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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历经20年的爬梳剔抉、搜辑校点，历尽整理、出版过程中的坎坷曲折，备受学界关注的煌煌巨编——《全宋文》行将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举，古籍整理事业的丰硕成果。《全宋文》刊行，与已出版的《全宋诗》、《全宋词》和正在陆续出版的《全宋笔记》（已出二辑）一起，共同构建了宋代比较完备的资料库的主体部分。这也是最早合璧的按现代学术规范整理而成的断代诗词文总集。如果加上《长编》、《宋史》等已正式出版史部书的校点本，及正在整理的《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宋代资料书，必将对宋代文史哲的研究产生历久而弥远的影响。 　　 《全宋文》由曾枣庄、刘琳先生主编，在四川大学古籍所全体同志及京、沪、蓉等地部分校外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编纂而成。是书于1985年发凡起例，在项目论证时，就有许多反对意见。在邓广铭、程千帆、缪钺先生等的大力支持下，以周林先生为主任委员的全国高校古委会高瞻远瞩，果断决策，批准立项，并陆续拨巨款资助这一项目。在当时年富力强的曾、刘二位主编的主持下，仅二年时间，就完成了普查辑佚工作，并陆续开始发稿。在巴蜀书社的鼎力相助下，于1988年～1994年陆续出版了前50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后出版工作便一度中断，《全宋文》面临中途夭折的危险。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毅然“中局接盘”，斥以巨资，刊此大编，堪称颇具学术远见之举。历经近三年的修订、编辑，又力邀安徽教育出版社加盟合作出版，终于在最近付印。全书收文17万余篇，作者近万人，字数约1亿，分装360册。不失为迄今篇幅最大、字数最多的断代文章总集，也是建国以来已完成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项目。这部化二十年时间精心打造的煌煌巨编，必将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将以便于学者阅读、使用而产生深远的社会效应。 　　 　　（一） 　　 我国的总集起源，可以追溯到《尚书》、《诗经》，只是因其按图书四部分类法而归经部，其总集“之祖”的“名分”遂被人遗忘。名实相符的总集，当始于西汉刘向编《楚辞》16卷。但其书久佚，今所传者乃东汉王逸《楚辞章句》17卷本。其后，诗文总集，代有所出。至宋代，因印刷术的发展和普及，总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见于宋、明书目著录的宋人总集就达300余种，不知名或序跋无可考见的宋编总集就更多了。历经明清，迄今现存总集已逾千部，但究其实，多为诗文选集而已。 　　 “巨细兼收，义取全备”（《四库全书总目》卷189《宋文紀》）的总集之纂，似始于明人冯惟纳《古诗紀》，是书150卷，汇集上古至六朝的诗作。而明梅鼎祚《文紀》则为自上古至隋的“全文”总集，收书12种，凡203卷。两书实开全诗、全文总集的先河。究其性质，乃唐代以前诗文的总集，但其质量实不敢恭维。好在这一缺憾已分别由清人严可均和今贤逯钦立先生所弥补。 　　 清人曾对总集纂修提出过两条基本要求：“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真正意义上的断代总集，当首推康熙时成书的《全唐诗》。对照上述两条准则，大体上符合。因其为诗集，其得失姑不具论。但从今人《新编全唐五代诗》即将刊行而论，则《全唐诗》仍不免有太多的差强人意之处。《全唐文》一千卷，涵盖李唐，包罗五代。清嘉庆十三年（1808）始开馆纂修，历时六年而成。由董诰领衔主编，先后预修者凡100余人，如法式善（1753～1813）、徐松（1781～1848）等皆极一时之选。成书后，即有扬州官刻本刊行，世称其便。收文达二万余篇，作者则三千余人，字数约980万（按：《全宋文》则分别为其8.5倍、3.3倍、10倍左右）。但是书有两大缺陷：一是辑录唐文及作者小传均不注资料出处，二是挂漏遗缺仍多。光绪年间，陆心源利用丰富的藏书，又得缪荃孙等人之助，先后成《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凡88卷，补遗唐文近3000篇，新收作者480余人。其“考订之细、校录之精、搜罗之广”（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前言》，中华书局，2005）皆超迈前书。陆氏不失为《全唐文》的功臣。开《全唐文》馆之时，正当乾嘉朴学极盛之际，时风熏陶，无论搜辑之广，校刊之精，皆远胜《全唐诗》。但其存在问题亦多，清人劳格、今人岑仲勉先生颇有纠弹，今贤亦时有批评指正。对是书补遗和考订作出重要贡献者乃友人陈尚君教授，新补唐文6000余篇（包括佚存残句），作者2000余人，编为160卷，其《全唐文补编》不失为《全唐文》的又一功臣。但随着海外文献的回归，新出土文献的发掘，大型丛书、类书的编定刊行，仍有辑佚补遗、考订的空间。由此可证，即使是一部断代总集的修订及臻于完善，也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其后，《全金诗》、《全五代诗》、《全辽文》、《全元散曲》、《全金元词》、《全清散曲》、《全唐五代词》、《全明散曲》、《全元文》等断代总集相继问世。窃以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文》（下简称严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简称逯书）、唐圭璋《全宋词》堪称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传世之作，其质量远胜官修的《全唐诗》、《全唐文》。不妨简要考察一下这三部书共同的成功经验。首先，三书皆为以一人之力纂修而成；其次，均为数十年竭尽心智之编；其三，皆研究型著作；其四，都注明资料出处；其五，皆有简明作者小传；其六，均几近网罗殆尽；其七，均有较完善的体例。这后五条，已近乎当代编纂总集的学术要求。细审之，共性之外，尚各有其特点。 　　 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乌程（治今浙江吴兴）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曾官严州建德县教谕。家富藏书至二万余卷，学问赅博，尤精小学，“精于考据，著作等身”（《晚晴簃诗汇·诗话》）。主要有《说文类考》、《说文类声》、《说文校义》、《铁桥漫稿》、《四录堂类集》1200余卷等。据说，开《全唐文》馆时，知名文士多被邀预修，严氏却被排斥，遂发愤以一人之力，化27年时间，稿凡数易，于道光间成这部唐以前文之总集。严氏《全文》收作者近3500人，文逾万篇，类次为15集，编为746卷，原稿分装156册。其稿严氏生前未刊，今幸存而藏上图。清光绪间，张之洞总督两粤，设广雅书局。严书经王毓藻等历时八年的校勘，始付梓而刊行于世。其书最大特点一为“全”，二是“精”。严氏自序称：“唐以前文，咸萃于此”，王序则亟称：“极学海之大观，为艺林之宝笈”。当得其实。俞正燮（1775～1840）《癸已存稿》以为此书实孙星衍（1753～1818）之力，而严氏不过“籤写裁贴成之”，乃耳食之言。据陈援菴、余嘉锡先生等指出，严书亦有误收佚文、重出、误加拼合联掇、误系作者等弊病。稍觉遗憾的是，严书今通行本仍为影印本，历百余年而无修订本刊行。但是书考证精审，不失为总集中不可多得的佳编，则可定论。 　　 逯钦立（1910～1973）先生历时24年，纂辑唐以前诗总集成135卷，其特点为资料翔实，异文齐备，考订精审，编排允洽，小传详略得宜。体例之善见卷首自定凡例。逯书可谓已经受住了时间考验，1983年始刊至今，很少见有批评补遗之作。与订补《全宋诗》之论著的层出不穷，大量涌现，适成鲜明对照，精粗优劣，泾渭判然。 　　 词，又称诗余，发展到宋代而极盛。众体皆备，名家辈出，佳作风起云涌，成为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唐圭璋先生在时世艰难之际，焚膏继晷，以一人之力，于1937年编成《全宋词》。旋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线装本300卷，附录2卷，有吴梅等序。此书不仅印数较少，流传未广，且因资料条件限制等原因，颇有缺憾。建国后，唐老对是书进行了修订，于1959年6月寄中华书局，指名请王国维哲嗣、友人王仲闻（1903～1966）先生订补。王氏不负重托，利用北京得天独厚的藏书条件和他深厚的宋代文史学养，尽发善本、孤本，补遗芟误，校正文字，历时四年，竭尽心力，进行了大幅度、全方位的订补，使《全宋词》面目一新。唐老阅校样后喜出望外，在撰写《订补附记》的同时，主动打报告，通过南京师院向中华书局提出，应与王仲闻共同署名。但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王仲闻先生因“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蒙冤已久，聘其为特约责编，已是时长中华书局的金灿然先生顶着政治压力的果断拍板。唐老这一笃于情义的美好愿望未能实现。1965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本仍只署名唐老一人。笔者有幸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拜识并问学于唐老，曾亲聆唐老讲述这一凄美“掌故”，故留有深刻印象。更不幸的是：王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初即横遭迫害致死，其极具功力的《读词识小》稿本亦人琴俱亡。1979年《全宋词》重印第三版时，治学谨严，虚怀若谷的唐老再作《订补续记》。《全宋词》凡收宋词作主1330余家，词作近2万首，另有残篇530余首，凡370余万字，引用书目多达542种。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全宋词》简体横排本，终于还历史以真面目，並署“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实现了唐老的遗愿，也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全宋词》四十年间的不断订补，精益求精，同样证明，《总集》的修订完善决非一蹴而就。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编纂、修订一部书，今天听起来真有点“白头宫女说天宝盛事”的恍如隔世之感。 　　 　　（三） 　　 　　 历代所编总集，乃“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因卷帙浩繁，自然“抵牿难保”，乃至有“一真百伪”之讥（分见《四库总目提要》卷186《总集類·序》、卷187《乐府诗选》、卷189《皇霸文纪》）。《全宋文》在发凡起例之时，就悬鹄甚高，在巴蜀版“前言”中提出：“收文力求不重不漏不误，体例力求谨严，作者和作者小传力求不出差错，版本力求选择足本善本，校勘力求精审，标点力求准确。”其中每一条都不容易完全做到。从《全宋文》已出的50册看，“取舍不当、张冠李戴、漏收〔误〕收、编排失当、体例不一”（曾枣庄《论全宋文》，刊《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等情形不同程度地存在。学者在使用中也发现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毕生研治宋史的徐规先生在《仰素集》中就有近四万字的校证文字。笔者也就《全宋文》范仲淹、余靖、周惇颐等人写过约3万字的校勘文字，寄给主编，供修订参考。难能可贵的是：《全宋文》的编者乘这次推出新版的机遇，对前50册（新版分装100册）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 　　 其一，是对宋文作者进行了增删移并。新增作者92人，如李恕、艾颖、张全操、卫渎、程文度、柴禹锡、刘式、何瓒、卢斌、释义楚、惠祥等。显然是因新辑得佚文而补遗。原误收重出或不明时代作者30人，已予删除或合并。如杨弼、阳晙、田扬、赵昌、李孜、赵稙、盛量、魏用、寇玹、章安世等，均予剔除。依凡例对原据生年编排失宜者予以调整，并重加排序“定位”。如原第1册第36卷的刘载（913～983）、扈蒙（915～986）等五人因生年早于徐铉（917～992）而调整前乙至同册第13卷前。同样前乙的有梅询、刁约、薛俅等，后移的则有孙堪、张秉、蒲〔幼〕芝、释惟白等。其二，是对已收宋文作必要的增删移乙，原则同上。宋文的排序调整比作者更麻烦，因凡例又规定按文体分类及大致成文时间的排序。这种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因微机操作而方便许多。其三，诏令、奏议原录自史籍者，多无标题（篇名），旧版中编者已拟题，这次发现有不尽确切者，已据内容重新改拟或酌加修改。其四，对旧版中已发现的文字讹脱误倒处已一一改正（以上据刘琳先生提供的“校订说明”）。这种精益求精，严谨朴实的学风值得发扬光大。尤其是两位主编，不仅制定了体大思精的编纂总则和操作性很强的工作规范，还率先垂范，躬亲实践；不仅承担了一定量的点校任务，还严格把关，一一审稿。甚至还为外请学者的点校稿“打工”，拾遗纠谬。如宋祁文，点校者据影印四库文渊阁本整理，刘琳先生在审稿时，就据清孙星华辑《宋景文集拾遗》（22卷）删重而补100余篇，此外，又辑得佚文70余篇，凡补200余篇（方按：其实文津阁四库本中宋祁文就多出文渊阁本100余篇，二阁本所用底本已不同）。这与某些总集的编者只挂名，不参编，不审稿，只知捞取个人名利；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数以万计的舛误，却讳疾忌医，拒绝补订，甚至强词夺理，倒打一耙的态度，其境界实有天壤之别。 　　 据笔者所知，《全宋文》在十二年前已编竣。令我担心的是：后130册（即新版的101～360册）不知是否亦如前50册一样作过修订，但愿这是杞人之忧。因为这十二年间，又有许多大型丛书（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方志（如分省的《中国地方志集成》，现存方志约八千余种，编者原普查仅二千种）、海外文献的回流（如《日本藏中国稀见方志丛刊》）、出土文献的出版（如《新中国出土墓志》及《黑水城出土文献》）、碑帖、书画题跋（如《中国法帖全集》、二次上海国宝展所出图册）等，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宋人佚文可辑。当然，这或许应是《全宋文补编》的任务。作为始终关心《全宋文》出版又较早使用其书前50册的读者，亟盼《全宋文》广泛汲取学界的订补意见，尽快着手《全宋文补正》的编辑。 　　 另外，就是小传的体例虽善，编写难度却极大，仍留有不少未尽人意之处。25年前，拜谒唐圭璋先生，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请教”：“《全宋词》小传因何写得如此简短？”唐老的回答颇出意外：“写得越短，错误亦少。”真是智者之言，经验之谈。在当时的资料条件和艰难境遇中，也许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在目前的资料条件和技术手段支持下，完全可以也应该写得更好。 　　 川大古籍所在编《全宋文》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出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相关成果：如吴洪泽等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李勇先点校《范仲淹全集》、《舆地纪胜》（以上均四川大学出版社）等，皆附有人名索引，极便学者；同时也闯出一条自费出版学术著作的新路子。川大古籍所堪称出人才，出成果，出经验，已成为海内外收藏宋代资料（包括电子版）最富的宋学研究中心之一，该所之学术潜力正方兴未艾。应该说，这条漫远而灿烂的学术之路，是从《全宋文》编纂开始起步的。 　　 　　 　　《全宋文》：中国出版史上又一座丰碑 　　数十位学者耗二十余年心血 沪皖出版界合力打造 　　 经过20余年的磨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排印出版工程《全宋文》出版了，它是全国数十位专家学者耗20余年心血，沪皖两地出版界合作垒起的又一座中国文化出版史上的丰碑。 　　 　　 《全宋文》是一部包含两宋320年间所有现存单篇散文、骈文、诗词以外的韵文的大型断代总集，更是目前已经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文学总集。《全宋文》分15个大类，共360册，总字数逾1亿字，内容遍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各个方面。在全书所收的10余万篇各种体例文章中，不少资料是首次公开发表，95%的作家在此以前未被编入过专集。因此，在许多方面具有拓荒与填补空白的史料价值，堪称中国最大且最具世界影响的文献资料宝库之一。 　　 　　 　　360份审稿记录 　　 《全宋文》的编纂源起于1985年夏。当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勇挑重担，制定并提出编纂《全宋文》的计划。翌年5月，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评审组会议正式立项。从此，20年来，在两位主编曾枣庄、刘琳教授的率领下，四川大学一些专家学者，埋头于旧纸堆中，搜求、梳理、编目、点校、审稿…… 　　 　　 由于种种原因，《全宋文》在原出版单位出版了数十册后搁浅。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接手《全宋文》的出版工作，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又一批专家学者加入审校的行列。《全宋文》不仅版本问题十分复杂，文字内容古今相异，分篇句读颇费斟酌，鲁鱼亥豕之属更是难免，编校工作尤其显得繁复而艰巨。为此，出版社专门邀请在宋代文史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专家如朱瑞熙、陈尚君、严佐之等，加上社内外的十数位资深编审，在编辑处理前，对全稿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读。然后再汇总他们的审读意见，派专人专程远赴四川，与主编和部分专家召开座谈会，交换看法。 　　 　　 《全宋文》涉及宋人作家9000多位，其中宋代作家小传中其籍贯的古今地名对应是编辑审稿中一个比较棘棘手的问题。由于许多地名今日已发生变化，还得先确定籍贯的二级地名，以示古今地名的差异。如萧山今已归属杭州，吴县已并入苏州，波阳又改成鄱阳等等。为此，编辑们依照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其他权威工具书，将书中数千今地名进行了一次重新梳理，会同作者按照现今资料加以更正。 　　 　　 《全宋文》的责任编辑还给360册书设立了审稿档案，编辑戏称这360份审稿记录是《全宋文》的“附录”，它“记录”了编辑们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 　　 　　 　　沪皖合作结晶 　　 《全宋文》的出版，也是沪皖文化交流精诚合作的结晶。何况，古代的线装书要改变成今天的出版物，是对现代出版的大挑战。承担了全书装帧设计的安徽教育出版社，经过反复推敲、确定方案，并精心挑选印刷用纸，使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还承接了《全宋文》的印制任务。两家出版社的出版科在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对全书的印订质量牢牢把关，仅精装本样本就反复试验、不断改进，直到第四个样本出炉才获双方满意。短短3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完成了1000套共36万册精装本，达到了优质品等级。 　　 　　 　　海内外高度关注 　　 编纂出版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文献性巨著，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教授生前曾说：“出版《全宋文》这件工作非常重要，但又非常艰巨，而意义非常之大。《全宋文》不但同中国文学史有关，同中国历史有关，而且对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关系非常巨大。”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说：“《全宋文》很有用处，这么大的书不只为查阅，还为研究，此书对研究大有好处。”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王水照先生题词道：“新宋学文献渊薮，天水朝词翰宝库。”中国宋史学会会长朱瑞熙先生说：“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宋人文献总集，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足资嘉惠后学。” 　　 　　 《全宋文》序言 　　 纂辑一代或数代之全文都为一集，以便检阅，其事盖始于明朝。梅鼎祚裒集陈隋以前之文，编为《文纪》，自皇霸、西汉、东汉以迄于隋，共一百余卷，搜采虽富，而考订未精，“牴牾罅漏，卷卷有之”（《四库提要》评语），故不足据为典要。清代学风，趋向严谨，全文纂辑之业较明代为优。官修者如嘉庆时之《全唐文》，私纂者如严可均所辑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虽仍有小疵，而大体恰当，刊行之后，徵文考献者称便焉。 　　 　　 自拨乱反正，文教昌明，古籍整理，蔚为鸿业。继前修之遗轨，施嘉惠于方来，于是《全宋诗》、《全明诗》、《全清词》之纂辑，相继肇兴，云蒸霞举，而《全宋文》之编辑，则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任之，曾枣庄、刘琳两君实总其役。两君治学谨严，处事精敏。自一九八五年起，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体同事，群策群力，开始编纂《全宋文》之艰巨事业。 　　 　　 编纂《全宋文》，其难厥有四端。宋代文章，有别集流传者七百余种，如以无别集而文章零散传世者合而计之，作者将逾万人，作品超出十万。故编纂《全宋文》，自别集、总集之外，史乘方志、类书笔记、碑刻法帖、释道二藏等，均应在网罗之列。既名为《全宋文》，即蕲能无一篇遗漏者。此普查搜采之难也。宋人别集，编辑情况复杂。有自编者，有子孙、亲友、门生所编者，有自编、他编相结合者，有原集已佚，为明清人重辑者。传刻多鲁鱼亥豕之误，编辑有误收伪造之失。澄清浑浊，有赖夫阿胶；剖析毫芒，端资于明镜。此则校勘辨订之难也。纂辑《全宋文》，如取诸家别集，补其佚篇，依时代顺序排列，无别集者增入之，其事较易。然此乃宋人文集汇编，不合于《全宋文》之体例，且诸集编排，情况庞杂，亦不便于检阅。如取每一家之作，皆散为零篇，重新排次，然后依作者年代顺序，汇为一书，则较为得体。然排次之时，编年则难于考订，分体则方式繁杂。若用分体之法，如何斟酌今古，纲举目张，统一体例，以便检索。此则分类编序之难也。至于撰写作者小传，标点作品原文，因群手分任，难免各行其是，互相参差，故又须事先熟虑深思，规定详明之条例，编稿者有所遵循，审稿者更能精确。此又制订条例之难也。 　　 　　 吾中华民族立国于天地之间，数千年中，曾创造丰硕灿烂之文化，沾溉世界。整理古代文献，其用意亦在于使国人更可全面理解中国之历史文化，取精去粗，以适用于今日而已。赵宋一代三百余年，为中国历史由古代转入近代之契机。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均在蜕变之中，而尤富于开拓创新之精神。陈寅恪先生撰《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故研治宋代历史文化，鉴古知今，尤多助益。夫治宋史固首赖于各类史书，而列为集部、属于词章性质之宋代诸家文集，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举凡国计民生、世情风习、说经考史、论道参禅、仕宦升沉、山川游览、遗闻轶事，以及文学艺术之评赏，罔不涉及。其中有可与史书互证而订其失误者，亦有可以补史书之阙遗者，更有诸作者发抒内心深处之情思，反映一代心声，而只记表面事迹之史书所无能为役者。故文集之作用，固不得仅以词章目之。且即以词章而论，有宋一代散文，承唐代韩柳古文运动之后而健康发展，以清澈畅之体开启新途，影响元明清文风者甚巨，在中国散文史中亦为瑰宝，故《全宋文》之纂成，将为治宋代历史文化者提供多方采获之资料，而促进其掸研之深入，其意义之重要固无烦详说也。

唐诗鉴赏辞典

作者：  俞平伯等撰写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简介：以《唐诗鉴赏辞典》为代表的文学鉴赏辞典系列，是本社首创的著名品牌。它融工具书和文学赏析读物为一体，开创了中国辞书新品种。文学鉴赏辞典在中国出版界一度形成热点，成为有品牌效应和名牌品位、形成系列的精品图书。 《唐诗鉴赏辞典》为文学鉴赏辞典系列的第一部。选收唐诗名篇1105篇，由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周汝昌、周振甫、霍松林等古典文学专家撰写赏析文章。所收唐诗作品面广，各种艺术流派的诗篇兼收并蓄，较全面地展现了唐诗绚丽多彩的艺术风姿。全书约180万字。另配有唐代诗人和历代有关书画作品及《诗人小传》等多种附录。

撰写者还有：萧涤非、周汝昌、施蛰存、程千帆、周振甫等8人

作者：  俞平伯等撰写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简介：　　《唐诗鉴赏辞典（新1版）》是以该书第二版为基础，对全书的版面、版式、字体、字号、封面进行重新设计，并拟增加与内容相符的木刻版画、书法作品插入正文，将原来正文的小五号字体放大为五号，使版面更加赏心悦目。全面提升《唐诗鉴赏辞典（新1版）》的档次和品位，以满足不同文化消费层次的读者需要。

让大象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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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歌论集

作者：  莫砺锋著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7

简介：　　本书原名《唐宋诗论稿》，在2001年由辽海出版社出版。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只印了六百册，故见者甚少。近年来常有同行索观，身为著者的我亦已无从寻觅。今承凤凰出版社总编姜小青先生好意，约请我对此书进行修订后交该社重新出版，考虑到尚有读者需要此书，故对书中内容稍作增删，改称《唐宋诗歌论集》以付梓。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所收的论文都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写作时间则长达十年以上。时移境迁，我的研究兴趣常有转移，所以此次修订不可能涉及每篇文章的内容，而只能对所收文章的篇目进行增删。具体地说，我从原书中删去了《评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评龚鹏程的[江西诗社宗派研究]》、《九僧与四灵》、《简论文天祥的(集杜诗]》等四篇文章，并补人了《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论清代苏轼研究的几个特点》、《论纪批苏诗的特点与得失》、《读[剑南诗稿校注)献疑》等四篇文章，全书所收的论文数仍然是二十八篇。这样一来，除了在程千帆先生指导下与他合撰的五篇论文(已编进程先生的文集)以及收进我的另一本论文譬《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中的十四篇论文以外，我迄今为止有关唐宋诗歌的单篇论文大多见于此书了。

唐诗鉴赏辞典

作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7年04月

简介：
全书分为四册，选收唐诗名篇1100余篇，由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周汝昌、周振甫、霍松林等古典文学专家撰写赏析文章。所收唐诗作品面广，各种艺术流派的诗篇兼收并蓄，较全面地展现了唐诗绚丽多彩的艺术风姿。

撰写还有：程千帆、金性尧、吴小如

作者：  施蛰存等撰写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简介： 小品文，一般指内容活泼多样、风格题材不拘的短文，有别于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宏文巨篇。小品之名，源自佛经，其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无文体意义。晚明始将此名应用于文学，如陈继儒《晚香堂小品》、陈仁锡《无梦园小品》，所收皆一些短小轻隽、思理脱俗、情韵兼胜的文章。然其名虽始于明代，其文体则肇自先秦。古代小品文，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枝奇葩，与其他文体一样多姿多彩，源远流长，从涓滴细末到蔚为大观，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为此，我们从历代典籍中精选小品681?，并由众多专家鉴赏导读，成此《古代小品文鉴赏辞典》，作为中国文学鉴赏辞典系列的又一新品种，以飨广大文学爱好者。 本书选目的基础，是汤高才、沈伟麟、吉明周三先生所编的《历代小品大观》(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出版)。本书在该书基础上请专家作了深入修订并进行大量扩充，力图从文学艺术的角度，鉴赏、评价古代小品文的显著成就，帮助读者了解其发展和流变，汲取其中有益的养分。希冀这部《古代小品文鉴赏辞典》还能为读者提供一种精审精到的选本、注本、导读本。

魏晋南北朝赋史

作者：  程章灿著

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简介：　　程章灿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赋史》，完成于1989年夏，那时他将近二十六岁。在写成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这部论文又为江苏古籍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我所知道的，在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界中，出版几十万字专著的最为年轻的研究人员。 　　　　这似乎是一个标志，表明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正步人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参加到这个研究行列中来，他们带来了一种特有的学术朝气，带来了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而培育起来的开阔而敏锐的理论思维，而他们又大多在前辈学者的指导下，受过严谨学风的熏陶，因此又有着令人不得不首肯的扎实的基本功。这一切，我觉得，预示着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正在较早地在整体上走向成熟。 　　　　章灿同志是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和周勋初教授的研究生。1989年夏，我应程、周两位先生之邀，为章灿同志博士论文写评阅意见及任答辩委员。我在评阅意见中对论文的总评价是：“材料详备，学风笃实， 能充分吸取传统治学的优点， 又能兼采新时期文艺理论的长处，因此其整体论述，实而不固，华而不泛，史论结合，时出新意。”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曹道衡、沈玉成、徐公持先生，山东大学龚克昌先生，他们四位所写的同行专家评议，与我的看法一致。当然，评阅意见限于体例，不能写得很多，更不能充分展开对一些学术问题的评论。 　　　　这次我又承邀为本书写序，用几天的时间将原来的论文重读了一遍，感到一种前此未曾有过的特殊的享受，深深地觉得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为自己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确实还大有可为。 　　近年来报刊上不断有文章提出，长时期来辞赋受到不应有的冷落，赋体文学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而所以致此的原因，则是由于人们在观念上对赋的评价过低，认为赋特别是作为赋体文学代表的两汉大赋，不过是润色鸿业的宫廷文学，是追求铺张扬厉、华艳靡丽的形式主义作品。这些文章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造成辞赋研究为人忽视的原因是否仅仅如此呢?这里我想提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我觉得，研究同创作一样，繁荣的局面是要靠作品来支撑的。没有一定数量的有水平的作品产生，谈不上创作的繁荣；没有一定数量的有水平的论著问世，则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势必形成冷落的局面。在古典文学界，近十年来，像《文心雕龙》研究，唐宋诗研究，《红楼梦》研究，等等，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注意，甚至成为热门，究其原因，也还在于在那些学科中不断地产生有较大突破和创新的论著。就科学的意义上说，研究客体是无所谓重要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突破与创新的程度。我对辞赋没有专门的研究，但由于工作的缘故，也陆陆续续读过一些文章与专著。 　　　　我觉得，辞赋研究冷落的局面是否还可从研究本身找一找原因呢?以我个人的浏览所及，除了少数几家论著之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免有些陈陈相因，缺乏新鲜感，比起别的领域来，就显得停滞和冷落。 　　　　本书的研究，还有两点使人感到兴趣。一种是充分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把作者大量搜寻到的材料，用统计、数字、表格列出，这样作不仅仅是读者醒目，作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加强我们作文学研究时的科学观念。书中另一个使人感兴趣的是，作者对某一时期某一作家赋的观念的研究，不局限于过去通常所作的仅着眼于一些理念著作，而是尝试着从作品本身加以探索。　　

校雠广义,目录编

作者：  程千帆，徐有富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1998

简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一个极其广博的领域，它所蕴含的中华古老文明，怎样与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相接轨，已经引起中国和世界学人的关切与重度，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不少学者，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站在当今学术发展的高度，进行真正符合科学意义的独立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一向重视古籍的整理出版与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相结合，并且主张应把整理、研究的精确成果与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使得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既有科学的基础，又有明确的方向。也正因为如此，一九九二年制订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前言中既着重提到：“今后十年内，应重视安排现代学者研究古籍而获得较大成果的学术尃着及时出版，提倡现代学者用现代科学精神着力于中国古籍研究的风气，以期古为今用。”

文心雕龙讲疏

作者：  王元化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07月

简介：
王元化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文心雕龙》，1979年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此作初版即为当时大家所推重，郭绍虞、季羡林、徐复观、王力、钱仲联、王瑶等均予以充分肯定。与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同获首届比较文学荣誉奖。后来多次修订出版，*后定名为，《文心雕龙讲疏》。
本书辨定刘勰出身为庶族，刘勰思想基本以儒家思想为骨干，指出了刘勰思想的前后变化，讲了刘勰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且对《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作了释义本书是研究《文心雕龙》的经典，对我们创作也很有启发，很值得一读。
【目录】
新版前言
序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
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
《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

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
附释：一、心物交融说“物”字解
二、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
三、审美主客关系札记

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关于艺术想象
附释：一、“志气”和“辞令”在想象中的作用
二、玄学言意之辨撮要
三、刘勰的虚静说

释《体性篇》才性说——关于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
附释：一、刘勰风格论补述
二、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附释：一、“离方遁圆”补释
二、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
三、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点说明
四、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释《情采篇》情志说——关于情志：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
附释：一、《辨骚篇》应归入《文心雕龙》总论
二、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

释《镕裁篇》三准说——关于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
附释：一、思意言关系兼释《文心雕龙》体例
二、文学创作过程问题

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关于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
附释：一、文学创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

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关于创作的直接性
附释：一、陆机的应感说
二、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
1983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演讲
1984年在上海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1988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序
《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文心雕龙讲疏》日译本序

备考
一、郭绍虞
二、曾祖荫
三、钱仲联
四、徐复观
五、季羡林
六、程千帆
七、兴膳宏
八、朱寨
九、牟世金
十、胡厚宣
十一、罗宗强
十二、钱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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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很少记载，现在留下的《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几乎是仅存的文献资料。这两篇传记过于疏略，甚至未详其生卒年月。清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根据《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不在梁时而在齐末。所据理由有三：一、《时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二、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三、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赞美，绝无规过之词。《书后》又说：“东昏上高宗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这一考证经过近人的研究，已渐成定谳。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根据此说进一步考定刘勰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撰《文心雕龙》，时三十三四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相契。从而推出刘勰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约当宋泰始初年（465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间（520或521年）卒，得年五十六七岁。至此，刘勰的生平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关于刘勰的卒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就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并《梁僧传》中有关资料，加以对勘，写成《梁书刘勰传笺注》。这篇笺注虽不越《梁书》本传范围，但对刘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齐以后入仕的经历，都有相当丰富的增补。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仍留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这里首先想要提出刘勰的身世问题。
《梁书》本传说到刘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几句话：“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灵真、刘尚二人，史书无传，事迹已不可考。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灵真为宋司空秀之之弟，而秀之又是辅佐刘裕的谋臣刘穆之的从兄子。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从刘穆之、刘秀之两传来推考刘勰的家世了。杨明照《本传笺注》曾参考有关资料，制出刘勰的世系表①。《本传笺注》分析刘勰的世系表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尤众，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这里所说的臧氏，亦为东莞莒人，是一个侨姓大族，其中如臧焘、臧质、臧荣绪、臧严、臧盾、臧厥等，史书并为之立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称：“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②其中所举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外，就有东莞臧氏在内。《本传笺注》虽然没有明言刘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配东莞臧氏，似乎认为刘勰也是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这种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序录》作者直截了当地把刘勰归入士族。近来探讨刘勰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说。
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这是研究刘勰身世的关键问题。自然，在南朝社会结构中，无论士族或庶族，都属于社会上层（当时的下层民众是小农、佃客、奴隶、兵户、门生义故、手工业劳动者等）。但是由于南朝不仅承袭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门选制，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权。士、庶区别是南朝社会等级编制的一个特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南史?王球传》来说明：“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典章。当时士族多是占有大块土地和庄园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领有部曲，拥兵自保。晋代魏改屯田制为占田制后，士族可以按照门阀高低，荫其亲属。这也就是说，通过租税和徭役对被荫庇的族人和佃客进行剥削。他们的进身已无须中正的品评，问题全在区分血统，辨别姓望。在这种情况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的“谱学”成了专门名家的学问，用以确定士族的世系，以防冒滥。士族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实际上成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幕后操纵者。至于庶族则多属中小地主阶层，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进行搜刮、土地急剧集中的时代，他们占有的土地时有被兼并的危险。在进身方面，他们由于门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压抑，绝不能像士族那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晋书》载刘毅陈九品有八损疏，**条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意思说庶族总是沦于卑位。左思在《咏史诗》中也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到了宋、齐两朝，庶族进身的条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书?武帝纪》载齐时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规定③。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侥幸升迁高位，但都遭到歧视和打击。《晋书》记张华庶族儒雅，声誉日隆，有台辅之望，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闲隙，欲出华外镇。《宋书》记蔡兴宗居高位，握重权，而王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南齐书》称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畏惧之色。尝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士、庶区别甚至并不因位之贵贱而有所改变。所谓“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文苑英华》引《寒素论》）。所以，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说，庶族都时常处于升降浮沉、动荡不定的地位。
根据笔者对刘勰家世的考定，并参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理由有下面几点：
**，按照士族身份的规定，首先在于魏晋间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积世文儒为贵，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数。可是我们在刘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个在魏晋间位列清显的祖先。秀之、灵真的祖父爽，事迹不详，推测可能是刘氏在东晋时的*早人物。《南史》只是说他做过山阴令，而晋时各县令系由卑品充任。至于世系表称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则颇可疑。此说原本之《宋书?刘穆之传》，似乎应有一定根据。但是，南朝时伪造谱牒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新贵在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据《南史》改削《齐书》本纪一事推知。《齐书》本纪曾记齐高帝萧道成世系，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南史?齐本纪》直指其诬说：“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可见《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实录为依据的。据此，我们知道东莞刘氏不仅没有一个在魏晋间致位通显的祖先，而且连出于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这是刘勰并非出身土族的**个证据。
第二，在刘氏世系中，史书为之立传的有穆之、穆之从兄子秀之、穆子曾孙祥和刘勰四人（其余诸人则附于各传内）。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刘氏世系中*显赫的人物。据《宋书》记载，穆之是刘宋的开国元臣，出身军吏，因军功擢升为前军将军，义熙十三年卒，重赠侍中司徒，宋代晋后，进南康郑公，食邑三千户。秀之父仲道为穆之从兄，曾和穆之一起隶于宋高祖刘裕部下，克京城后补建武参军，事定为余姚令。秀之少孤贫，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远近安悦。卒后，追赠侍中司空，并赠封邑千户。穆之、秀之都被追赠，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自然应该归入官僚大地主阶级。可是，从他们的出身方面来看，我们并不能发现属于士族的任何痕迹。穆之是刘氏世系中*早显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却有着充分证据说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宋书》记刘裕进为宋公后追赠穆之表说：“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此表为傅亮代刘裕所作，亦载于《文选》，题为：《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这里明白指出穆之出身于布衣庶族。《南史》也曾经说到穆之的少时情况，可与此互相参照：“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此事亦见于宋孔平仲之《续世说》）这段记载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说法相契。在当时朝代递嬗、政局变化的情势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军功而被拔擢高位，参与了**统治集团。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这里可举一个突出的事例。《南史》称：“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这个例子清楚说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连皇帝都爱莫能助。我们在《南史?刘祥传》里还可以找到有关穆之身世的一个旁证：“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刘祥是穆之曾孙，时隔四世，仍被士族人物呼为“寒士”，更足以说明刘氏始终未能列入士族。“寒士”亦庶族之通称（《唐书?柳冲传》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即以寒士与世胄对举）。总之，细审刘穆之、刘秀之、刘祥三传的史实，刘氏出身布衣庶族，殆无疑义，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再从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首先，这就是《梁书》本传所记下面一段话：“初，勰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初。案此时刘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祐校定经藏，且为定林寺僧超辩墓碑制文（据《梁僧传》载，超辩卒于齐永明十三年），不能说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另一方面，当时沈约与定林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里只要举出定林寺僧法献于齐建和末卒后由他撰制碑文一事即可说明。法献为僧祐师④，齐永明中被敕为僧主，是一代名僧。刘勰与僧祐关系极为深厚，而僧祐地位又仅次于其师法献。沈约为法献碑制文在建武末，《文心雕龙》成书在中兴初，时间相距极近。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沈约，似乎并不十分困难。为什么《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刘勰不利用自己在定林寺的有利地位以及和僧祐的密切关系去会见沈约，相反却无由自达，非得装成货鬻者干之于车前呢?这个疑问只能用“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才能解答。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际为美德。庶族人物即使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往见士族，仍不免会受到侮辱。这类故事史籍记载极丰，不烦赘举。沈约本人就是极重士、庶区别的人物，《文选》载他所写的《奏弹王源》一文可为证。东海王源为王朗七世孙，沈约以为王源及其父祖都位列清选，竟嫁女给富阳满鸾；虽然满鸾任吴郡主簿，鸾父璋之任王国侍郎，可是满氏“姓族士庶莫辨”，因此“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斯为甚”。刘勰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这样一个人物，只有出于装成货鬻小贩之一途了。其次，《梁书》本传又说，沈约得书取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重视的原因，前人多有推测，以为在于《声律篇》，因为它和沈约自诩独得胸襟的《四声谱》有相契之处。纪昀《沈氏四声考》曾谓：“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这是不无理由的。距此时不久，刘勰就于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⑤。不过，尽管《文心雕龙》见重于沈约，尽管刘勰入仕后又被昭明太子所爱接，但二人的史传和留下的文集，竟没有一件事涉及刘勰，也没有出现一句对他称道的话，可见他仍旧“未被时流所称”⑥，其原因很可能和他出身微贱有关。此外，刘勰少时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于贫寒庶族这件事才能较为圆满地说明。史称南朝赋役繁重，人民多所不堪，只有士族特邀宽典，蠲役免税。庶族自然不会得到优免。根据当时历史记载，一般平民为了避免沉重的课输徭役，往往只有进入寺庙，因为寺庙是享有特权的地方，入寺庙后可以不贯民籍，免于向政府纳税服役。《魏书?释老志》已有“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之语。《南史?齐东昏侯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出家疾病者亦免。”《弘明集》载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称：“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又僧顺《释三破论》引《三破论》曰：“出家者未见君子，皆是避役。”明明说出当时因避租役而入寺庙是普遍现象。当然，不可否认，刘勰入定林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以及便于读书等（当时的寺庙往往藏书极丰）。不过，我们不能把信仰佛教这一点过于夸大，因为他始终以“白衣”身份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再就刘氏家世来看，亦非世代奉佛，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⑦。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学或玄学思想。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的动机并不全由佛教信仰，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⑧。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晋书?范宁传》、《宋书?周朗传》都有当时平民“鳏居每不愿娶，生儿每不敢举”的记载。总之，从刘勰本人的一些事迹来看，只能用出身庶族、家境贫寒的原因才可以说明，否则便很难解释。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三个证据。
有了上面三个证据，现在回过头来，参照一下《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并没有在这部论著中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直接表示看法。自然，我们从《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和基本观点也可以推出刘勰的政治倾向。不过，这里需要找到一些可以用来论证刘勰家世的更直接的材料。就这方面来说，我以为《程器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字。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文人的德行和器用，藉以阐明学文本以达政之旨。其中寄慨遥深，不仅颇多激昂愤懑之词，而且也比较直接正面地吐露了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纪昀评《程器篇》说：“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纪昀这个说法虽然也看出一些问题，可是没有进一步去发掘其中意蕴，究明刘勰的愤懑针对哪些社会现象，只是笼统地斥之为“有激之谈，不为典要”就一笔带过了。直到*近，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始对《程器篇》作出较充分的分析。兹摘要录下：“细绎其文，可得二义：一者，叹息于无所凭借者之易召讥谤；二者，讥讽位高任重者，怠其职责，而以文采邀誉。于前义可见尔时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出于华宗贵胄，布衣之士，不易见重于世。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至隋文开皇中，始议罢之。是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之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这里显然把刘勰的愤激归结到士庶区别问题上面。现在我们就从《程器篇》援引下面几段文字来加以说明。
一、“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磐悬，丁路之贫薄哉!”——这里列举的前人仅西晋王戎时间*近，且出身势豪。（《晋书?王戎传》说他：“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其余管仲以下诸人，已经年代绵邈，似乎与士、庶区别问题无关。但是“纪评”指为非为典要的有激之谈正是针对这一段文字而发。细审其旨，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这里含有借古喻今的深意，表面似在指摘古代将相，实际却是箴砭当时显贵。《奏启篇》以“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为楷式，《谐篇》用“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来解释民间嘲产生的原因，也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这一点，只要再看一看下面一段引文就更可以明白。
二、“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这一段话*早为鲁迅所重视，他曾经在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中加以援引，并指出：“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勰对于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产生的种种恶习所感到的愤懑和不平。正如《校释》所说，他一方面慨叹于布衣寒族无所凭借而易招讥谤，另一方面不满于贵胄士流位高任重而常邀虚誉。《史传篇》：“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刘勰推崇“良史直笔”，而指摘某些史臣文士专以门阀高低作为褒贬的标准，亦同申此旨。
三、“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这里以妇人聪明来说明学文以达政之旨，寓有箴砭时弊之意。当时士族多不问政事，流风所扇，虽所谓英君哲相亦不能免，甚至武人亦沿其流。朝士旷职，多见宽容。《南齐书?褚渊传》称：“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梁书?何敬容传》载姚察之论曰：“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陈书?后主纪论》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这类情况，史不绝书，几乎随处可见。士流不问政事是由于尚于玄虚，贵为放诞。事实上，玄谈在当时已成了登仕之阶。《世说新语》曾记张凭因清谈得到刘真长赏识而被举为太常博士。任彦昇在《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中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这些都说明了属言玄远方能入仕。刘勰在《明诗篇》中也批评了江左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的不良倾向。《议对篇》则以贵媵还珠之喻斥责了“不达政体”的浮华文风。这种批评和《程器篇》“学文达政”的主张是声气相通、原则同贯的。
四、“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为什么以文人习武作为衡量梓材之士的标准呢?此说人多以为异。但是，我们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不难发现刘勰倡立此说的由来。史称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刘勰撰《文心雕龙》正在此时。当时中原沦丧已久，北魏迁都洛阳，出兵南侵，萧齐皇朝不仅毫无御侮决心，反而不断演出了自相残杀的丑剧。南渡后，士族偏安江左，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耽好声色，体羸气弱。这一点，可引《颜氏家训?勉学篇》的一段文字来说明：“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夫射御书数，古人并习，未有柔靡脆弱如齐梁子弟者。士习至此，国事尚可问哉?”刘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文事武备并重之论的。
五、“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此说出于儒家。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其所本。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刘勰的愤懑和不平，不会超越“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儒家思想界线。纪昀说他由于郁郁不得志而发愤著书，这个论断，大体不差。《诸子篇》“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感叹，也同样说明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道理。
根据上面的引文和说明来看，《程器篇》在许多场合都对士庶区别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而这种批评是正符合于一个贫寒庶族的身份的。由此同样得出了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结论，正与上文考定刘勰家世所得证据完全一致。确定了刘勰属于庶族，就不难发现，他的一生经历都和他的出身有关。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中，贫寒庶族往往处于动荡不定的地位：在经济上遭到排挤，在进身上受到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得时时忍辱含垢。这种受压抑、不稳定的地位使他们对当时社会中的某些黑暗现象感到不满。
刘勰的一生，经过了入寺—登仕—出家三个阶段。他在**个时期，由于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入寺庙，采取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权变之计，发愤著书⑨。他在《文心雕龙》中，吐露了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反对了代表门阀标榜的浮华尚玄的文风，提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从思想体系上来说，他恪守儒家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他处处都在强调仁孝，对儒家称美的先王和孔子推崇备至。从入寺以来，他就一直怀着儒家经世致用发挥事业的理想，当他一旦有了进身机会，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就马上登仕去了。因而，他从**阶段到第二阶段，即由居寺而登仕，完全是合逻辑的发展。这正反映了所谓“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人生观。他在第二个时期由于有了个人的前途，社会地位骤然提高，从而在思想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自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后，就在言行上充分表现出亦步亦趋地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梁书》本传称：“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据《本传笺注》分析：“步兵校尉因陈表而迁。”此说甚是。梁武帝即位不久即长斋素食，曾三次舍身入寺。刘勰陈表正好投合了这种需要⑩。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刘勰在这个时期所写的《灭惑论》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这篇论著标志着刘勰由儒家古文学派立场转变到向玄佛合流（此事将在下章中详论）。《灭惑论》中有一段话说：“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刘勰反对奉太平道的张角和五斗米道的孙恩，似乎是佛道之争。卢悚亦奉天师道。李弘事迹不详，但为道教徒似无疑问。《老君音诵戒经》云：“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晋时李弘有五，但在汉代史籍中，则尚未查出李弘名字。《灭惑论》所谓“余波所被，实蕃有徒”，正是指此而言。事实上，这种思想乃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力量。《诸子篇》：“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照刘勰看来，兵谋诡术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祸源，因此他对于儒家经典以外的《史记》、“诸子”颇多微词。尽管刘勰在仕途中抛弃了以前的愤懑，竭力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幻想通过妥协道路去实现自己纬军国、任栋梁的理想；可是，看来他在仕途中并不得志。梁武帝学兼内外，奉佛教而不废儒书，曾经在这两方面发起过许多活动，史籍和《弘明集》都留下不少记载，其中却找不到刘勰参与的任何痕迹，可见他并未得到梁武帝的重视。到了晚年，他仍落入以前郁郁不得志的处境。梁武帝只命他和僧人一起撰经。他的地位又和入寺时相差无几了。终于他选择了出家遁世的途径，作为自己的归宿。据《梁书》本传称：“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刘勰用燔鬓发自誓的坚决态度来启求出家，可能由于在仕途上感到了幻灭，怀有说不出的苦衷。这就是他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即由仕途而出家的原因。综上所述，刘勰的一生经历正表明了一个贫寒庶族的坎坷命运。他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入世思想，却不得不以出家作为结局。他不满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却不得不向**统治集团进行妥协。他恪守儒家古文学派立场反对浮华文风，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沆瀣一气。这些矛盾现象只有通过他的时代和身世才能得到*终的说明。

全清词,顺康卷.4

作者：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委员会编

出版社：

简介：　　经过二十个春秋的艰苦努力，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项目《全清词·顺康卷》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提出编纂《全清词》，委托南京大学承担编纂任务，由程千帆先生担任主编。南京大学组成《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经过多年的准备和艰苦的工作，至2002年5月，《全清词·顺康卷》共二十册终于全部出版。 　　词之断代总集，《全宋词》、《全金元词》及《全唐五代词》早已嘉惠学林，《全明词》也已编竣，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而清词堪称鼎盛，词家词作又远超前代，仅《顺康卷》就三倍于《全宋词》。故《全清词·顺康卷》之问世，实学术界与出版界之一大盛事。 　　《全清词·顺康卷》共20册，收录作者近2100家，词作计为五万余首。第一册与第二册此次经修订重印，与全卷一起推出。 《全清词·顺康卷》卷末编有《全清词顺康卷作者检索》，以方便读者查阅。

在野的全球化——流动、信任与认同

作者：  范可　著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6-1

简介：　　我们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给人类社会既带来希望也带来问题。范可编写的《在野的全球化--流动信任与认同》所涉及的是目前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问题当中的一部分，这些问题都在或明或暗之处嵌顿在“发展”的轨迹里。流动、信任与认同是本书的几个主题，并构成本书的主线。它们所指涉的现象与事实并非都直接地与全球化有因果关系，但无疑都与之存在着相关性。作者视全球化为一种在野弥散的流动过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全球化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啻为人际接触而始的社会关系网络化过程，它必然意味着在众多的偶发性当中隐含着某种必然性。各种涉及信任、认同的问题必定会在时空条件改变所导致的人类社会关系密集化的过程中产生、出现。本书所讨论的移民、旅行、迁徙、信任、权力与权利等，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基本预设而展开。作者希望通过这些讨论告诉读者，人类学正在发生着变化，人类学者应当直面当下而有所担当。

程千帆推荐古代辞赋

作者：  曹虹，程章灿注释

出版社：广陵书社,2004

简介：　　辞与赋本是相同因而可以互称的文体。西汉末年，大学者刘向编集屈原、宋玉等作家的作品，由于它们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所以总题为《楚辞》，意即楚人之辞，或楚国的文学，但他的儿子让歆协助他编写皇家家藏书目录《别录》和《七略》时，却分别题为《屈原赋》、《宋玉赋》等，可见在汉人心目中，辞赋是没有分别的。不过后人的作品以赋为名的多，因而辞就被人们视为专指屈、宋以及他们的效法者的作品。赋作为共名可以包括辞，辞却不包括赋了。 　　赋字在文学范畴中有两种涵义：一指一种修辞手段，一指一种文章体裁。就修辞手段来说，它的意思是铺陈，凡是用铺陈手段的来描摹客观事物都可称为赋。它是原来体现在《诗经》中而为汉人所概括出来的，和另外两种用比礕、隐喻等手段的比和兴的。这种修辞手段，由于被作家所大量应用，加上另外一些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影响，就逐渐形成了显得很有特色的一种文化－－赋。 　　

两宋文学史

作者：  程千帆,吴新雷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

简介：　　本书征引史料宏富，立论精审，创见较多。著者探讨各类文体、流派的兴衰，立足于史家主体意识，从深层揭示其内在规律，突破历来的单一的作家加作品的机械排列模式，从纵向联系和横向比较着手，环环紧扣，层层密合，确立了整体观念的构史格局；特别是清晰勾勒宋杂剧和南戏演变的轨迹和轮廓，填补了大片研究空白，发掘出为老一辈戏曲史家王国维和吴梅等未曾见过的许多珍贵史料，显示出综合艺术美的立体感，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体现了八十年代研究新潮中的硕果，对研究和爱好两宋文学者均极有教益。

Millennium problems:the seven greatest unsolved mathematical puzzles of our time

作者：  (美)基思·德夫林著;沈崇圣译

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2

简介：     《千年难题(七个悬赏1000000美元的数学问题)》由基思·德夫林著，沈崇圣译。2000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克莱基金会发起了一场颇具历史意义的竞赛：任何能够解决七大数学难题之一的人，在专家认定其解答正确之后，都可以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先例：1900年，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提出了23个问题(现被称作希尔伯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为20世纪的数学设定了议程。千年难题很可能获得同样的地位。对它们的解答(或者解答不出)将对21世纪的数学研究起到巨大的影响。这些问题涉及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中大多数最迷人的领域：从拓扑学和数论到粒子物理学、密码学、计算理论甚至飞机设计。著名的数学阐释者德夫林在《千年难题(七个悬赏1000000美元的数学问题)》中向我们讲了这七大难题的内容、由来以及它们对数学和科学的意义。

史通评注

作者：  (唐)刘知几著;刘占召评注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简介：本著采取题解、疏解、注释、评论、集评、附录六种形式，撷取了关于《史通》历代评注本的精华——包括宋代孙何《驳史通序》，明代李纵维桢《史通评释》、王维俭的《史通训诂》、郭孔延的《史通训释》、于慎行《罗能举正论》，清代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浦起龙《史通通释》、纪昀《史通削繁》、皮锡瑞《书后》，近现代的陈汉章、刘咸炘、陈庆年、黄家岱、吕思勉等对《史通》卓有成就的研究成果，以及今人张舜徽《史通评论》、程千帆《史通笺记》、张振偑《史通笺注》、赵吕甫主《史通新校注》……这些著作有的书肆难觅，有的缺乏整理，有的分散在浩瀚的典籍中，普通读者查阅颇费时费力。本著原文依据赵吕甫《史通新校注》，简体横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适合普及的《史通》汇评本。

女人四十生活简单就是享受

作者：  金祺　编著

出版社：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处 2013-12-1

简介：　　人生本来就是一段旅程，千万别只顾低头行走，完全忽略了生活中还有别的风景。40岁的女人绝对需要轻装前进。丢掉那些不值得你带走的包袱，抛弃那些拖累你的垃圾，放下那些痛苦的回忆，这样你才可以简洁轻松地走好自己的路。

College Chinese

作者：  周欣，潘宝明主编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上编　文选 　第一单元　山水纵情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刘禹锡：浪淘沙 　　苏轼：石钟山记 　　沈括：雁荡山记 　　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乔宇：恒山记 　　徐弘祖：游黄山日记（后） 　　鲁迅：雪 　　徐志摩：泰山日出 　　丰子恺：庐山面目 　　俞平伯：陶然亭的雪 　　梁遇春：春雨 　　汪曾祺：武夷山 　　银云：这就是张家界 　第二单元　古迹走笔 　　崔颢：黄鹤楼 　　杜牧：赠别二首 　　姜夔：扬州慢 　　郑振铎：云冈 　　梁思成：曲阜孔庙 　　臧克家：朝“武当” 　　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 　　陈从周：说园 　　熊秉明：佛像和我们 　　罗哲文：万里长城游记 　　袁鹰：离宫思絮 　　马力：龙门 　第三单元　文化博览 　　老子：《老子》七章 　　孔子：《论语》十三章 　　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叶圣陶：说书 　　林语堂：中国书法 　　凌叔华：我们怎样看中国画 　　钟敬文：谈中国民居 　　钱仲联徐永端：关于古代诗词的艺术赏鉴问题 　　端木蕻良：值得研究的中国玉文化 　　程千帆：关于对联 　　任继愈：宗教与宗教研究 　　秦牧：华族与龙 　第四单元　民俗采风 　　李世民：守岁 　　刘晏：咏王大娘戴竿 　　韩翃：寒食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张岱：西湖七月半 　　郑燮：扬州 　　周作人：吃茶 　　朱自清：说扬州 　　柯灵：故园春 　　汪曾祺：故乡的野菜 　　梁衡：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贾平凹：静虚村记 　　穆涛：长安城散步 　　王磊：徽州朝奉 　第五单元　异域漫步 　　夏多布里昂：美洲之夜 　　狄更斯：尼亚加拉大瀑布 　　梭罗：湖光水色 　　惠特曼：在海边的一个冬日 　　萧伯纳：贝多芬百年祭 　　普里什文：林中小溪 　　爱伦堡：初进罗浮宫 　　孙福熙：红海上的一幕 　　井上靖：春将至 下编　应用写作 　第一单元　行政公文 　　一、决定 　　二、通告 　　三、通知 　　四、通报 　　五、报告 　　六、请示 　　七、批复 　　八、函 　　九、会议纪要 　第二单元　通用文书 　　一、计划 　　二、总结 　　三、调查报告 　　四、简报 　　五、会议记录 　　六、讲话稿 　　七、条据 　第三单元　专用文书 　　一、合同 　　二、招标书、投标书 　　三、广告文 　　四、消息 　　五、通讯 　　六、导游词 　　七、旅游行程 　　八、产品说明书 　　九、个人简历 　　十、求职信 　　十一、策划书 　　十二、毕业论文 　　十三、毕业设计报告

俭腹抄

作者：  程千帆著;巩本栋编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简介：

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

作者：  程千帆主编;卞孝萱[分典主编]

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简介：本书是运用我国历代汉文古籍编纂的一部大型工具书。其目的是为学术界及愿意了解中国古代珍贵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准确详实、使于检索的汉文古籍分类资料。 国务院在关于编纂《中华大典》问题的批覆中指出，编纂《中华大典》“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本书所收汉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约三万种，逹七億多字，分为二十二个典，近百个分典，内容广博，规模宏大，前所未有。 大典共分二十二个典，即哲学典、宗教典、政治典、军事典、经济典、法律典、教育体育典、语言文字典、文字典、艺术典、历史典、历史地理典、其它社会科学典、数学物理化学典、天文地学典、生物学典、医药术生典、农业水利典、林业典、工业典、交通典、文献目录典。典以下分典、总部、部、分部分级、分部之下的标目根据各学科特点由各典自行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