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荒时期的神与兽

作者：  徐岩岩编著

出版社：黄山书社,2010

简介：　　 《山海经》是鲁迅先生幼时的至爱，“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 　　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做眼睛的怪物”……后世的研究者 　　，如梁启超、苏雪林以及法国的维宁则指出，《山海经》中所记载和描绘 　　的就是世界圈，譬如《海外东经》就是指北美大陆和科罗拉多大峡谷。本 　　书对《山海经》做了重新解读，带你进入一个神与兽交织、光怪陆离的神 　　话世界。 　　

棘心

作者：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刘纳编选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2009

简介：苏雪林(1897－1999)，原名苏梅，雪林为字。1919年到北京求学，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存报刊发表诗文。1921年赴法留学，先后在里昂中法学院、里昂国市艺术学院学习，1925年凹国，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省立安徽大学任教，同时创作小说、散文、剧本等。1931年起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授，并开始发表对新文学作家的批评论文，同时致力十古典文学的研究。苏雪林一生笔耕不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散文集《绿天》、自传体小说《棘心》蜚声文坛，被阿英称之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在文学研究上，屈赋研究是其半生的事业，有著作《屈原与(九歌)》、《正简》、《屈赋新探》等。 本书选入其散文《绿天》、《归途》等16篇，长篇小说《棘心》1部、文论《论李金发的诗》等8篇作品。

大家散文文存精编版：浮生十记

作者：  苏雪林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7年04月

简介：
“绿天溪水”“秋日私语”多为作者早年的作品，信手点染，童心十足，赋花鸟虫鱼以灵性，把对大自然的热爱融化于近于漠然的文字里，浅浅的欢乐，淡淡的哀愁跃然纸上。因她有丰富的学养，深厚的古文功力，随意撷取的古诗辞藻饰其间，贴切自然，妙趣天成。“遁斋随笔”“人生四季”，都是作者百年人生历练，有感而发的人生感悟，那颇富哲理的情思，通过质朴清新的文字，作酣畅淋漓的表述后，产生一种奇特的艺术魅力，读之不仅是一种享受，而且给人以启迪。苏雪林是迄今为止，中国*长寿的作家了，享年一百零三岁，人生阅历丰富，“晴窗札记”“西窗剪烛”和“枯井钩沉”，一是对自身生活经历的片断记录，更多的是对二三十年代与她有所过从的师友的回忆，其史料价值不可忽视。苏雪林亦擅评论，“砚田圈点”，即是对周作人、凌叔华、孙多慈等几位同时代名流作品的评论，准确与否尚希读者自辨，总算一家之言。“萍海游踪”是一组游记，描摹细腻，涉笔成趣。苏雪林的身世，知者不多。她的个人婚姻生活极其不幸，一直在姊妹家庭中生活，故专列“百年断片”一辑，让读者对其家庭背景和个人偏执性格的形成有所了解。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

作者：  赵清阁编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简介：集锦中收录了现代文学史上51位名人（如阳翰笙、茅盾、郭沫若、老舍、冰心、许广平、巴金、洪深、施蛰存、端木蕻良、丁玲等）的书信211封，这些信件大都没有公开发表过，如郭沫若的6封信，均未收入《郭沫若全集》和《郭沫若书信集》；老舍的4封，也均未收入《老舍全集》；冰心的62封中，《冰心全集》只收了13封，这无疑为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进一步提供了资料。更为可贵的是，这本书信集中集中编选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批女作家的书信，如沉樱、冯沅君、袁昌英、白薇、陆晶清、谢冰莹、方令孺、罗洪、白冰、杨纤如、苏雪林、罗玉君等，对这些女作家的个体研究和整体研究都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 本书在收入了52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212封信件，最早的1941年，最晚的1996年，大都没有发表过。为了保证这些信件作为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大部分信件的都根据原件进行了核对，对赵先生编著中记忆有误的部分也进行了考证，并加了大量“补注”；为了突出这些信件见证历史的重要价值，丰富其内容和历史实感，增强可读性，又收入了包括人像、书影、原信、绘画、手迹等有关照片178幅。全书达280多页。更多>>

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

作者：  杨联芬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05月

简介：

本书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切入文学思潮与女性主义文化和文学，作为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更突显除了五四以后女性意识觉醒对社会文化，尤其对文学的重大影响，梳理出了五四文学个性解放题材的重要思想源头之一，具有创新意义；研究方法较为独特新颖，用“关键词”构成思潮史的变化，既有内在的逻辑性，又体现出鲜明的价值观；史料丛集丰富，尤其是晚清民初的许多史料支撑了本书的核心观点。

拥有四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在清末先输于西方列强，再挫于蕞尔东瀛，最终以“野蛮”或“半开化”的屈辱身份，被迫进入以西方文明为范式的全球化，并开始了其在进化论思想方法主导下蜕旧变新的“现代历史”。在中国思想文化转型最为关键的1890至1920年代， 基于强国保种、建立民族国家理想而进行的社会政治变革，与寻求普世价值、创造新文化而进行的思想启蒙运动，二者合力，使20世纪上半期中国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均发生千年未有的剧变；而传统的哲学、伦理等价值体系，也在这个激进的现代化浪潮中，支离破碎。

中国不曾有自命为“激进主义”的政治与思想派系，但在进化论观念统领下，西方现代各种政治学说与社会理论，在清末以后充斥了中国的思想市场，其中一些以政党政治付诸实践，形成被鲁迅戏称为“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社会演进激进形式。整体看，在晚清以降半个世纪“新旧交替 ”、不断“进步”的历史中，何种学说能够在一个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常常与其所具有的理想主义的完美程度成正比；最激进的，即最进步的，可能因“政治正确”而左右社会历史走向，并直接影响人伦日用而形塑中国的现代文化。从共和到共产，凡流行或成为主导思潮的政治理论与社会运动，无论其具体主张有何不同，否定传统、崇尚进步、理想主义和激情主导的特征，却是共有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出”，也决定于其乃当时世界最完美与*之社会政治学说。因此，20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大抵呈现一种浪漫主义特征。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先后在德、英、法国发生的浪漫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运动，各自的过程与特征亦不尽相同。但这场被以赛亚·柏林称为“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一个“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的思想文化运动，崇尚自由意志和主观精神，改变了西方二千年的理性主义传统，形成一种普遍的“反抗运动”，引发西方意识态和文化艺术领域的一系列革命。浪漫主义争自由、反压制的精神特质，使之成为20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与情感资源；而“强国保种”或“救亡”的焦灼，也使理想主义往往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

中国在晚清既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又获得凤凰涅槃机遇，梁启超因西方浪漫主义推崇的“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 ），发现了一种与儒家谦逊内敛、道德完善的“君子”人格不同的、以个人自由为目的的情感本体之“自我”，并以此为建构现代人格即独立心和公民意识的基础。20世纪初，浪漫主义在西方式微，待之而起的，一方面是“唯物”的写实及自然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对人类理想充满怀疑的“新浪漫主义”（即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但中国亲近的，却仍然是被称为“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远不止文学，而是遍及思想、政治及伦理生活，正如雨果所言，浪漫主义作为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最终唤起的是整个社会文化的自由主义运动。1895年甲午战争后，至1920年代初中国，借用苏雪林引用过的英国诗人密尔顿描述英国近代史的一段话，正是“脱去旧衣，回变青春，走入更伟大的有光荣的真理路上，好像从睡中醒过来的巨人，现在起来的样子；又像神鹫脱换了旧羽毛，炯炯眼光，照耀万里无云的青天，正要一试大雄飞的觉醒状态。”晚清至五四，一系新概念涌现，“醒狮”意象的流行。 “觉悟”一词的走红， “少年中国”的理想共识……形成晚清以降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基调。浪漫主义终结了中国的古典文学，也开启了中国人的现代生活。

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

作者：  汪兆骞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2017年12月

简介：

本书为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的收官之作。沿袭“民国清流”系列图书风格，呈现出1946年至1948年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分化与转型，客观描写了民国大师与政治或即或离的生存状态，以及面对去留问题时的非常抉择。

生逢鼎革，山雨欲来风满楼，站在十字路口，胡适、老舍、沈从文、郭沫若、茅盾、闻一多、张爱玲、林徽因、丁玲、张恨水、曹禺、赵树理、冯雪峰等大文人，不可避免地为历史与时代所裹挟，以坚定的道义和担当、独立的品格和人格魅力，进行着一场影响个人命运甚至中国文化命运的抉择。国统区的文人，努力书写人性的幽曲、精神的觅寻，在与政党、政治的复杂关系中曲折地成长；而解放区的作家，兴奋地以丰富多彩的笔墨为解放战争留下真实生动的文学画卷。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中国文化界何去何从？“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新时代的钟声正激荡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一如既往，作者不囿于固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客观地描写大师们的崇高与卑微、飞扬与落寞，真实地还原其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

引　言 / 001

*章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 / 007

·“雾里梅花江上烟”，老舍在美创作《四世同堂》 / 011

·“挥鞭依旧笑嘻嘻”，周作人哀怨刻骨的狱中生活 / 030

·热闹的《传奇》与“我将只是萎谢”的张爱玲 / 048

·峻急傲倪的闻一多，用生命做了“*后一次的讲演” / 067

·“免忆朝歌老比干”，冯雪峰倾情撰写《鲁迅回忆录》 / 074

第二章　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 / 087

·“昂首天外亦豪哉”，《新华日报》肯定张恨水小说为“现实主义道路” / 091

·曹禺创作电影《艳阳天》，巴金评价“是件可喜的事” / 107

·“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黄永玉说沈从文预言“没有应验” / 121

·把“文化娱乐”比喻成“驴打滚”的“文摊文学家”赵树理 / 137

·“落入文字皆成精品”的林徽因，生命“燃烧着点点血” / 150

第三章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 / 163

·丁玲尝试以社会现实主义创作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 167

·胡适拒绝做总统候选人，“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 178

·郭沫若发表《抗战回忆录》，引来两位妻子凄楚晤面 / 199

·苏雪林倾其所有支援抗战与魂归故里 / 213

·被追认“烈士”的爱国诗人戴望舒，一生为情所困 / 225

·茅盾痛失爱女，受邀访苏，在香港完成长篇绝唱《锻炼》 / 240

○1946 年至1949 年，因国民党反对和谈而发生的国共内战，对于20 世纪中国的意义自不待言。国共内战加速了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分化与转型。本书重点表现国统区文学风景：从文学与政党、政治间的复杂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在历史和政治霸权统治之下曲折成长的过程，以及作家、报人乃至知识分子与政治或即或离的挣扎中的生存状态。

○1946 年，上海各界知识分子四千二百七十一人联名通电蒋介石、*，呼吁全面停战。《民主周刊》《时代评论》《大公报》《新民报》等或联合发表声明，或发表社论，坚决反对国民党迫害言论自由的法西斯式统治。付出的代价是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喋血街头。全国文化界奋起谴责当局的卑鄙暴行。

9 月，储安平在上海奋起创办《观察》周刊。以其“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追求，《观察》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其七十多位撰稿人几乎都是进步的作家、教授、报人。储安平把“文人论政”推向高峰，他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其坚定的道义和担当、独立的品格和人格魅力，悲壮地完成了民国清流的谢幕演出，“成为百年绝响”。

○有些史家说，当时的老舍已经投入了共产党的阵营，其实不然，从他登上文坛，到抗日战争胜利，老舍一直是个民主主义者，一个爱国进步作家。以他在美国引起轰动的《骆驼祥子》为例，这部小说比起左翼作家的作品，没有那么多的“革命”内容和“战斗精神”，只是真实地描绘了故都北平城里一个人力车夫的艰难的生活和悲剧命运。

○那个古老贫弱又经历了战争创伤苦难的祖国，老舍生于斯长于斯，祖国文化基因已渗透到他的骨子里、灵魂里，他是深爱着自己祖国的，他的短暂的离别，是为了休整和储备，如同骆驼要吃草，是为了肩负更沉重的使命。让他期待的是，他要用这一年在美国访问讲学之闲余，完成自己规模宏大，后来成为世纪经典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周作人在南京期间，到中央大学讲演两次，一为《学问之用》，一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后改为《中国文坛上的两种感想》发表。到南方大学讲《整个的中国文学》，其多次演讲及著文都是宣传他的“儒家文化中心论”的。老实说，周作人岂能不知道“儒家文化中心论”与日本鼓吹的日本大和文化为中心的论调是相抵牾的，他执意要宣传“儒家文化中心论”，这是需要勇气的，不忘祖宗的文化道统，让我们看到作为中国文人的周作人精神的另一面。

○1946 年元月，张爱玲的《传奇》再版，直到1949 年，她没有什么新作问世。她沉浸在与胡兰成的情感起伏中，沉默、观望。那时，张爱玲已与父亲决裂，而大洋那边的母亲也已杳无消息。胡兰成如一朵浮云，在外面飘荡，她只能与姑姑张茂渊相依为命。她并不孤独，到旧市场淘书，去电影院看看好莱坞电影，或与友人坐在宁静的咖啡馆聊聊天，独守着心中那份悠然自得。但是好景不长，没有文字卖出去，只靠姑姑那点收入过活，她的生活日见拮据困窘。张爱玲不得不重拾钢笔，恢复写作。但写的不是往常的小说，而是创作从未涉足的电影剧本。

○闻一多一旦选择了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对抗，就表现得一往无前，无所畏惧。昆明人都记得，1946 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闭幕后，闻一多担任过在昆明举行的“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惨案，坚持严惩一二·一惨案祸首大会”主席。面对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闻一多公开谴责当局杀害民众的暴行。听众群情激愤，大会成了批判国民党丑行的战场。

○1949 年5 月25 日，春夏之交的上海，在这座大城市解放前一天，却有一个皎月似水、暖风拂面的夜晚。

冯雪峰按捺不住狂喜，竟然在流弹乱飞的时刻，特意穿上一直珍藏着的瞿秋白送给他的一件长衫，匆匆来到一个同志的住处。

据海宇于1980 年写的《一件不寻常的长衫》（载《东海》第八期）介绍，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于1949 年4 月21 日，横渡长江，相继解放南京等上百座城市。5 月12 日，淞沪战役打响，大上海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冯雪峰闻之，欣喜若狂，与地下党组织力量一起，准备迎接大军进城。于是就有冒险到一位同志处之举。二人走到楼上露台，扶栏向徐汇方向远眺，听远方隆隆的沉闷的炮声一阵阵地传来，一待就是两个多小时，没讲一句话，但那眉宇间，却洋溢着激动喜悦……

○20 世纪50 年代初，丁玲、冯雪峰先后都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都当过《文艺报》主编，二人交往很多。到50 年代中期，二人又都遭到错误批判。一次，在批判他们二人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冯雪峰发言时，丁玲突然打断他，说：“我知道，你那样讲，都是为了维护我！”闻此，杀气腾腾的批判会，竟然一片沉默。在场见到这一幕的凤珠大姐，后来十分感慨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二人还相互惦着呢！

○1947 年2 月15 日，傅斯年在南京《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开不可》，炮轰“四大家族”，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举国瞩目。胡适读之，在自己当日日记上，借用成舍我在他主办的北平《世界日报》用的“傅斯年要革命”一语，予以支持。

傅斯年又于3 月1 日，在《观察》周刊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锋芒直指国民党权贵。同时，马寅初也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抨击豪门资本，形成社会舆论，震撼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

○20 世纪80 年代初，在一次会上，笔者曾在北京饭店与曹禺先生有一次闲聊，在问到他没有留学背景是不是很遗憾时，他端着咖啡抿了一口，引用了刘半农赠鲁迅的对联上的话：“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天下何处无芳草，老人回答得很有智慧。

○1947 年，沈从文从云南回到北平，与妻子张兆和住在中老胡同三十二号的北大宿舍。他在北大当教授之余，还为天津《益世报》编辑“文学周刊”。当时曹禺的话剧《日出》正在公演，沈从文看后，很激动地在《益世报》发表剧评《伟大的收获》，只从题目，便知沈从文对曹禺《日出》的推崇。《日出》获《大公报》文艺奖，也与沈从文的推荐有关。

○汪曾祺在老师的批评下，自信地在上海开辟自己的文学天地，与黄永玉成为好朋友。而在香港的萧乾在1948 年，促成了黄永玉一生中*次画展，地点是在文化气息很浓郁的香港大学。黄永玉在画坛的赫然亮相，凝聚着表叔沈从文的希冀和心血。

在以后漫长而蹉跎的岁月里，这两位来自凤凰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精神和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固然因为有那血浓于水的亲情，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更为内在的一种文学情怀的关联，一种对故乡的那份深深的眷恋”（李辉语）。还有，那就是他们叔侄二人骨子里的自由而磅礴的个性精神，贯穿在他们生命里。

○有个事实，不能回避，1946 年至1947 年，在明确论定赵树理小说是“*体的实践了*的文艺方针”之后，解放区内和国统区有组织、有规模地出版发行赵树理小说，郭沫若、茅盾等人撰写赞美赵树理小说的评论，甚至发表国统区读者如何喜欢赵树理小说的通讯，热热闹闹地掀起宣传赵树理小说的高潮。然而，1948 年未至1949 年元月，赵树理又突然遭到解放区的批评。《人民日报》发表了《邪不压正》等六篇文章，以争鸣名义批评赵树理小说。这真让赵树理和广大读者都始料不及。

○这诗“是洒脱的，上下片对称的两段体格律诗，自然是作者自创的格律，在这个意义上就还是自由诗”。这是当代诗人邵燕祥1985 年写的《林徽因的诗》（《女作家》）中的话。他还说：“林徽因在这里以像唐人绝句或宋人小令那样寥寥几笔，捕捉并发现了诗人主体感受跟客体光影物象相交流、相契合的一瞬。”林徽因的诗，音韵铿锵，产生强烈的艺术冲击力，简直就是一首首隐去了曲谱的动听的歌弦。

老哥邵燕祥在1951 年春夏之交，为一件工作到清华园拜访梁思成，有幸见到过林徽因一面。她的脸色显得苍白，带有病容，“但一双眼睛深邃有神”，她没说几句话，但仪态风度印证了她的诗，使他始信诗如其人，人如其诗。

○1948 年6 月，一个五更时分，当丁玲放下手中早已磨秃的钢笔，合上旧账本，顾不得久坐炕头落下的腰椎增生的剧烈疼痛，伸伸双臂，对起炕披衣，正往灯盏上添油的丈夫陈明淡淡地说：“终于写完了。”但陈明在丁玲已有皱纹的眼角，看到晶莹的泪珠在闪烁。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稿五十四章，四十万字。陈明和住在晋察冀青年联合会的吴小武，还有一位文学爱好者秋晴姑娘，日夜兼程地誊抄复写了两份《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吴小武得提一提，他就是萧也牧，当时在《时代青年》当编辑，他喜欢读丁玲作品，热情参与誊抄复写工作。

○1946 年6 月5 日下午3 时半，胡适从纽约搭乘邮轮启程归国，结束了旅美八年八个月零十天的漫长生活。在邮轮慢慢起锚，驶出码头那一刻，胡适情不自禁地仰起头，仰天长啸：“别了，美国。别了，纽约！”

○1947 年，是蒋介石决心拉胡适入政府，而胡适一直婉言拒绝的一年。蒋介石不会不知道，胡适作为一个书生，即使加入政府，也不会有挽大厦之既倒的神力。他考虑的是政治层面。胡适作为“五四”的领袖，以他在中国文化教育界乃至国际上的地位与威望，他入阁政府，肯定会给蒋氏王朝挣足“面子”。所以蒋介石苦口婆心地劝诱胡适，一直到蒋家王朝败退台湾，从未停止。

○我们也应看清胡适的政治立场了。在抗战胜利之后，胡适在政治立场上一步一步靠拢了蒋介石，用他的话，就是“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蒋介石败退台湾之际，他亲蒋的色彩更加浓重。可悲的是，他还在恪尽自己的职责，在思想文化上，仍祭起“自由主义”大旗，做他自己的文化之梦。

○1947 年2 月9 日，上海各大百货公司职工组成“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筹备大会上，郭沫若讲了话，斥责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镇压民主力量的丑行。突然一群暴徒闯入会场，袭击到会者，数十人被殴伤。警察到场，将受害者押至警局。当时，在主席台上演讲的郭沫若，见状，从台后越墙逃走，未遭伤害。事后，郭去医院慰问受害的伤者，旋又至黄浦警局，要求释放一位重伤者。

○1949 年，张宝龄留在大陆，苏雪林随老师胡适去了台湾，然后是隔海相望，再无相聚的日子，可偏偏在此刻，双方平添了几许淡淡的相思和怀念。在政治动荡和物质匮乏的残酷岁月里，家人想把苏雪林留下的一块布料用了，做几件衣裳，一直当鳏夫的张宝龄却说什么也不肯，说，只剩下这一个纪念了。而在海峡那头的苏雪林闻听张宝龄病故消息后，为没有与丈夫离婚，一直让他孤苦独处而自责，洒着清泪说：“拖累他孤栖一世。”

○1946 年1 月1 日，何家槐、周钢鸣等二十一人联名发表《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表示不同意总会委托戴望舒主持“文协驻港通讯处”的决定，并要求撤销已成立的通讯处，另组香港分会。同时，有三个附件，证实戴望舒的附敌行为。上级很快接受二十一人的建议，撤销戴的工作，另起炉灶，这无异将戴望舒推向深渊。

○茅盾夫妇从海参崴踏上苏联领土，然后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在苏访问、观光达五个月之久。后于1947 年4 月25 日搭乘苏联“斯莫尔尼”号轮船回到上海。那天，在春风吹拂下，郭沫若、叶圣陶等早就迎迓于江海关码头。是年底，茅盾又奉命到香港。彼时，进步文化精英都聚集香港，在那里等待革命胜利。全新的生活即将开始，茅盾和所有的进步作家，都以兴奋又有些忐忑的心情迎接一个新的中国的到来。

文化名家谈生死

作者：  杨耀文选编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简介：《文化名家谈生死》专门论述生与死的散文集，精选了50多篇近现代文化名家的精品文章，纵论生之道、死之思。我们可以在季羡林的《二月兰》、沈从文的《生之记录》、周国平的《人生寓言》等文章中感悟“生命的历程”；在梁漱溟的《三种人生态度》、瞿秋白的《生存》、沈从文的《时间》等文章中，跟随作家的笔触，质问“怎么活？”在邵燕祥的《说自杀》、赵丽宏的《死之余响》、周作人的《死之默想》等文章中，沿著作家的思维，质询“怎么死”？在鲁迅的《生命的路》、史铁生的《说死说活》、张海迪的《生命的追问》等文章中，和作家做“生死纵横谈”。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弘一法师、许地山、苏雪林、史铁生等人的文章中，参悟作家的“人生的最后”；在林觉民、黄苗子等人的文章中，用心悟读名家所书的遗言或遗嘱；在朱自清、徐志摩、李国文等人的作品中，泣读吊唁之文、伤心之语。让我们一起，品读这些散文名篇，领悟名家的生死观。在最终极的人生问题上，思考我们生命的意义。

向日葵

作者：  杨绛，铁凝，王小波等著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简介：　　 读《向日葵》，带给你大师的思索……，他们没有大富大贵、万贯家 　　财，他们经历过风雨艰辛、曲折坎坷的人生，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会镌 　　刻在中国文化史上。 　　 阅读智者的文章，带给你精神上的愉悦：从苏雪林《秃的梧桐》，看 　　生命的顽强；从张中行《临渊而不羡鱼》，看人生的平常心；从王小波《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感悟独特的个性；从马寅初《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 　　》，品味对真理的坚持。 　　 读大家的文章，让心灵净化，让脚下坚实。 　　

楚骚新诂

作者：  苏雪林著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本书系苏雪林教授悉心研究楚辞的力作之一。书名“新诂”二字的确名 副其实，该著的研究视野新，将楚骚置于域外文化两度传入中华的文化背景 之下进行考察，以新的眼光审视这些“惊采绝艳”的作品，运用前人不曾采 用或较少采用的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角度剖析、考证，提出了许多颇 有新意的创见。

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 plays

作者：  谢泳，蔡登山编

出版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

简介：　　此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苏雪林写的《中国当代小说和戏剧》（Present Day Fiction & Drama In China）；第二部分是赵燕声写的《作者小传》（Short Biographies Of Authors）；第三部分是善秉仁写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Plays）。本书初版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大体上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结束期的一个总结，作为工具性的书，因是总结当代小说和戏剧及其相关的作家问题，它提供的材料准确性较高。特别是善秉仁编着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主要是书目提要，而作者的评价对于研究者来说亦颇富参考价值。

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情感与叙述

作者：  方维保　著

出版社：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2-1

简介：　　本书以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情感姿态和叙述方式。本书主要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①新文化知识分子的情感姿态。②叙述策略和文化立场。③中国现代左翼革命文学的叙事伦理。④苏雪林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

生生死死

作者：  陈平原编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　　不知天下是否真有齐死生因而超死生的至人；即便此等与造化为一的至人，恐怕也无法完全不考虑死生问题。“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庄子·秋水》），也还是因知觉生命而顺应生命。怕不怕死是一回事，想不想死、说不说死又是一回事。古今中外确实真有因各种原因而不怕死者，可除了傻瓜，有谁从不考虑死生问题？“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生时不须歌，死时不须哭”（王梵志），此类哲人诗句固是极为通脱豁达，只是既如是，又何必老把生死挂在嘴上？可见说是忘却生死，其实谈何容易。 　　毕竟死生事大，人类最难摆脱的诱惑，或许就是生的欲望和死的冥想。而这两者又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谈生不忘说死，说死就是谈生。死生殊途，除了寓言家和诗人，谁也不会真的把死说成生或把生当作死。问题是死必须用生来界说，生也只有靠死才能获得定义。在物理意义上，既生则非死，既死则非生；可在哲学意义上，却是无生即无死，无死即无生。因此，了解生就是了解死，反之亦然。故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程子曰：“知生之道，则知死矣”（《二程集·粹┭浴ぢ郦道篇》）。 　　人掌握不了死，可掌握得了生，这是一方面；人不可能知道生之所来，可清醒地意识到死之将至，这又是一方面。依据前者，应着重谈生；依据后者，则不妨论死。实际结果则是谈生中之死（死的阴影、死的足音）与死中之生（生之可爱、生之美丽）。 　　单纯赞颂青春之美丽、生命之可贵，当然也可以；不过，只有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这一切的意义才真正显示出来。死促使人类认真思考生命的价值以及人作为人的本质规定。一个从不思考死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生，也不可能获得深刻的启悟。所有的宗教家、哲学家、文学家，在他们思考世界、思考存在时，都不可能不直面“死亡”这一无情的事实，有时这甚至就是思考的基点和灵感。在此意义上，“死”远比“生”深刻，不妨颠倒孔夫子的名言：未知死，焉知生？ 　　文人多感伤，在生死话题上，自然更偏于后者。像何其芳那样称“我能很美丽地想着‘死’”者（《独语》），或者像梁遇春那样颇为幽默地将“人生观”篡改为“人死观”者（《人死观》），在文人中并不罕见。只是喜欢谈论死神那苍白而凄美的面孔者，未必真颓废，也未必真悲观。把人的一生说成是不断地逃避死神的追逐，固然残忍了些；可比起幻想白日飞升长生不老，或者靠“万全的爱，无限的结合”来超越生死（冰心《“无限之生”的界线》），还是更能为常人所接受。重要的是如何摆脱恐怖，在那神秘的叩门声传来之前，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在这里，作家们的妙语，有时与宗教家的祷告、心理分析家的谈话很难区分清楚：都不过是提供一种精神慰藉。只是话可能说的漂亮些，且更带情感色彩。 　　“生”的价值早为常人所确认，需要论证的是“死”的意义。不是“杀身成仁”或者“舍身饲虎”的伦理意义，而是作为生命自然终止的“死”的正面价值。在肯定生的同时肯定死，表面似乎有点逻辑矛盾；其实不然，之所以肯定死原是因其有利于生。不过如今真信不死药者已不多，即便达官贵胄，也只能如齐景公临国城而流涕：“奈何去此堂堂之国而死乎？”（《晏子春秋》）正因为死亡不可避免，方才显示生命之可贵可爱。倘若真能长生不老，恐怕世人将会加倍憎恶生之单调乏味空虚无聊——神仙境界也未必真的那么值得羡慕。周作人曾引十四世纪的日本和尚兼好法师的隽语：“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人世无常，或者正是很妙的事罢”（《笠翁与兼好法师》）；而十八世纪的中国文人钱咏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生而死，死而生，如草木之花，开开谢谢，才有理趣。”（《履园丛话·神仙》）用一种超然的眼光来观赏人生，才能领略生死交替中的“趣味”与“理趣”。 　　人生一世，当然不只是鉴赏他人和自己的生生死死，更不是消极地等待死神的来临。就像唐弢笔下那死亡之国里不屈的灵魂，“我不怕死”，可我更“执着于生”；只要生命之神“还得继续给予人类以生命”，“我要执着于生”（《死》）。在死亡威胁的背景下执着于生，无疑颇有一种悲壮的色彩，也更能激动人心振奋斗志，故郁达夫将此归结为死亡的正面价值：“因感到了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故，加紧速力去用功做事业的人也不在少数，这原是死对人类的一种积极的贡献。”（《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 　　话是这么说，世人还是怕死的多。对于常人，没必要探究怕死到底是贪恋快乐还是舍不得苦辛，也没心思追问死后到底是成仙还是做鬼，只是记得这一点就够了：“大约我们还只好在这容许的时光中，就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必须的安闲悦乐，即是无上幸福。”（周作人《死之默想》） 　　二 　　正因为生命是如此美好、如此值得留恋，人类才如此看重死亡，看重关于死亡的仪式。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同样，死亡属于我们也只有一次，实在不容等闲视之。古人讲礼，以丧祭为重点，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在丧祭二礼中，生死之义得到最充分的表现。故荀子曰：“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荀子·礼论》） 　　死人有知无知，死后是鬼非鬼，这于丧祭二礼其实关系不大。墨翟批评儒家“执无鬼而学祭祀”（《墨子·公孟》），恰恰说到了儒家的好处。照儒家的说法，生人注重丧礼和祭礼，并非为了死者的物质享受，而是为了生者的精神安慰。既不忍心祖先或亲友就这样永远消失，靠丧祭来沟通生死人鬼，使生命得到延伸；也不妨理解为借丧祭标明生死之大限，提醒生者珍惜生命，完成生命。就好像佛教主张护生，实是为了护心；儒家主张重死，实是为了重生。“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荀子·礼论》），关键在于生者的感觉，死者并没有什么收益。说丧祭之礼是做给生人看，虽语含讥讽，却也是大实话。只是丧祭之礼之所以不可废，一是“人情而已矣”（《礼记·问丧》），一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借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中的话，一是“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一是“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前者注重其中个体的感受，后者则突出其在群体生活中的意义。后世谈丧祭者，也多从这两方面立论。 　　儒家由注重丧祭之礼而主张厚葬，这固然可使个体情感得到满足，却因此“多埋赋财”，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墨子有感于儒家的“厚葬靡财而贫民”，故主张“节财薄葬”（《淮南子·要略》），虽有利于物质生产，可似乎过分轻视了人的精神感受。将厚葬薄葬之争归结为“反映阶级之分而外，还表现了唯心与唯物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廖沫沙《身后事该怎么办？》），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现代人容易看清厚葬以及关于丧祭的繁文缛节的荒谬，落笔行文不免语带嘲讽；可难得体察这些仪式背后隐藏的颇为深厚的“人情”。夏丏尊讥笑送殡归途即盘算到哪里看电影的友人，真的应了陶渊明的说法“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送殡的归途》）；袁鹰则挖苦披麻戴孝“泣血稽颡”的儿女们，“有点悲伤和凄惶是真的，但又何尝不在那儿一边走一边默默地计算着怎样多夺点遗产呢”（《送葬的行列》）。至于烧冥屋、烧纸钱及各种纸制器物的习俗，则被茅盾和叶圣陶作为封建迷信批判，以为如此“多方打点，只求对死者‘死后的生活’有利”，未免愚昧荒唐（《冥屋》、《不甘寂寞》）。其实古人早就意识到死后生活的虚妄，之所以还需要这些象征性的生活用具，只不过是用来表达生者的愿望和情感。《礼记·擅弓》称：“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备物”见生者之感情，“不可用”见生者之理智。反之，“不备物”则死者长已生者无情，“备物而可用”则生者徒劳死者无益。 　　当然，世人中真正领悟这些丧祭仪式的精神内涵者不多，黎民百姓颇有信以为真或逢场作戏者。千载以下，更是仪式徒存而人心不古。在接受科学思想不信鬼神的现代人看来，不免徒添笑料。可是，我以为，可以嘲笑愚昧麻木的仪式执行者，而不应该责备仪式本身——在种种现代人眼中荒诞无稽的仪式后面，往往蕴藏着先民们的大慈悲，体现真正的人情美。也就是周作人说的：“我们知道这是迷信，我确信这样虚幻的迷信里也自有美与善的分子存在。”（《唁辞》）体验这一切，需要同情心，也需要一种距离感。对于执着于社会改造者，民众之不觉悟与葬仪之必须改革，无疑更是当务之急，故无暇考虑仪式中积淀的情感，这完全可以理解。不过，颂扬哲人风度，提倡豁达的生死观，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要丧祭之礼。具体的仪式当然应该改革，可仪式背后的情感却不应该丢失。胡适主张删除“古丧礼遗下的种种虚伪仪式”和“后世加入的种种野蛮迷信”，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完全忘却死者，而是建立一种“近于人情，适合现代生活状况的丧礼”（《我对于丧礼的改革》）。 　　对于那些辛苦一场然后飘然远逝的先人们，生者难道不应该如李健吾所描述的，“为了获得良心上的安息，我们把虔敬献给他们的魂灵”？（《大祭》）表达感情或许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生者借此理解人类的共同命运并获得一种真正的慈悲感与同情心。当年冯至在异国山村记录的四句墓碣诗，其实并不如他说的那般“简陋”，甚至可以作为整个人类丧祭礼仪的象征： 　　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 　　走到这里就死了 　　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 　　请给他作个祈祷 　　（《山村的墓碣》） 　　三 　　将人生比作旅途，将死亡作为旅行的终结，这比喻相当古老。既然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整个旅行，可见死不在生之外，而是贯串于生之中。因此，当我们热切希望了解应该如何去“生”时，就不能不涉及怎样去“死”。 　　人们来到世间的途径千篇一律，离开世间的方法却千差万别。这不能不使作家对死亡的方式感兴趣。周作人把世间死法分为两类，一曰“寿终正寝”，包括老熟与病故；一曰“死于非命”，包括枪毙、服毒等等（《死法》）。两相比较，自是后者更值得文人费口舌。因前者早在意料之中，就好像蹩脚的戏剧一样，还没开幕，已知结局，没多少好说的；后者则因其猝不及防，打断现成思路，颇有点陌生化效果。还有一点，前者乃人类的共同命运，超越时空的限制：唐朝人这么死，现代人也这么死；西洋人这么死，中国人也这么死。最多用寿命的长短或死前苦痛与否来论证医学的发展，此外还能说什么？后者可就不一样了，这里有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各种因素，足可作一篇博士论文。 　　在“死于非命”中，又可分出自杀与他杀两类。从鲁迅开始，现代小说家喜欢描写杀人及看杀人的场面，尤其突出愚昧的世人在欣赏他人痛苦中流露出来的嗜血欲望。现代散文中也有此类控诉与批判，像周作人的《关于活埋》、聂绀弩的《怀〈柚子〉》、靳以的《处决》，都表示了对人性丧失的忧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理论成果就是人的觉醒，可心灵的麻痹、感情的粗暴岂是几篇文章就能扭转的？但愿能少一点“爱杀人的人”，也少一点“爱看杀人的人”，则中华民族幸甚！ 　　“他杀”如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理论价值不大。因被杀者的意愿不起作用，主要考察对象是杀人者。这主要是个政治问题，作家没有多少发言权。不若“自杀”，既有环境的因素，又有自身的因素，可以作为一种真正的文化现象来考察。这就难怪现代作家多对后者感兴趣。 　　自杀之值得研究，不在于其手段的多样（吞金服毒、上吊自沉等等），而在于促成自杀的原因复杂以及评价的分歧。对于绝大多数苟活于世间的人来说，自是愿意相信自杀是一种罪恶，这样可以减轻自身忍辱负重的痛苦，为继续生存找到根据。对于以拯救天下生灵为己任的宗教家来说，自杀起码也是人生的歧途。倘若人人都自行处理生命，还要他救世主干吗？而对于社会改革家来说，自杀体现了意志薄弱：“我们既然预备着受种种痛苦，经种种困难，又为什么要自杀呢？”（瞿秋白《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当然，也有另一种声音，强调自杀作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将理想的实现置于个体生存之上，主张“不自由毋宁死”，而鄙视“好死不如赖活着”。 　　不过，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尽管也有文人礼赞自杀，可仔细辨认，都带有好多附加条件。瞿秋白称“自由神就是自杀神”，因为自杀“这要有何等的决心，何等的勇敢，又有了何等的快乐”；有此念头，就不难“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自杀》）。李大钊称青年自杀的流行“是青年觉醒的第一步，是迷乱社会颓废时代里的曙光一闪”，但结论还是希望青年“拿出自杀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瞿、李二君实际上都是借自杀强调人的精神价值，是一种反抗社会的特殊姿态，乃积极中之积极，哪里谈得上厌世？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过好些次关于自杀的讨论；其中分别围绕三个自杀者（陈天华、梁巨川、阮玲玉）而展开的讨论尤其值得注意。讨论中既有相当严谨的社会学论文（如陶履恭的《论自杀》和陈独秀的《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也有不拘一格的散文小品——由于本书的体例关系，后者更使我感兴趣。 　　一九○五年底，留日学生陈天华鉴于国事危急而民众麻木，为“使诸君有所警动”，毅然投海自尽。死前留下《绝命辞》一通，期望民众因而“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其时舆论普遍认为陈氏自杀是一种悲烈的壮举，整个知识界都为之震动，对唤起民众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故成为近代史上一件大事。 　　一九一八年深秋，六十老人梁巨川留下《敬告世人书》，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而死。遗书称其自杀既殉清朝也殉道义，希望以此提倡纲常名教，救济社会堕落。此事也曾轰动一时。因其自言“系殉清朝而死也”，遗老遗少们自是拍手叫好；新文化阵营里则大多持批评态度。不过，也有像陈独秀那样，否定其殉清，但肯定其以身殉道的精神（《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 　　一九三五年，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身亡，遗书中没有以一死唤醒民众的警句，而只是慨叹“人言可畏”。因其特殊身份，阮氏自杀更是成为特大新闻。在一片喧腾声中，不乏小市民“观艳尸”的怪叫和正人君子“自杀即偷安失职”的讨伐。于是，鲁迅等人不得不站出来为死者辩护，反对此类专门袒护强权而欺负弱者的“大人先生”。 　　从世纪初梁启超称“凡能自杀者，必至诚之人也”（《饮冰室自由书·国民之自杀》），到对陈天华自杀的众口称颂，再到对梁巨川自杀的评说纷纭，再到对阮玲玉自杀的横加指责，再到七十年代统称一切自杀为“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几十年间中国人对自杀的看法变化何其迅速。这一变化蕴涵的文化意义确实发人深思。说不清是中国人日益重视生命的价值呢，还是中国人逐渐丧失选择的权利。近年虽有不少诗文小说为特殊政治环境下的自杀平反；可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自杀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お 　　四 　　用断然的手段自行终止生命，在一般情况下自是不宜提倡。人生虽说难免一死，生命毕竟还是如此苍凉而又如此美丽。一味欣赏“死”当然是病态，只会赞叹生则又嫌稚气。不说生死齐观，只要求用一种比较超然的眼光鉴赏生也鉴赏死。而这，似乎更吻合中年人的心态。在青年人那里，生的意志占绝对优势，基本不考虑死的问题。在老年人那里，死的冥想占绝对优势，尽管生的愿望仍很强烈。只有在中年人那里，“生”、“死”打了个平手，故态度比较客观。 　　比起宋元明清文人，这个世纪的中国作家确实多点青春气息。不说推崇少年赞美青春的诸多名篇，也不说老夫聊发少年狂，自把八十当十八的“豪言壮语”，最值得注意的还是由已届中年的作家写作的描述中年人心态的文章。因为“一个生命会到了‘只是近黄昏’的时节，落霞也许会使人留恋、惆怅”（冰心《霞》），再豁达的人也无法为之辩解。硬要说“既不知‘老去’，也不必‘悲秋’”（王了一《老》），总觉得有点矫情。而古往今来，骚人墨客关于老死的吟咏，也就那么几句话，颠来倒去，变不出什么新花样。 　　中年可就不一样，古人对人生这一盛衰交界的重要阶段似乎不大在意。杜牧诗云“只言旋老转无事，欲到中年事更多”（《樊川外┘·书怀》），金圣叹文曰“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都只是朦胧意识到中年乃是人生转折点，却并未加以认真界定和论述。有一点值得注意，丰子恺等人关于中年人心态的描述，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展开的。还不是指文中征引“人生四十才开始”之类的西谚，而在于没有晚清以来新学之士之颂扬青春与生命，并抨击中国人的早衰心态，就没有现代作家笔下充满诗意的“中年”。 　　缺乏少年的朝气，也缺乏老人的智慧，可中年人的平淡，中年人的忧郁，中年人的宽容与通达，都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那么从容不迫，以至你一不留神，几乎觉察不到它的存在，似乎人生就这样从青年急转直下，一夜之间进入老年。说消极点，中年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缓冲带，使生命的变化显得更为理智更可理解，免得情感上接受不了那突如其来的衰老。说积极点，则中年兼有青年与老年的长处，是人生最成熟的阶段。作家们不约而同地用秋天来比喻中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以四季喻人生，中年确实“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也没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故林语堂称其偏爱秋是因为“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娇艳，夏日之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秋天的况味》）。只是话不能说得太满，不能靠抑春夏来扬秋冬。还是苏雪林说得实在些：“踏进秋天园林，只见枝头累累，都是鲜红，深紫，或黄金色的果实，在秋阳里闪着异样的光。……但你说想欣赏那荣华绚烂的花时，哎，那就可惜你来晚了一步，那只是春天的事啊！”（《中年》）。在苏雪林以及丰子恺、俞平伯、叶圣陶、梁实秋谈论中年的文章里，都取一种低调，略带自我调侃的味道，确实讲出了中年人的可爱又可悲，可敬又可怜的秋天般的心境。 　　又是一个不约而同，不少作家把人生比作登山，中年就是登上山顶略事休息徘徊的那一刹那。此前是“快乐地努力地向前走”，此后则“别有一般滋味”的“想回家”（俞平伯《中年》）；此前是“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此后则“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梁实秋《中年》）。“下坡路”也罢，“想回家”也罢，都是一种过来人的心态。一切都不过如此，没什么稀奇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值得苦苦追求。“到了这样年龄，什么都经历过了，什么味都尝过了，什么都看穿看透了。现实呢，满足了。希望呢，大半渺茫了。”（苏雪林《中年》）。如此说来，中年人的平淡豁达，其实也蕴涵着几分无可奈何的颓唐。 　　与其硬着头皮为“中年”争分数，不如切实冷静地分析人到中年生理上、心理上、情感上、理智上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既能赏识其已经到来的成熟，也不掩盖其即将出现的衰老。若如是，对人生真义或许会有较为深入的领悟。

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

作者：  阎纯德著

出版社：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简介：《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对陈衡哲、苏雪林、庐隐、凌叔华、冰心、杨刚、谢冰莹、沉樱、罗洪、白朗、曾克等25位中国女作家进行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

益世报与中国现代文学

作者：  杨爱芹著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简介：《益世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共分五章，内容包括：《益世报》：现代文学研究尚未全面开垦的沃土；20年代《益世报》对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30年代《益世报》与自由主义文学的繁荣；40年代《益世报》与自由主义文学的复兴；《益世报》文学专题研究。 《益世报》1915年创办于天津，与《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一起并称为旧中国四大报，从创办到停刊历经三十余年，以其独特的视角记录了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 《益世报》留下许多民国名流的妙手文章和往事钩沉，成为民国乱世的激越清流。梁实秋、沈从文、徐中玉、柳无忌、马彦祥、吴云心、苏雪林等学者主编过《益世报》文学副刊，在他们周围集结了大批知名学者：柳亚子、罗隆基、钱端升、冰心、周作人、许地山、田汉、张秀亚、张恨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也从遥远的欧洲为《益世报》寄来56篇海外通讯。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这是一本关于女人的书。不仅因为它由女性作者书写，更因为它所描述的是女性的生活，承载的是女性生命的欢喜与悲愁。 作者搜集了大量资料，梳理湮没在时间长河中的如烟往事，以女性的直觉，现代的视角，走近那些风华绝代的民国女子，体味她们的落寞，解读她们的惆怅，展现她们的美丽与哀愁。这些活跃在民国文坛、画坛和文化界的“才女”们无一不是当时的弄潮儿， 她们或者秉家学之厚，或者折桂新潮之巅，或者著文叹命穷，引得文坛几多感慨，或者夫妻伉俪携手，在青史上留下几段佳话……28位民国时期绝世奇女子的秘辛往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作家如：吕碧城、苏雪林、冯沅君、石评梅、林徽因、沉樱、萧红、杨绛、韩素音、林海音、张爱玲、聂华苓等。画家如：蒋碧薇、 陈小翠、周炼霞等。明星如：胡蝶、黄宗英等。 名媛如：黄逸梵、陆小曼、曹诚英、董竹君等。这本书区别于其他以“民国才女”为主题的畅销书的地方在于作者选材精到。除了众所周知的张爱玲、杨绛、林徽因之外，她还关注到了一些读者此前关注却未曾得到史家重视的争议性人物和边缘人物，如：被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寡妇主义》中点名批判的北师大女校长杨荫榆；在张爱玲自传《小团圆》中反复提到的“母亲”黄逸梵；被田汉赞为“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一生与老舍志同道合却始终未能抒怀的女剧作家赵清阁等人。王鹤透过这些“才女”风华锐利的生命表象，看到了整个大时代的呼声，通读全文，亦可以感受到五四运动带来的自由和平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女性体现出的民族气节，以及文革时期笼罩在整个社会上的动荡与惶惑。此外，作者对动荡中的人性描写也颇为细致，王鹤时刻从女人的立场出发，去观照那些在历史中沉浮的女人张扬背后繁复的计算，幸福背后欲盖弥彰的苍凉。她的字字句句没有离开女人，也没有忘记回到“人”的立场，因而让读者有了几分切己的共鸣。

中国现代散文精华

作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出版社：编者,1993

简介：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中国现代散文精华》，让我作序。一看篇目和作者的名字，我就感到无限的欢喜和激动！这本书是以写作时间的先后为序编的，首先有我终身敬佩的叶圣陶老人，熟得不能再熟的老舍和巴金，老师周作人，同学许地山，以及把我拉上文坛的《小说月报》的编辑茅盾和郑振铎。女作家中有前辈陈衡哲，朋友有庐隐、苏雪林（她在台湾成功大学教课，至今我们还在通信）、彭子冈，还有夫妇两人都是我所敬爱的作家如钱钟书和杨绛，至于慕名而未见面的如李广田、聂绀弩……那就更多了……。 　　 总之，看了散文篇目，虽然有些是我没有读过的，但“文如其人”，作者们都是各有各的风情，各有各的风神，各有各的风度，各有各的风骨，从头看了篇目就好像夏天进入丛林，感到彻骨的凉爽，进入春天的花圃，闻到扑鼻的芳香。我愿散文爱好者，都来翻翻这本书。 　　 冰心 　　 1993年5月8日清晨 　　 　　

潘玉良艺术年谱

作者：  董松编著

出版社：安徽美术出版社,2013

简介：本书是记述潘先生艺术经历、活动、思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年谱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资料性、学术性、思想性、传记性相统一为写作方针。本书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客观真实地记述了潘玉良的生平、写生、创作、展览、交游、创作等艺术活动，记述了他与诸多师友如张大千、徐悲鸿、陈独秀、刘海粟、张道藩、王济远、苏雪林、陈之佛、倪贻德、赵少昂、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熊秉明等的交游往来，记述了她的家庭、生活和种种浮沉遭际，也记述了各个时期媒体、刊物对她的艺术和艺术活动的记载与评论。年谱还提供了很多相关人物、相关团体、相关事件、相关历史的资料，插入相当数量的历史照片、写生画稿、作品图片，向读者多方面展示出谱主的人品、个性、艺术探索和艺术环境，为20世纪艺术史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

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

作者：  范泓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内容简介 本书力图避开主流叙述的认识定式， 在挖掘最新史料的基础上，以隔代人的视 角，对中国近现代史上若干人物或重大事 件重新阐释和反思。书中无论是陶希圣眼 中的胡适，朋友记忆里的殷海光，还是苏 雪林笔下的鲁迅；无论是李敖与其伯乐萧 孟能的恩怨纠葛，名门之媛陶琴薰五十七 年佳人薄命，还是“高陶事件”主角之一 高宗武七年从政的隐暗幽微；抑或四十多 年前那一场沸反盈天的“中西文化论战”， 以及震惊世人的“雷案”背后的故事；展 现的多是为人所一知半解者的陌生面。立 足今天盘点对历史的事后之明或许不难，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当事人饱含温存的 那份了解之同情更多>>

浅酌书海

作者：  陈学勇[著]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简介：陈学勇先生的新作——《浅酌书海》收于《读书台笔丛》中，内中多是作者十几年来的随笔杂记。“文海钩沉”、“文事考辩”是对当前文坛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所作的有益探索。“文人剪影”中短短几笔就勾勒出文人学者的才情雅事，“文坛余墨”则研磨了多年来对于当前文坛的杂感杂记。学者的严谨与缜密，对历史的责任感，坚实的积淀，孕育了它于繁花似锦的书林当中的一种“别样”之处。 　　初读之时，书中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巧妙结合就留给我挥之不去的印象。于一般人的观念中，学术著作的艰深与通俗读物的随意似乎成了天平的两端，泾渭分明而不可调和。而这本书却打破了两者的森严壁垒，使之水乳交融。如对于“一代才女”林徽因，此前描述、记叙她的作品很多，但或浮光掠影，有神无形，或面目全非，无中生有，而本书作者以尽量贴近原时代的材料入手，丝丝入扣地对各个疑团深入剖析。这些都体现出作者治学的严谨。而作家的身份又赋予他独特的视角，使他以书话的形式把多年的研究成果通俗浅显地发诸于笔端。 　　选材视角的独特也显示出作者独具非凡的驾驭功力。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选题颇冷”。作者选取了一批备受冷落的民国作家，从他们被忽略的角度着手对他们进行全面的钩沉。对陈衡哲、苏雪林、凌叔华、粱遇春、董乐山等人，作者轻轻地揭开他们被尘封的一面：一直以来以《小雨点》立足于文坛的陈衡哲却是一位被诗坛所遗忘的诗界勇士；以散文著称的苏雪林女士，以新诗最早崭露头角于文坛，被冰心誉为“新诗界最有天分的诗人”……书中扫描之事多散于文学研究边缘，但是经他的连缀述说，往往更能展现出历史的真实。作者能娴熟地利用书话这一散文的特殊体式，于冷僻中引发读者兴趣，举重若轻地写出自己的感悟。 　　除了本书以外，文丛另有《淘书随录》(薛冰)、《书房文影》(徐雁)、《书林意境》(周维强)、《漫卷诗书》(王振羽)等九种。其中有现代学界人事的独特感想，有对扬州人文的寄情相守，有对图书文化研究的心路历程，有对当代作家作品孜孜探求，有致力于金陵掌故的追索，又有醉心于传记文学的研讨。作者笔触所及，或凝重，或随意，或飘逸，或质朴，有灵气而又不浮华，有见识而又决不刻板。时而随笔，时而札记，时而书信，时而又跋序，其形式又多种多样，不固守于俗套，惟以随意说出自己的感想为指归。在这套由著名书评家秋禾先生主编的散文随笔集中，囊括了南京、扬州、上海、杭州、南通五个城市的文人学士“游思文林”的佳品，它既是众多江南才子的一次以文会友的雅聚，又是历代读书台所蕴涵的人文底蕴的延续。

苏雪林散文选集

作者：  苏雪林著

出版社：

简介：苏雪林的散文创作，我认为大致可分为这样三类：亲情散文，写景散文，议理散文。毋庸讳言，苏雪林在散文中表现的某些思想，如对共产党的污蔑，对鲁迅的攻击等，是我们所不能同 意的，但她对中华民族的赤诚之心、对一些问题 的精当看法、以及艺术上的独特风格，又使我们能从中获得许多启示和教益。事物往往是复杂的，看问题切不可简单化。 一位台湾读者说她的《绿天》“充满了人情的温暖以及人性的芬芳”。苏雪林早期散文所抒写的情感，主要是男女之情和母女之爱。这种感情属于至亲亲情，非同一般。作者在《绿天》的扉页上写着：“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她在《棘心》的扉页写道：“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铭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读《绿天》、《棘心》你会发现，作者的性爱与母爱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她在抒发自己对亲人的挚爱之情时，也表现了一颗背负旧传统去追求个性解放的灵魂。苏雪林的婚事是家庭包办的，婚前双方谈不上有什么爱情，虽有书信来往，但由于彼此志趣、性格的差异，使她的思想十分矛盾和痛苦。苏雪林渴望理想的爱情，但她因为热爱自己的母亲，在婚姻问题上不忍心伤害母亲，终以牺牲自己的追求服从了母亲的意愿。《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将昆虫加以人格化，正象征了她自己的恋爱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