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llected by Suzhou museum

作者：  苏州博物馆编著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2006

简介：　　苏州博物馆藏有大量的明清书画，除了戴进、沈周、文徴明、唐寅、董其昌、陈洪绶、傅山、恽寿平、石涛、郑燮、任伯年、吴昌硕等大家之外，对于生在苏州或者曾寓居苏州的其他明清书画家，该馆也尽数网罗。此次借新馆开馆之际，苏州博物馆从上万件书画藏品中，择选165件精品，集结成书。该书装帧精美，图片均为彩版，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中国宫廷画院绘画艺术

作者：  张书珩，鄢爱华主编

出版社：远方出版社,2006

简介：　　文入画是中国传统绘画重要风格流派。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和诗、书、画等多种艺术的结合，作者多属具有较深厚、较全面的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画”的称谓最先由明代董其昌提出，并对其历史传承关系作了初步阐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琳、吴仲杰，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和中国画家陈师曾对文人画的艺术特点、画家的身份及历史渊源又作了较深入的研究。陈师曾的关于文人画特质的论述，即“文入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空善”的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董其昌书画集

作者：  故宫博物院 ... [等]藏画

出版社：

简介：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明代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董家汇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月十九日。 　　十七岁时，他参加松江府会考。当时他写了一篇很得意的八股文，自以为准可夺魁，谁知发榜时竟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是知府衷贞吉嫌他试卷上的字写得差，文章虽好，只能屈居第二。此事使董其昌深受刺激，从此他发愤学习书法。开始他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 　　 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渐入门。 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土，并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庶吉土，人翰林院深造，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在研习经史之余，董其昌与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又从韩世能那里借阅晋、唐、宋、元法帖宝绘，心摹手追，有时废寝忘餐，因而学问大进，开始在京中有些名气。 在家乡，董其昌筑“来仲楼”、“宝鼎斋”、“戏鸿堂”、“画禅室”、“香光室”等，牙签玉轴，左图右史，置身其中，著书立说，探究古今书画艺术。他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温、赵估、米芾诸名家法书，于万历三十一年刊刻《戏鸿堂法帖》行世。病休松江时期，他正值四十余岁的盛年，广闻博识，采集众长，悠居林泉，心闲手熟，创作了《葑泾访古图》、《鹤林春社图》(图5)、《浮岚暖翠图》、《神楼图》、《西湖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许多描绘江南风光的著名山水画。 　　崇祯十年八月，他在松江寓所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后来葬于吴县(今属江苏)渔洋湾董氏坟茔。清顺治元年(1644)，南京南明福王政权以董其昌书画成就与元人赵孟俯相类，授予董其昌与赵孟俯相同的谥号“文敏”，后人因此把他称作“董文敏”。 　　董其昌提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而他几落几起、仕隐两兼的复杂人生，与多方面的才艺，正好为他这句话作了完善的诠释。他那丰富的学养在诗文书画创作上结出了硕果。 　　董其昌的诗清丽自然、朴实明快，大多是描写自然景色和寻胜探幽之作，流露热爱祖国河山和抒发向往林泉的感情，寓以出世无为的思想，和他的避免政治纠葛的品行相一致。收入《容台诗集》就有数百首，此外还有不少五言律、七?月缮⒓于题跋、书札中。这些诗虽率尔而成、传情而发，却词工韵险，直抒己意，意味隽永，有婉约之美、疏宕之雅，给人以超尘脱俗的感受? 　　 董其昌还是文章的高手，与陶望龄齐名；随笔、游记、墓志铭、书序，常常是记事、抒情相得益彰的佳作，钱谦益评其作“温厚中有精灵，潇洒肃恬”，而“平淡自然”。董其昌尤精于品题，跋文洋洋洒洒，往往一气呵成，风流蕴藉，恰到好处；有时三言两语，亦妙趣横生，似画龙点睛，耐人寻味。如跋赵孟俯《鹊华秋色图》云：“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这些文字大多收入《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容台别集》等书中。 　　 丰富的学养，多方面的才艺，为董其昌的书画创作灵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启动力，使其下笔有神，称雄一代。 　　 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极有影响的大家之一，其书法风格与书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末书评家何三畏称董其昌的书法：“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在赵孟俯妩媚斯干之什轴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亦领一时风骚，以致“片楮单牍，人争宝之”，“名闻外国”，为中外文化交流增添了光辉。 　　“潇洒生动”的山水画他特别讲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画兼擅泼墨、惜墨的手法，浓淡、干湿自然合拍，着墨不多，却意境深邃，韵味无穷；无须炫异矜奇，而真气横溢，充塞纸间。董其昌的设色山水，或用杨升没骨法，从彩笔代替墨笔，完成线条、轮廓、钩、勒、皴、擦，尽态极妍，不为刻画；或仿黄公望的浅绛法，参以赵大年、赵孟俯的青绿法，别树一格，层次分明，淡雅清新，生机盎然。 　　董其昌作画强调写意，使绮丽多姿的山水更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尤其是他兼长书法、诗文，每每绘完山水，题以诗文，行楷簇簇如行蚕，闪闪如迅霆飞电，全图诗、书，画相映成趣，和谐一致，更富有抒情意境。董氏的创作，因而成为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 如《遥峰泼翠图》，整个画面不过是干远景而已，笔墨也很简单，但神韵、骨力俱足。画面的前部作一隅坡脚，缀以数块荒石。坡脚上有三株老树，交错而立。中间一株是夹叶树，稍事勾勒，却枝叶备见；旁边两株的树叶，则充分发挥泼墨的作用，左以直抹示盘曲，右以横点示傲岸，浓淡相间，一派生机。画面上部以淡墨一抹而就，远山横贯，仅见轮廓隐人天际，山体却茫茫然，仿佛烟岚萦绕，雄浑无比。作者再用浓墨在一片淡远的景色中，染出几处高低错落的树叶，远近有致，层次丰富，烟云流动，充塞渚岸。左侧绘有小坡，坡上以横墨抹出数株直树。中间汪洋大水，不施笔墨，而万顷湖面浩瀚无涯之气势跃然纸上。此图长225厘米，宽75厘米，如此大幅立轴，只寥寥地布置些近树远山，就把握住整个画面峰遥、水阔、树翠的神情。这正是董其昌巧妙地运用“王洽泼墨，李成惜墨，两家合之，乃成画诀”(见图上自题)的结果。全幅似疏似漏，但没有照应不到的地方，用笔爽利遒劲，又含蓄灵秀，纯以墨色气势的润泽、醒目而动人遐思。如不是熟练地掌握“空处有画”的本领，就不会有这样高明的布局。有人认为这是董其昌从“宽能走马、密不通风”的书体结构中触悟而得，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整幅立轴不设色，但面貌清丽，有咫尺千里之势，给人以远深宁静的感觉。 　　再如他暮年所作《关山雪霁图》，山峦林壑，绵延无际。右方重峦叠嶂，气势沉雄。中间幽壑重重，峭壁矗立，村落、丛林、流泉、山径，错落有致，杂而不乱；大江曲折跌宕其间，虽有干岩万壑，亦无窒碍不通的感觉。左方云烟弥漫，浸淫树石，路遥山重，隐人微茫，深远莫测，意味不尽。图中以渴笔钩勒峰峦山石，皴擦的运用极其准确、灵活，而线条流走轻快，疏密得宜。山冈陵石的凹凸明暗，则以横点巨苔，配上淡墨直皴的层层渲染来加以完成，技巧纯熟，无懈可击。意境朴厚深邃，很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意。全图用笔老辣生拙，骨力练达，墨气鲜润，绝去甜俗，以疏旷之笔，画出凝寒淡远的景致。卷尾数行行楷跋文，书体娟秀刚劲，更使此图富有书卷气，爽朗潇洒，自具风格。 　　

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

作者：  赵柏田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5-1

简介：　　“花是精华，人亦是精华　　最为精华的还是那个时代　　风华而又奢靡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种种”　　《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标题中的“南华”在这里不是地名（南华县、南华寺），不是人名（南华真人），不是书名（南华经），而是取字面上的意思：“南方的精华”。作品描绘的是已经消逝了的南方的故事：梦境，戏剧，园林；文士，才女，奇人……这是明万历后南方中国士人的生活史。出没其间的有文徽明、董其昌、吴其贞、项元汴、李日华、屠隆、汤显祖、董若雨、祁彪佳、吴梅村、陈洪绶、周亮工、张瑶星、龚贤等致力于私人空间营建的画家、曲家、鉴赏家，有计成、张南垣、柳敬亭、苏昆生、罗龙文、汪然明等来自民间草根的艺人和匠人，也有商景兰、薛素素、钱宜、王荪、王微、杨云友、林天素、柳如是等命运各异的传奇女子。这些玩赏家与隐士，与同时代抱有家国情怀的政治家、行政官僚一起，构成了儒家中国传统的两翼。　　《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以时间为经，人物为纬，出入园林、戏剧、书画、茶、酒、香料……通过一个个人物、器物和词条，在散点式的勾勒和铺陈中呈现一部明代南方士人的生活史和艺术史；节奏舒缓、潮湿氤氲的叙事中，呈现出一种独有的南方气韵，堪称作家写史的典范之作。

建德姓氏

作者：  戴荣芳编著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简介：《建德姓氏·风俗漫谈·严州史话(套装共3册)》内容主要包括：《建德姓氏》、《风俗漫谈》和《严州史话》。《建德姓氏 风俗漫谈 严州史话(套装共3册)》由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明清绘画精选”展，在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大会期间与广大观众见面了。这让我们在现实空间领略着体育竞技的快速与紧张的同时，又可以穿越时空，领受到中华文明的古远与中国艺术的优雅。 展出作品从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美术馆数以万计的藏品中精选而出，数量尽管不是很多，却较全面地展现了明清数百年间中国绘画的发展历程：戴进、吴伟为首的“浙派”画家，取法郭（熙）、李（唐）并参马（远）、夏（圭），以苍劲的笔墨和粗犷的画风雄霸明初山水画坛；以林良、吕纪为首的宫廷画家，分别以率意的水墨和精细的工笔显现出花鸟画的不同品味。被称为“吴门四家”的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宗法元人笔墨并注重诗、书、画、印之融合，以秀逸清雅的笔墨在明中期独领风骚。明代晚期的松江、武林、云间等画派，又以不同的绘画主张与风格各自标榜，形成了绘画派别风起云涌的激荡局面。“四王”与“四僧”拉开了清代绘画的序幕，“正统”与“创新”也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观念贯穿于整个清代画坛。“四王”为代表的正统派，推崇董（源）巨（然）及元四家，秉承董其昌的文人画理念，强调儒雅平和的“书卷气”；活动于江南地区的“四僧”、“金陵八家”、“新安画派”以及“扬州画派”诸画家，在师法传统的基础上，又注重对景写实，以“我用我法”、“物我合一”的方式，抒发性灵、张扬个性，他们共同构成清代画坛中一股创新的势力。“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的画作中既有对传统文人画的继承、对民间艺术的学习，也有对西洋绘画技巧的吸收，以及对金石学的借鉴等。它们以对于市民审美的追逐及造型、色彩、主题等绘画语言的新表现，开启了近代乃至现代绘画的先河。

故事

作者：  董桥[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007

简介：苏二小姐抿一口清茶绾一绾秀发领我们到苏老先生的书房看那批东西。一个红漆箱子收着二三十件官窰瓷器和白玉摆件，还有一个榉木笼子满满存放一批卷轴和册页。沈茵拿着一份清单半跪在地上粗略点算了一下说不必细看了，她的伙计老陈抽出石涛一本册页翻了一遍翻出几幅蔬果给我看：“这几幅好像有过著录！”他悄悄说。苏二小姐静静靠着书架蹙眉凝望窗外几棵老树，墨绿的光影下那双凤眼更添了几分古典的媚韵。“这个明代的剔红香盒你自己留着多好！”沈茵高声对她说。她回过神来淡淡一笑，微微翘起的嘴角衬托那管又高又挺的鼻子娴秀极了。我没法想像她的婚姻竟然给她带来这样尴尬的结局。 　　听说已经分开好一阵了，婆家的双芝堂照协议书上的规定把她名下这两箱文物送到苏家，二小姐不想要也不行。苏家跟沈茵舅舅是同乡，是旧交，干脆让舅舅开个价全部卖了。舅舅要我陪沈茵到木栅苏家去办这宗交易：“想必是他们不情愿拖着这条尾巴，”他说。“双芝堂老一辈人那批藏品我大致清楚，都很地道，今后算是我暂时替二小姐保管吧，里头的故事就不必细说了！”那天天很冷，办完事情我跟沈茵开车先回台北，老陈另租了一部小货车把货运走。苏二小姐送我们到巷口。“替我谢谢你舅舅，”她裹紧风衣握一握沈茵的手说。“麻烦你们来真不好意思！”风很大，她的长发吹乱了还是好看。 　　路上，沈茵说了苏家一些事情，也说了苏二小姐嫁入双芝堂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她说得最有趣的是双芝堂祖传文物前几年分家的细节。“二小姐的先生分给她的这一半说不上是顶级，却够得上叫珍品！”石涛那本册页和董其昌那件手卷她舅舅说是极品，那些官窰瓷器和玉器的市场价值都高，艺术价值反而平平。我记得清单上还有几件八大山人、郑板桥、金冬心：“你舅舅会转手卖出去吗？”我问。“恐怕不会，”她说。“舅舅老觉得二小姐这段婚姻不会就此了断。” 　　两三年后我去台北开会，沈茵告诉我说苏二小姐果然给接回双芝堂去了，她先生照价加润向舅舅买回那两箱藏品：“里头的故事就不必细说了！”

三希堂法帖

作者：  (清)梁诗正等编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简介：《三希堂法帖》全称《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清代干隆十二年（公元一七四七年）梁诗正等奉敕编，计收魏晋至明代一百三十五位书法家（包括无名氏）的书法作品三百四十七种。从魏钟繇到明代董其昌，上下一各四百余年间的著名书帖，多在其中，为法帖中的巨制。 干隆皇帝得到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三种墨迹，因系稀有之物，故名其所收藏之室为[三希室]，后命梁诗正等编次皇家内府所藏包括[三希]在内的魏晋至明代法书，聚集众工，模勒上石，名之为《三希堂法帖》 《三希堂法帖》行世后，广受推重，二百余年来长盛不衰。美中不足的是，法帖中的许多作品为草书，对于一般学习者来说难以辩认，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法帖的使用价值。

Compelling image:nature and sty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作者：  (美)高居翰(James Cahill)著;李佩桦[等]译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9

简介：《气势撼人》讲述了：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曾长期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和研究生院的教授，以及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书画部顾问，他的著作多由在各大学授课时的讲稿修订，或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编纂而成，皆是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经典书籍，享有世界范围的学术声誉。 1978至1979年间，高居翰教授应哈佛大学最负盛名的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讲座之邀，发表系列演讲，《气势撼人》所收录即当时演讲的内容。 十七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面临改朝换代、人心惶惶的混乱时代，但在艺术史上，却是画家创作力最旺盛的时代。高居翰在书中提到：“即使在世界艺术史上，欧洲十九世纪以前的画坛，也都难与十七世纪的中国画坛媲美。”这是一部以最浅显的方式带领读者由小见大，进而透视中国绘画本质的大书。透过作者雄辩而生动的解析，以及丰富细腻的图版对比，读者可以毫无困难地进入中国十七世纪多位艺术大师——包括张宏、董其昌、吴彬、陈洪绶、弘仁、龚贤、王原祁、石涛——的心灵与创作世界，同时，也可以一窥中国艺术里自然与风格的复杂辩证关系。

中国水墨画源流·审美·表现

作者：  寇元勋著

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元勋兄呕心血凝结而成的《中国水墨画源流·审美·表现》一书即将杀青付梓，承蒙他看得起，要我为他的大作写篇序言。 　　 说起来，我与中国传统艺术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因缘的。我在大学念的就是古典文献学，也因此接触到一些中国古代的画论、书论。像宋人郭熙、郭思父子的《林泉高致》、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还有近人黄宾虹先生的《古画微》、潘天寿先生的《中国绘画史》……等等，我不但通读过，而且至今依然耳熟能详。这些画论不仅是有真知灼见、有亲身体味的经验之谈，而且是文情并茂、才思俱足的美文、妙文。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从对古典文献的考据转向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文人画的探究学习，一方面固然是自身的性情所致——我可能是个有一点文人情结的人；但另一方面，阅读中国古代书画及书画论著的经验，也对我的兴趣转移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的画论、书论的这种“点化之功”，还影响了我判断艺术的标准、审美趣味与生活格调。我现在做当代艺术批评，特别强调批评趣味与对作品的“把玩”，对那些生拉活扯的舶来的所谓“显学”、“新学”厌恶之极。这种立场，就得益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熏染。 　　 “水墨”一词，源于中国文化的审美意识，它的审美方式有自身的界定范畴，也有特定的用语方式，涵盖量必然精深博大，因为他代表了一个特定的超越视觉的审美系统，维系着广泛的原创性思维方式而形成了一套超出心理学的审美规范。中国人对于线条水墨的特殊感情和心悟，是古老的传统艺术思维现象。古典水墨画家很早就脱离了东西方绘画所共同走过的初级写生物象阶段，走上了一个较高层次的以主观主宰客观的创作阶段。当西方古典画家正在追求照相式的语言系统时，中国水墨画家则早已经玩起了绘画性。故而面对21世纪，西方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水墨画将执掌时代的旗帜；理由很单纯，因为审美最终还要回到精神内涵。然而曾几何时，由于人们在思想上尚未认识到中国传统画理画论的重要性而缺乏自觉的学术研究，加之外来绘画艺术的影响和冲击，人们对中国画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极大的疑虑和困惑。好在经过一个时期对外来文化艺术的追逐、过滤，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传统艺术的不可代替性，同时产生出一种不约而同的回归感和认同感，并直接导致近年来中国画艺术的勃兴。相信元勋兄的新著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问世，必将为继承和发展祖国优秀的艺术传统起到添砖加瓦、推波助澜的作用。 　　 水墨画是中国画艺术的核心，树大根深、枝繁叶茂，体系庞大、壁垒森严。千百年来，许多硕学明儒皓首穷经，尚仅能管中窥豹，得其皮毛。所以元勋兄的这本书虽不以“空前绝后”名世，但其能别开生面地把中国水墨画的源流、审美、表现技法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另外，还专列篇章详论水墨画的工具材料，笔墨色水的具体运用和学习水墨画的方法，再附作者近作；如此安排可以看出作者“诲人”、“传艺”的良苦用心，定为学习中国水墨画的人们开启 “方便法门”。读者只须一册在手即可以从史、论、技诸方面对中国水墨画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认识。这样一部水墨画教材，就其体例而言，在时下似无先例，或为创举。 　　 该著中的“源流”部分，起自原始社会，迄于近代，既论叙画家，品评画迹，也述说绘画理论的发展，可谓客观深刻。“审美”部分，主要是对历代经典性画论的阐释，采用以点带面的方法，撷要探微；立论明确，脉络清楚，并有自己的理解和体会。“表现”部分传授水墨画的基本语言和艺术处理方法，对诸如用笔用墨、经营布局等问题都给予了颇具匠心的阐释。最后一篇“怎样学习水墨画”，皆是经验之谈。总之，全书以当代人的视角对传统水墨画究其源流，探其要领，以法阐理，以理释法；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辩字句于毫发之间，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一一论述分明。 　　 诚然，要编撰出这样一部有价值的专著，必须掌握丰富的史论资料，还要对浩瀚的文献进行系统的辨析整理。是故编撰者不能不具备敏锐的目光，不能不付出大量的、艰辛的劳动。 　　 元勋兄长期在高校从事中国画教学，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作为中国水墨画界的中坚人物，他不仅精于绘画，而且旁通书法篆刻，对画理、画论的研究也十分用功，感悟至深，理论与实践并重。两年多的时间拿出了这样一部可以为后学“传道、授业、解惑”的大作来，其精神令人实在感佩。 　　 记得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过：“不通一艺莫谈艺”。所以，我总是对那些有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的艺术家的经验之谈情有独钟，而对那些从书本到书本的、充斥着冬烘学究气的“大理论”敬而远之。依我之见，元勋兄的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有自己的感悟与理解。通艺者说艺，有几分体会说几分话。没有大话、空话和套话，实实在在的，说问题清楚明晰。所谓文如其人就是了。该书条理明晰，持论精到，文笔简洁，图文并茂，能从科学性和学术性方面反映出水墨画研究的新水平。既能集优取长、兼容并蓄，归揽前人研究成果，又能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该书对于希望了解和学习中国水墨画的美术工作者、美术爱好者将大有裨益。对于从事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教育的同道们也不无参考价值。

西溪的宗教文化

作者：  周膺，吴晶著

出版社：杭州出版社,2012

简介：　　西溪湿地位于杭城西部，总面积约11.5平方公里，这里生态资源丰富、自然景观质朴、史化积淀深厚，曾与西湖、西泠并称杭州“三西”。为保护“城市之肾”，2003年8月，杭州市委市政府、西湖区委区政府正式启动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坚持“生态优先、最小干预、修旧如旧、注重文化、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六大原则，成功打造了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并跻身国家5A级景区和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生态之美、文化之美、和谐之美演绎着天堂湿地的无穷魅力。 　　西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西溪文明可追溯至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是杭州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公元1129年，宋高宗“两溪且留下”的感叹，让西溪从此有了皇家文脉的玺印。历代有许多名人雅士钟情西溪，将其视为休闲、养生、隐居和吟诗作画的理想佳境。苏东坡、唐伯虎、董其昌、郁达夫等一大批名人，留下大量的诗词、匾额、碑刻、游记。清代康熙、乾隆两帝也曾游历西溪，并题写了若干御诗。西溪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龙舟胜会”、“集市灯会”、“西溪花朝节”等传统民俗历史悠久、雅俗共享。而今的西溪湿地景区，恢复了高庄、洪钟别业、河清街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保存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很高文化价值的钱塘望族洪氏家族文化，西溪文化、西溪影视创作和红学影响力与日俱增，文化名人云集西溪。众多的历史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丰富了西溪湿地的内涵，提升了西溪湿地的品位，奠定了西溪湿地在全国湿地中的独特地位。

中国古代碑帖经典彩色放大本 柳公权玄秘塔碑

作者：  邱振中

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3-12-1

简介：柳公权与《玄秘塔碑》文师华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柳公权由于擅长书法，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侍书禁中，担任宫廷最高级专职书法教师长达20年之久。穆宗曾问他怎样用笔好，他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被后世传为“笔谏”佳话。柳公权书法从锺繇、王羲之入手，继而师法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等名家。他学王字、颜字，但能自创新意。他继颜真卿之后，再变楷法，避开了颜楷肥壮的竖画，把横画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他又吸取了北碑中方笔字斩钉截铁、棱角分明的长处，点、撇、捺写得像刀切一样爽利森挺；他还吸取了虞、欧楷书结体上的紧密，颜楷结体上的纵势，写出了以瘦硬露骨见长的“柳体”，成为唐代楷法集大成者。柳公权传世的书迹有数十种，楷书代表作有《金刚经》、《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金刚经》书于47岁，原石早佚，1908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唐拓孤本，一字未损，极为稀罕，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神策军碑》书于65岁，原石久佚。传世仅宋代贾似道旧藏本上半册，曾流入香港，现藏北京图书馆。《玄秘塔碑》为柳公权63岁时所书，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唐武宗会昌元年（841）立，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邵建初镌字。碑高386厘米，宽120厘米。28行，行54字。现立于西安碑林。碑文的内容是记叙大达法师端甫一生的主要经历和弘扬佛法的功德。歌颂端甫大法师深厚的佛学修养，冰霜一样的高尚品格，超脱空静的精神境界。此碑书体端庄俊丽，左右基本对称。点多带钩出锋，遒劲动人；横轻竖重，而短横粗壮，且右肩稍稍抬起；长横格外瘦长，起止清楚；竖画顿挫有力，行笔挺劲舒长；撇画锐利，捺画粗重，用笔干净利落。从结字的整体看，主要是内敛外拓，即中宫收紧，撇、捺等主笔向外伸展。这种用笔遒健，结字紧劲，引筋入骨，寓圆厚于清刚之内的艺术风格，是柳公权继承、融汇晋唐楷法而独出新意的成功之处，世称“柳体”。历来临习柳体者，常以此碑为入门之阶。柳公权所创造的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柳体楷书，名扬海内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旧唐书?柳公权传》记载：“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唐文宗称柳公权的字是“锺、王复生，无以加焉”,可见他在当时书名显赫。宋代的李建中、欧阳修、蔡襄、黄庭坚、米芾都受到过柳体楷书的影响，其中黄庭坚行楷书的结体受柳体的影响最为明显。明代董其昌对柳体楷书更是情有独钟，体会更深，他在《画禅室随笔?评书法》中说：“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用笔古淡”正是董其昌对柳公权楷书作品深入分析、认真临习后所产生的独特感受。当代书法大师启功先生对《玄秘塔碑》特别喜欢。1965年，他获得明拓本《玄秘塔碑》，“日益习之”，到1972年为止，先后临了5本。此后仍然不断地临习。1995年，他已84岁，又把《玄秘塔碑》临了一通。启功先生苦练柳体的学书经历，对今天的书法爱好者应该具有启发意义。文师华：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政协委员，曾任本校中文系系主任。

历代书画录辑刊.第十六册

作者：  本社影印室辑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简介：《历代书画录辑刊(套装全16册)》辑录唐代以降的历代重要书画录作品近三十种，包括董其昌《董华亭书画录》、张爰《大风堂书画录》、张伯驹《丛碧书画录》，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清内府藏刻丝绣线书画录等。

中国法帖全集.13,明真赏斋帖明停云馆帖(选) 明余清斋法帖·续帖(选) 明戏鸿堂法书(选)

作者：  启功，王靖宪主编;中国法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社：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

简介： 全套6800元 本册所选明代帖有：《真赏斋帖》（故宫博物院藏），嘉靖元年无锡华夏编次， 章简甫镌刻，三卷。《停云馆帖》（选），嘉靖十六至三十九年长洲文徵明集， 其子文彭、文嘉摹，章简甫刻，十二卷。《余清斋帖》（选），万历二十四至四 十二年休宁吴廷辑刻，正帖十六、续帖八卷。《戏鸿堂法书》（选），万历三十 一年华亭董其昌辑，吴桢刻，十六卷。以上三帖今藏国家图书馆。本册所收以上 四种明帖均系原刻本。

中国书法史,元明卷

作者：  黄惇著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简介：　　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借助马背上的骁勇，迅速崛起，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创立了蒙古汗国。数十年间灭西夏，又向西北扩展，征服俄罗斯与中亚、西亚，紧接着侵入长城关内。1234年，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与南宋联合灭了金国，占据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并开始大兵压境向南进军。宋高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中国，结束了300年来国内各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元朝扩大了疆域，比之汉唐更为辽阔。战火连绵使人民痛不欲生，但其后南北统一却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得比相互交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东西方之间因渠道畅通，科学、文化的交流传播也进一步发展。 　　 蒙古定都北京，又以中国为汗国之中心，即是看中了当时在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汉文化和汉族的封建经济实力。“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在战争中，蒙古贵族首领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陈旧观念。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更注意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他采纳契丹人耶律楚材和汉人学者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人的主张，推行“汉法”，所订制度，多参照唐宋体例。 　　 元初，尽管因战争的原因，各民族得以广为接触，然因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族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指西域人）为二等，汉人（指女真人和原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契丹人）为三等，南人（指淮水以南原南宋人）为四等，因此汉族人民及汉族士大夫地位卑下，思想十分痛苦。尽管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统治者采纳了汉族儒士提出的“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的建议，重开科举制度，但因此走入仕途的儒生，依然很少。国家各级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上，汉人入仕者仅为附庸。元世祖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曾命程钜夫往江南访贤，征得儒士24人，赵孟頫居首选。赵氏出山以后，对元代书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代虽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在思想上却并没有重大的钳制，比较宽松。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使汉族士人仕途无望，于是许多人转向文学、艺术方面的奋斗，促使散曲、杂剧、书、画在元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继宋词后发展出的元曲以及在前代基础上发展出的元杂剧，在元代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占有突出的地位，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社会的矛盾，具有现实主义倾向，这显然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无望仕途，而与民间艺人和下层广大人民广泛联系的结果。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但那些鞭挞社会黑暗、歌颂纯真爱情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倾向，具有大胆的创造精神。 　　在绘画方面，元代如赵孟頫、李衎这样官居高位的艺术家毕竟太少，因此那些拒不入仕或不得志的文人画家，便以陶渊明为理想人物，而小隐于市。他们以山水画或梅、兰、竹、菊寄托情怀，抒发爱国之心与崇高的气节，导致了以重主体情感的写意山水画为主流的文人画的发展。其实即如赵孟頫亦属于在痛苦中度过一生的士大夫文人艺术家，他的作品亦以上述题材为主流，因而在思想感情上他与隐逸画家是一致的，元季山水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无不受到他的影响。 　　 书法的发展，与文学、绘画等各类艺术一样，都因元代统治者对汉族文人的歧视而受到影响。但由于书法的实用性一面，作为文字的载体，它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回避的。元世祖不善书，却为了他的子孙能在这块汉文化的土地上坐稳江山，而令太子裕宗向指定的名儒学习书法，临写的大字珍藏于东观。其后英宗、文宗、顺帝都研习书法，文宗书受赵孟頫影响宗晋人，顺帝之子爱猷理达腊则书学虞世南。尤其是元文宗于天历二年沿“玉堂”旧制建立了奎章阁，由学士虞集撰《奎章阁记》，集因代法书名画作为内府收藏。元文宗还命柯九思为奎章阁鉴书博士，并在奎章阁集中了一批重要的书家，如虞集、揭傒斯、康里巎巎等。由蒙古贵族为统治者的元代，有此盛举，不能不说是书史上的大事。可惜奎章阁是短命的，仅仅五年，柯九思就因大臣争权、宗室内讧而被撵出朝延。 　　 元代书法的发展最为突出的因素，客观地说还不是帝王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元初的少数民族书家如辽宗室耶律楚材（1190—1244）等，虽善书，但也不足以有震动书坛的影响力。其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由于领一代风骚者赵孟頫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赵孟頫以精妙绝伦的书画赢得元世祖恩宠和朝野的好评，荣际五朝，官居一品，使得元代绝大多数的书法家仰慕于他。由于他书法推崇二王，提倡复古，影响甚大，因而形成了队伍庞大的赵派书家群。 　　赵孟頫虽身在高位，但一生始终有归隐之心，如前所述他的山水画开启了元四家，在艺术思想上乃与隐逸画家相通。因此这种被压仰的精神创伤不可能不反映于他的书法。书法既不同于绘画直接以形表现，也不同于他自己的诗词可以吟哦出内心的痛苦，只是书法反映得较为隐蔽罢了。在元人统治下，赵氏推重古法，不能不说有恢复传统的一点民族意识；他着意追溯晋人，取晋人之逸趣，也不能不说其有一点寻求超脱之意。他的书法以遒丽、秀逸为基调，以清新脱俗、高雅出尘开启了一代新风，将北宋苏、黄、米等提倡的文人书法，在南宋后期衰微之后，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其书法中体现的书卷之气，后来成为涵盖书坛近500年的楷模。诚如此，元代以赵孟頫书风为主流的书法，较之唐人缺雄放之气，较之北宋少奇逸之趣，则是元代的社会条件之局限使然。 　　 元代的书家除开赵氏一脉，还有隐士一脉。尽管其中不少作者也受到赵氏影响，或因社会地位的共同性而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但其中为数不多的隐士书法家，却有别于赵派书法的风格特征。他们虽具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却不能出仕而报效国家，苦闷的矛盾心理，使他们只能以书法来表现情性，因此比起赵氏一脉来，能更多地流露出自己个性，如吴镇、杨维桢、倪瓒、陆居仁等。虽然此脉远不及赵孟頫影响之大，但不可忽视他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元代帝王为巩固统治还大兴宗教，对各教派基本一视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得以传播，其中因佛教和道教在蒙古统一天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因而此二教力量最强，影响量大。佛教寺院之多，道教庙观之大，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元代帝王采纳汉儒士主张，仍然推重宋代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念。所有这些都在元代的文学、戏剧、绘画中反映出来。元代书家留下了许多他们所抄写的佛经、道经，也正是宗教影响的结果。同时，更因佛教、道教的流行，涌现出一批佛家、道家书法家。例如中峰明本（1263—1323），钱塘人，俗姓孙，性睿敏，元代高僧，为高峰妙和尚的弟子。他是赵孟頫夫妇的佛门师傅。晚居浙江天目山，仁宗召聘不出，赐谥普应国师。书虽初学王羲之，然用笔尖起尖出，类“柳叶”，自居家数，其书作流传日本较多。又如一山一宁（1247—1317），俗姓胡，浙江台州人。南海普陀高僧，大德三年（1299）奉元成宗命，持诏书出使日本，后留住日本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和京都南禅寺。圆寂后日本人追赠“一山国师”，所传佛门学派世称“一山派”。其草书在日本极负盛名，日本当时的书家雪村友梅、虎关师炼均出其门。他的草书师承颜真卿、怀素，狂放有法度，元气淋离。有《雪夜作》、《六祖偈》、《法语》等墨迹传出，在日本尊为国宝。再如雪庵溥光，俗姓李，字玄晖，号雪庵。大同人。元代高僧。学兼内外，淹贯百家，书画俱入神品。其书学颜、柳，“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国朝禁匾，皆其所书”。他的榜书还影响了高丽。此外，元代禅僧古林清茂（1262—1329）、明极楚俊（1262—1336）、清拙正澄（1274—1339）以及元叟行端、祖瑛、月江正印、龙岩上人、楚石梵琦、了庵清俗等，书法各具特色，表现了佛门书家特有的孤介绝俗之气息。因佛道书家并非元代书法的主流，后面不再展开。 　　 由于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时代，因此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一些汉化的高层知识分子。他们大都长期生活在中原，与汉族文人接触而受到感染，其中也不乏朝中重臣官僚，如康里巎巎、周伯琦等，都在元代书法家中身手不凡，并对后世书法颇有影响。这些少数民族书家对于交流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元代书法的发展，因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士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这是我们了解元代书法时所不能忽视的。 　　 　　 二、元代书法的复古现象 　　 　　 元代的书法约可分为三期，前期包括蒙古王朝之初到大德之前，即指忽必烈的统治时期。蒙古统一中国之前，因战争连绵，书法不振，所以前期实际上主要指忽必烈灭南宋之后约20年间（1279—1294）。元初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等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中期指从成宗大德时代至文宗天历、至顺时代（1295—1331），元代的书法得以较为充分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是赵孟頫的书风风靡朝野，而且赵氏的学生辈如虞集、张雨、柯九思、朱德润等亦都活跃于江南和大都，更因文宗酷爱书画设立奎章阁，而使元延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书画艺术家。文宗以后至元末的顺帝时代（1333—1368）是为后期，这一时期康里巎巎 、周伯琦成为帝王身边最重要的书家。此外隐士书法在乱世中也得以突现。总体而论，88年间因赵孟頫的影响，元代书法整个表现出全面复古的趋势。 　　 回顾历史，北宋书法在“宋四家”的倡导下，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自宋南渡后，这种文人书法的写意特征却没有再得到充分的发展，模拟当代书家之风转而抬头。最突出的是苏、黄、米的影响，不仅在北地，金朝的书家竞相仿效，南方亦如此。宋高宗赵构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翰墨志》云：“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他自己的书法实践，即初从黄，再从米，而意识到须追本源后，则从智永上追二王，故其自云：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贴》，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 .　　惜南宋为时代所限，宋高宗的这种以回归魏晋而图书法变革的思想，未得拓展。 　　 元初赵孟頫的出现，使元代初期的书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赵孟頫之前，北方书家多宗颜鲁公，学习苏、米的人也不在少数。但自从赵氏书风的风靡，一股向晋人学习的复古潮流占据了整个朝野，即连由金入元的的鲜于枢，也力主归宗二王，并受到赵氏本人的浸染。古典主义的书风因赵氏的提倡，笼罩了整个元代，继而延续至明代中期。我们将书法史上的这一转折，看成是一次重要变革。 　　 赵孟頫的书学思想，正来源于赵构，他在仕元之前，便从赵构书法入手。一是其为宋王室后裔，所谓嫡系之传；二是赵孟頫的书学观，受赵构影响颇深，只是仕元后赵孟頫因政治上的原因，隐匿不言而已。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毫不隐匿自己的观点，而坦露俗继承宋高宗遗志的决心。赵孟頫言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于印章则提倡汉魏印章贵有“典型质朴之意”，抨击“新奇相矜”、“不遗馀巧”的世俗审美观；其“作诗文皆从李、杜、韩、柳中来，顿扫旧时（指南宋以来）之气习”。因此他的艺术审美观完全是以崇古为立场的，这种崇古思想，导致了他在书法上以晋人书风为尚，再由魏晋上溯两汉、先秦、所以他广涉行、楷、今草、章草、隶书]、小篆乃至籀书。由于赵孟頫的影响，各种书体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吾衍、吴叡、周伯琦等多数书家以篆隶名世；印章亦因赵、吾的倡导而由实用艺术转而成为文人艺术，并得到自隋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元代的篆隶艺术和文人印章艺术成就，向不太被人重视，而实际上是书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对以后明清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草一体，唐宋罕有人作，而在赵的影响下元代则不乏好手，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俞和等均擅章草，元末宋克法前人而创造性地将章草与今草糅合，使章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此外小楷的振兴，也与赵氏的身体力行有关。这些风气使元代书法反映出鲜明的全面复古现象。 　　 赵氏的书法观，集中体现在这样一句话：“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所谓“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所谓“今人”，则显然是针对南宋以本朝书家为法的风气而言的。因此赵氏的崇古书法观，正与赵构合拍。不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上却显然有着振兴之意，犹如唐宋八大家之古文运动，乃借古以开今，以法古而力矫时弊也。虞集曾说：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山，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短古法……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险，至于即之（张即之）之恶谬极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公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 　　此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赵氏开一代书风的原因，也将赵氏在书法史上的突出贡献阐明。 　　 明代的董其昌一生以超越赵氏为目标，正是从赵孟頫本身超越宋人这一点上得到的启示。大凡书史上开派的一代宗师，都清楚前辈人的笼罩是开启一代新风的最大屏障，因而注意师法文人书法本源。而赵孟頫所领导的这一古典主义的回归潮流，正具有了这种特征。董其昌云：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 　　 这一高屋建瓴的评论，以意与法的辩证关系观照书史，既含蓄地批评了宋人欠法、元人欠意，又含蓄地肯定了宋人取意、元人取法而各能超越前代的优势。而董的意、法统一目标，正是晋人的韵。然平心而论，他的这一目标实是与赵孟頫相同的，只是赵氏所处的时代，既不可能有苏东坡那种抒发个性的自由境界，也不能似米、黄那样狂放颠逸而振迅天真。他也并非完全如董氏所云“虽已意亦不用”，而如宋濂所评的那样，“笔意流动而神藏不露”。客观地说，这是赵氏书法的长处，亦是其弱处。这种在全面回归中恢复古法纯洁性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个性情趣在更深层次上的拓展，并因此而成为这一书法潮流的主要特征。诚如此，以赵氏崇古导致的元代书风，以其典雅、秀逸的书卷之气，为文人书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三 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的开端 　　 　　 元代书家中，书、画集于一身者十分普遍，较之宋代更向前迈进一步，苏轼、米芾尚未在画面上加以题跋，而元代书画家如赵孟頫、柯九思、倪瓒、吴镇、张雨、杨维桢等，均喜在画面上题跋、钤印。画成之后，将时间、姓名、作画的感受、题画诗跋于画上，再钤上印章，一可补意之未尽，二可使文学、书法、印章与画相映成趣，增加了形式感。这种题跋的形式使元代文人画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此同时，画中的书法用笔，在崇尚古法思潮的影响下，也越来越被人重视。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种观点可视为此时画家自觉地将书法融入绘画用笔的代表。柯九思善写竹石，他甚至认为“写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由此元人在观赏柯九思《竹木图》时，如此写道：“绝爱鉴书柯博士，能将八法写疏篁。细看古木花藤上，更有藏真长史狂。”元代以书法笔法观照绘画的认识，一方面乃由元人重视恢复古法派衍而出，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自北宋以来文人画的用笔技巧。反之文人画在元代的发展也大大促进文人学习书法的欲望，因而成为书法本身发展的一种动力，当时的书画家力主以书入画，认为“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所在”。画上的题跋与以书法入画的风气，使元代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起来，对后世的书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西溪雅士

作者：  王丽梅著

出版社：杭州出版社,2012

简介：　　西溪湿地位于杭城西部，总面积约11.5平方公里，这里生态资源丰富、自然景观质朴、史化积淀深厚，曾与西湖、西泠并称杭州“三西”。为保护“城市之肾”，2003年8月，杭州市委市政府、西湖区委区政府正式启动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坚持“生态优先、最小干预、修旧如旧、注重文化、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六大原则，成功打造了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并跻身国家5A级景区和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生态之美、文化之美、和谐之美演绎着天堂湿地的无穷魅力。 　　西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西溪文明可追溯至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是杭州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公元1129年，宋高宗“两溪且留下”的感叹，让西溪从此有了皇家文脉的玺印。历代有许多名人雅士钟情西溪，将其视为休闲、养生、隐居和吟诗作画的理想佳境。苏东坡、唐伯虎、董其昌、郁达夫等一大批名人，留下大量的诗词、匾额、碑刻、游记。清代康熙、乾隆两帝也曾游历西溪，并题写了若干御诗。西溪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龙舟胜会”、“集市灯会”、“西溪花朝节”等传统民俗历史悠久、雅俗共享。而今的西溪湿地景区，恢复了高庄、洪钟别业、河清街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保存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很高文化价值的钱塘望族洪氏家族文化，西溪文化、西溪影视创作和红学影响力与日俱增，文化名人云集西溪。众多的历史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丰富了西溪湿地的内涵，提升了西溪湿地的品位，奠定了西溪湿地在全国湿地中的独特地位。

行草章法新编,中堂、斗方、横披卷

作者：  杨再春著

出版社：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　　关于书法章法的问题，我再谈三点意见： 　　其一，宋代黄希先《论学书》云：“凡字之为体，缓不如紧，开不如密，斜不如正，浊不如清，左欲重，右欲轻，古人之笔，莫不皆然也。”一幅成功的书法作品，当循此道。我一直认为，书法作品的基调首先是赏心悦目，给人以美的享受。“书着意则滞，放意则滑”。我常见一些书法作品，不究笔法，更不究章法，任笔为之，随心所欲，其曰，写心写情也。唐代张敬玄《纂言上·张敬玄论》云：“法笔为之，随心所欲，其曰，写心写情也，两字管三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两行，两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纸。”此论非常精道，书法章法是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相互照应，前后呼应，上下协调的关系。不可任笔为之，只有反复琢磨，多角度推敲，才能达到最佳。 　　其二，近代林散之先生有诗云：“书法由来智慧根，应从深处悟心愿。天机泼出一池水，点滴皆成屋漏痕。”林先生强调了“偿处”和“点滴”。我们在书法创作时是否注间这两点了？一些年青的朋友往往：忽视从深处着眼，书写时更不讲究点滴之处。书圣王羲之《题卫夫人后》曾云：“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书圣都“意在笔前，然后作字”，何况我们呢！书法章法的经营是一个艰苦而寂寞的过程，不可顺手而来。“欲书之时，当收视静听，绝虎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孙过庭《书谱》所阐述的“五乖五合”更是强调了书写的环境与心情。 　　其三，我想与朋友们交换一下学习方法问题，宋代欧阳修《试笔》云：“单日学草书，又日学真书。真书兼行，草书兼楷，十年不倦当得名。”我循此道受益匪浅，几十年来的学书过程让我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出了一步，我们古代的书家，王羲子，颜真卿，黄庭坚，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都是各种书体兼攻又各有专长。因此，我建议朋友们不妨可以涉猎多种书体，多读，多看，多临。然后，根据自己的特长融百家于一身，再张扬自己的个性也不晚。不宜过早形成自己风格，营养不良是长不壮的。

董其昌行书字帖

作者：  (明)董其昌书

出版社：吉林摄影出版社,1998

简介：

中国书法史,元明卷

作者：  黄惇著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简介：　　《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 　　 本书以大量传世文物、考古资料中所见古文字为基础，叙述自殷商至秦代的书体演变过程——以象形为基调，从殷商甲骨文的古朴状态，经两周金文、六国古文，到秦代小篆的高度图案化；阐述这个过程中因时代、地域(各诸侯国)、用途不同，书法所体现的不同的艺术特点及成就。作者认为，自殷商至秦代，书法以字形的装饰美、书体的规范美为主，这与当时文字以社会功能和教化功能为主、书体和美感尚不能提供足够的想象和创造空间有关。本书版本采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书法史·清代卷》 　　 本书从书学理论和创作流派两方面阐述清代书法的发展历程。清代书法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和风气——以张照、刘墉为代表的尊尚法帖墨迹的“帖学”，以赵之谦、吴大澂、吴昌硕为代表的推崇碑版刻石的“碑学”。在作者看来，清代书法的发展趋势是帖学逐渐衰落，碑学迅速崛起并取代帖学：清初为帖学昌盛阶段，到乾嘉时期发展到极盛，同时碑派初兴；道咸以后，帖学盛极而衰，碑派书法取代帖学；至清末民初，碑派一统天下。本书采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书法史·元明卷》 　　 本书分别叙述元代和明代的书法发展史。元代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书法与文火画紧密结合，尤以赵孟頫为代表，他的书法遒丽秀逸、清新脱俗，开启一代新风，成为元代书法主流。明代书法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为洪武至成化(1368-1487)，书风大体平庸无味，是为低潮期；中期为弘治至隆庆(1488-1572)，以文徵明、祝允明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影响巨大；晚期为万历以后(1573-1644)，书风发生了深刻变革，以徐渭、董其昌、王铎为代表。明代书法的特征一是书法家集中干苏州一带；二是前期和中期对书法的认识重形质过于重神采，个性解放思潮直到晚期才影响书法艺术；三是书法的装裱艺术有了空前的发展。本书版本采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 　　 本书集中阐述两宋书法风格的演变及对书法史的贡献，对辽金则着墨不多。作者认为，虽然北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开创了注重抒发意趣和宣泄个人感情的“尚意”书风，影响深远；南宋四家(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也各具造诣，但总体而言，宋代书法艺术的成就远不能与唐代相比。对中国书法史而言，宋代的贡献主要在于系统的书学著作的问世、刻帖的盛行和流布、民间收藏的流行，以及著录书籍的应运而生，这些对后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书版本采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个转型期。这一时期，新体的草书、行书、楷书为土族所接受，不仅成为他们私人间书写交流的主调，而且已经列入官吏考核的书法系统；“书家”已成为社会性角色，受到人们的尊重；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书法理论著作也已经出现。本书从中国书法风格的转向的角度，系统阐述了魏晋南北朝的书体样式、技法手段、书法流派及历史影响等。本书版本采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 　　 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书法盛行，名家辈出。本书以唐代为重点，按时代序列分为隋、初唐、盛中唐、晚唐、五代五个阶段，从书体演变、书法与文化、名家风格与成就、书法理论、书法的域外传播等方面，阐述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作者认为，唐代帝王重视书法，君臣论书，有力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初唐，唐太宗推崇王羲之，注重骨力，以真、行为胜，以欧阳询、褚遂良为代表；盛中唐，唐玄宗推重隶书，宽博华丽，行、楷、篆、草都趋于厚重，以颜真卿为代表，晚唐，书法由厚硕趋向瘦劲，以柳公权为代表。本书版本采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书法史·两汉卷》 　　 两汉四百多年是我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是各种书体(篆隶行草)孕育、产生和演变的时期。两汉政府重视书法教育，书法与仕途挂钩，文字学与书法理论已经初步形成，纸墨笔砚已经得到初步发展。作者依据大量两汉简犊、碑碣、墓志、石阙、石经、画像题字等资料，从简牍、碑刻、书法家与书学、书法用具等方面，系统阐述两汉书法的发展史。本书版本采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钱南园书画集

作者：  

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7-7-1

简介：　　《钱南园书画集》主要内容：钱沣所处的时代，是满朝上下皆学董其昌书法的时代，而惟有他不为时尚所惑，直追古人，对颜鲁公情有独钟。楷书临摹《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东方画像赞》，行草从颜真卿《争座位帖》、《祭侄文》入手，参以欧、褚笔法，行笔沉着痛快，有八面出锋之势，苍劲雄健，耐人寻味。小楷则博采众家之长，习过王羲之、王献之、钟绍京等历代书家的精品，又得益于褚遂良、米芾书法的精妙。他学习古人而迈出古人的法度，自成一家，在崇尚柔媚的书坛，打开一扇雄健的窗。

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

作者：  卜寿珊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简介：

　　《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是研究中国文人画的经典之作。
　　本书重要的贡献是还原了文人画的真实含义及其产生的社会环境。文人画在北宋产生之时，主要指的并非是一种鲜明的绘画风格，而是士大夫阶层对自身创作活动的一种认同和期许，并以此和那些职业画家划清界限。
　　之后，经过南宋、元代、明代，文人画的概念不断变化发展，文人画与院画、画师作品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微妙。苏轼对于士人阶层的推崇，在董其昌的南宗北宗论中得到一种新的回响。
本书以纵横开合、明暗相照的叙述结构展开，切入中国画的生成原境，以广阔而宏大的历史视角、对思想体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细腻分析、饱含思辨力和理论穿透力的笔触，清晰呈现了中国文人画理论的生发、演变与成熟的发展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