是我国文学现代形态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空前巨大的时期。其间虽有发展的曲折，但无疑是我国历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此三卷，分别论述这阶段文学发展的状况，包括各民族地区和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的台港澳地区涌现的作家和各种文类的成就，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的递嬗演变。 　　上述历史分期的处理虽非尽善尽美，但既顾及社会形态演变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划分，也顾及朝代的更替和文学不同形态的兴衰，我们认为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自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资料积累过程中古籍多有亡佚，文学也经历了从简到繁的历史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古代也不能与近现代相比，因而，在全书比例上，近现代以来占有较多篇幅便不可避免。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篇什浩瀚、作家众多，以往的研究也相对不够，对此有更详尽的介绍，也许正是读者所期望的。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译海一粟

作者：  庄绎传　编著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5-1

简介：　　《译海一粟：汉英翻译九百例》讨论了九百多个汉英翻译的例子，这些例子的来源主要是《邓小平文选》、《李岚清教育访谈录》、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鲁迅作品和英若诚译曹禺的剧作《家》，主要目的是说明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使读者多了解一些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无论是对汉译英还是英译汉都将有很大的帮助。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s

作者：  李泽厚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8

简介：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1）陈独秀1916年提出“最后觉悟之觉悟”，反对传统，呼喊启蒙。个性解放与政治批判携手同行，相互促进，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页。 　　（2）五四运动带来了青年一代行为模式的改变，从婚姻自主到工读互助团。一部分人经由无政府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3）救亡又一次压倒启蒙。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也为这场革命所征服。 　　（4）封建主义并未消除，它在社会主义装束下带来种种祸害，令人重新呼喊五四。重要的是转换性的创造。 　　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 　　（1）二十年代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在身心、社会领域，因果律无效，要求回到宋明理学。 　　（2）丁文江等人强调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要求建立起“科学的人生观”，以作为信仰，指导生活。 　　（3）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三派，陶希圣等人的“新生命派”和托派《动力》都强调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潮》派则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前者主张反帝反资，后者主张反帝反封建。 　　（4）两次论战中的科学性（学术）与意识形态性（政治）的交错纠缠的特点。 　　（5）四十年代胡风反对向林冰以民间形式为创造文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强调继承五四，以吸取外来为主。 　　（6）革命战争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群众和干部“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成为时代主流，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适陈独秀鲁迅 　　（1）文学的语言形式改革的重要意义，胡适首倡白话文运动而成名。 　　（2）胡适的第二个贡献是在文史领域开创了近代学术的思想新范式。关于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哲学方法论。 　　（3）陈独秀的主要兴奋点始终是政治。他从政治角度看待文学革新，突破了胡适的“八不主义”。陈反对把孔孟与程朱划开，反对把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西方近代的民主主义混为一谈。 　　（4）陈的启蒙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对德谟克拉西由提倡到否定再回到肯定。 　　（5）鲁迅对“死”的形上感受，他超越了启蒙，具有现代性的孤独与悲凉。 　　青年毛泽东 　　（1）青年毛以“动力”和“斗争”为宇宙本体和人格本性，这“动”具有体魄性的特点。 .　　（2）以“实现自我”为道德律，以不可穷尽的永恒追求为理想，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调。 　　（3）与“贵我”映对，强调方法上、认识上的“通今”，重视现实经验的概括。 　　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1）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突出的被接受和被实践的部分。实用理性使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它们主要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理性的信仰被奉行。 　　（2）李大钊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他号召“到民间去”和强调“改造精神”的两大特征。 　　（3）瞿秋白承上启下，介绍、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 　　（4）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成为关于革命的战略学说。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争等一系列战略策略。 　　（5）总结战争经验，军事辩证法提升为哲学世界观，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和经验理性的哲学认识论。 　　（6）思想改造运动，高扬道德主义。刘少奇的自我修养理论。 　　（7）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独立、统一、平等的新中国。毛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依靠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提前、超额完成了农业合作化。 　　（8）毛继续强调“政治挂帅”，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扩及一切领域，它们经常变成了劳动与剥削、公与私、善与恶的道德判定。 　　（9）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道德主义（“斗私批修”）、民粹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成为思想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高峰。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在道德主义下的屈从。 　　（10）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呐喊，其理论弱点及历史正义性。马克思主义应是建设的哲学。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 　　（1）从形象思维世界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态。苏曼殊创作中的某种黎明期的清新气息。 　　（2）五四时期多愁善感的敏感主义特色，对人生、对自我的探索、追求，新鲜性、多样性和朦胧性。冰心的母爱、郁达夫的性爱、郭沫若的力、许地山的哲理…… 　　（3）春天过去，夏日当头，青年成熟，走进社会：三十年代创造具体模式的一代，现实生活的广泛写照，现代文学获得了客观性：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夏衍。 　　（4）走向工农兵及其心灵的复杂和痛苦。艾青、路翎和农民作家赵树理。 　　（5）颂歌（贺敬之）和忏悔（张贤亮）作为解放一代的文学特征。 　　（6）噩梦苏醒后的彷徨、愤慨、寻求和否定：从舒婷、北岛到刘索拉。 　　略论现代新儒家 　　（1）熊十力完成了谭嗣同、章太炎未竟之业，将宋明理学的伦理学翻转为宇宙观和本体论。强调“体用不二”，即运动变化、生生不息的心物感性世界。 　　（2）梁漱溟从文化立论讲哲学，认为中西文化之分在于对待人生的不同态度和不同道路。情感一直觉重于理知。儒学是世界文化的希望。 　　（3）冯友兰不同于熊、梁，构造了一个纯粹逻辑的“理世界”的哲学系统．强调要经过“思议”、“了解”后才能达到那“不可思议”、“不可了解”的人生最高境界。 　　（4）牟宗三认为陆、王才是孔孟正宗，程、朱的“义理之性”乃“存有而不活动”，从而失去道德自律的基础。牟强调“内圣之道”是直觉的体认、证悟，非思议、理知所能了解或达到。 　　（5）熊、梁——冯——牟，似乎是一个现代新儒家的正反合圆圈全程。儒学的前景问题。 　　漫说“西体中用” 　　（1）中国近代由“技”而“政”而“教”的改革过程和“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五四凸出了西学与中学的根本差异：个人本位与家庭本位。上述“中学”特点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表现。 　　（2）在接收、吸取外物同时．常以自己的系统将异物融解同化，使外物失其性能，这才是“中体西用”的要害。 　　（3）以“太平天国”为例，“中国化”过程中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命令主义和道德主义。 　　（4）应对“体”、“用”、“中”、“西”重新解释，“体”首先是社会存在的本体。不要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混为一谈，不同意文化相对主义，但赞成多元化。

巴金：在历史叙述中

作者：  李辉著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　　本书是《李辉传记作品》系列之一，为读者介绍了现当代名家巴金的生平事迹，主要内容包括巴金的梦想与现实之路、作品、情感生活、晚年生活等。本书将为读者展现最立体的一面。 　　 巴金，现当代作家，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本书将为你介绍这位著名作家的生平事迹。 　　 我仅浏览了书稿的开头就来写这篇小文，违反了我一向的自律，但因有些话急于说出来，也就顾不上破例了。 　　 在这里，李辉，作为巴金生平思想和著作的研究者，终于不是从辩诬的角度，而只是如实地、毫不遮掩地写到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 　　 巴金自己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他又说过，他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从少年时代就服膺“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十四五岁正值五四狂飙乍起，他就以可贵的聪颖，接触了纷繁的新思潮。他是富家子弟，但他深知其内里，他认定所有体现了宗法礼教秩序的家庭，都是无自由无平等也无爱可言的牢笼，也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因此，并非为谋个人的温饱和出路，而是出于良知，对无权无钱贫病困顿者的同情，对人压迫人的不平，对一切非正义的愤懑，使他苦苦寻找改造社会的道路；这时他从西欧和俄国的历史中邂逅了那些激进而忘我的革命者，邂逅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在20世纪20-30年代，他身体力行地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抗议行动。在他这里，无政府主义，就是迈进“门槛”，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互助互爱的社会而不惜牺牲，它是弱者的道德，也是弱者的理想，而巴金自觉地站在弱者一边。 　　 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还要早些。从晚清一些志在推翻清皇朝的党人身上，就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者人格和行为的影响。“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是跟共产主义的传播同时进行的。民国初年被军阀政府杀害的工人运动者中，就有英勇的无政府主义信徒。在早期共产党人中，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甚至可以说是从无政府主义走向革命的。不但第一代，第二代，这样的情况直到1949年前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新一代中，也不鲜见。 　　 如果查看30—40年代(主要是抗日战争开始前后)革命者档案中的自述，相当数量的青年知识分子都会说到，他们是在革命文学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其中就包括巴金的书，例如众所周知的《家》和其他著译。这些作品对当时社会制度人情世态的揭露和抨击，令他们共鸣，令他们感奋，令他们要起而行，找一条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路。但他们后来又会持批判态度说，像巴金这样的作家，并没能给他们指出明确的投向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例如《家》里的觉慧最后只是出川，曹禺《北京人》里的瑞贞也只是搭乘火车去了远方)，而是实际生活中抗日战争爆发这样的机缘，以及国共两党的鲜明对比，使他们认定共产党是革命的和抗日的，别无选择。不过连有些仅仅是为了逃婚，为了争取婚姻自由的男女青年，受到了《家》的鼓励，也去了延安，去了解放区，则是事实。巴金小说里模糊的指向，与现实生活中的实体就这样重合了。记得在文革以前，我们议论这种现象时，曾经开玩笑说，巴金给共产党招兵买马，该记大功! 　　 李辉中肯地指出，经常出现在巴金早年书里的“革命”，“信仰”，“ 事业”，其内涵是要从巴金写作时的思想来认定的。没有附加语也就没有确指，固然是不言自明的默契，也有不得不尔的苦衷。在不同的语境，便产生各有所指的歧解，乃历史条件的变动使然，却不是任何人故意的误导。 　　 恰恰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反对阶级专政的依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遭遇，比革命前更加困难；19世纪作为革命者头上的光环，换成了20世纪初沦为“反革命”的荆冠。在俄苏，无政府主义者或是流亡国外，或是受到镇压。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则不仅于“五四”前后被军阀官僚视为与共产主义“赤化…‘过激”难以区分的洪水猛兽，而且随后更陷入左右夹击的困境，很有点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洛洛茨基派，不能见容干中国两大对立政治势力的国共两党。作为政治派别的无政府主义遂不复存在。作为思潮的无政府主义，1949年前偶或散见于出版物中，1949年后则完全绝迹。年轻人只能从《列宁在1918》一类苏联影片中瞥见“无政府主义者 ”的漫画像，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把违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战略部署”的行动叫作“无政府主义”了。 　　 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关系成为他一生尤其是后半生劫难的根源。在文革批斗时封之为“反共老手”，到文革后的“清除精神污染“中，还有人揪住不放，大有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已之势。其实，那些气势汹汹的批斗家并不知无政府主义为何物。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各种版本的历史普及读本里，早就无一语及于无政府主义了。 　　 谈论巴金而不涉及无政府主义，总是让人感到隔着一层。完全不了解无政府主义的渊源，也难对巴金其人和他的作品有比较透彻的实是求是的理解。顺便说一句题外的话，对于世界范围的无政府主义，它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理论和实践，它在各国社会生活中曾有的影响，它与各种革命思潮和实际运动的关系，也是一切想要认真了解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人所应该具有的背景知识。 　　 李辉此书，在这一点上，试图引领我们接近巴金精神世界的一个“禁区 ”。当然，这个禁区不是巴金自设的，相反，他几十年来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坦陈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只不过他的由衷的倾诉，他掏给读者的心，往往被历史的烟雾遮蔽了。 　　 李辉用他特有的散文笔调，绝不故作艰深，却让我们一下子接近了那几乎被遗忘甚至被抹煞了的历史。历史只有拂去尘封，刮去油彩，还其本真，才显得逻辑分明，真实可信。这样的文字也就使人感到亲切。 　　 我愿意接着读后续的书稿。

导演小人书

作者：  林兆华　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2014-7-16

简介：　　“大导”林兆华全面回忆戏剧人生的口述大作，家族记忆、早期经历、青少年事情懵懂的情愫，一一涉及。重头仍旧放在了戏剧上，分“做戏”“看戏”两部分。“做戏”以“我与高行健”“我与过士行”“我和名剧”“农村戏”“人艺，人艺”等版块，其近四十年的戏剧生涯的重要作品无一遗漏，以一戏一谈的方式，回到历史现场，纵论心得体会、收获遗憾；“看戏”分“我看的戏”“写的记的画的”“看我的戏”“一个剧本”四个版块，作为观众的林兆华看到的国内国外大小戏剧，长短优劣如何，都有“看戏笔记”为证；作为导演的林兆华在众多合作伙伴、前辈同行、名家晚辈眼中，其性情、其成就、其思想，其在中国当代戏剧乃至艺术上的影响，也以二十余篇文章论及。　　《绝对信号》《车站》《野人》《鸟人》《棋人》《厕所》《哈姆雷特》《大将军寇流兰》《建筑大师》《三姊妹·等待戈多》《樱桃园》《伊凡诺夫》《二次大战中的帅克》《罗慕路斯大帝》《浮士德》《盲人》《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田野田野》《白鹿原》《北京人》《茶馆》……一戏一格，一谈一戏，舞台之光照亮现实。　　曹禺、吴祖光、于是之、高行健、濮存昕、裴艳玲、牟森、孟京辉、林连昆、过士行、陈忠实、陈丹青、童道明、郭文景、李六乙、解玺璋、林克欢、李静、梁冠华、何冰、徐帆、宋丹丹、蒋雯丽、易立明、谭盾小陶虹……听林兆华谈及他们，看他们评论林兆华。　　七十余年得失甘苦，三十多载戏里戏外，尽在《导演小人书》（全本）。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卷

作者：  王晓明主编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2003

简介：　　作为一种编选文字史论著作，本书系统汇集了1980年代至今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集中展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整体水准和最新向度。所选论文均经过严格筛选，内中既有关于晚清小说、五四文学传统、“十七年文学”等命题的重新评价，也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当代文学的潜在写作”等论题的全面观照，既有文学内部问题，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诸文类及文学翻译、文学批评等领域的审视，也有文学与社会、文学与都市、文学与其他媒体的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既有对鲁迅、曹禺等大家的深入探讨，也有对《家》、《骆驼祥子》、《白毛女》等名作的精细分析。从单篇看，各论文立论严谨、新鲜，极具思想性和冲击力，而荟萃成书从整体看，则基本包括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各种方法和体式，足以在学科方法论上给人以充分的启迪和感悟。 　　

作者：  

出版社：

简介：《读库0602》中你可以发现，除了“人物”、“乐坛”、“影苑”等原有栏目，“特稿”成为新增栏目之一。“有些文章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归类，就划到‘特稿’区”。 聊到特稿，他再次提及那篇《启蒙年代的歌声》。先前，看到老六用文字这样表述过这篇文章：前溯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当沈从文还叫沈岳焕的时候，当冰心还叫谢婉莹的时候，当丁玲还叫蒋冰之的时候，当曹禺还叫万家宝的时候……他们童年时学的歌，唱的歌，接受的教育。“推荐这篇文章的人说，要是被拍成电视片播出，注定是‘双零’节目———零点播出，零收视率。”老六笑言。“其实《读库》本身就是一种小众的读物，‘小众’倒不是指读者的数量，而是指具有共性的某些读者”，他解释，“发现和吸纳同类读者是很难的，也是充满惊喜的。” 《启蒙年代的歌声》 前溯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当沈从文还叫沈岳焕的时候，当胡适胡洪骍的时候，当冰心还叫谢婉莹的时候，当凌叔华还叫凌瑞棠的时候，当丁玲还叫蒋冰之的时候，当吴宓还叫吴陀曼的时候，当邹韬奋还叫邹恩润的时候，当曹禺还叫万家宝的时候，当茅盾还叫沈德鸿的时候，当沙汀还叫杨朝熙的时候，当郭沫若还叫郭开贞的时候……他们童年时学的歌，唱的歌，接受的教育。 本文作者李太山生于1974年，长得像1964年的人。上周，几个人吃了饯行饭，然后他奔赴第一线，拍摄同名电视纪录片。我是因为这篇文章才认识他的，推荐这篇文章的人说，要是拍成电视片播出，注定是“双零”的节目——零点播出，零收视率。 《故宫改建计划始末》 去年《读库0600》出来的时候，我给贡献了《大马路之痒》一文的王军送样书。饭桌上他说，北京市档案馆刚刚解密了一些档案，他整天都钻在故纸堆中，探究当年准备改建故宫的一段公案。我色心大动，说，你一定要给《读库》写一篇出来。往事再现，原来故宫险些毁于一旦。历史就这样与一个灾难擦肩而过。 《小话西游》 本辑的编辑过程中，我对书评的采纳标准逐渐清晰起来：不要轻易地做出褒贬，最好是细节上的探究和幕后的挖掘。本着这一精神，将几篇稿子狠心拿下，只剩下了南京刘勃老师的这篇。 本文最有价值的是插图。在排版过程中我忽发奇想，决定将刘继卣先生的《闹天宫》做为插图收入本书。几经辗转，终于得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刘先生家人的授权，拿到了画稿。《闹天宫》创作于五十年代中期，共八幅，1956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以年画条屏形式出版，为刘继卣先生工笔重彩作品的代表作。《读库0602》中，这八幅作品得以彩色原貌展现，为此我特意让印厂生产本辑纸张时将蓬松度由1.5调到1.3，增加其平滑感，希望印刷效果能好些。向大家先炫耀一幅，这套半个世纪前的杰作。 《十七年间的爱情》 十七年，用来指称从1949年到1966年的国产电影。那个年代的电影中爱情是稀罕物，惊鸿一瞥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性感。相较而言，爱情在我们最近二三十年的电影中逐渐丧失了。当小于向我说出她的观感时，马上被我抓住。接下来那两个月，她一部一部地看片子，一帧一帧地采图，完成了这篇图文并茂的文章。 《非洲，我的非洲》 几年前，我与台湾大块文化的同仁一起切磋，一致认定，旅行文学将逐渐兴起。当时他们已经出了几本，翻看一下，痛感这类文章最不好写。罗列些掌故逸事，赞美一番大自然美景，再呼唤纯净心灵天人合一，大多文章都难脱窠臼。后来看到柳桦先生的非洲系列，感觉他写出了人味和趣味，就求他全面整理一下，发之。 《戌年记忆》 纪录片导演陈晓卿老师是有大志向的人。大志向打捞的却是小细节，他要为百年中国梳理出一些个人历史，留存下一些民生图景。《一个时代的侧影》搞的是1945年以前的十五年，“某年记忆”也已经推出了三年，如果他的意愿能够实现，持续搞十二年，则是近六十年的清明上河图。《戌年记忆》今年春节在央视播出，播出前就听他屡屡念叨，让我心动不已。本辑《读库》收录的是《戌年记忆》的文案，和他的一篇创作谈。 再多说几句吧。陈丹青先生的那篇文章被收入本书，是出于其文献意义。这篇文章半年前就出来了，被毙过，被删过；“人物”部分介绍的是杰出报人张季鸾，微言大义，一切尽在不言中；0600中有一篇公路关于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文章，这次她鼓捣的是台湾校园歌曲部分，《几个女生的欢喜悲》是上部，下部《几个男生的旷古情》将刊于0603上；《享受优秀的好莱坞烂片》是美国电影“金酸莓奖”的创始人约翰?威尔逊去年写的一本书，我本想引进，未遂，请赵强老师做了摘译。赵老师已经不单是简单的翻译，还补充了大量新鲜货色。

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作者：  王庆生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简介：　　?目　　录 　　绪言 　　第1编　20世纪50—70年代中期的文学 　　一、50—70年代中期的文学思潮 　　1.本时期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2.第一次文代会和文学规范的确立 　　3.革命现实主义的独尊和变异 　　4.文艺政策的调整 　　5.“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专制主义 　　二、50—70年代中期的文学理论论争 　　1.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2.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争 　　3.关于人物塑造的论争 　　三、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 　　1.农村题材小说的兴盛与演进 　　2.赵树理的小说 　　3.李準、王汶石的短篇小说 　　4.柳青的《创业史》 　　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6.浩然等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说 　　四、反映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小说 　　1.工业题材小说的兴起 　　2.艾芜、草明、杜鹏程的小说 　　3.工人作家的小说 　　五、“干预生活”的小说 　　1.“干预生活”的提出与影响 　　2.正视现实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 　　3.描写爱情婚姻生活揭示情感世界的作品 　　六、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小说 　　1.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 　　2.孙犁的小说 　　3.茹志鹃、刘真的小说 　　4.王愿坚、峻青的小说 　　七、长篇小说的丰收 　　1.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丰收 　　2.梁斌的《红旗谱》 　　3.杨沫的《青春之歌》 　　4.欧阳山的《三家巷》 　　5.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6.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八、新生活的颂歌 　　1.50年代初期诗歌的主潮 　　2.臧克家、田间、阮章竞的诗作 　　3.青年诗人的诗作 　　4.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 　　九、政治抒情诗的盛行 　　1.政治抒情诗的勃兴 　　2.郭小川的诗 　　3.贺敬之的诗 　　十、叙事诗的发展 　　1.叙事诗的涌现 　　2.李季的叙事诗 　　3.闻捷的叙事诗 　　4.《阿诗玛》、《嘎达梅林》等叙事诗的创作与整理 　　十一、通讯特写和人物传记 　　1.反映时代精神的通讯特写 　　2.魏巍等的通讯报告 　　3.革命回忆录和人物传记 　　十二、抒情散文及杂文 　　1.抒情散文创作热潮的形成 　　2.杨朔的散文 　　3.刘白羽、秦牧的散文 　　4.吴伯箫等的散文 　　5.杂文的兴衰和邓拓等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 　　十三、历史剧和现代生活剧 　　1.话剧创作的起伏 　　2.老舍的剧作 　　3.田汉、曹禺、郭沫若的历史剧 　　4.胡可、陈其通、沈西蒙的剧作 　　第2编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 　　一、7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思潮 　　1.本时期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2.文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的发展 　　3.文学思潮的多重变奏 　　二、7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理论论争 　　1.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 　　2.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 　　3.文学批评方法问题 　　4.文学的本体论问题 　　5.人文精神问题 　　三、伤痕小说 　　1.“伤痕小说”及其论争 　　2.刘心武的小说 　　3.宗璞、从维熙的小说 　　四、反思小说 　　1.反思小说的产生和艺术视野 　　2.王蒙的小说 　　3.张贤亮的小说 　　五、改革小说 　　1.“改革文学”的思想艺术特色 　　2.蒋子龙的小说 　　3.高晓声的小说 　　4.张一弓、路遥的小说 　　六、城市小说 　　1.城市小说的突起 　　2.冯骥才、邓友梅的小说 　　3.陆文夫、陈建功的小说 　　七、乡土小说 　　1.乡土小说的新进展 　　2.汪曾祺的小说 　　3.陈忠实、张炜的小说 　　八、历史小说 　　1.历史小说的再度活跃 　　2.姚雪垠的历史小说 　　3.凌力、刘斯奋的历史小说 　　4.唐浩明、二月河的历史小说 　　九、军旅作家和军旅小说 　　1.军旅作家群的勃兴和军旅小说的发展 　　2.徐怀中、李存葆的小说 　　3.朱苏进、周大新、阎连科的小说 　　十、知青作家和知青小说 　　1.知青作家群的形成和知青小说的产生 　　2.张承志的小说 　　3.梁晓声、史铁生的小说 　　十一、“文化寻根”小说 　　1.“文化寻根”的提出和寻根小说的涌动 　　2.阿城、韩少功的小说 　　3.贾平凹的小说 　　十二、“先锋”作家和“先锋”小说 　　1.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和“先锋”小说的艺术变革 　　2.莫言、残雪的小说 　　3.马原、余华、格非的小说 　　十三、女性作家和女性小说 　　1.女性作家群的突起和女性小说的演变 　　2.张洁、谌容的小说 　　3.王安忆、铁凝的小说 　　4.张辛欣、刘索拉的小说 　　5.林白、陈染的小说 　　十四、新写实小说 　　1.新写实小说的缘起 　　2.刘恒、刘震云的小说 　　3.方方、池莉的小说 　　4.叶兆言、苏童的小说 　　十五、少数民族小说 　　1.少数民族小说发展轨迹 　　2.孙健忠、乌热尔图的小说 　　3.益希单增、扎西达娃、阿来等的小说 　　4.霍达、陆地、柯尤慕·图尔迪的小说 　　十六、“归来诗人”的诗 　　1.“归来诗人”诗作的特点 　　2.艾青的诗 　　3.曾卓、绿原、牛汉的诗 　　4.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的诗 　　十七、现实主义诗歌 　　1.现实主义诗歌发展概貌 　　2.张志民、李瑛的诗 　　3.雷抒雁、张学梦、骆耕野、叶延滨的诗 　　十八、朦胧诗及其他 　　1.朦胧诗和80年代以来的诗歌变革 　　2.舒婷、顾城等的朦胧诗 　　3.海子、西川、王家新等的后朦胧诗 　　4.昌耀、杨牧、周涛等的新边塞诗和军旅诗 　　5.韩东、于坚等的第三代诗歌 　　6.伊蕾、翟永明等的女性诗歌 　　十九、散文的新变 　　1.走向多样化的散文创作 　　2.巴金的散文 　　3.杨绛、孙犁、萧乾的忆旧散文 　　4.余秋雨、张中行等的学者散文 　　5.王英琦、李佩芝、唐敏的女性散文 　　二十、报告文学的跃动 　　1.全方位发展的报告文学 　　2.徐迟、黄宗英的报告文学 　　3.陈祖芬、理由的报告文学 　　4.钱钢、李延国的报告文学 　　5.何建明、赵瑜的报告文学 　　二十一、话剧的振兴 　　1.话剧艺术的复兴与探索 　　2.苏叔阳、李龙云的剧作 　　3.沙叶新、马中骏等的剧作 　　第3编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文学 　　一、台湾当代文学思潮 　　1.台湾当代文学发展脉络和50年代文学思潮 　　2.60年代文学思潮 　　3.70年代文学思潮 　　4.80年代以后的文学思潮 　　二、台湾小说 　　1.台湾小说发展的基本轮廓 　　2.白先勇的小说 　　3.陈映真的小说 　　4.聂华苓、於梨华的小说 　　5.黄春明、王拓、王文兴的小说 　　6.林海音、陈若曦、欧阳子的小说 　　7.高阳、古龙的小说 　　8.黄凡、张大春的小说 　　三、台湾诗歌 　　1.台湾诗歌发展概况 　　2.余光中的诗 　　3.洛夫的诗 　　4.纪弦、郑愁予、痖弦的诗 　　四、台湾散文 　　1.台湾散文的承续和发展 　　2.梁实秋的散文 　　3.张秀亚的散文 　　五、台湾戏剧 　　1.台湾剧作发展概况 　　2.姚一苇的剧作 　　六、香港文学概况和文学思潮 　　1.香港文学发展的背景和“绿背文化”思潮 　　2.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 　　3.现代主义文学的勃起 　　4.通俗文学的新特点 　　5.本土文学的发展 　　七、香港代表性作家作品 　　1.刘以鬯的小说 　　2.金庸的小说 　　3.徐薡的小说 　　4.侣伦、舒巷城的小说 　　5.西西、梁锡华的小说 　　6.陶然、东瑞的小说 　　7.黄碧云、董启章、钟晓阳的小说 　　八、澳门文学 　　1.澳门文学发展总体风貌 　　2.澳门当代文学创作概况 　　3.陶里、苇鸣、淘空了的诗 　　4.李鹏翥、林中英、凌稜的散文 　　5.鲁茂、周桐、寂然的小说 　　后记　　

曹禺作品精选

作者：  [曹禺著];且夫选编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简介：曹禹，著名剧作家。1933年开始戏剧创作。1933年发表处女作《雷雨》，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1935年创作了《日出》，1940年写成《原野》。 本书收有以三部著名剧作。《雷雨》把两个家庭前后30年间复杂的人物纠葛集中于一天之内，揭示了旧社会制度的罪恶和悲剧；《日出》以大都市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展现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也预示了光明即将来临的美好前景；《原野》以北平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为背景，描写了在当时社会经济衰败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展现了新一代追求美好生活的艰苦历程。三个剧作，展示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内容深刻，技艺独特。

舞剧《情殇》交响组曲

作者：  陈丹布　著

出版社：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2年09月

简介：　　舞剧《情殇》取材于曹禺的话剧《雷雨》。 该剧以周朴园端起药碗再次逼迫繁漪喝药为触点，透过繁漪的主观视角，围绕她与周朴园、周萍、四凤等人物的矛盾关系和情感纠葛，回逆那一幕幕悲剧，从而揭示出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买办资产阶级的虚伪和精神堕落的本质，并表现了在封建压迫下女人为追求爱情自由而不怕自我毁灭的精神。 舞剧《情殇》交响组曲选取以下六个段落组合而成： 一、序——繁漪的独白 二、劝药——繁漪与周朴园的双人舞 三、爱情双人舞l——周萍与繁漪 四、爱情双人舞ll——周萍与四凤 五、夺情——周萍、繁漪及四凤的三人舞(帕萨卡里亚变奏) 六、认母的悲剧——群舞(固定旋律变奏)

长征

作者：  王树增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011印)

简介：　　 《长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树增历时六年 　　、精心打造的巨著。王树增的《长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了 　　长征的重要意义，是红军长征70年以来，第一部用纪实的方式最全面的反 　　映长征的文学作品；王树增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实地采访了许多老红军战 　　士，书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资料都是首次披露；在书中，作者弘扬了长征 　　体现出来的国家统一精神和不朽的信念力量；此外，作者还讲述了在这一 　　伟大壮举许多感人小事，让我们通过丰富的细节更加亲近地去接触长征的 　　历史。 　　 《长征》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大量描写长征的作品中 　　显得特色鲜明，可以说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里最有阅读 　　价值的一本书。 　　 据悉，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曾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 　　，《1901年》获鲁迅文学奖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此外，他还获过中 　　国报告文学奖、曹禺戏剧奖等。他的新作《长征》，在出版过程中受到了 　　新闻出版署、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出版集团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高 　　度重视。 　　

海外学者论曹禺

作者：  田本相，邹红　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5-1

简介：　　在戏剧界，曹禺却可以被看作中国现代戏剧的确立者和集大成者。田本相、邹红主编的这本《海外学者论曹禺》是国内第一次出版的海外学者论述曹禺及其剧作的论文集。主要集结了日本学者佐藤一郎、阿部幸夫、饭冢容、濑户宏等人的研究成果。此外还有美国、加拿大学者，以及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等人的文章，港台学者的论文也有所收录。

老舍散文选集

作者：  老舍著;舒济编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简介：老舍生于1899年，逝于1966年，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有长篇讽刺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 1930年回国后先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创作有：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另出版有：《老舍幽默诗文集》及论文集《老牛破车》。 1937年，其代表作优秀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问世。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写作剧本，主要作品有：《国家至上》(与宋之合作)、《面子问题》、《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作)、《张自忠》、《大地龙蛇》、《谁先到重庆》及《归去来兮》等。另创作有长篇小说《火葬》，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东海巴山集》和通俗文艺集《三四一》。 1944年开始创作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 1946年3月5日，老舍与曹禺一同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进行讲学和访问。1946年年底，曹禺按原计划回国，老舍留美继续完成《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和《鼓书艺人》的创作，并且组织了《四世同堂》、《离婚》、《牛天赐传》 更多>>

雷雨

作者：  曹禺著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

简介：　　 曹禺编著的《雷雨(曹禺经典戏剧集)(精)》讲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闷夏的一个午后，从济南来到周公馆看望女儿四凤的鲁侍萍，在此与公馆 　　主人相遇，由此引出三十多年前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公馆内所有人物的 　　命运因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侍萍的悲剧又在女儿四凤身上重演。《雷雨(曹 　　禺经典戏剧集)(精)》的艺术成就仍是中国话剧界无法超越的经典。 　　

解读语文

作者：  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著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简介：　　当今中学语文课堂上普遍存在这样的怪象：学生对课文感到“一望而知”，老师却在学生已知的话语上纠缠不休，甚至人为制造混乱。虽然多年来教学改革五花八门，然而未能改变“语文课上和不上一个样”的普遍抱怨。从根源上反思，语文教学的弊病主要在于文本阅读的无效与低效。 　　本书遴选了部分中学语文的经典文本，包括鲁迅、朱自清、郁达夫、曹禺、都德、契诃夫等古今中外作家的作品，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三位著名教授针对同一文本分别进行解读，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运用不同的方法，展现不同于惯常的定论，甚至纠偏传统观点，为广大教师提供文本解读的范例。

Inside and Outside a Fortress Besieged:A Study Zhongshu’s Literary World

作者：  陆文虎著

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04

简介：　　陆文虎，男，1950年4月3日出生，甘肃榆中人。文学硕士。1968年2月从北京101中学入伍，曾在福州军区空军任宣传士事、组织干事。1982年任解放军文艺社编辑。1983年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干事，后任艺术局副局长、局长，现伥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主要社会职务有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会理事。曾任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奖、中国作家协会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中国戏剧家协会曹禺戏剧奖评委。 　　 著有《风格与魅力》《钱锺书的文学世界》等。编有钱锺书《谈艺录》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中国当代军事文学选》等。译有《[围城]英译本导言》等。曾创办学术丛刊《钱锺书研究》《钱锺书研究采辑》。 　　 　　作者为国内最早的钱锺书研究学者之一，在海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本书以多姿多彩的学者之笔，从不同角度论及著名作家、学者、教授钱锺书先生兼综中西、独树一帜的学术成就，展示了钱先生其人其学的无穷魅力。“钱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抉剔入微、灵思飞扬的卓特见地，洞穿壁障、破除陈言的刻意追求，还是坐拥书城、手不释卷的终身嗜好，淡泊宁静、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对于读者开拓心胸、读书治学以及加强文德修养，都具有启迪借鉴的作用。 　　 　　

跨文化之旅：奥尼尔与中国

作者：  沈建青

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年12月

简介：
《跨文化之旅：奥尼尔与中国》是作者多年从事奥尼尔研究的成果。该著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注意将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文本细读与实地考查相结合、跨文化视角与女性视角相结合，资料丰富详实，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可读性，可供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阅读和参考。
【目录】

引 言 / 001
*部分
从东到西，从西向东：寻找奥尼尔的足迹 / 015
一、奥尼尔与波士顿 / 015
二、奥尼尔与哈佛 / 024
三、访问大道别墅 / 035
四、奥尼尔在波士顿的*后岁月 / 054
五、海上经历与奥尼尔的戏剧创作 / 065
第二部分
重读奥尼尔：奥尼尔戏剧中的性别问题和女性形象 / 081
一、奥尼尔早期戏剧中的女性形象 / 081
二、 此处无声胜有声：谈《送冰的人来了》 / 097
三、疯癫中的挣扎和抵抗：谈《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玛丽 / 108
四、寻找女性的天空：再谈《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玛丽 / 118
五、夹缝中求生存：谈《月照不幸人》中的乔茜 / 124
六、局限与超越：再谈《月照不幸人》 / 133
第三部分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 / 143
一、同气相求：廖可兑与中国的奥尼尔研究 / 143
二、戏曲舞台上的《榆树下的欲望》：观川剧《欲海狂潮》 / 154
三、教室里的《天边外》：奥尼尔戏剧教学活动侧记 / 164
四、奥尼尔热在中国：奥尼尔戏剧近百年的中国之旅 / 170
主要参考文献 / 189
附录一 / 203
附录二 / 223
附录三 / 227
附录四 / 230
附录五 / 232
附录六 / 235
附录七 / 240
后 记 / 246

引言
尤金·奥尼尔（Eugene O' Neill，1888—1953）是美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被誉为“美国现代戏剧之父”“美国的莎士比亚”“美国20世纪*伟大的剧作家”。由于他在戏剧领域的杰出成就，他先后四次获得普利策奖，并且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戏剧不仅对美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现当代戏剧也产生了推动作用；他既是世界戏剧史上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
（一）
1888年10月16日，奥尼尔诞生于纽约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父亲詹姆斯（James O' Neill）是一位自学成才、颇有名气的戏剧演员；母亲埃拉（Ella Quinlan O' Neill）出身富裕商人家庭，婚后伴随丈夫在各地巡回演出，过着行无定所的生活，产后染上毒瘾并且多次复发。奥尼尔在父亲演出的后台度过幼年。1895年，奥尼尔被送进寄宿学校；1906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第二年辍学未归，被学校除名；之后的几年，在茫然和苦恼中度过。1910年，奥尼尔开始海上漂泊和闯荡，当过水手，打过零工；1912年，因患肺结核住进一家农场疗养院。在疗养院期间，他开始创作独幕剧，从此走上戏剧创作之路。1914年，奥尼尔进入哈佛大学戏剧写作班，学习戏剧写作技巧；1915年，来到纽约格林威治村，继续进行戏剧创作；1916年，投入美国小剧场运动，成为普罗文斯顿剧社（Provincetown Players）的核心人物之一，陆续上演了一系列早期剧作。1920年，《天边外》（Beyond Horizon，1918）[]在纽约成功上演，奥尼尔一举成名。成名后的奥尼尔笔耕不辍，直到*后疾病夺走了他写作的能力。
奥尼尔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他生于纽约百老汇大街巴里特旅馆（Barrett House），[]在孤独中长大。由于缺乏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家庭温暖，他从小产生了一种无家可归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在其性格和创作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他有过三次婚姻，前两次都以离婚告终。1909年，奥尼尔与凯思琳·詹金斯（Kathleen Jenkins）因一夜情而有了孩子，不得已秘密结婚，但从未一起生活，1912年正式离婚。1918年，奥尼尔与通俗小说家艾格妮丝·博尔顿（Agnes Boulton）相爱并结婚，1927年关系破裂，1929年正式离婚。同年，奥尼尔与演员卡洛塔·蒙特雷（Carlotta Monterey）在法国正式结婚。[]奥尼尔有三个亲生子女，但他们都成了他晚年苦涩的回忆：长子小尤金（Eugene， Jr.）曾经事业有成，后染上酗酒恶习，于1950年自杀；次子沙恩（Shane）常年颓废，吸毒成瘾，1948年因毒品交易被警方拘留，奥尼尔拒绝支付赎金，此后父子往来断绝；女儿乌拉（Oona）不顾奥尼尔反对，1943年嫁给年龄比父亲还大的影星卓别林，父女关系决裂。[]此外，这位死后备受推崇的作家，晚年还遭到美国剧场的冷落。种种不幸使奥尼尔饱经人间的苍凉。更为不幸的是，晚年的奥尼尔还遭受了一种疑似帕金森症的疾病折磨，双手颤抖严重，无法握笔写作，令他感到生不如死。他在波士顿一家酒店的病床上度过了生命*后的两年多时间，于1953年11月27日去世。去世前，他对自己的坎坷的一生归结为：生于旅馆，死于旅馆。
奥尼尔去世后，按照其遗愿，没有举行公开葬礼。他的墓碑和碑文也非常简朴。然而，他留给世人的艺术遗产和精神财富，却为他在世界戏剧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二）
奥尼尔是一位勤奋、执着的戏剧家。他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五十余部作品。他的戏剧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913—1919年，是奥尼尔创作的早期，也是其创作的实习期。这一时期的创作以独幕剧为主，主要取材于作家早年的生活经历。不少独幕剧或以海洋为背景，或以水手的海上生活为题材，被称为“海洋剧”，其中主要有：《渴》（Thirst， 1913）、《警报》（Warnings， 1913）、《雾》（Fog，1914）、《东航加迪夫》（Bound East for Cardiff， 1914）、《归途迢迢》（The Long Voyage Home， 1917）、《在交战区》（In the Zone， 1917）、《鲸油》（Ile， 1917）、《加勒比群岛之月》（Moon of the Caribbees， 1917）、《划十字的地方》（Where the Cross Is Made， 1918）等。奥尼尔的早期作品还涉及婚姻和家庭、两性关系、梦想与现实等题材，这类作品主要包括：《热爱生活的妻子》（A Wife for a Life， 1913）、《网》（The Web， 1913）、《堕胎》（Abortion，1914）、《早餐之前》（Before Breakfast， 1916）、《绳索》（The Rope， 1918）、《爱幻想的孩子》（The Dreamy Kid， 1918）等独幕剧，以及《奴役》（Servitude， 1914）、《救命草》（The Straw， 1919）和《天边外》等多幕剧。
《天边外》是奥尼尔早期的代表作。该剧创作于1918年，是一部以写实主义为主、具有浪漫色彩的命运悲剧，集中体现了作家早期创作的主题和风格。该剧关注人的悲剧命运，侧重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作品具有忧伤、浪漫的情调。
主人公罗伯特是作家笔下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生性敏感，具有诗人气质，向往天边外的世界，渴望离开闭塞的农庄，却与哥哥安德鲁同时暗恋着邻家女孩露丝。罗伯特因爱情放弃了追求梦想的机会，留在农庄；在遭遇许多不幸之后，身染重病，病入膏肓。*后，他拼命爬到山坡，再次眺望远方，含恨死去。剧中其他主要人物也都遭受了命运的无情捉弄：安德鲁因失恋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农庄，*后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露丝婚后不久发现自己爱的其实不是罗伯特，而是安德鲁，而她苦苦等待的结果却是绝望。该剧情节曲折，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作品通过人物的悲惨命运，刻画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人违反本性所造成的悲剧结局。作家使用舞台分割技巧和象征手法，在开阔的室外和狭窄的室内两个场景的变换中，推进剧情，凸显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着力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该剧1920年在百老汇上演，一鸣惊人，获得普利策奖。该剧的成功上演，标志着作家实习期的结束和成熟期的开始。
1920—1934年，是奥尼尔创作的中期，也是他对戏剧艺术进行广泛实验和探索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以表现主义为主的《琼斯皇》（The Emperor Jones， 1920）和《毛猿》（The Hairy Ape， 1921），以写实为主、兼容表现主义的作品《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 1920）、《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All God' s Chillun Got Wings， 1923）、《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 1924），以中国元代为主要背景、大量使用反讽艺术的《马可百万》（Marco Millions， 1925），以象征主义为主的《大神布朗》（The Great God Brown， 1925），带有浓郁神秘主义色彩的《拉扎勒斯笑了》（Lazurus Laughed， 1927），以意识流手法为主的九幕长剧《奇异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 1927），具有古希腊悲剧风格和现代心理分析特点的《悲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1931），以及充满家庭温馨气氛的喜剧《啊，荒野！》（Ah， Wilderness！1933）。在这一创作阶段，作家不仅关注普通人的不幸遭遇，而且关注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和现代人的心灵悲剧，作品更为成熟，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这一时期的作品上演后，赢得了国内外高度赞扬。其中，《安娜·克里斯蒂》、《奇异的插曲》分别于1922年、1928年获得普利策奖，《悲悼》得到西方评论界的一致好评，《琼斯皇》更是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
《琼斯皇》被公认为表现主义的经典之作。剧中主人公琼斯原处于美国社会底层，后从白人老爷那里学会了狡诈和残忍，在一个黑人岛屿当上皇帝，变本加厉地剥削和欺压当地黑人。在阵阵鼓声召集下，当地黑人联合起来反抗。琼斯逃入原始森林后迷路，*后在极度恐惧中丧命。该剧以高超的艺术手法，生动形象地展示了琼斯在逃亡中的复杂心理活动。作家对非洲鼓声的运用尤其令人折服：随着主人公紧张情绪的加剧，从幕后传来的阵阵鼓声愈加急促，产生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1934—1943年，是奥尼尔创作的后期。这个时期是奥尼尔戏剧的冷遇期，也恰恰是他创作*成熟的时期。1934年，《无穷的岁月》（Days Without End， 1933）上演时受到美国剧场的冷遇。奥尼尔在失望中离开了纽约。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离群索居，没有上演任何新作品。由于疾病加重，他的写作越来越困难，但他仍然以非凡的毅力坚持潜心创作；人们普遍认为他已经江郎才尽，而他却默默地完成了多部杰作。
1935年，奥尼尔开始构思和创作大型组剧。这个大型组剧共包括11部剧，总称为《占有者自己剥夺自己的故事》（A Tale of Possessors Self-Dispossessed），主题是通过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几代人在美国的兴衰史，揭示拜金主义对心灵的腐蚀。可惜，由于疾病日益严重，奥尼尔没能完成这个大型组剧。1939年，他意识到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完成全部的写作计划时，他决定烧毁所有未完成的组剧作品。[]
1939—1943年，是奥尼尔创作的*后阶段，也是他创作的*阶段。除了继续创作组剧中的《更庄严的大厦》（More Stately Mansions， 1939）和《诗人的气质》（A Touch of the Poet， 1942），作家将目光转向自己的早年生活和过去所熟悉的人，完成了《送冰的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 1939）、《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Long Day' s Journey into Nigh， 1941）、《休伊》（Hughie， 1942）、《月照不幸人》（A Moon for the Misbegotten， 1943）。这几部作品侧重描写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悲剧性，着力表现“没有希望的希望”和悲剧中人性的崇高。在这几部作品中，作家给予人物深切的同情，戏剧冲突也多以人物间的和解而告终。这些作品，不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创作手法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
《送冰的人来了》是奥尼尔后期*重要的作品之一，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戏剧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该剧描写一群被社会遗弃、无路可走的人聚集在一家下等酒馆，醉生梦死，同病相怜，依靠自欺欺人的“白日梦”活着；他们谈论过去和明天，只是为了忘却今天的痛苦。作家在谈到这部作品时说：“世上总会有一个梦想存在，一个*后的梦，不管你跌进多深的深渊，即使跌到深渊的底部。”[]在他笔下，被世人视为荒诞可笑的“白日梦”成了剧中人物赖以为生的寄托。该剧深刻揭示了社会底层的生存悲剧，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21世纪的评论界把该剧称作“存在主义戏剧”，并且常常将该剧与贝克特的名剧《等待戈多》相提并论。[]其实，不论是从创作的时间看，还是从作品的主题和艺术特点看，奥尼尔的《送冰的人来了》都领先于《等待戈多》，领先于时代。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是一部“凝聚着泪和血”的自传体家庭悲剧。该剧以深沉的感情、质朴的写实风格、鲜活的人物形象而著称，被视为奥尼尔的代表作。剧中的埃德蒙（以作家自己为原型），内心敏感，渴望家庭温暖；詹姆斯（以作家的父亲为原型），出身贫困，成名后靠商业演出挣钱，视钱如命，放弃了艺术追求；玛丽（以作家的母亲为原型），婚前生活环境优越，婚后陪同丈夫巡回演出，常年四处奔波，明显不适，产后被庸医所误，染上毒瘾；吉米（以作家的兄长为原型），愤世嫉俗，酗酒纵欲，有恋母情结。作家深刻表现了剧中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内心痛苦和矛盾、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以及*终相互的谅解和宽容。该剧结尾时，玛丽进入了吗啡的迷幻状态，以大段的舞台独白追忆少女时代的生活和理想，而其他三人几乎同时放下手中的酒杯，一动不动地听着她的诉说，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作家后来又在《月照不幸人》中续写了吉米的悲剧命运，通过女主人公对吉米的爱情和宽恕，再次表达了作家对心酸往事“深深的怜悯、理解和原谅”。
1945年，奥尼尔重返纽约。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先后推出了《送冰的人来了》和《月照不幸人》。这两部作品的上演，结束了奥尼尔戏剧多年在美国舞台上的沉寂，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引起世人的注意，但这两部剧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当时的美国观众仍然沉浸在二战结束后的狂欢与战胜国的自豪中，无法理解奥尼尔关于普通人的深沉悲剧。奥尼尔对美国剧场再度感到失望，决定不再上演其他作品。奥尼尔去世后，《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于1956年2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成功上演，同年10月和11月又先后在美国波士顿和纽约上演，震撼了戏剧界和评论界。1957年，该剧被追授普利策文学奖——这是奥尼尔第四次获得该奖。继《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之后，《送冰的人来了》和《月照不幸人》东山再起，重新上演后产生了热烈反响。接着，奥尼尔其他后期作品也陆续成功上演。现在，奥尼尔的戏剧不仅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而且作为文学作品被广泛阅读和研究。
（三）
奥尼尔不仅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而且博览群书，深谙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以及易卜生、斯特林堡等人的现代戏剧，熟悉叔本华、尼采、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等人的思想理论，对东方哲学和宗教也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对中国的道家思想尤其感兴趣。他从自己熟悉的真实生活中获取思想和创作源泉，同时又从东西方文学艺术和各种思想中汲取养分，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戏剧美学思想和艺术风格。
奥尼尔是一位现代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造性地继承了西方古典悲剧的传统，具有很强的悲剧精神和现代特点。他主张写悲剧。对他而言，悲剧具有古希腊人所赋予的意义。“生活的悲剧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意义。人如果不在与命运的斗争中失败，人就成了平庸的动物。”[]他认为悲剧具有使人精神升华、使生活变得崇高的巨大力量。悲剧使人振奋，激发人追求更丰富的生活，使人摆脱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贪婪。“悲剧能使人在精神上对生活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使人从日常生活的琐碎考虑中解脱出来，使生活变得崇高。”[]他主张写现代生活的悲剧性、悲剧中人性的美和理想的崇高。他认为：理想使人不断奋斗，使生活有了意义；理想越高，实现理想的可能性就越小；当人追求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时，他必然成为悲剧性的人物。然而，“只有悲剧性才包含具有真理价值的美，崇高的东西永远具有有悲剧性。”[]当人们在舞台上看到悲剧时，“会感到自己没有希望的希望在艺术中变得崇高。”[]在戏剧功能方面，他认为戏剧应该成为一种激励人心的源泉，将人的自我认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剧作家要从日常生活中发掘戏剧性和悲剧性，并且要像心理学家那样探索心灵的奥秘，揭示出内心深处*隐秘的矛盾，展现人生真实的面貌。剧作家还应该挖掘“当代疾病的根子，即旧的上帝已经死去，而科学与物质主义又不能成为新的上帝以满足人类原始的宗教本能，使他们找到生活的意义，面对死亡无所畏惧。”[]奥尼尔在创作中，以各种形式揭示现代社会人为物役、心灵无处归依的悲剧，并且努力“在似乎是*卑鄙下贱的生活中找到悲剧那种使人理想化的崇高品质。”[]正如诺贝尔颁奖辞所言，他的戏剧表现了一种令人钦佩的“力量、真诚和深切的激情”，以及“独到的悲剧观”。[]
奥尼尔是一位具有很强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剧作家。对拜金主义的抨击，以及寻找现代人灵魂的家园，构成了奥尼尔戏剧一贯的主题。1946年，在《送冰的人来了》上演前夕，他在接受采访时，对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我的基本理论是：美国并不是世界上*成功的国家，而是很大的失败者……实际上，《圣经》对此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得到了整个世界而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美国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另一次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我们应该告诉学校的孩子们：我们和世界上别的国家一样，走的是一条自私和贪婪的道路。我们谈论美国梦，而且要向世界宣讲美国梦，但是什么是美国梦呢？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外乎是追求物质享受之梦罢了。”[]他的作品从不同方面，揭示贪婪对理想的毁灭和对灵魂的毒害，展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悲剧，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现实意义。
奥尼尔毕生反对商业化戏剧和肤浅的舞台风格，不断地进行戏剧实践与创造，不断地探寻新的表现方法。他在创作中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融合在一起，把小说手法与戏剧技巧结合在一起，拓展了戏剧表现范围。他擅长使用各种舞台手段，诸如面具、合唱队、内外景混合布景、独白和旁白、背景和道具、音响效果等，烘托气氛，外化人物的内心世界。他还善于使用形式多样的象征手法，深化主题思想，增强艺术表现力。在人物形象、戏剧情节和戏剧冲突方面，他注重以现代社会的普通人、底层人物为描写对象，着力表现他们的悲剧人生。随着戏剧艺术的成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情节和戏剧冲突在剧中的作用越来越淡化，而人物的心理矛盾和内心冲突越来越重要。他以不懈的努力，为人类的戏剧艺术做出了创造性贡献，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四）
奥尼尔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收藏和阅读了不少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学艺术的书籍，对老子和庄子的神秘主义思想尤其感兴趣。他力图从东方哲学思想中寻找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良药，从东方文学艺术中寻找素材和灵感，以丰富自己的创作题材和表现方法。1925年，他创作了以中国元代为主要背景的《马可百万》。1928年，他实现了东方之旅的愿望，到达了上海。1937年，奥尼尔夫妇在加州僻静的山谷建造了一所中式住宅，并以汉字命名为“大道别墅”（Tao House）；他在那里完成了*后几部不朽之作。
奥尼尔和中国的缘分，不仅体现在他对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兴趣，以及其作品所具有的东方色彩，而且表现在其戏剧在中国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传播和影响上。
奥尼尔戏剧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被介绍和引进到中国。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他的不少作品都陆续有了中译本。其中，《早餐之前》、《天边外》、《琼斯皇》等剧还在中国改编和演出。他的戏剧艺术影响了洪深、曹禺等剧作家的创作，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80年代，奥尼尔戏剧在中国再度引起浓厚兴趣；奥尼尔戏剧的翻译、出版、教学、研究、改编和演出在中国全面展开。《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悲悼》等剧多次出现在中国话剧舞台上。其中，根据《安娜·克里斯蒂》改编的中国话剧《安娣》（Andi），于1984年在美国导演、奥尼尔戏剧中心主席乔治·怀特（George White）指导下，由中央戏剧学院成功搬上舞台，揭开了中美艺术界围绕奥尼尔戏剧进行友好交流与合作的新篇章。
1985年，奧尼尔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此后，中心每隔两年组织一次全国奥尼尔戏剧研讨会，推动了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1988年，国际奥尼尔学术会议在南京举办、奥尼尔戏剧艺术节在南京和上海举办，促进了中国与外国学界和艺术界的广泛交流。1989年，根据《榆树下的欲望》改编的川剧《欲海狂潮》在成都上演，拉开了中国戏曲舞台改编和演出奥尼尔戏剧的序幕。90年代以后，围绕奥尼尔戏剧的研究热、改编热和演出热持续升温。除了《榆树下的欲望》《奇异的插曲》《悲悼》等中期作品，奥尼尔的《送冰的人来了》《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等后期作品也都开始在中国上演。除了话剧演出，他的戏剧还改编为京剧、越剧、川剧、曲剧、甬剧等，出现在中国多姿多彩的戏曲舞台上。其中，《榆树下的欲望》尤其受到中国舞台的青睐。该剧涉及现代社会常见的物欲、情欲问题，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家庭矛盾和悲剧，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舞台表演性，成为改编和演出的热点。继川剧《欲海狂潮》之后，《榆树下的欲望》改编为曲剧《榆树古宅》，于2000年由河南曲剧团推向舞台。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研究界和艺术界对奥尼尔戏剧的热情仍然不减当年。关于奥尼尔的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改编后的奥尼尔戏剧不断亮相舞台。《榆树古宅》于2002年成功访美演出；2014年，甬剧《安娣》、川剧《欲海狂潮》也都先后在美国进行了访问演出。奥尼尔戏剧已经成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重要桥梁。

L’orage:Piece En Quatre Actes

作者：  曹禺著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2004

简介：　　《雷雨1.2 (汉法对照)》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曹禺编著的，内容简介：周朴园——某煤矿公司董事长，五十五岁、周蘩漪——其妻，三十五岁、周萍——共前妻生子，年二十八、周冲——蘩漪生子，年十七、鲁贵——周宅仆人，年四十八、鲁侍萍——其妻，某校女佣，年四十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