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作者： (美)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著;王晓珏，宋伟杰译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简介：他工人或与自己家庭的团结。凭借其他工人的“共谋”（此举挫败了厂方试图在他们中间灌输的竞争观念），他成功地“欺骗”了自家根据地的既定秩序。“假发”远远不是向手工艺者或个人式的生产模式的倒退，而是将其他时间、其他场所的“大众的”技巧，重新引入到工业空间（即引入到当前的秩序）。
于是商城这一场所，转变成由弱势者控制的数不胜数的空间。青少年将它们用作碰面、幽会、展示并消费时尚的空间；百货商店成为储藏各种形象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可以转化成个人风格，或个人的发言途径。母亲与孩子以及老人．在极冷极热的天气里，消费着商城的暖气或冷气。在冬天，商城成为不少人的室内运动场；有些商城贴着欢迎“商场步行者”的海报，另有一些商城则在步行地点周围，方便地设置了运动区，以便步行者可以增强对这些资源的利用，从体制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尽管体制本身知道这一点。这些“狡猾的”步行者中，究竟有多少以及到底是哪些人变成了消费者，没人能知道。殖民化的权力(colonizingpower)也说不明白，它究竟是在割让地盘给那些游击队员，还是已经遏制了后者的行动。不过，要把这一举措称之为遏制，等于是在战略的意义上谈论并且是低估了那些未被遏制的数不清的战术偷袭。
商城这一场所，是为商业目的而战略性地设计出来的：一家大型超市和/或百货商店的吸引力，在于出售生活必需品；而它/它们周围那些琳琅满目的专卖店，则出售着各种奢侈品、自制的货物，或者更为日常的产品——如成药、T恤衫等。其间星罗棋布着休闲服务、烫发美容、旅行社、电影院、咖啡屋以及饮食部（从小吃馆到快餐连锁店）。在它们中间或四周，是开放的空间，休息区、电话亭、银行自动取款机、喷水池、植物等等。此外，在某些战略性的决定时刻，它们还会安排娱乐活动或展览、时装表演、当地学童的舞蹈演出、圣诞颂歌演唱、魔术、电视转播的游戏节目以及明星登台献技等。
有预定用途的场所与时间安排，显然是一种商业战略，但此处却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权力为达到其目的，只得将自己的薄弱环节投献给攻击者；也只有将自身的脆弱处展露给那些游击队员，这些占领军才能继续控制这块地盘，而无论这控制何等微弱。因此，作为商业战略的这一场所，压抑了它的组织战略：它被迫认识到，大众的用法不会遵照它的战略规划，因此，该场所变成无定形的、开放的，而人们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于是吸引消费者，就是在吸引欺骗者；鼓励消费，就是在鼓励欺骗、抢掠与“假发”。
德塞都（1984：40）辩称，我们生活其间的官僚体制商业秩序其成功本身，富于悖论色彩地创造出自我颠覆的成分，而现在它的存在本身，恰恰依赖着一些裂隙与弱点，正是这些裂隙与弱点，使它在大众的突袭面前显得如此脆弱：
不管怎样，在当代史的范围里，技术专家治国论式的科技理性的一般化与扩张，似乎已经在体制的不同环节之间，造成了一些具体实践的断裂与急速增长，而这些具体实践以前是由稳固的地方单位管理的。种种战术越来越经常地脱离原来的轨道。它们从昔日限制它们发挥作用
的传统社区中摆脱出来，开始在一处正变得同质化并且愈益广阔的空间里四处游走。消费者被改变成移民。而他们在其间到处行走的那一体制本身，则因过于庞大而无法将他们固定在某一处。然而对这些消费者/移民来说，这一体制却又过于拘束，竞至于使他们无法规避这一体制而浪迹别处。事实上也不再有“别处”。恰恰由于这一点，“战略性”的模式也遭到了改变，就好像败在它自己的胜利的脚下。
詹明信(Jameson，1984)在反思波特曼(Portman)设计的洛杉矶波拿文彻(Bonaventure)宾馆时注意到，那里的空间是如此的无序，就好像无政府状态一样——这家宾馆完全没有办法在其商城，就其本身或与消费者建立任何秩序。在这种组织性失败当中，人类身体的能力，即“从感官上组织切身的环境，在认识的意义上测绘身体在可测绘的外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能力，被超越了；而且我认为，这意味着事物的秩序无法安排个人的位置。詹明信继续说道：
身体与其周遭环境之间这种令人忧虑的断裂……其本身就是一个甚至更为尖锐之困境的象征或类似物，而这一困境，是我们在测绘庞大跨国的、解中心的交往网络(我们发现自己以个别主体的形式，陷身其间)之际，我们心智的无能为力。(83—84页)
詹明信认为，“资本第三阶段的新的、解中心的全球网络”，是一个“权力与控制的网络”，而“我们的心智与想像力很难把握”这一网络(80页)。詹氏的论点表明，该网络决定我们主体性时所具有的权力是如此松散，以至于其本身都是可以置疑的。实际上，该权力还可能极为遥远，以至于它并未建立秩序，而是生产出支离破碎的后现代主体。正如艾柯指出的，体制越庞大，耍花招便越容易，而它对体制内部的活动者进行控制的可能也就越弱。
早期资本主义的结构是显而易见的，它的权力行为也很容易为人理解。当工厂主居住山间的别墅，而工人住在工厂或井口阴影笼罩、黑烟缭绕的简陋工棚时，我们便呵知道安排着他或她工作或居住之所的那个体制的存在。体制之显而易见，正如其昭然若揭之不公现象，其权力是赤裸的。如今，向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capitalism)的转变，是走向不可见性的一种转变；体制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的具体经验，因此也就越来越难以理解。晚期资本主义进一步转向超越民族国家的跨国状态，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体制已变得如此遥远、如此疏离、如此不可理喻，以致于其控制并安排日常生活细节的权力，已经富于悖论色彩地消弭殆尽。因此“波拿文彻”式的后现代场所，是它的每一位使用者的破碎的、短暂的、非连续的空间的无序、无组织的状态。资本主义体制建造并管理着商城，而该体制的秩序，一直有以一种街角的小副食店永远不会发生的危险方式，转变成因存在商城使用者而带来的失序状态。界定大众
不可能存在一种宰制性的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之形成，永远是对宰制力量的反应，并永远不会成为宰制力量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宰制性社会群体的成员，便无法参与大众文化——他们非但能够，而且确实参与。不过要这样做，他们必须改变他们的效忠从属关系，与那些赋予其社会权力者保持距离。一名商人犒赏同僚，并一起在运动场的私人包厢里观看足球比赛，这不是对大众文化的参与；不过同一个人，如果他脱下正式的经商服装，在体育馆廉价的露天看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