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

作者：  (日)内藤湖南著;夏应元选编并监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简介：　　本书选自《内藤湖南著作选集》[日本筑摩书房，昭和四十四年（公元1969年）出版]的第五、八、十等卷，由译者编为上下两编。上编包括中国古代史第一时期，中国上古史，从远古到西晋；第二时期，中古史，东晋至唐五代；第三时期，近世史，宋元。下编为清史。 　　 余之所谓东洋史，即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 　　 通观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宛如一棵树．由根生干，而及于叶一样，确实形成为一种文化的自然发展的系统，有如构成一部世界史。日本人、欧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国历史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但这都是谬误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这与那种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

作者：  

出版社：

简介：本书是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对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化多年研究成果的汇集，他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联系，得出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则是卤水的著名比喻。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踪

作者：  (日)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简介：　　本丛书精选海外学界研究中国问题专著，作者大都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出发，对史料具有充分的掌握和独到的分析，其视角敏锐、新颖，虽为一家之言，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想更深入地认识、了解、研究中国，本丛书值得一读。 　　目录 　　中文版序 　　第一部 　　第一章 近代日本国民的使命观，其诸类型及特质――大隈重信、内村?三、北一辉 　　一 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方法 　　二 日英同盟和大隈的东西文明融合论 　　三 内村钅监三 　　四 北一辉 　　五 结 语 　　第二章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大陆问题”的构想 　　及其实态 　　一 问题之所在 　　二 国权主义空想家――以内田良平为中心 　　三 支那学者内藤湖南世界里的“中国” 　　四 开放性的中国认识――吉野作造 　　五 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洞察――北一辉的眼睛 　　六 大正知识分子周围的“中国” 　　七 社会主义者与中国革命运动 　　八 尾 声 　　第二部 　　第一章 走向亚洲的航踪――宫崎滔天的思想和行动 　　一 问题的所在――滔天的悔恨 　　二 宫崎家的人――混沌的能量 　　三 滔天的出发――前进与诀别 　　四 世界革命与社会革命 　　五 对近代文明的控诉 　　六 滔天的“欣慕”与“悔恨” 　　七 从辛亥革命到大正时代 　　八 愤怒与警告 　　九 “支那革命”与日本的改造 　　十 日本的改造与民藏的轨迹――日中两国的关 　　系性构造 　　十一 情念的亢进――亚细亚主义与翻译社会主义 　　十二 滔天的回归 　　第二章 尾崎秀实与中国 　　一 序 言 　　二 中国研究的方法论 　　三 日中全面战争的爆发――亚细亚与日本的构想 　　四 日中关系的夹缝之间――日本、中国、世界 　　第三章 橘朴――亚细亚主义的彷徨 　　一 序 言 　　二 问题的所在――橘朴与中国 　　三 走向中国研究――来自民众世界的观点 　　四 从“中国社会论”到“中国革命论” 　　五 对“国民革命”动态的分析――其高涨与结论 　　六 “国民革命”的冲击 　　七 “方向转换”――向亚细亚主义的转折 　　八 “日中战争”――光与影 　　九 亚细亚主义的彷徨与寿终――代结尾 　　后记 　　译后记　　

中国史学史

作者：  (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简介：　　 内藤湖南的卓越学风特点之一，就是擅长把握总体的历史。例如，今 　　天所谓“唐宋变革”的观点就是他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首唱的。这也是 　　他所创立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说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唐宋变革”论即 　　便在今日，仍然是世界学界所讨论的对象。 　　 《中国史学史》在他的庞大著作之中，可谓名著中的名著。对于本书 　　这种惊人的工作，湖南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不用说这与湖南对于中国学术 　　出众的知识，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非凡见识是分不开的，进而应该加上一点 　　，即还有他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特殊方式。他认为东方史(包括朝鲜、日 　　本在内的东亚史)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就是说，他是把自己的史 　　学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环的。在他那里是没有今日这种根据中国、日 　　本等等近代主权国家进行划分的意识的。湖南自己也是将自己置身于东亚 　　这种文化世界之中，进而对中国学的近代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日本文化的解读

作者：  王述坤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曾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足见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然而，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还是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之处。在日本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矛盾对立，但又和谐融洽的结合，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的重要组成分，这种情况也是举世罕见的。本书作者自18岁以来学习、工作和生活就与日本、日本人、日本语、日本文化、日本文学一直捆绑在一起。本书是作者常年教学和研究的心血结晶，收录有作者王述坤教授多年来在国内外期刊上所发表的研究论文30余篇，对日本文化、日语教学、日语研究、日语翻译以及学习方法等诸多方面皆有涉猎。取抛砖之名，除有自比抛砖引玉的谦逊之外，更具启发后学超越前人的期冀。

智永千字文

作者：  古吴轩出版社

出版社：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9年11月

简介：　　本书，真草二体。据载智永曾书《楷书二体千字文》八百本，散布江东诸寺，现传世的有墨迹、刻本两大类。一、纸本墨迹卷。册装。卷首已残，仅存正文二百行，不避隋唐帝讳，又有数字与唐以来传本不同，如“召”，后世本作“吕”等。据考此卷于唐代时即已传入日本。原为谷铁臣旧藏，故一称“铁臣本”。后归小川为次郎。后有杨守敬、内藤湖南所写两跋，多认为墨迹本为智永真迹，但清代杨守敬等疑为唐人临本。此册即为该本。另有敦煌所出贞观十五年(641)蒋善进临本，已残，存三十四行。二、石刻本。宋代薛嗣昌(薛绍彭弟)据长安崔氏藏真迹于大观己丑(1109)刻石，今在陕西西安碑林。《金石萃编》载：帖共八石，石高八寸，宽二尺四寸，满行十二字。其中避唐讳如“民”、“基”等字皆有缺笔，赵德甫断为天宝以后人为之，见《语石》。此世称“关中本”、“陕西本”。但原石已佚，现存碑林者为翻刻。故宫博物院有宋拓本，有题签三：朱翼盒书二、王铎书一。另松江(今上海松江区)学宫等处亦有翻刻本，而镇江“宝墨轩本”则系由传至清初之真迹上石，刻手为刘光畅，刻艺极精，书法极美，字体温雅，但比“关中本”乏古意。此外还有“龙师起本”，缺首行十字，始于“龙师”云云，真迹传入清顾文彬家，刻入《过云楼藏帖》，此本较上述各本更下，或疑为后人临摹者。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作者：  (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2

简介：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由12篇论文组成，分为4编。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理论问题的检讨与反思，一是对六朝具体历史的分析。书中所收论文集中反映了谷川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思考，无论对于了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还是具体认识中国中古历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是与日本近代国家同步发展而来的。自古以来，日本就受到中国文化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也在两千年之间蓄积，而产生了被称之为“汉学”的学术领域。“汉学”在前近代是作为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之教养的。可是，自从日本以明治维新为契机，开始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时候，就与近邻诸国（朝鲜、中国）开始了新的外交关系，由此产生了建立近代亚洲史学的必要性。迄今为止在日本所使用的“东洋史学”的名称，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它是将亚洲史作为与西洋史对等的学术领域来定义的概念。 　　中国史研究也正是作为这种“东洋史学”的一环而发展起来的。以汉学这一传统学问为素养，采用西欧近代史学之方法，由此才形成了作为近代历史学的中国史学。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约半个世纪中，如果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已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恐怕也不能算是过分自诩吧！在政治史、法制史、社会经济史、宗教史、文学史、思想史等各个领域，所达成的实证研究成果中，有许多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关于如何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史的课题，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内藤湖南（1866-1934）的时代区分说提出之后，时至今日其构想仍在学术界具有着经久不衰的巨大影响。到了三十年代，从唯物史观的立场探索中国社会结构的尝试，也接连不断地提了出来。

日本文化史研究

作者：  (日)内藤湖南著;储元熹，卞铁坚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7

简介：

Journal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

作者：  瞿林东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简介：《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指出：“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了，产生了诸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和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前者是由后者逐步演变而来。”该书“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根据这个标准，它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划分为十个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该书又指出：“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完全的。”“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该书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十个阶层的划分，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是无法否认的。而这种变化在欧美先进国家是早已发生了的。因而用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划分阶层的惟一标准是不能全面说明当今的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学人所一贯理解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支点和基础。 唯物史观是用社会结构的变化观察人类历史的一种学说。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一定要影响到唯物史观这个学说本身的。 由此可见，19世纪以来就存在着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或“人的科学”之间的鸿沟，现在依旧存在着。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在概括两者的区别时，提到其中的一种说法认为，“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别在于其分析和解释的方法，科学从多样性和特殊性走向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和必然性；相反，人文学科则突出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和创造性”。它归纳的另一种说法认为，“科学”和“人文学科”“在探究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上存在根本区别……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人文学科是想像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这些论点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们100多年前提出的论点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横亘在两者之间的这条鸿沟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样才能弥合呢? 我们认为，这条鸿沟的最深层的根源，就是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对立；从另一角度说，它也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立的表现。 机械唯物论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人的命运是由人的外部生存条件——包括人们自己先前无意识地造成的生存条件——决定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不由自主地受着那些条件的支配，自己没有能动地选择的余地。持有这种社会历史观的人，就会在方法论上采取科学主义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表现为运用结构一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把影响人类生存的种种外部条件或物质因素——甚至包括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的心态、信仰之类的精神因素——归纳成为各种“模式”或“结构”，并对其进行功能分析。他们认为，由这样的结构一功能分析构成的知识体系，就是科学。 唯心论的社会历史观大多认为人的命运最终是由神意决定的，但同时认为人的具体行为是由他们的动机和意志支配的，是有充分的自主能动性的，并且认为社会历史过程就是人们、特别是精英人物的动机和意志的展现过程。持有唯心论社会历史观的人，在方法论上就会采取人本主义的方法，就是把研究对象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作为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价值和自由意志的个体，强调研究者只能通过“移情式”的“领悟”和“内省”去恢复那些独特的个性、价值和自由意志的本来面目，反对运用科学主义的归纳法进行“模式”、“结构”或“法则”的归纳，认为那样就抹煞了研究对象的独特个性、价值和自由意志。 平心而论，这两种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都各自看到了真理的一个侧面。事实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既受到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的制约，因而有“不由自主”的一面；但人类又总是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着客观条件而又有“自主选择”的一面。问题是，双方都没有看到，人类总是在求取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使自己逐渐减少“不由自主”的程度，增加“自主选择”的自由度。由于双方都没有看到这个驱动和转化的中心环节，只看到自己所在的那个侧面，因此双方都无法回答自己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机械唯物论者无法回答他们发现的那些“结构”、“模式”是怎样生成和改变的，因此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最终归因于上帝；唯心论者无法回答他们所说的决定历史进程的精英人物的动机和意志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属于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的精英人物会有截然不同的动机和意志；面对此类问题，唯心论者同样是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最终归因于上帝。一旦上帝出场，就没有科学的位置了。可惜上帝毕竟弥合不了“人文学科”与“人的科学”或“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也克服不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对立。 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呢?用前面所引的韦纳的说法，就是需要找到“一把打开历史生成变化之门的钥匙，一种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如果找到了那把钥匙和动力，存在了100多年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或“人的科学”之间的鸿沟就能够弥合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对立也就能够消除了。 在哪里可以找到那把“钥匙”和“动力”呢?原来，唯物史观早就指出了它们的所在之处，只是由于过去长时期里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五种生产方式更迭规律”，种种教条主义的说教使它们蒙上了厚厚的历史尘埃，把它们严严地掩盖了。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潮流激励我们去清除那些历史的尘埃，那久被尘封的“钥匙”和“动力”就开始重新露出它们的科学理性的光芒。 原来，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唯物史观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学说。它的宏大的科学体系的起点，本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而且也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最简单的事实：人类要生存，就必须吃、喝、住、穿；要吃、喝、住、穿，就必然要从事劳动生产。接着，它从这里展开它的整个体系：人类世世代代从事劳动生产，就必然要在不断改善生存的客观条件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素质：“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本身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从而也就必然要促进人性越来越多地脱离动物的野蛮性，具有越来越多的文明性；从而也就必然要推动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这就是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普遍规律。它不是某种人之外的神秘力量支配人的命运的规律，而是人类自身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推动自己物质和精神的素质、能力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也推动自己的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全部历史归结为“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把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享明是指相对于原始与野蛮而言的一系列社会特征。近现代欧洲不仅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至少是独特的)“文明”世界。什么是这种文明状态的特征，迄今没有明显的一致意见，甚至欧洲人内部也是如此。对有些人来说，文明包含在“现代性”之中，即技术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对在历史中发展和进步的文化信念；对有些人来说，文明意味着相对于其他各种社会因素——家庭、社群、国家、宗教团体——的“个人”自主性的增强；对有些人来说，文明意味着日常生活中的非粗暴举止和最广义的社会礼仪；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文明意味着减少合法暴力的范围和扩大对残忍行为的限制。当然，对 许多人来说，文明包含了上述几种或者全部的特征。 当19世纪法国殖民者大谈“传播文明的使命”(lamissioncivilisatriee)时，他们的意思是，通过殖民征服，法国(或者全欧洲)把包含在这些文明定义中的价值和规范强加给非欧洲民族。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的各种集团大谈对世界各地，主要是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局势进行“干预的权利”(righttointerfere)时，也正是以这种文明价值观的名义来确认他们所声称的这种权利。 这样一些价值观，无论我们喜欢称之为文明价值，还是世俗人道主义价值、现代价值，既然社会科学是将这些价值提升到首位的同一个历史体系的产物，它们也就像有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在社会科学中弥漫开来。社会科学家把这种价值融人他们对认为值得研究的课题(社会问题、思想问题)的界定中，融入他们为分析这类问题而发明的概念中，也融人他们用以衡量这些概念的标准中。毫无疑问，社会科学家大多坚持认为，他们力求价值中立，因为他们宣称不想因为自身的社会政治倾向而误解和歪曲研究数据。但是，这个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并不意味着在评价研究对象的历史意义时价值观不起作用。当然，这是李凯尔特(HeinrichRickert)在他关于所谓“文化科学”(culturalsciences)的逻辑特点中论述的核心观点(1913)。他们在评价事物的社会意义时不可能忽略“价值”。 诚然，西方人以及社会科学对“文明”的界定，不可能完全不受“文明”多样性这个概念的影响。但是，无论何时，只要提到文明价值观的起源这一问题，即它们是如何首先(或者说有人如此宜称)出现于近代西方世界，答案几乎都不可避免的是，它们是过去的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独一无二发展趋势的产物；或者，它们被描述成古典古代与(或)基督教中世纪的遗产、犹太世界的遗产，或者两种遗产的结合——后者有时又被命名为犹太一基督教遗产。 对于一系列假定，人们可能而且已经提出很多异议。近现代世界，或者说近现代欧洲世界，是否就是欧洲话语中所说的那样“文明”，已经受到了质疑。圣雄甘地对此有个著名的讽刺。有人问他：“甘地先生，你怎样看待西方文明?”他回答道：“那是一个不错的提法。”此外，那种坚持古希腊和罗马的价值，或者古代以色列的价值，比其他古代文明的价值更有助于奠定所谓现代价值的基础的断言，也受到了质疑。还有，近现代欧洲是否可以一方面说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另一方面又说是起源于古代以色列，这不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就在争论，古希腊和以色列究竟谁是文化起源。争论的双方都否认对方观点的合理性。争论本身就足以让人怀疑这种起源论的合理性。 无论如何，有谁会说，古代印度文明是佛教的发源地，而佛教已经成为日本文化史的核心部分，因此日本可以声称古代印度文明是它的前身?是否今天美国在文化上接近于古希腊罗马或以色列，更甚于日本接近于印度文明?人们毕竟能够证明，基督教远不是代表一种沿袭，而是标志着与古希腊、罗马和以色列文明的明确断裂。事实上，直至文艺复兴，基督教都明白无误地提出这一主张。而且，与古典古代的断裂，不仍?book_contents=在融会贯通东西方历史研究的基础上 探索史学理论的创新何兹全 关于史学理论建设的几点意见林甘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的发展问题王桧林 历史学是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庞卓恒吴英 历史认识中的“历史事实”问题于沛 “欧洲中心论”及其表现：社会科学的 困境[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论素质教育与历史教育刘家和 论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乔治忠 六朝史部书籍的时代特性[日]谷川道雄 刘知几史学要论施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元史研究邱树森 关于50年代中国史学的几点评价 ——重读杨志玖先生《隋唐五代史纲要》张国刚 论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转型张越 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张广智 史华慈中国学研究析略朱政惠 西方城市史学姜芃 20世纪中国对詹姆斯·哈维·鲁滨逊及其新史学的研究李勇 如何认识章学诚史论的“真价” ——内藤湖南对章学诚史学的高度评价及其 对我们的启示马彪 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瞿林东 陈寅恪：诸多领域的建树和治史的“通识”陈其泰 论民国初年王国维学术路向的转变及其方法论特征胡逢祥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五人谈瞿林东等 附录一2001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著要目征高鑫 附录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大事记罗炳良

亚洲再生的思想

作者：  (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马彪[等]译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5

简介：《内藤湖南的世界》全面介绍日本史学大师内藤湖南研究中国史及亚洲史的丰富成就，对史学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

东瀛文人印象中国

作者：  芥川龙之介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03月

简介：

二十年前，尚未翻译村上春树《1Q84》的施小炜，满怀热情策划了“东瀛文人·印象中国”译丛，计划将尚未引起国内重视的大师级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的旅中作品引进国内，包括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内藤湖南、村松梢风等大家名作。然而因为种种意外，这些译稿竟整整压了二十年没能面世。其间世事变幻，中日关系几经波折，这套译作的价值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日益显得重要。

《中国游记》是日本文豪、“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1921年游历中国后写作的杂记。文风不同以往，赤裸、直白；文体涵盖剧本、书信、对话、手记等多种体裁，淋漓展现大师风貌。著名译者施小炜长时间打磨，以传神翻译再现原著风采。

《秦淮之夜》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1918、1926年两次游历中国后写作的散文随笔。书中既有对江南水乡风景人物的细腻描摹，也有和田汉等上海新文学作家的往来心得。堪称谷崎润一郎描写日本文化风情的经典散文《阴翳礼赞》的姊妹篇。

《南方纪行》是日本文坛“导师”佐藤春夫1920年造访中国后写作的回忆文章。他是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的好友，也是太宰治、远藤周作的老师；他和中国作家往来密切，曾翻译大量中国古典小说和鲁迅作品并得到鲁迅认可。郁达夫表示：“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

东方历史评论06:理解日本

作者：  许知远　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2-1

简介：　　《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以中日关系为主轴，作者阵容强大，涵盖葛兆光（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辻康吾（日本独协大学教授）、约翰道尔（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拉纳米特（牛津大学教授）、唐纳德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入江昭（哈佛大学教授）、矢吹晋（横滨大学名誉教授）、家近亮子（日本敬爱大学教授）、刘柠（日本研究专家）等知名学者和作家，梳理近现代日本的中国学乃至东洋学、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日本学，或介绍相关领域的学者及著作。访谈栏目收入对作家张大春关于他的新作《大唐李白》的采访；影像栏目收入摄影师北野谦的风景观念摄影；书评栏目收入路易斯梅南对《到芬兰车站》的评论、與那霸润为内藤湖南旧籍重刊撰写的导读后记等。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日)内藤湖南，(日)长泽规矩也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6

简介：近代日本人来华访书，在学术上，又是以日本中国学的建立为背景和原动力的。中国学作为近代文化学术中的新生一支，与传统汉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客观实证，重视文献解析。他们把中国当作一个客体，一个相对于本国文化的“他者”来对待，十分注重对于研究对象的实地踏查：包括通过修学旅行感受中国；派留学生到中国进行语言和专业的进修；以及专家的文献调查、地理及考古考察等，还包括与中国学术界、书业界的实际交流等等。这种本质性的转变，滥觞于明治维新以后欧化风潮的80年代，实现于甲午战争后的90年代中后期。这后来华访书的展开在时间上也是一致的。 因此，可以说，访书活动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涵盖面宽泛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又构成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访书活动，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侧面，了解日本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关注的兴趣点所在，同时展示中国学发展的实际态势，及其与中国学术界、与中国文献典籍、与中国书业界的相互关系。

燕山楚水

作者：  (日)内藤湖南著;吴卫峰译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7

简介： 本书是日本著名中国史学家内藤湖南于1899年旅行中国时的记录。内藤所到之处遍访名山大川、碑坟寺观等景胜，以印证他神游已久的禹域大地，但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他与严复、张元济、文廷式等很多改革派知识分子之间讨论中国政治局势的笔谈记录。

内藤湖南研究

作者：  钱婉约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4

简介：本书为《日本中国学研究文库》之一种，它是研究日本京都学派大家内藤湖南的学术性著作。作者对内藤湖南中国学的发生背景、演进历程、学术特质及其深远影响都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尤其是对他的学术成就，如以宋世近世说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分期学说，以文化中心移动说为代表的中日文化史论等，更是予以详尽的论述，作者试图将内藤中国学放在中日两国近代政治、思想、学术发展的交界线上，以文献实证与解读为手段，来揭示内藤中国学的学术特性和思想意义。

燕山楚水

作者：  (日)内藤湖南，(日)青木正儿著;王青译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简介：　　本书是内藤1899年第一次到中国考察的见闻录，以及关于中国文化的杂文、随想录。通过这些对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的背景下，中国处于一种怎样的劣势状态。中国的衰落反映外国人的笔下时，或计会成为一种更加深刻的历史教科书。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燕山楚水》《江南春》《竹头木屑》。 　　《江南春》是青木对于中国文化强烈的憧憬和幻想，但他的好感却每每在中国的现实面前感到无奈，这种对中国文化希望与失望相交织，正是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的地方。 　　作者简介：内藤湖南(1866―1934年)，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日本近代中国学创始人之一，东洋史学巨擘。曾历任《大阪朝日新闻》等报刊记者，后转任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有《内藤湖南全集》14卷行世。 　　青木正儿(1887―1964年)，中国文学研究家，尤注重于中国俗文学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点对中国的生活文化进行独到的探讨。重要著作有《中国近世戏曲史》等。 　　　　

作者：  

出版社：

简介：谷川道雄(1925—2013)是日本中国史学界京都学派的传人，也是该学派继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之后的第三代领头人。他所建立的以豪族道德共同体为社会基础的中国中世史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近代历史学界所谓“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无真正的历史”的谬论。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增订本）》是谷川氏的重要代表作。《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增订本）》是一本史论著作，即通过具体史实的考证，最终上升为历史哲学的论著。谷川史学的重要观点之一，是认为如何理解“中国中世”是认识中国史发展内在规律的关键。谷川氏指出西方史学家所谓中国社会停滞论的最大的错误在于忽视中国也曾有过中世，并认为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予以超越的话，就难以发现中国史的自身发展规律。谷川氏在探索中国中世的研究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共同体”理论。指出作为共同体的凝聚力，虽然不排斥财力、武力、家族力，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仍是道德力、伦理力。进而提出民众是共同体伦理关系的存在基础，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民众最能识别并敬仰高尚的人格，“从而由此端正自己的道德生活”；被领导者有着自下而上判断领导者资格的作用。就这样，谷川理论跃出了中世史的范围，提出了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史，甚至世界史发展规律的大课题。

新宋学

作者：  王水照，朱刚　主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7-1

简介：　　《新宋学》不仅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同时也关注其它学科中与文学相关的新成果。本书由复旦大学资深教授王水照先生主编，主要收录研究宋代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历史人文等方面的高水平成果，在学界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王水照、朱刚主编的《新宋学（第3辑）》共载了二十余篇论文，补白若干，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是朱东润与内藤湖南的文章，让后学更真切地体味到那种渊博、严谨、精细的学术精神。

中国诗学

作者：  蒋寅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1月

简介：

《中国诗学》第21辑

生异的天地图景：韩愈自然书写中的「诗格之变」

萧驰

引言

韩愈是所谓「元和诗变」最激进的代表。宋人苏东坡曰: 「诗格之变自退之始」。《雪浪斋日记》亦谓：「王逸少于书知变，犹退之于诗知变，则『一洗万古凡马空』也。」古人评诗对韩诗最为推美者莫如叶星期，其《原诗》谓：「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而俗儒且谓愈诗大变汉、魏，大变盛唐，格格而不许，何异居蚯蚓之穴，习闻其长鸣，听洪钟之响而怪之，窃窃然议之也。」韩诗格变为诗人带来指诟，亦带来声誉，端看评论者价值取向如何。蒋寅注意到正面评价多在清代以后，一个重要的分界即为叶燮。以此他提出了对韩诗的评价当视为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以致韩愈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意义，被视如波德莱尔对西方现代诗一样重要：

韩愈放弃古来以纯粹、秩序、整齐、对称、均衡、完满、中和为理想的艺术规则，代之以刺激、强烈、紧张、分裂、怪异、变形的多样化追求，实质上就是对古典美学的全面反叛，意味着「诗到元和体变新」的时代风气中，躁动着一股颠覆、摒弃古典美学传统的叛逆冲动，同时也意味着古典审美理想已发生裂变，并开始其漫长的现代性进程。韩愈诗歌的艺术精神，核心是放弃对感官愉悦的重视与追求，刘熙载谓之「以丑为美」，让我们联想到西方现代诗歌的鼻祖--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二者的精神确是一脉相通的。

蒋寅据以论证的根据，除却历代诗评而外，尚有其风格之生涩、取材、意象之不雅、声律之不谐、语言之戛戛生造等等，这也是近年学界讨论韩诗「奇险」、「奇崛」、「怪奇」时措意所在。本人基本上认同蒋氏以「刺激、强烈、紧张、分裂、怪异、变形」和「放弃感官愉悦」来描述韩诗格变的思路，只是觉得在中文以「近世性」取代「现代性」（modernity) 或许更为恰当。因为中国与欧洲的文化历史进程毕竟不同，欧洲现代诗--无论是法国的波德莱尔，还是英美的叶慈、斯梯文思等--其所作反动的对象皆主要为浪漫主义诗歌，后者以为诗能重建人、自然和神圣之间的和谐。而元和时代的韩愈所要超越和反动的则是盛唐和大历诗风。且吕思勉、内藤湖南、谢和耐等中外史学大家皆视中唐为中国文化自中古向近世过渡之始。至于韩诗在清之后何以被评家再次发现，应当有不同的语境。当然，蒋文的问题能触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已是它的成功之处。

讨论韩愈诗风变革的美学意义，本文主要不着眼于上述那些方面，而集中于诗人对山水和天地风物的书写上。在这类书写中，韩愈亦有步武王维《辋川集》的《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亦有《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一类澄澹清妙之作，然以探讨其诗之变革为考虑，这类作品不在本文的焦点之内。本文以下论证集中于三个面向：首先自其路途风景入题，本文注意到：山水和天地景物对韩愈而言，未必再是一个失意士子可以「萧然忘羁」，化其郁结的所在，而可能只是一片令他横生恐惧和厌恶的丑怪风土。为究竟韩愈诗中丑怪现象的成因，本文继而讨论韩愈书写宇宙秩序崩坏的三篇寓言作品，由此揭示出诗人的思想面目。最后，本文将关注韩诗自然书写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情境--峰巅上的一特别时刻，此一情境集中透显了其对传统审美观念的某种跨越。

一、人生路上风景：从山石荦确到蛮俗生梗

讨论诗人韩愈对大自然的书写，名篇《山石》或许是不错的起点。清人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据韩氏《洛北惠林寺题名》中「韩愈、李景兴、侯喜、尉迟汾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鱼于温洛，宿此而归」，断是诗当为此次持竿温洛的郊游后夜宿惠林寺而作。诗人时年33岁，「半生遑遑就举选」，虽历经四次应试而终能进士及第，然在博学宏词诠选中却屡屡落第，仕途迍邅而辗转于节度使幕下。《山石》是这样一个时刻中诗人的生命图景：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疎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蹋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此诗是一个清贫士子人生旅途上的风景，记下了诗人自山路望此寺，入此寺，夜宿此寺和出寺赶路这样一段从黄昏到清晨的生活：「山石荦确行径微」、「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见其在崎岖路途上劳苦奔波；「疎粝亦足饱我饥」、「当流赤足蹋涧石」……透显其生活之清苦。这自与轩窗前独自欣赏风景的谢朓，与山水边倚杖伫目的王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同以行旅为轴，此诗又与谢灵运着意以排偶呈现的随肢体移动而变换的山水美景不同。此处不仅没有数百奴僮、门生相从，没有「鸣驺」、「前旌」和「建隼」，而且，随诗句汩汩而出的未必是美景。何焯论此诗谓：「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诗人此处亦真真是「人生如此即可乐」，何必要着意铺排美景呢？诗人所写皆为常景，细品之下，又究竟不是吾人熟悉的中国诗画中的「美山水」，它始终为一种幽介孤异之气所笼罩：走出山石砢砢磊磊的小径，是蝙蝠黑翅下的黄昏古寺；坐在寺门石阶之上，见雨后蕉叶着魔似地抽长，栀子花瓣出奇的肥硕；入夜，僧人举起火把，掠过壁上佛画，阴怪万状，乍现乍灭，疑真似幻；从山岭上透进古寺的月色则一派清冷；天明独去，荒山无路，烟霏满目，时见纷红骇绿、巨松粗枥，和涧中激流……真是无处不透出清介和幽异的景致。而诗人却甘愿让此幽异世界成为人生中的风景，以领受此清苦和奔波为生命的格调。「当流赤足蹋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不啻为一种倔强的人生姿态。此是何以吟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东坡，要在南溪之游中以「搴裳试入插两足，飞浪激起冲人衣」来效法退之的缘由。

Journal of Tang studies.Volume XI

作者：  荣新江主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唐研究》是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大型学术年刊。第十一卷作为“"唐宋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由邓小南、荣新江两位共同主编。本卷集中了有关唐宋社会变迁各个方面的讨论，其中包括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邓小南《“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从〈贞观政要〉谈起》、柳立言《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刘静贞《正史与墓志资料所映现的五代女性意象》、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黄宽重《科举社会下家族的发展与转变——以宋代为中心的观察》、妹尾达彦《九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等等，后为一组书评论文和新书书评。本卷是近年来从比较新的视角集中讨论唐宋变迁的一个专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