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讲演录

作者：  李建中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　　 《文心》是美文，龙学是显学。用骈体写成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 　　学批评史上最为伟大的理论巨著，因而《文心雕龙》的研讨和讲疏是一件 　　既有价值又有魅力的工作。本书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在介绍刘勰生平际 　　遇和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以现代文艺学及文艺心理学的视界和方法，重新 　　解读《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及批评理论，着力揭橥刘勰独特的思维方式 　　和话语方式对于21世纪中国文论的启示和意义。 　　 本书作者于上世纪80年代师从龙学泰斗杨明照先生专攻《文心雕龙》 　　，在高校研习、讲授《文心雕龙》已有二十多年。本书既是讲课实录，亦 　　为龙学心诀。本书对《文心雕龙》的讲授，既考镜源流、辨析义理，又赏 　　析丽辞、品藻佳构；既有关于刘勰其人其书的叙事，又有关于《文心》新 　　义的妙评。刘勰喟叹阅读之快感是“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相 　　信本书的阅读也会给您带来这种欣乐。 　　

抱朴子外篇校笺.下

作者：  (晋)葛洪撰;杨明照校笺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7

简介：《抱朴子外篇》是晋代葛洪所撰的一部著名子论，与《抱朴子内篇》论述范围、思想倾向均不相同。本书着重宣扬儒家思想并吸收名法各家之学。原书意深文艰，《校笺》以平津馆丛书本为底本，参校10余种重要版本，在广搜前人论说的基础上，对该书第一次全面整理，校勘精细，注释详明。

文心雕龙讲疏

作者：  王元化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07月

简介：
王元化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文心雕龙》，1979年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此作初版即为当时大家所推重，郭绍虞、季羡林、徐复观、王力、钱仲联、王瑶等均予以充分肯定。与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同获首届比较文学荣誉奖。后来多次修订出版，*后定名为，《文心雕龙讲疏》。
本书辨定刘勰出身为庶族，刘勰思想基本以儒家思想为骨干，指出了刘勰思想的前后变化，讲了刘勰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且对《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作了释义本书是研究《文心雕龙》的经典，对我们创作也很有启发，很值得一读。
【目录】
新版前言
序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
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
《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

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
附释：一、心物交融说“物”字解
二、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
三、审美主客关系札记

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关于艺术想象
附释：一、“志气”和“辞令”在想象中的作用
二、玄学言意之辨撮要
三、刘勰的虚静说

释《体性篇》才性说——关于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
附释：一、刘勰风格论补述
二、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附释：一、“离方遁圆”补释
二、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
三、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点说明
四、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释《情采篇》情志说——关于情志：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
附释：一、《辨骚篇》应归入《文心雕龙》总论
二、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

释《镕裁篇》三准说——关于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
附释：一、思意言关系兼释《文心雕龙》体例
二、文学创作过程问题

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关于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
附释：一、文学创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

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关于创作的直接性
附释：一、陆机的应感说
二、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
1983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演讲
1984年在上海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1988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序
《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文心雕龙讲疏》日译本序

备考
一、郭绍虞
二、曾祖荫
三、钱仲联
四、徐复观
五、季羡林
六、程千帆
七、兴膳宏
八、朱寨
九、牟世金
十、胡厚宣
十一、罗宗强
十二、钱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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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很少记载，现在留下的《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几乎是仅存的文献资料。这两篇传记过于疏略，甚至未详其生卒年月。清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根据《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不在梁时而在齐末。所据理由有三：一、《时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二、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三、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赞美，绝无规过之词。《书后》又说：“东昏上高宗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这一考证经过近人的研究，已渐成定谳。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根据此说进一步考定刘勰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撰《文心雕龙》，时三十三四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相契。从而推出刘勰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约当宋泰始初年（465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间（520或521年）卒，得年五十六七岁。至此，刘勰的生平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关于刘勰的卒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就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并《梁僧传》中有关资料，加以对勘，写成《梁书刘勰传笺注》。这篇笺注虽不越《梁书》本传范围，但对刘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齐以后入仕的经历，都有相当丰富的增补。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仍留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这里首先想要提出刘勰的身世问题。
《梁书》本传说到刘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几句话：“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灵真、刘尚二人，史书无传，事迹已不可考。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灵真为宋司空秀之之弟，而秀之又是辅佐刘裕的谋臣刘穆之的从兄子。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从刘穆之、刘秀之两传来推考刘勰的家世了。杨明照《本传笺注》曾参考有关资料，制出刘勰的世系表①。《本传笺注》分析刘勰的世系表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尤众，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这里所说的臧氏，亦为东莞莒人，是一个侨姓大族，其中如臧焘、臧质、臧荣绪、臧严、臧盾、臧厥等，史书并为之立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称：“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②其中所举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外，就有东莞臧氏在内。《本传笺注》虽然没有明言刘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配东莞臧氏，似乎认为刘勰也是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这种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序录》作者直截了当地把刘勰归入士族。近来探讨刘勰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说。
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这是研究刘勰身世的关键问题。自然，在南朝社会结构中，无论士族或庶族，都属于社会上层（当时的下层民众是小农、佃客、奴隶、兵户、门生义故、手工业劳动者等）。但是由于南朝不仅承袭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门选制，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权。士、庶区别是南朝社会等级编制的一个特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南史?王球传》来说明：“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典章。当时士族多是占有大块土地和庄园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领有部曲，拥兵自保。晋代魏改屯田制为占田制后，士族可以按照门阀高低，荫其亲属。这也就是说，通过租税和徭役对被荫庇的族人和佃客进行剥削。他们的进身已无须中正的品评，问题全在区分血统，辨别姓望。在这种情况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的“谱学”成了专门名家的学问，用以确定士族的世系，以防冒滥。士族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实际上成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幕后操纵者。至于庶族则多属中小地主阶层，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进行搜刮、土地急剧集中的时代，他们占有的土地时有被兼并的危险。在进身方面，他们由于门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压抑，绝不能像士族那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晋书》载刘毅陈九品有八损疏，**条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意思说庶族总是沦于卑位。左思在《咏史诗》中也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到了宋、齐两朝，庶族进身的条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书?武帝纪》载齐时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规定③。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侥幸升迁高位，但都遭到歧视和打击。《晋书》记张华庶族儒雅，声誉日隆，有台辅之望，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闲隙，欲出华外镇。《宋书》记蔡兴宗居高位，握重权，而王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南齐书》称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畏惧之色。尝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士、庶区别甚至并不因位之贵贱而有所改变。所谓“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文苑英华》引《寒素论》）。所以，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说，庶族都时常处于升降浮沉、动荡不定的地位。
根据笔者对刘勰家世的考定，并参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理由有下面几点：
**，按照士族身份的规定，首先在于魏晋间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积世文儒为贵，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数。可是我们在刘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个在魏晋间位列清显的祖先。秀之、灵真的祖父爽，事迹不详，推测可能是刘氏在东晋时的*早人物。《南史》只是说他做过山阴令，而晋时各县令系由卑品充任。至于世系表称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则颇可疑。此说原本之《宋书?刘穆之传》，似乎应有一定根据。但是，南朝时伪造谱牒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新贵在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据《南史》改削《齐书》本纪一事推知。《齐书》本纪曾记齐高帝萧道成世系，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南史?齐本纪》直指其诬说：“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可见《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实录为依据的。据此，我们知道东莞刘氏不仅没有一个在魏晋间致位通显的祖先，而且连出于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这是刘勰并非出身土族的**个证据。
第二，在刘氏世系中，史书为之立传的有穆之、穆之从兄子秀之、穆子曾孙祥和刘勰四人（其余诸人则附于各传内）。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刘氏世系中*显赫的人物。据《宋书》记载，穆之是刘宋的开国元臣，出身军吏，因军功擢升为前军将军，义熙十三年卒，重赠侍中司徒，宋代晋后，进南康郑公，食邑三千户。秀之父仲道为穆之从兄，曾和穆之一起隶于宋高祖刘裕部下，克京城后补建武参军，事定为余姚令。秀之少孤贫，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远近安悦。卒后，追赠侍中司空，并赠封邑千户。穆之、秀之都被追赠，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自然应该归入官僚大地主阶级。可是，从他们的出身方面来看，我们并不能发现属于士族的任何痕迹。穆之是刘氏世系中*早显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却有着充分证据说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宋书》记刘裕进为宋公后追赠穆之表说：“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此表为傅亮代刘裕所作，亦载于《文选》，题为：《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这里明白指出穆之出身于布衣庶族。《南史》也曾经说到穆之的少时情况，可与此互相参照：“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此事亦见于宋孔平仲之《续世说》）这段记载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说法相契。在当时朝代递嬗、政局变化的情势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军功而被拔擢高位，参与了**统治集团。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这里可举一个突出的事例。《南史》称：“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这个例子清楚说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连皇帝都爱莫能助。我们在《南史?刘祥传》里还可以找到有关穆之身世的一个旁证：“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刘祥是穆之曾孙，时隔四世，仍被士族人物呼为“寒士”，更足以说明刘氏始终未能列入士族。“寒士”亦庶族之通称（《唐书?柳冲传》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即以寒士与世胄对举）。总之，细审刘穆之、刘秀之、刘祥三传的史实，刘氏出身布衣庶族，殆无疑义，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再从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首先，这就是《梁书》本传所记下面一段话：“初，勰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初。案此时刘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祐校定经藏，且为定林寺僧超辩墓碑制文（据《梁僧传》载，超辩卒于齐永明十三年），不能说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另一方面，当时沈约与定林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里只要举出定林寺僧法献于齐建和末卒后由他撰制碑文一事即可说明。法献为僧祐师④，齐永明中被敕为僧主，是一代名僧。刘勰与僧祐关系极为深厚，而僧祐地位又仅次于其师法献。沈约为法献碑制文在建武末，《文心雕龙》成书在中兴初，时间相距极近。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沈约，似乎并不十分困难。为什么《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刘勰不利用自己在定林寺的有利地位以及和僧祐的密切关系去会见沈约，相反却无由自达，非得装成货鬻者干之于车前呢?这个疑问只能用“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才能解答。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际为美德。庶族人物即使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往见士族，仍不免会受到侮辱。这类故事史籍记载极丰，不烦赘举。沈约本人就是极重士、庶区别的人物，《文选》载他所写的《奏弹王源》一文可为证。东海王源为王朗七世孙，沈约以为王源及其父祖都位列清选，竟嫁女给富阳满鸾；虽然满鸾任吴郡主簿，鸾父璋之任王国侍郎，可是满氏“姓族士庶莫辨”，因此“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斯为甚”。刘勰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这样一个人物，只有出于装成货鬻小贩之一途了。其次，《梁书》本传又说，沈约得书取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重视的原因，前人多有推测，以为在于《声律篇》，因为它和沈约自诩独得胸襟的《四声谱》有相契之处。纪昀《沈氏四声考》曾谓：“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这是不无理由的。距此时不久，刘勰就于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⑤。不过，尽管《文心雕龙》见重于沈约，尽管刘勰入仕后又被昭明太子所爱接，但二人的史传和留下的文集，竟没有一件事涉及刘勰，也没有出现一句对他称道的话，可见他仍旧“未被时流所称”⑥，其原因很可能和他出身微贱有关。此外，刘勰少时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于贫寒庶族这件事才能较为圆满地说明。史称南朝赋役繁重，人民多所不堪，只有士族特邀宽典，蠲役免税。庶族自然不会得到优免。根据当时历史记载，一般平民为了避免沉重的课输徭役，往往只有进入寺庙，因为寺庙是享有特权的地方，入寺庙后可以不贯民籍，免于向政府纳税服役。《魏书?释老志》已有“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之语。《南史?齐东昏侯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出家疾病者亦免。”《弘明集》载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称：“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又僧顺《释三破论》引《三破论》曰：“出家者未见君子，皆是避役。”明明说出当时因避租役而入寺庙是普遍现象。当然，不可否认，刘勰入定林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以及便于读书等（当时的寺庙往往藏书极丰）。不过，我们不能把信仰佛教这一点过于夸大，因为他始终以“白衣”身份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再就刘氏家世来看，亦非世代奉佛，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⑦。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学或玄学思想。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的动机并不全由佛教信仰，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⑧。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晋书?范宁传》、《宋书?周朗传》都有当时平民“鳏居每不愿娶，生儿每不敢举”的记载。总之，从刘勰本人的一些事迹来看，只能用出身庶族、家境贫寒的原因才可以说明，否则便很难解释。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三个证据。
有了上面三个证据，现在回过头来，参照一下《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并没有在这部论著中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直接表示看法。自然，我们从《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和基本观点也可以推出刘勰的政治倾向。不过，这里需要找到一些可以用来论证刘勰家世的更直接的材料。就这方面来说，我以为《程器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字。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文人的德行和器用，藉以阐明学文本以达政之旨。其中寄慨遥深，不仅颇多激昂愤懑之词，而且也比较直接正面地吐露了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纪昀评《程器篇》说：“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纪昀这个说法虽然也看出一些问题，可是没有进一步去发掘其中意蕴，究明刘勰的愤懑针对哪些社会现象，只是笼统地斥之为“有激之谈，不为典要”就一笔带过了。直到*近，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始对《程器篇》作出较充分的分析。兹摘要录下：“细绎其文，可得二义：一者，叹息于无所凭借者之易召讥谤；二者，讥讽位高任重者，怠其职责，而以文采邀誉。于前义可见尔时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出于华宗贵胄，布衣之士，不易见重于世。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至隋文开皇中，始议罢之。是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之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这里显然把刘勰的愤激归结到士庶区别问题上面。现在我们就从《程器篇》援引下面几段文字来加以说明。
一、“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磐悬，丁路之贫薄哉!”——这里列举的前人仅西晋王戎时间*近，且出身势豪。（《晋书?王戎传》说他：“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其余管仲以下诸人，已经年代绵邈，似乎与士、庶区别问题无关。但是“纪评”指为非为典要的有激之谈正是针对这一段文字而发。细审其旨，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这里含有借古喻今的深意，表面似在指摘古代将相，实际却是箴砭当时显贵。《奏启篇》以“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为楷式，《谐篇》用“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来解释民间嘲产生的原因，也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这一点，只要再看一看下面一段引文就更可以明白。
二、“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这一段话*早为鲁迅所重视，他曾经在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中加以援引，并指出：“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勰对于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产生的种种恶习所感到的愤懑和不平。正如《校释》所说，他一方面慨叹于布衣寒族无所凭借而易招讥谤，另一方面不满于贵胄士流位高任重而常邀虚誉。《史传篇》：“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刘勰推崇“良史直笔”，而指摘某些史臣文士专以门阀高低作为褒贬的标准，亦同申此旨。
三、“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这里以妇人聪明来说明学文以达政之旨，寓有箴砭时弊之意。当时士族多不问政事，流风所扇，虽所谓英君哲相亦不能免，甚至武人亦沿其流。朝士旷职，多见宽容。《南齐书?褚渊传》称：“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梁书?何敬容传》载姚察之论曰：“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陈书?后主纪论》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这类情况，史不绝书，几乎随处可见。士流不问政事是由于尚于玄虚，贵为放诞。事实上，玄谈在当时已成了登仕之阶。《世说新语》曾记张凭因清谈得到刘真长赏识而被举为太常博士。任彦昇在《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中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这些都说明了属言玄远方能入仕。刘勰在《明诗篇》中也批评了江左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的不良倾向。《议对篇》则以贵媵还珠之喻斥责了“不达政体”的浮华文风。这种批评和《程器篇》“学文达政”的主张是声气相通、原则同贯的。
四、“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为什么以文人习武作为衡量梓材之士的标准呢?此说人多以为异。但是，我们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不难发现刘勰倡立此说的由来。史称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刘勰撰《文心雕龙》正在此时。当时中原沦丧已久，北魏迁都洛阳，出兵南侵，萧齐皇朝不仅毫无御侮决心，反而不断演出了自相残杀的丑剧。南渡后，士族偏安江左，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耽好声色，体羸气弱。这一点，可引《颜氏家训?勉学篇》的一段文字来说明：“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夫射御书数，古人并习，未有柔靡脆弱如齐梁子弟者。士习至此，国事尚可问哉?”刘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文事武备并重之论的。
五、“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此说出于儒家。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其所本。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刘勰的愤懑和不平，不会超越“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儒家思想界线。纪昀说他由于郁郁不得志而发愤著书，这个论断，大体不差。《诸子篇》“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感叹，也同样说明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道理。
根据上面的引文和说明来看，《程器篇》在许多场合都对士庶区别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而这种批评是正符合于一个贫寒庶族的身份的。由此同样得出了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结论，正与上文考定刘勰家世所得证据完全一致。确定了刘勰属于庶族，就不难发现，他的一生经历都和他的出身有关。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中，贫寒庶族往往处于动荡不定的地位：在经济上遭到排挤，在进身上受到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得时时忍辱含垢。这种受压抑、不稳定的地位使他们对当时社会中的某些黑暗现象感到不满。
刘勰的一生，经过了入寺—登仕—出家三个阶段。他在**个时期，由于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入寺庙，采取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权变之计，发愤著书⑨。他在《文心雕龙》中，吐露了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反对了代表门阀标榜的浮华尚玄的文风，提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从思想体系上来说，他恪守儒家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他处处都在强调仁孝，对儒家称美的先王和孔子推崇备至。从入寺以来，他就一直怀着儒家经世致用发挥事业的理想，当他一旦有了进身机会，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就马上登仕去了。因而，他从**阶段到第二阶段，即由居寺而登仕，完全是合逻辑的发展。这正反映了所谓“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人生观。他在第二个时期由于有了个人的前途，社会地位骤然提高，从而在思想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自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后，就在言行上充分表现出亦步亦趋地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梁书》本传称：“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据《本传笺注》分析：“步兵校尉因陈表而迁。”此说甚是。梁武帝即位不久即长斋素食，曾三次舍身入寺。刘勰陈表正好投合了这种需要⑩。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刘勰在这个时期所写的《灭惑论》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这篇论著标志着刘勰由儒家古文学派立场转变到向玄佛合流（此事将在下章中详论）。《灭惑论》中有一段话说：“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刘勰反对奉太平道的张角和五斗米道的孙恩，似乎是佛道之争。卢悚亦奉天师道。李弘事迹不详，但为道教徒似无疑问。《老君音诵戒经》云：“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晋时李弘有五，但在汉代史籍中，则尚未查出李弘名字。《灭惑论》所谓“余波所被，实蕃有徒”，正是指此而言。事实上，这种思想乃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力量。《诸子篇》：“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照刘勰看来，兵谋诡术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祸源，因此他对于儒家经典以外的《史记》、“诸子”颇多微词。尽管刘勰在仕途中抛弃了以前的愤懑，竭力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幻想通过妥协道路去实现自己纬军国、任栋梁的理想；可是，看来他在仕途中并不得志。梁武帝学兼内外，奉佛教而不废儒书，曾经在这两方面发起过许多活动，史籍和《弘明集》都留下不少记载，其中却找不到刘勰参与的任何痕迹，可见他并未得到梁武帝的重视。到了晚年，他仍落入以前郁郁不得志的处境。梁武帝只命他和僧人一起撰经。他的地位又和入寺时相差无几了。终于他选择了出家遁世的途径，作为自己的归宿。据《梁书》本传称：“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刘勰用燔鬓发自誓的坚决态度来启求出家，可能由于在仕途上感到了幻灭，怀有说不出的苦衷。这就是他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即由仕途而出家的原因。综上所述，刘勰的一生经历正表明了一个贫寒庶族的坎坷命运。他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入世思想，却不得不以出家作为结局。他不满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却不得不向**统治集团进行妥协。他恪守儒家古文学派立场反对浮华文风，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沆瀣一气。这些矛盾现象只有通过他的时代和身世才能得到*终的说明。

抱朴子外篇校笺.上

作者：  (晋)葛洪撰;杨明照校笺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1

简介：《抱朴子外篇》是晋代葛洪撰写的一部儒学著作，意深文艰，用典颇多。这部《校笺》以平津馆丛书本为底本，参校十余种其它版本，校注精审，多有创见。 本书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超越了扬雄、桓谭、王充、曹丕、桓范诸家，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毋庸讳言，葛洪的文学思想也有一些缺陷。其中最主的是：建安以来的文学，本已初步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日益明確，而葛洪却又把一切著述都看作文学，这就形成了他那不明晰的文学理念，也就不可能对文章有进一步的瞭解。

文心雕龙辞典

作者：  周振甫主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6

简介：　　刘勰的《文心雕龙》，约在齐明帝建武三、四年（496－497）写定。当时刘勰长期依靠定林寺沙门僧佑，他的文论著作不为人重。他要使《文心雕龙》取定于文坛巨子沈约，沈约看了，“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梁书·刘勰传》）。沈约推重这部书，当推重其中的《声律》篇。但沈约认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宋书·谢灵运传论》）。但刘勰论《声律》，还不属于“文之枢纽”，与沈约所论轻重不一，沈约自然不能对它作出真正估价。后来，刘勰作了梁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本传）。但萧统把经、子、史都认为非文，对刘勰把经、子、史都纳入文中自然无法赞赏。 到了初唐，不再受萧统以经、子、史非文的局限，刘知几在《史通·自序》里称：“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他看到刘勰识解圆通的一面。到唐代古文运动兴起，反对骈文。刘勰提倡骄文，不为古文家所重。到了晚唐，古文骈文之争趋向和缓，陆龟蒙《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复示荣唱……再抒鄙怀，用伸酬谢》：“……刘生吐英辩，上下穷高卑，下臻宋与齐，上指轩从义。……立本以致诘，驱宏来抵巇……”他看到刘勰的立本、驱宏，所见又大了。到了欧阳修发动新的古文运动，本书又不被重视。黄庭坚《山谷书牍·与王立之书》：“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此二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只赏识书中的“讥古人，大中文病”，未免所见者小。直到清朝，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称：“《文心》体大而虑周。”又在《校雠通义·宗刘》称它“自出心裁，发挥道妙”。谭献《复堂日记》称：“并世则《诗品》让能，后来则《史通》失隽。文苑之学，寡二少双。立言宏旨，在于述圣宗经，所以群言就治，众妙朝宗者也。”提出“文苑之学，寡二少双”，从文学理论角度立论，这是看到《文心雕龙》的价值，是突出的。不过归结到它的“述圣宗经”，又显得不够了。本书林其锬、陈凤金伉俪在《元至正本〈文心雕龙〉汇校》前言中称它“取得了‘显学’的地位，不仅在中国被广泛的重视和研究，而且已经有了朝、日、英、意、德五种文字的全译本，可称为真正走向了世界”。“文心雕龙学”已成为一门文艺理论的新学科。这就需要编一部《文心雕龙辞典》来供广大读者参考研究之用。 研究《文心雕龙》，首先要考虑版本和校勘。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哀吊》篇“降及后汉，汝阳王亡”，范注称汝阳王无考。章锡琛先生据宋本《太平御览》卷五九六引《文心雕龙》作“汝阳主”，见《后汉书·后纪》，为和帝女，名刘广。即为一例，说明校勘的重要。《四库全书总目》列《文心雕龙》有二本，一为内府藏本；一为黄叔琳注本，并指其误谬。此两本皆非国内现存的《文心雕龙》最早之本，最早之本为元至正本。今即以元至正本为底本，请林其锬、陈凤金伉俪以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及宋本《太平御览》所引《文心雕龙》作校勘，并参以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詹锳先生《文心雕龙义证》等各家校释。这样，对于版本和校勘，既有了国内最早的元至正本，又有了敦煌残卷及宋本《太平御览》引文的校本，又参照了各家校勘，可以作为研究者的参证了。 本书《难字及词句释》不同于释难字，并词句之用典也加注释。注释的特点，参酌梅庆生、黄叔琳、范文澜、杨明照以下十二家之注释，将十二家之注释，去同存异，汇集于一编之中，省读者翻检之劳。如《总术》：“动角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范注未详。杨明照先生校注加以考证，本于《说苑·善说》篇，可以补前注之缺。又《书记》称：“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据周注，校正“赵至”为“吕安”之误，也改正了《文选》与《文心雕龙》之误，补前注之未备。此实为汇集众家之说的好处。 　　 [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

作者：  杨明照著

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简介： 《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完备的古代文学评论集。本书出版的补正，是杨明照先生近年来对拾遗中漏误者的补充修正，本书的编排体例，书中做到与出版的拾遗保持一致。

文心雕龙译注

作者：  王运熙，周锋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简介：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宏伟巨制，对文学起源、文体类别、神思、风格、修辞、鉴赏、作家人品、文学语社会变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 论述。作者刘勰的文学观，以儒家为主，兼容道家和佛家思想。他对人物和作品的评点，见解精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作品风格刚健，富有诗意。是译注本以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正》为底本，并参考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等各家校语，对错讹、夺讹的字和部分有异文的字进行了校改。每篇有题解，力求简明扼要；有注释和翻译，力求简洁。

文心雕龙校注通译

作者：  戚良德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简介：　　《文心雕龙校注通译》是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专刊之一。《文心雕龙》的版本很多，但自从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出现以后，黄注本实际上已成为《文心雕龙》的通行本。近世对《文心雕龙》的校注整理大多以黄注本为底本进行，如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杨明照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詹锳的《文心雕龙义证》等，皆是如此。但各家丰富的校勘成果也说明，黄注本作为底本实际上问题颇多。《文心雕龙校注通译》的整理译注者以范注本的原文为基础，参照林、陈两位先生的《文心雕龙集校合编》和《新校白文〈文心雕龙〉》，充分吸收近世诸家的校勘成果，特别是全面吸收唐写本的校勘成果，整理出一个新的《文心雕龙》文本，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心雕龙》作了详尽的注释，并加以白话翻译，以之成为一本雅俗共赏的新本《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

作者：  (南朝)刘勰著;李平，桑农注评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11

简介：　　《文心雕龙》是那个时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兼容并包，出入经史，旁涉道玄，最后归宗文学；从文化形态来看，全书洋溢着体用结合的哲学精神，充满了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呈现出天人合一的文学观念，币这些又都深融于兼解折衷的思维方式之中。 　　首先，《文心雕龙》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它对于各家学说中有利．于说明文学问题的观点都加以采纳。至于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则不外儒道两家，两家又有区别，即以道为体，以儒为用。道体儒用、体用结合，是《文心雕龙》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传统哲学精神在刘勰书中的一个具体体现。体用结合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传统，所谓“体”指最高指早原则，所谓“用’，指实现原则的具体措施。儒、道两家哲学代表了先秦诸子学说的最高成就，道家哲学属于处柔守静、返本归根的本体哲学；儒家哲学属于崇学尚行、建功立德的致用哲学。刘勰论文一方面要“寻根”、“索源”，探讨文学之本，所以标榜道家自然之道；另一方面又要“赞圣”、“设教”，发挥文章之用，因此抬高儒家圣人之道。《原道》是《文心雕龙》的首篇，其主旨即是论文之体用。纪评：“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明其当然”指文学的社会功能，“明其本然”指文学的抽象本体。载道设教，尚行重用，为儒家道统；原道溯本，谈天说地，是道家趣旨。刘勰要论文之本原，必借道家思想以补儒家不足。同时，刘勰要论文之效用，又必以儒家之说克服道家的缺失。而《文心雕龙》中洋溢着的体用结合的哲学精神，是以儒道哲学为思想材料，在魏晋玄风中孕育形成的。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又是一定时代的产物。 　　其次，《文心雕龙》又是一部具有深厚历史感的文论著作，全书充满了“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一个有始有终、有盛有衰的过程。史家自觉地从整体的发展的角度把握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这一意识正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刘勰认为《春秋》意旨精深，文字简约，所以左丘明就根据“原始要终”的原则，“创为传体”，“转受经旨，以授于后”(《文心雕龙．史传》)。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也说自己发愤修史，意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将历史盛衰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努力从变化发展的全过程来认识历史，是《史记》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史记>>成功的关键所在。刘勰非常重视“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史传》强调：“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除《史传》篇论述“原始要终”的史学意义外，在其他篇目里刘勰还进一步总结了它在文学上的意义。《章句》：“原始要终，体必鳞次”；《附会》：“原始要终，疏条布叶”；《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在《序志》篇，刘勰更是直接提出了“原始以表末”的工作要求。 　　复次，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持一种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大文学观”突出表现在“天人合一”的文学观念上，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思想养分中。钱穆说：“中国文化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天人合一、心物相通的思想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子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并成为渗透各个文化学派的基本思想。《文心雕龙》所说的“道”和“文”都包括两方面的内涵：天道一一人道；天文一一人文。天道与人道相通，本原于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因为天地间生生不息的生命(从万物到人)，均为阴阳二气所化育，同体自然生命之大道；天文与人文连贯，则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因为无论是天地之文还是人心之文，都表现出造化的生命精神，而最终又都切合于自然之道。那么，刘勰又是如何具体沟通天道与人道、天文与人文的呢?大致说来，约有三法：一是借《周易》作中介，贯通天道人道；二是以“三才”为前提，论证天人一体；三是用“圣人”作纽带，联结天文与人文。 　　最后，《文心雕龙》中体用结合的哲学精神、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和天人合一的文学观念，追根溯源都与兼解折衷的思维方式有关。思维方式是传统文化的内核，它深融于传统文化的肌理之中，体现出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说：“具有自己制度与风俗的一定类型的社会也必然具有自己的思维样式。”中国文化的思维六式虽有多种，但最基本的样式莫过于分而为z-、执两用中的“中和”方式。刘勰继承了这种“分两尚中”的思维方式，以此来“弥纶群言”，写作《文心》。他论文力主“折衷”，反对“复似善骂，多失折衷”(《奏启》)的极端做法，认为“折之中和，庶保无咎”(《章句》)，《序志》篇还特别申明《文心》是本着“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方法来写作的。“折衷”的前提是“执两”，只有对事物的两端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兼解以俱通”(《定势》)，才能处理好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做到不偏不倚、求中持平，实现“以裁厥中”(《附会》)的目的．因为?物的发展有一个量的限度，达不到这个限度，事物就不能处于最佳状态；但是超过这个限度，事物就发生质变，向反面转化了。所以，刘勰在分析具体的文学问题时，总是采用分两折衷的方法：一方面对文学问题分而为二，兼解俱通，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范畴，如体与术、质与文、才与学、奇与正、古与今等；另一方面在分两兼解的同时，又强调“能执厥中”(《封禅》)，力求把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种兼解折衷的方法，就是刘勰的艺术辩证法。 　　《文心雕龙》在中国文论史上影响深远，历代研究者层出不穷，成果众多。其中文?注释方面，清代黄叔琳注和纪昀评的《文心雕龙辑注》?今人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最流行；字句校勘方面，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及《补正》、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最重要；理论研究方面，近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今人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最著名。研读者可根据需要，选择参看。

新闻媒介的融合与管理:一种业界视角

作者：  马胜荣，唐润华著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新闻媒介的融合与管理:一种业界视角》内容简介：“文字斋”是重庆大学校园内一座古老而颇具特色的建筑，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就设在这座建筑里。我喜欢这座建筑，尤其喜欢它的名字——“文字斋”。这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重庆大学就有了这座古色古香、庄重典雅的建筑。它默默地见证了学校发展的历程和进步。因此，我的同事们和我将所要出版的丛书取名为“文字斋书库·文化与新闻传播丛书”。 重庆大学为了实现建设综合性大学的目标，于2007年组建了“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我在这里用了“组建”两个字，是因为重庆大学建校之初，就已经有了文学院，并先后有向宗鲁、杨明照、王利器、商承祚、张默生、艾芜等先生在此学习或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重庆大学文科停办，成了一所纯工科学校。2002年，中文专业恢复。同时，重庆大学设立新闻学科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除本科专业外，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二级学科硕士点。 教学和科研是学院发展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学术研究，使教学和研究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同时，作为新组建的学院，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既要向一些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院校学习，借鉴它们的丰富经验，同时又不能全面铺开，面面俱到，而是选择好重点，在自己有优势的领域加强研究的力度，这样才能比较快地促进自己的发展和进步。经过全院教师的多次讨论，我们确立了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科深度融合、共同发展的基本方向，并提出了三个重点研究方向，即“媒介融合与新媒体产业管理”、“国家及地区形象传播战略”和“语言文化传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播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传播技术革命性变化带来的媒介融合正处在迅速变化的过程之中。因此，对于媒介融合现状和进程的研究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沿方向。

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三、十四辑

作者：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中心编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本书为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全书共收录论文46篇，内容包含两个部分：纪念性文章和学术论文。前者是对古籍所建立和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后者涉及古代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经学等各方面，既有已发表过的代表作，也有新发表的成果。作者包括徐中舒、缪越、杨明照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二十年来先后在川大古籍所任职或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先后在古籍所学习的中外历届研究生，展现了川大古籍所深厚的学术传统。读者对象：各大专院校历史系（专业）教师和学生，各高校图书馆，以及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一般读者。本书为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全书共收录论文46篇，内容包含两个部分：纪念性文章和学术论文。前者是对古籍所建立和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后者涉及古代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经学等各方面，既有已发表过的代表作，也有新发表的成果。作者包括徐中舒、缪越、杨明照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二十年来先后在川大古籍所任职或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先后在古籍所学习的中外历届研究生，展现了川大古籍所深厚的学术传统。读者对象：各大专院校历史系（专业）教师和学生，各高校图书馆，以及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一般读者。

读文心雕龙手记

作者：  罗宗强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7

简介：　　《文心雕龙》已有的研究成果，数量极大，涉及面也极广。就数量言，据戚良德先生在《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中的统计，近百年的研究论文6143篇，专著348部，这还只包括大陆、港、澳、台、日、韩，也只是到2005年8月底为止。就涉及面言，则《文心雕龙》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作者、版本、文字训读，还是理论命题，几乎都涉及到了。但是，由此书的博大精深，需要研究的问题又似乎比比皆是。仅就注释而言，1988年在广州召开的《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上，杨明照先生就提出了二十条理由，说明《文心雕龙》有重注的必要。至于理论的研究，可探讨的余地就更大。 　　

作者：  

出版社：

简介：刘子是唐前一部子书，10卷55篇，内容较为庞杂，论及治国爱民、防欲修身、崇学贵谦、祸福利害等方面，与人的社会生活准则和道德品质修养关系密切。关于本书作者，旧时说法不一，至余嘉锡先生时始断为北齐刘昼，杨明照、周振甫等亦持此见，故从之。今据上海图书馆藏明末刻本仿真影印，收入中华再造善本明代编子部。

杨明照先生纪念文集

作者：  曹顺庆主编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7

简介： 本书分为杨明照先生学术思想研究及纪念文章和学术论文两部分，收录了《杨明照先生评传》、《父亲的扶持》、《论李杜的文学史观》、《〈文心雕龙·徵圣〉诠义》、《浅论〈文心雕龙〉中的汉语美学思想》等文章。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

作者：  (南朝梁)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12

简介：《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套装共3册)》是由中华书局出版。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

作者：  [(南朝梁)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0

简介：本书包括：一、《文心雕龙》原文；二、黄叔琳的辑注；一、李详的补注；四、杨明照的校勘疏证；五、杨明照辑录历代学林有关《文心雕龙》的资料，有“著录”、“品评”等十类名目附于书后。《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巨著，它是研究文学、美学与文艺学必读的经典作品。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目录 　　《永乐大典》考 缪荃孙 　　九旗古谊述 孙诒让 　　《论语》郑氏《子路篇》残卷跋 罗振玉 　　八卦释名 章炳麟 　　董小宛考 孟森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王国维 　　汉唐宋起居注考 朱希祖 　　火葬考 柳诒徵 　　元也里可温教考 陈垣 　　西汉石刻文字初探 徐森玉 　　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 马衡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义 吕思勉 　　古籍多虚数说 刘师培 　　杨家将故事考信录 余嘉锡 　　《汉书》所据史料考 杨树达 　　《春秋名字解诂》补谊 黄侃 　　“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 沈兼士 　　《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 岑仲勉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陈寅恪 　　《红楼梦》考证 胡適 　　释祖妣 郭沫若 　　甘石《星经》源流考 钱宝琮 　　“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 顾颉刚 王树民 　　读《太平经》书所见 汤用彤 　　《诗总》考 郭绍虞 　　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 洪业 　　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 容庚 　　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 姚从吾 　　法家流变考 蒙文通 　　论吃菜事魔与墨家者流 庞俊 　　跪坐蹲居与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一 李济 　　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 　　释两 于省吾 　　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朱东润 　　《大乘起信论》考证 吕溦 　　末耜考 徐中舒 　　九族制与《尔雅·释亲》 芮逸夫 　　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杨东来评本 　　《西游记》杂剧不是吴昌龄作的 孙楷第 　　《明史》编纂考略 黄云眉 　　关于徐一夔《织工对》 郑天挺 　　《通志·七音略》研究——景印元至治本《通志·七音略》序 罗常培 　　说鱼 闻一多 　　驾头考 冯汉骥 　　火把节考 游国恩 　　两关杂考 向达 　　五言诗起源说评录 罗根泽 　　姜白石议大乐辨 夏承焘 　　《水浒传》与天地会 罗尔纲 　　清初东北流人考 谢国桢 　　太史公书名考 陈直 　　周王※钟考 唐兰 　　秦权使用及辨伪 商承祚 　　楚郢都考 姜亮夫 　　中国祖庙的起源 凌纯声 　　唐蕃会盟碑(821—822年)考释 李方桂 　　徐梦莘考 陈乐素 　　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 王重民 　　宋代制举考略 聂崇岐 　　爱薛之再探讨 韩儒林 　　北朝之鲜卑语 缪钺 　　花蕊夫人宫词考证 浦江清 　　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 吕叔湘 　　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 陈槃 　　火药的发现及其传播 冯家昇 　　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 赵万里 　　斡脱杂考 翁独健 　　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 邓广铭 　　商鞅变法考 齐思和 　　《鲒崎亭集》谢三宾考 柴德赓 　　亭林诗文用南明唐王隆武纪年考 潘重规 　　陈衍《秋柳》诗解辨正 钱仲联 　　“何当”解 丁声树 　　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 杨明照 　　成吉思汗生年问题 邵循正 　　胡惟庸党案考 吴晗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钱锺书 　　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 夏鼐 　　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 杨向奎 　　读《周礼正义》 洪诚 　　“左徒”与“登徒” 汤炳正 　　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 胡厚宣 　　汉居延考 陈梦家 　　文学古训辨正 王利器 　　浮屠与佛 季羡林 　　所谓王维《江山霁雪图》原底、后摹本合考 徐邦达 　　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 唐长孺 　　秦郡界址考 谭其骧 　　新秦中考 史念海 　　山水画南北宗说辨 启功 　　“十又二公”及其相关的问题 张政娘 　　说宛 周一良 　　《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 王仲荦 　　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 程千帆 　　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 王锺翰 　　“龙宿郊民”解 杨联陞 　　“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 杨宽 　　《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敕勒等羁縻州府与民族迁徙 王永兴 　　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 周祖谟 　　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 杨志玖 　　《周南》《召南》释言 朱季海 　　“分茶”小记 蒋礼鸿 　　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 严耕望 　　《老子想尔注》考略 饶宗颐 　　王阳明与道教 柳存仁 　　关索考 周绍良 　　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 沈文倬 　　苏轼的文人画观论辨 阮璞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王元化 　　说“屯(纯)、镇、衠” 朱德熙 　　论“入”字的音 李荣 　　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 徐规 　　北宋汴梁雕板印刷考略 宿白 　　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 田余庆 　　《瘗鹤铭》之谜 卞孝萱 　　张择端及其作品的时代 金维诺 　　《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 杨廷福 　　《长恨歌》新解 黄永年 　　吴声西曲杂考 王运熙 　　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 张永言 　　裴颇是否著有《贵无论》 汤一介 　　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时间 曹道衡 　　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 蔡美彪 　　《唐语林》考 周勋初 　　百炼钢刀剑与相关之问题 孙机 　　魏晋南北朝尚书左丞纠弹职掌考——兼论左丞与御史中丞的分工 祝总斌 　　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 余英时 　　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 朱大渭 　　碎叶城今地考 张广达 　　论韩国庆州发现的印本《陀罗尼经》 潘吉星 　　“五十以学《易》”问题考辨 李学勤 　　刘长卿事迹考辨 傅璇琮 　　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 陈得芝 　　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 章培恒 　　评久佚重见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 王水照 　　《宋会要》食货类的复原 陈智超 　　洛、蜀、朔党争辨 王曾瑜 　　宋代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 邹逸麟 　　茶传入欧洲及其欧文称谓 黄时鉴 　　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 裘锡圭 　　汉学与反汉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 　　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 朱维铮 　　平仄新考 丁邦新 　　《诗序》作者考辨 陈允吉 　　“隶书”辨 鲁国尧 　　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 王春瑜 　　《元史》纂修考 陈高华 　　唐令舞考——兼论陈寅恪先生《元白诗证史》的文化阐释 姜伯勤 　　敦煌遗书中有关王梵志三条材料的校订与解说 项楚 　　汉郡再考 周振鹤 　　关于龚自珍生平事迹中的几个问题 樊克政 　　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中国古代的袄神崇拜 林悟殊 　　汉武帝时“户口减半”考实 葛剑雄 　　《梁书·西北诸戎传》与《梁职贡图》 余太山 　　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 李家浩 　　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 李零 　　“实学”考辨 姜广辉 　　关于元朝“东诸侯”的几个考释 姚大力 　　谢灵运《十四音训叙》辑考 王邦维 　　荷泽宗考 葛兆光 　　《全唐诗》误收诗考 陈尚君 　　南朝“太学”考 阎步克 　　“将无”考 朱庆之 　　《正续清经解》编纂考 虞万里 　　巨鹿之战地理新解 辛德勇 　　通颊考 荣新江 　　“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与景云政治 李锦绣　　

增订刘子校注

作者：  杨明照校注;陈应鸾增订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8

简介：　　刘子是北朝子书之最优秀者。前贤称其词采秀倩，丰腴寿整，腴秀逸俊，遒炼隽逸，并非过誉。全书五十五篇，二万九千四百余字。部头虽然不大，内容却相当丰富，涉及的方面也较广《含哲学、政治、经济、农业、军事、文艺等方面》。凡题为刘画撰的公私书目，几乎都把它归人杂家《题为刘勰撰者亦然》。 　　刘画好缉缀辞藻，气书中引用成文和征事数典之处，比比皆是。唐袁孝政虽曾为之作注，但疏漏纰缪，所在多有，一再招致讥弹。除道藏本、旧合字本还保存其注外，别的版本差不多都删削殆壶十这大概是质量不高的缘故。宋奚克让所撰刘子音释三卷又音义三卷，亦未流传下来。对遣部北朝优秀子书进行深入研究，就显得大有必要了。

杨明照论文心雕龙

作者：  杨明照著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

简介：　　《大家论学》是在所谓“国学热”日见升温的当口诞生的。这几年，由于参加《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的工作，必须更多查阅学术界的资料，才发现“国学热”在不长的时间，竟已发展到出人意料的局面。仔细想来，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国学”就是“中学”，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人们自然会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要求认识、继承和阐扬其中的精华，并将之偏向世界。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极其丰富多彩，不能只局限于一时一地，例如北京、上海的几处大学和机构。应该说，由于时势机动的流转变迁，很多地方在学术上曾形成学科或思潮的重心，那里的学者在多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成果和贡献。 　　这套《大有论学》还将继续编印下去，分辑招领、编辑全国各地二十世纪著名学术大家的专题学术论著精萃，使之成为较为全面反映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文化发展成就的窗口。

大家学术·次部流别 以道统学

作者：  刘咸炘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06月

简介：

“大家学术”*辑将目光投向蜀学，选择了七位四川地区卓有建树的学人：徐中舒、冯汉骥、刘咸炘、项楚、汤炳正、卿希泰、杨明照。他们大多著作等身，非短时间所能通览。本次的选本择出他们某一研究方向的数篇论文，加以师友介绍其成就的前言，相信能够帮助大家了解他们的学术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