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思潮

作者：  龚鹏程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5

简介：我国人民，在人种民族方面，往往自称是汉人，以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但“汉人”其实并非人种学的概念，因为汉朝以前必无所谓的汉人。汉人是指接受汉文化且经历过汉朝统治的这一群人，这群人之中其实包括了西羌、东夷、南蛮、北匈奴，但至今均已统称为汉人，因此这是一个文化概念。犹如海外许多华埠被称为唐人街、海外华人常被唤做唐人一样。汉唐之音尘，虽已去之邈远，吾人似乎还乐于接受它作为我们的共同印记与标帜。 　　汉唐的声威当然是烜赫可羡的。据考古研究所见，两汉长安城的宫殿，面积是现今北京紫禁城的二十几倍。现在的紫禁城，游览一趟都够令人目眩神摇了，何况汉代那“长廊广庑，途阁云蔓，闬庭诡异，门千户万”(张衡《西京赋》)的气象？现在我们去游北京颐和园，已感叹其昆明湖之浩淼；但汉代昆明湖的遗迹，尚存十几平方公里，竟是清朝圆明、长春、万春三个园林总和的三四倍，这又是什么气象？班固《西都赋》说在这些湖上可以“览沧海之汤汤”，实非虚语。 　　这种恢闳宽阔的建筑景观，其实正表现着一种恢阔广博的精神意态。地涵海负，雄浑开扩。而且这不是平面的开展与延伸而已，更有着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宇宙精神。所以班固说：“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若穿地为池，也是“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充满着挥斥八极、与天地同其呼吸的态度，坦坦荡荡，行坐笑傲于日月山川之间。 　　但是这种令人向往艳羡的精神，在近代却颇遭嗤议。批评者说汉人的宇宙精神是宇宙论、未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说其上下与天地同流，是混方士于儒生，人文精神不免受了斲伤，且有君权神授之嫌；又说其恢闳只是夸饰；且谓其精神均遭礼教束缚，其学术亦深受政权独尊儒术所宰制。故先秦所开之人文精神至此乃一大压抑与扭曲，须待魏晋始由经学及礼教中解放出来，重新开启人的自觉。政治则更要迟至清末，方能逐渐摆脱秦汉专制王权之宰制，获得自由与民主……总之，万方有罪，罪始秦汉。 　　我在求学过程中，四处都充满了这种氛围。上文学史课，老师即痛骂汉代的代表性文体汉赋是“笨赋”，认为它体制庞大、堆垛铺张，虽侈陈物象、靡丽堂皇，但远不如魏晋六朝小赋情致摇曳，更能动人。甚至还有人说此非文学，不过是古人所编的一种类书或字书辞典罢了。上哲学史课，老师又痛批，谓汉代简直没有哲学，都是一些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类的迷信；讲气、讲宇宙论，更是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上思想史学术史，则经学烦琐的笺注，声韵文字训诂，令学习者如堕五里雾中，人人叫苦不迭，视如天书，也不觉得其中有何思想可言。偶读一二论列汉代思潮之书，所谈亦无非儒法斗争，或儒家与专制王权之冲突而已。而谈起政治社会史，汉代更惨。王朝之虐酷、人民之困苦、法律之苛严、社会之黑暗、三纲五常之不合理，无不被反复强调，反复痛骂。仿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专制落后所造成的一切屈辱，推源溯始，都该由秦汉来承担。所有的课程，在先秦部分都显得生机盎然、异彩纷呈。一进入两汉，就沉重凝肃了起来。它庞大而庄严，但却显得那么困滞，其恢张徒显为妄诞，其广博亦仅显现为浅陋。要到魏晋，才又让人眼睛一亮，精神从沉重中松缓过来，感觉山清水媚、风光旖旎，如见魏晋风流人物，峨冠博带、裙屐清谈。 　　当时整个学界的意见气候大抵即是如此。但我浸润于其中，却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因为我读汉代文献，有着很不一样的感受。例如乐府古辞，无论是“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的缠绵，“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的忧伤，“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之悲凉，“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乃伤悲”之古直，无不深深撼动着我，为之击节嗟咨不已。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更是古人早有定评。“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无不蕴涵宇宙之大疑问、大悲哀，直叩人生存在之谜。纵或被视为伪作的苏李赠答，“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也令人低回不已。而那些赋，在我看来，也是有生命的。贾生鵩鸟、班固幽通，曹大家之东征、张平子之思玄，固无论矣。王褒洞箫、马融长笛，以及傅毅之赋舞，亦均醰醰有味，足以兴发志意。即使是上林、羽猎、甘泉、两都，恢拓闳肆，又何可多得?岂仅一句“笨赋”即能抹煞? 　　文学如此，经史等等亦然。史籍不必说了，史迁孤怀闳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班固密栗沈实，皆非后世史著所能方驾。经学章句，虽遗佚者多，但相关之训释笺注，毕竟仍是后人掌握儒学的渊薮或键钥，不可不考。且寻索玩绎愈久，愈能感觉其中含蕴弗穷，足供沉潜。就连习学者视为畏途的文字训诂材料，其实也有许多道理可说，可惜现今学者未能发挥罢了。 　　诸如此类感受，越来越强烈之后，我才逐渐体会到对汉代的轻忽或贬斥，本身就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事。 　　中国学术，本来即有汉宋两大思潮体系。宋学崛起，原就具有革命性质，所以认为汉魏南北朝所讲之经学儒学均未能延续孔孟之道，必须等到周敦颐、程明道等人，才接上了正道的统绪。可是宋学传至明末，学者又觉得它恐怕与孔孟有些距离，原始儒家之真面貌，或许仍应由汉人所传的经学中去找寻。故又推崇汉学以反宋学。此一风气，发展到晚清民初，渐渐形成了几种路向：一支继续提倡汉学而以经学考证为主，既将其范围扩及史籍与诸子等领域，又以文字声韵训诂为主要方法及学术内容。另一支则觉得汉人经学之真精神并不在考证，而在于发扬孔子的微言大义。故此一派学者以西汉公羊学为主要典范，讲通经致用之学，影响了清末的中兴、维新、革命等运动。还有一支则是起于对这种强调汉学风气的反抗，认为宋学仍有其价值，不宜废弃，且逐渐从汉宋并重发展到愈来愈偏于宋学的形态。 　　五四运动后，胡适等人标举汉学，称为科学方法，但反对汉学的思想内容。谓汉儒天人感应之类说法及独尊儒术的做法，是将专制王权与神权结合于学术权力，致使儒学为专制帝王服务，其内容又充满了迷信与虚妄。反对胡适这一类讲法的人，则提倡宋学，说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士未能理解中国文化之大根大本。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是什么呢？就是孔孟所开，而为宋明理学所承继发扬之道统云云。 　　在这种情况下，汉学除了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之外，几乎是毫无价值了。 　　这样的学术发展，形成于历史的脉络中，我人虽感遗憾，而实亦无可奈何。对于整个学界鄙薄汉代思潮的状况，我并无力扭转。但我深知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近人对汉代之认识实多偏差。我之所见，固然未必真确，却也不妨随便写写，在这个大时代的边缘唱些不同的调子，世或有善听者，能因机而悟，亦未可知。 　　这里所收录的，就是一些对汉代思潮的简笔勾勒。没有一篇不是在唱反调，也没有一篇不在想办法开辟新的窗牖、新的径路，希望帮后来者指划一些新的星图与新的前景。如此老婆心切，或许反而会遭致反感与讥诮。倘若这样，那就当这是庸人呓语，聊抒己见好啦。 　　第一章《汉代哲学的定位》，乃1989年赴日本九州中国学会议担任主题演讲时的讲稿，权充导论。次章《自然气感的世界》，讲汉代气类感应的观念，以及环绕着“情”而展开的人性论。1987年蔡英俊将赴英伦深造，我写这篇文章与他商榷并以送行。友朋论学之乐，析疑问难，至今缅念不已。 　　第三章《风俗美善的追求》，讲汉人的政治理想。这种移风易俗的态度，既是政治的，又是美学的。1998年我另出版一册《饮食男女生活美学》，即是由汉代这一思路发展演绎而成，可以互参。 　　第四章《文人传统之形成》，论作者观的演变，借以说明我国文人传统如何形成于汉代、确定原本与探寻本义的汉学方法为何又出现于汉代。乃1991年我与蔡英俊、吕正惠等人办《中国文学批评》时所作。 　　第五章《文字意义的探索》，续论汉学方法。认为汉人对文字的辨析，已成为我国学人在进行思考时最基本的方法，依此方法而形成的哲学文字学亦与西方哲学有显著之差异。 　　第六章《儒家的星象政治学》、第七章《儒家的历数政治学》，则以汉代言论为主，申论儒家观象授时、结合天道以论政治的思想，说明太一北辰及历数在其中之作用。民国以来，学者对于这一部分的思想都缺乏理解，今始为粗发其凡。 　　第八章《学圣人的儒家》以韩婴为例，说西汉儒者如何成为经生；第九章《世俗化的儒家》以王充为例，谈东汉儒者如何成为文人。前者原为参加1992年政治大学所办汉代学术研讨会而作，后者是1991年与陈茂进、林安梧、王樾、郑志明等创办《当代中国学》时写的，如今陈茂进已归道山，思之不胜悯痛。 　　第十章论太平道、十一章论天师道，这是汉代道教两大教团，颇有渊源而内涵各异，也拥有不同的经典。因道教研究仍在起步阶段，相关问题尚少人董理，因此我想讲得详细些。论《太平经》一文曾收入我《道教新论》中，论《老子想尔》则1994年曾刊于堂兄龚群所办《道教文化》中，原本也想和谈太平道一样，详细展开申论，因事搁下了，遂仅成这个部分。 　　第十二章《游民社会及其思想问题》，乃1996年我写《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时，以汉代为例所做的考察。这样的考察，充分说明了以往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基本状况的掌握有多么偏宕、对其中包含的思想问题又有多么陌生。 　　综合这些篇章来看，论旨纷论，涉及者广。但事实上对汉代思潮的描述，还只是鼎尝一脔，该谈且值得谈的问题仍然很多，本书姑以此为鼓吹罢了。闻风遥契者，必有其人，余企望之矣。

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

作者：  欧阳哲生著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简介：　　如何建构中国的新文化，如何展现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传统，这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就提上议事日程并被争论不已的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和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延续至“文化大革命”时，实已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因为经受了这一重创，才有了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又对前此走过的路程和形成的思维定式的重新反省，才有了痛定思痛、幡然悔悟。这既是新一波思想解放运动启动的触发点，又是新文化建设模式探求的一次新的转换。从这时起，中国学术界围绕五四运动及其随之而来的新文化发展的研究，才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才真正具有科学探求的意义。这一进展不仅表现为对过去一系列视为所谓“禁区”问题的重新研究，对一些所谓“资产阶级”文化代表人物（如蔡元培、胡适等）的重新评价，更重要的是学术界在这一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建设思路——一种全方位地开拓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思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的二十余年间，以1989年为界，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再次认定五四运动的“反封建”性质和思想启蒙（思想解放）作用，对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两大思想主题重新作出阐释。后一阶段在表现五四时期不同思想流派的文化主张的同时，逐渐出现了各种思想流派的回潮和新的发展。汇集在这里的论文，最早的作于1990年7月，最晚的完成于去年9月，从时间上说它们正是对应于新时期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后一阶段，它们作为这些年我的学术工作和思想探索的历史记录，明显带有这一阶段的历史痕迹。在这十余年间，我所写的论文并不限于这些，这里是按主题将相关的论文加以筛选而成，并在收入时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订正，蕴含有“文存”的意味。　　

哲人与文士

作者：  杨天石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近代中国的百年期间，社会发生急遽而重大的变化，产生过许多哲人（思想家）和文士（作家）。他们纷纷探求救国、救亡之道，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力图唤醒国人，振兴中华，走民主与富强之路。本书以处于时代潮流和风口浪尖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为对象，立足于诸多罕见的珍贵史料，阐述在近代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作用的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三民主义等重要思潮，探求理论得失及其经验，同时评析龚自珍、林则徐、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鲁迅、陈去病、柳亚子、钱玄同、胡适等人的思想和创作成就，从不同侧面展开近代中国丰富、缤纷的历史画卷。南京临时政府昙花一现，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国民党人继续革命。作者利用在海内外精心访求所得的大量未刊函电、文献、档案、力图回答长期困扰史学界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问题。 　　

丁文江这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文献丛刊

作者：  胡适　等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4-8-1

简介：　　丁文江（1887—1936），早年留学日本、英国。曾 任地质调查所所 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努力周报 》与《独立评论》的 创办人之一，是民国早期最具新思想与最具干才的科 学家。考察时因 煤气中毒意外去世，当时的知识界极为震动。《独立 评论》先后刊文纪 念。胡适等人著的这本《丁文江这个人》即由这些纪 念文字编辑而成，都是可读性强且具有极高史料价 值之作。

Criticizing politics & e nlightenment:a study on the modern colleagues press the endeavor

作者：  沈毅著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　　《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 为例》内容简介：同人报刊是近现代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很典型的现象,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报刊活动是同人报刊最重要的一部分。《努力周报》在同人报刊中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地位。 　　《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 为例》以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等人创办的《努力周报》(《读书杂志》)为研究对象,剖析自由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后面对专制、腐败的政治现实,在论政和启蒙间进行抉择时的犹豫与矛盾心态;在研究论政、启蒙的具体运作过程的基础上,探讨周报在国家统一、列强侵华、教育成败、监督政府等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在新诗、古史、民主制度、科学与人生观、批评的伦理等讨论中的态度,并对传播形式与效果进行探寻;总结周报论政与启蒙的得失,及其在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和新闻史上的影响和地位。 　　《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 为例》以《努力周报》为基础性资料,并重点利用了胡适、周作人、陈独秀、鲁迅、蔡元培、徐志摩、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著作和日记。《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 为例》对深化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建设台湾

作者：  陈诚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11

简介：　　《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台湾“行政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期间，参与台湾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活动情况。这部回忆录对于我们研究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早期活动及其决策内幕，进一步研究和把握台湾的发展变化，深化台湾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建设台湾此方面书在中国大陆图书市场目前没有。销售前景较大。既能成为畅销书，也能成为常销书。 　　书稿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台政一年。主要记述陈诚奉命主台的前前后后；陈诚提前策划迎接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内幕；实施临时管制和入境限制，防止左翼人士入台；召开粮食增产会议、整顿公营事业；实行“三七五”减租，进行土地改革；改革币制；实施地方自治；推行计划教育；进行省府改组；进行军队整建等等。第二部分为陈诚担任四年“行政院长”的重要回忆。陈诚在台湾实施的所谓“内政”、“外交”，包括在军事、经济、财政、侨务、美援等方面的措施；同时还有对李宗仁、吴国桢、毛邦初、陈立夫、傅斯年、胡适等国民党重要人物的追忆。第三部分为陈诚言行纪要。第四部分为陈诚与国民党蒋介石等高级官员之间的重要往来函电。 　　《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是《陈诚回忆录》系列丛书之一，原由台湾“国史馆”2005年出版发行。原丛书共分六卷：《北伐平乱》（一卷），《国共战争》（一卷），《抗日战争》（两卷），《建设台湾》（两卷）。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

作者：  胡适等著;杜春和等编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简介：本书选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珍藏的《胡适档案》，据原件加以校勘整理，汇集了1910～1948年间胡适与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陈垣、鲁迅等170余位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的往来论学书信700余通，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教育、《水经注》考证、《红楼

朱希祖文存

作者：  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简介：　　一 　　朱希祖，字逖先，1879年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长木桥上水村。朱家浙西望族，自明以迄清季，共出了13名进士，其中，翰林一人，状元一人，可谓诗礼家传，源远流长。但至希祖祖父一代，已家道式微。祖父、父亲都只是庠生，在家乡以教书为生。然他们笃学力行，亦为乡人敬重。希祖兄弟六人，他行次第二，长兄、三弟、季弟早夭，故于诸弟中实居长。他幼承庭训，聪慧颖，为家族所厚望。叔祖父曾以“努力读书正少年，愿伊早着祖生鞭”的诗句予以勉励，父亲因以赐名希祖，字逖先。不幸的是，在希祖十四岁时，父亲突然得病去世，希祖不得已就馆他乡。1896年中秀才，1901年举禀生。为抚养诸弟，他从当地风俗，早早地结了婚，到富人大户家课徒授业。1905年，希祖以优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官费留学生，于是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攻读历史，1909年夏卒业。这期间，章太炎东走日本，帮助孙中山主编《民报》，宣传革命思想，开设国学讲习会。希祖与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朱宗莱、龚未生等人共同受业于章氏，常至民报社及大成学校，听章太炎讲《说文》、音和史学，时常请益。在章门的著名弟子中，他专攻史学。章太炎《自定年谱》“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它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1909年自日本归国后，朱希祖就职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当教员的多是留日学生，如马裕藻、周树人等。1910年春因师范学堂发生风潮，而改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沈雁冰（茅盾）即是他这一时期的学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响应。朱希祖携眷归里，被推戴为海盐县民政长，后改民事长、知事。因为从政非其素愿，故半年后辞职，而至沈钧儒任司长的浙江省教育司任职。去职之时，乡人扶老携幼，遮道请留。1913年正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聘专家若干人，各省派代表二人，蒙、藏代表各一人，华侨代表一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代表资格要求甚严：一须精通小学，二须旁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三须谙晓多种方言。朱希祖与马裕藻代表浙江省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提出的议案众多，分歧很大，争论也很激烈。最后通过了朱希祖联合马裕藻、陈睿、许寿裳、周树人、钱稻孙等人提出的议案，即择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又符合其本音。凡声母二十四，母十二，介母三，称注音字母。国语有注音符号，始于此时，朱希祖与有功焉。由是朱希祖名播京师学界，北京大学预科学长胡仁源定聘他为预科教授。1914年，清史馆又聘他为协修。时袁世凯密谋帝制，清史馆总纂赵尔巽赞成辅翼之，朱希祖羞与为伍，愤而辞去史馆职务。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与其它章门弟子奔走营护，劝慰至备。一日，章氏呼朱希祖至榻前，说：余为国绝粒，虽以身殉，亦无遗憾。余殁后，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这一时期，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据说他常向章太炎请教中国文学史，以分散章氏愤懑之情绪。他编辑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流传较广，颇得好评。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广延学者，兼容包，倡导新文化。朱希祖当时作为国文研究所主任，积极响应，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新聘教授胡适之等，相与上下议论，提倡白话文学，以及民治与科学等思想，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倡导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白话文的价值》等。在北京大学这个新旧思想汇聚之地，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当时以保守著名的《国故月刊》同仁希望他加入他们的编辑部，被他婉言谢绝。1919年，他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刘复、胡适等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议案三件，即《请从速加添闰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议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极大地促进了国语统一和白话文的推广。1920年底，他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 　　1920年夏，北大史学系系主任康宝忠去世。经蔡元培校长推荐，朱希祖继任史学系系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朱氏因不满奉系军阀改组北京大学而暂就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外，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31年初。在教学体系上，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规划史学系课程；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史学理论课的建设；在教学方式上，他主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在师资方面，他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经过这个阶段，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对国内其它高校史学系的建设也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独立以及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在北京期间，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有教授之职，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概论等课程。1928年10月，他兼任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的主编。这年年底，他发起筹备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教师和学生共94人。这是中国最早由多个高校历史学系的师生自发组织的历史学会。朱希祖以得票最多被推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在此之前，他还被举为故宫博物院审查《清史稿》主任，负责对《清史稿》的审查。 　　1932年10月，朱希祖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南下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学研究所主任，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广州是南明诸王兴兵抗清之地，朱希祖搜集南明史料已逾十年，所以很想借在中山大学工作之便，进一步访求史料，实地考察南明史迹。他与中山大学史学系的教师一起发现了南明绍武君臣冢，作《恭谒南明绍武君臣冢记》。他访问了广州当地的藏书家，见到不少珍贵版本书。在广东通志馆，他撰写了《广东通志略例》、《广东通志总目》、《广东通志说明书》等。对新编《广东通志》，他实际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他还为这部新型的通志撰写了《明广东东林党列传》。在这一时期，他对屈大均的研究卓有成就，撰写了《翁山年谱》、《屈大均传考证》、《翁山诗外版本考》等。他为史学系的学生，开设了四门课程：中国史学概论、元明史、史通研究以及地方志研究。有一位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说，他开设“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当时史学系主任为朱谦之，以介绍西洋史学理论为同学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在文史学研究所，他招收了研究生，此举盖为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之始。 　　1934年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致函朱希祖，欲聘他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早就打算北归，又因南京距故乡海盐不远，亲戚故旧颇多，且其长子朱也在中央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于是定北上。3月到任。朱氏离开中山大学令校方颇感突然，校长邹鲁、文学院院长吴康、史学系主任朱谦之均先后致书于他，希望他仍回中山大学。但朱希祖最终没有回去，而是在中央大学开始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中央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赶超北京大学之势。一是南京系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央大学的投资建设；二是南京也是东南文化荟萃之地，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历史悠久的高等学校；三是从北京大学等校因派系之争受到排挤的不少一流学者，纷纷到中央大学就职。此时的中央大学文学院，章门弟子的地位举足轻重。黄侃、汪东、朱希祖这些章太炎的著名弟子，都任教于此。汪东还是文学院的院长。朱希祖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所定课程体系，自然还是以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主任时制定的课程标准为基础，略为变通。除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朱希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如1934年6月以后，被行政院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被考选委员会聘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36年2月，受章太炎之约，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每月去苏州讲学一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还利用课馀时间，与长子朱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周边城市考察六朝陵墓，辨认文字，从事摄影、测量、考证工作，最终完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中央大学开全体教授会议，定将校址迁到重庆。朱希祖一方面忙于史学系师生搬迁的安排，另一方面设法安置自己多年经营的藏书。经过极其艰难的不断转运，终于把书籍迁藏于安徽隆阜戴东原后人戴伯瑚家。10月下旬，将藏书安置停当后，纔起程入蜀，于11月初到达重庆。初到新校，骨肉离散，亲朋寥落，希祖感怀国难，时常忧心忡忡，尽管如此，他仍然奔波于住处和校园之间，教学、行政未稍懈怠。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组织史学会，推他为会长。当时教育部拟颁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教授，朱希祖郑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历史学科的规划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939年，他代张继起草了“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议交国民政府实施。1940年，国民政府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朱希祖为秘书长，后改总干事，实际负责筹备工作。他赁会址，延专才，商榷史例，探讨史馆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条例，部署会务。百端草创，出力甚多。有一首诗云“废绝黎洲征季野，忽开史馆杂旌旄。十年建国无文字，今日行都见凤毛”。就是推重他这一时期在史馆的作用的。1940年3月，朱希祖又被国民政府简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他既筹谋修史，又忙于考选事务，往返跋涉，精力交瘁。于是他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及教授职务。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虽规划多经草拟，而未能即为实施，因以辞去总干事职，改做顾问，而专任考选委员，悉力着述。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朱希祖被选为史学会理事及常务委员。 　　朱希祖在重庆时期的著述偏重先秦史、民族史及西南史地研究。他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南明史，本应在这一时期进入撰写阶段，因为资料迁藏于地，而不能着手进行。春秋战国至秦史事，大都在经诸子中，自随书籍基本能够满足研究之需要，所以他把精力转向了先秦，特别是战国史。他说他之所以研治战国史，一因今日世界为一新战国，颇可鉴古以知今；二因中国学术思想亦以此为最发达，整理战国史，其价值等于欧洲史之希腊史，秦史则等于罗马史，此二史若成，则在中国史界可推为最大之伟业。这期间他着有《汲冢书考》五卷、《战国史年表》八卷，两书在发现史实方面，均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年迈的朱希祖也经常为避空袭而喘息不安，加上重庆多雾，冬多阴雨，夏多蚊蚋，饮水不洁，时常生病。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状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为他举行了公祭。各界赠送挽联三百馀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馀人，这在战时的重庆，可谓是极一时之哀荣。 　　二 　　朱希祖是一个学者，国民政府给予他高规格的礼遇，主要是他在学界的地位定的。他有一首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画像。可见，学术研究纔是他最孜孜以求的事业。 　　在朱希祖逝世一年后，《文史杂志》推出了纪念他的专号。朱氏的女婿、历史学家罗香林发表了《朱逖先先生著作目录》（包括未刊稿）。现在看来，这个目录尽管尚有不少遗漏，但基本上反映了朱氏的学术规模。这个目录将朱氏着述分为十六类：一、属于史学理论者二种；二、属于史迹发现者二种；三、属于史料辑录者三种；四、属于史学考证者五种；五、属于版本目录者五种；六、属于战国史者二种；七、属于萧梁史者三种；八、属于唐史者二种；九、属于宋史者三种；十、属于明史者四种；十一、属于近百年史者二种；十二、属于家史者二种；十三、属于文学史者二种；十四、属于小学与经解者二种；十五、属于日记随笔者一种；十六、属于诗文集者二种。这十六类中的每一种，有的是专书，有的是文集。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朱希祖的著述极其丰富。从研究的断限看，朱希祖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上自先秦，下至近世史，各个断代都有研究成果。如先秦时期有《东西周君年表》、《西周君世系考》、《秦自襄公至二世年数考》等系列考证文章，近世史中有《太平天国史事论丛》、《黄花岗烈士传》等。其它像汉、三国、魏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均有许多考辨文章。特别是对战国史、南朝萧梁史以及晚明史的研究，朱希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他在这些领域造诣很深，在当时被誉为权威。唐史虽不是他的专长，但从他与陈寅恪的商榷文章《驳李唐为胡姓说》来看，他对唐史的研究也是很出色的。 　　从内容说，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如《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太史公解》等；有经济史的研究，如《梁代货币考》、《两宋盛行铁钱之因果》、《明代金花银考》、《桑弘羊之经济政策》等，《桑》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实开近代研究经济思想之先河；有宗教史的研究，如《梁代佛教考》；有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如《中国文学史略》；有氏族学、民族史的研究，如《左传姓氏录》、《两汉姓氏学》、《云南濮族考》等；有目录学的研究，如《宋代官私书目考》、《宋代金石书目考》、《版本目录学论丛》等；有金石学的研究，如《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安洲古器图考》等；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如《战国地理杂考》、《雪山党项地理考》、《黑党项所居赤水为洮水考》等；有文字学的研究，如《中国文字学》等。此外，他在史籍考订、史籍辑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辑佚方面，有《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证》、《伪楚录辑补》等专书。 　　在方志学方面，他用力甚多。1924年，他就开始搜集方志。他重视利用方志治史，许多史学著作采用了方志资料。1929年，他曾为弟子傅振伦主编的《民国新河县志》作序，盛赞该志为新型方志之准绳，且极力倡导编修新志。他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集中反映了他的方志学思想和修志实践。首先，该通志以阮元撰《道光广东通志》为基础，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了符合时代变化的通志体例，使这次撰修的通志体例、篇目具有了现代志书的性质。其次，主张《广东通志总目》分为纪、表、略、传四体，对旧体例有沿有革。他认为修志宜统合古今，其理由：一是“通志之名，媲于通史，肇自远古，迄于当今，是名曰通”。因此，只有将古今重大事迹网罗为一书，才能观其会通。二是近代新事物层出不穷，虽盛极于当代，然“亦胚胎于清季，斯皆断代之所不便述”，指出修志体例既应“储积广博，鉴别精确”，又需“观察通贯，始终条理”，而且必须考虑时代变化，志书内容篇目“势须增”。此外，他还对如何记人物、如何记事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说“同在省区，有本省人焉，有外省、外国人焉，故可分内传、外传。本省人入内传，外省、外国人入外传。内传又分为专传、汇传，专传注重个人特性，以人名分代编次；汇传注重社会体，以事类分派编次”。他还改阮元《广东通志》“事前略”为“大事记”，因为“事无鉅细，皆为前事，大事则随时随地，皆可自立标准，以定取舍”。这样的论述，确为卓见。他认为纂修志乘，非易事，“作县志之法，能兼得今世历史、地理二学之所长，乃得为善志，盖难矣。惟其为历史学科也，故必博访遗事，广储史才……惟其为地理学科也，故必实测幅员之修广、山川之崇深……他若政治、经济、风俗、文化之实况，皆应考察精密，统计真确”。说如无历史地理“二者之备”，志事将无成，正确地阐述了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 　　朱希祖在史馆修史方面多有建树。他曾参与《清史稿》的修撰和审查。抗战时期，他更是主张国家要重视国史编修。他说：“盖吾族自有其历史，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存，不能消灭也。自古以来，灭人之国，必以其历史为先务，端由于此。”“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在主持国史馆期间，他撰着了《史馆论议》，论述了国家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历代修史之利弊得失、中国历代修史机构的组织和运作，总结古今中外国家组织修史的经验教训，制定国史馆的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的条例。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主张通过纂修国史，激荡爱国保家之民族士气，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感。 　　朱氏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南明史，他是公认的南明史权威，曾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二卷七期上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他致力于南明史料搜集达三十多年，抄本秘籍，无不悉力致之，故其收藏，无人能比，曾发表南明史籍题跋七十多篇，代表作有《弘光实录抄跋》、《校抄本思文大纪跋》、《稿本鲁之春秋跋》、《抄校本存信编跋》等；他结合自己对晚明史的研究，谈到了治史之三期，很能反映他对史学研究的看法。他说，作史之业，盖有三期，第一是搜罗期，第二是考订期，第三是去取期。这三期的要求则是：“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去取务权轻重”。在第一期中，“一方竭吾之力，从事搜采，一方随所得书，从事整理，不必以前人所见之目尽入吾藏，方从事于著述也”。在第二期中，由于“前人着书，往往贪多务广，不加考订，即据为事实，遂至真伪不分，是非难别”，所以必须考订事实。而考订一事，往往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辗转牵连，都有说。所以，“欲定甲事，必先考乙，欲定乙事，又必考丙，非至静不能理其纠纷，非至明不能断其是非，非借助金石档案、诗文笔札，亦无以知其致误之由。故有丰富之史籍，非经缜密之考证，譬犹金铁未炼，泥沙未汰，不足以成器皿也”。在第三期中，之所以去取务权轻重，是因为“一切史材，非皆有用，何者宜取，何者宜去，非立定标准，不能权衡轻重。前人着史，往往侧重朝廷而轻视社会，注意政治而忽视文化，崇奉英豪而恝置众，发扬道德而罕言经济，至若夷夏之辨，治乱之理，亦多忽诸”。所以，“史料之考订，虽极精确，而编纂之时，亦须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方足称为上乘”。关于这三期的关系，朱氏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览宫室之美，第一期欲其入门也，第二期欲其升堂也，第三期欲其入室也。既不可躐等以求，亦不可一蹴而几”。从他的三期之论，特别是对第三期任务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旧史学轻视社会、忽视文化、恝置众、罕言经济等弊端，认为第三期要在前两期的基础上，“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写出系统的著作来，这样的著作，纔能称为“上乘”之作。也就是说，作为一位以考史著名的史家，他不认为考证清楚历史事实就是史学的目的，史学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虽然如此，他仍反对没有第一期就进入第二期，没有第一、第二期的准备和基础就进入第三期，批评“方今治史学者，滞初步则徒夸张目录，截中步则徒穷探枝叶，躐终步则或轻言编纂，稗贩钞胥，或空谈方法，道听途说，鬻诳耀，尊己凌人，此真所谓唐华朝菌，不经风霜者也。欲其革除叫嚣之风，振导朴实之学，岂不难哉”。朱氏治史学之严谨扎实，由此可见。 　　朱希祖认为，“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全体大用也”。他强调史学的科学性，他曾说：“政治有党派，学术无党派。讲史学的，尤应超出于政党以上，乃能为客观的公平观察，不为主观的偏私论着，方合于科学的史学精神。”他称赞元丞相脱脱奉诏修宋辽金三史，各为正统，是至公无私。他重视直接史料和原始资料。在北京大学期间，组织学生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还自费购买了差点被人当废纸卖掉的清朝平署档案，撰写了《整理平署档案记》，说明收购经过及档案内容，对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进行评价。以后他廉价把这批档案转让给北平图书馆，其保存档案之用心，令人敬佩。他主张“治史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和同窗好友钱玄同都有不同意见。在日记中，他曾写道：“余以史学治经学，以论理学方法解疑难，最鄙视今古文家门户之见。旧时以汲冢古文书为人伪造，今治史知其不然。盖孔壁、汲冢、殷墟甲骨刻辞，实为吾国三大发现，信甲不得不信乙丙。近人或不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而信孔壁古文经，或不信孔壁古文经而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同是埋藏古物，何以信甲而不信乙，信乙而不信甲？是皆不合于论理方法者也。盖真伪之事，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凭空臆说。上列三事，皆客观条件具足，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当历史研究涉及到民族气节、国家前途时，他的态度是极其严正的。这从他的《伪齐录校证》和《伪楚录辑补》的序言及与他人的商榷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求真与致用相统一，是他史学思想的鲜明特征。 　　朱希祖在大学中，曾长时间担任史学系主任，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他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他说：“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学科。”他与史学系教授一起制定了具有现代史学系性质的课程体系。傅振伦回忆说：“民国初年，朱任清史馆编（协）修，兼北大中国文学系及史学系两主任，与李大钊制定课程标准为六类：一为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二为中、外通史，三为断代史，四为辅助学科，五为专门史，六为两种外国语。”罗香林也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抗战入蜀期间，教育部就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朱希祖主要就史学系的课程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大学各系课程，自须由部规定原则，使为遵守，而课目可依实情酌定，报部审核，至于历史学系，则不外应用与学理二途。大学教育，以学理为重，以期发明。其应用则师范院校任之。而就学理言之，则目的有二：一则发明历史真相，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为必修科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语言诸学，及人文地理、吾国文字学、古文书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日、俄等国史为选修科，或更以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辅之。二则发明历史真理，则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外，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科，或更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辅之。至如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内容多有相通者，用其一种足矣。这一提议也是他主持史学系所一贯坚持的，在当时颇为人赞同，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朱希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对有价值的善本、稿本、抄本书，从不吝金购买。朱氏在北京时曾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如求士例求书。”作一说明：“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君所得以乙部居多，尤详于南明，兼及万以后诸家奏议文集，遇古本及名人稿本，亦未尝不收也。”他的藏书最盛时，达25万册，百馀万卷。其中像《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均为海内孤本。朱希祖一教授，不富裕，这些书籍都是他长期生活节俭之积累。从他的一部分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书的酷嗜程度。每有空闲，他总要去书店，发现善本书，喜不自禁，购之作题跋。他是“一个读书的藏书家，与其它欣赏的、校雠的藏书家不同”。朱希祖曾为自己的藏书室取名“郦亭”，请章太炎书匾。抗战时期，他还曾设想，等抗战胜利后，设立“郦亭图书馆”，仿天一阁制，以垂久远。但他对自己的藏书有极其开明的态度，未视作个人的私产，曾说：“藏书之人能自籀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能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存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在战乱播迁过程中，朱希祖为了他的藏书，可谓呕心沥血，艰辛备尝。抗战胜利，这些藏书得以完好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个人图书馆的条件已不具备了，他的长子，著名经济学家、文史学家朱先生将这些价值连城的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朱希祖对公藏也非常重视，他不论人在何处，都致力于当地文物、史迹及文献的保护与整理。明清内阁档案、清代戏曲档案、西夏文佛经等得以保存，都有赖于他的呼吁乃至亲自搜购。作为一个藏书家，朱希祖对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三 　　朱希祖的著述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发表和出版的。1960年、1961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汲冢书考》和《明季史料题跋》。此后，他的著作在祖国内地基本没有出版。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影印了《朱希祖先生文集》六册，但在祖国内地基本见不到。另外，朱希祖尚有很多文稿从未发表过，这些文稿现存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他在几个时期的日记也比较完备，它们或存于国家图书馆，或存于后人家中，也没有出版。朱希祖著作的整理出版状况与这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这也使得今人对他进行研究面临诸多困难。这次编选的《朱希祖文存》，包括政论、文学、史学、学科建设、序跋书信等方面的论着，尽量选取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思想、学术特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有几篇录自手稿，过去没有发表过。第一组文章属于政论，朱希祖发表这类文章虽然较少，但这样的几篇也足以说明中年朱希祖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热情。第二组属于文学类的论文。朱希祖最早以讲授中国文学史著名，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又积极倡导新文学，尽管他以后很少用白话文写作。这组文章反映了他在“五四”前后的文学观点。第三组属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文章。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较早地开设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类的课程。他重视史馆修史，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予以实践。第四组属于历史考证类文章。考史是朱希祖治史的主要手段，这里所选取的文章有考察中国人种的，有考察中国古代铁制兵器之来源的，有考察先秦学派的，有考察唐朝、明朝皇族的，有考察民族的。其中有的文章引起了争鸣，有的则是论辩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第五组是有关章太炎史学、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早期历史、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个人著述计划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教学思想。第六组是序跋及书信。其中既有自序，也有为他人作的序。这些序跋和书信，都是关乎学术研究的，亦有较高的价值。 　　《朱希祖文存》的选班，得到了朱希祖孙女朱元春女士、孙子朱元曙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朱元春女士向我提供了某些难以找到的文章，朱元曙先生向我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日记，令人感动。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志茗博士，慧眼独具，促成本书的出版，又不畏辛劳，细致编校。我相信，《朱希祖文存》对朱希祖研究以及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研究，一定能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周文玖 　　2006年1月 　　撰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历代日记丛谈[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陈左高著

出版社：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

简介：《历代日记丛谈》的大部分内容属于第一手材料，很多是尚未公诸于世的稿钞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珍藏价值。全稿七十五万字，评述了唐、宋、元、明、清约五百种日记名作，始于公元808年唐代李翱，迄止辛亥革命，乃从一千多种日记中遴选出来，其中若干短简，附入篇末《日记知见书偶录》（近二百种）中。 重点评介日记长著，如李日华、祁彪佳、林则徐、曾国藩、李慈铭、王文韶、袁昶、张荫桓、康有为、梁启超、叶昌炽、吴虞、胡适等数十种。 还力求重点辑佚，如李慈日记，除《越缦堂日记》及《日记补》外，又辑得三种，已得其全，解决了百年来悬案疑案，又如，海内外认为文廷式日记佚失二种，著者补辑佚失，纠正误传，再如，梁启超日记，刊行者仅访美日记——-《新大陆游记》，著者补以驻日所记《双涛阁日记》，还从公私藏家访求稿钞本，所评介的，若明?高攀龙、潘允端、清?查慎行、沈宝禾、袁昶、王乃誉日记皆是，占全书六分之一。 所辑内容，涉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气象、农业、医药以及地方掌故、民间风俗等许多方面，兼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资料。 历代日记具有丰富内容，行文直率，为其它文体所不能替代。一是真实。如洪亮吉遣戍前，文坛胜流送行之真挚场面，李慈铭记杨乃武冤案的真实情况，对清朝官场的谴责。二是具体。如潘允端自述卜筑上海豫园的经过，袁昶不断记同光间学术界的动态。三是坦率。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故能畅抒胸臆，如文延式痛斥清王朝全面弊政，列举事实。宋教仁叙述自已在日本的恋爱史，张謇揭露张之洞有五气，从而抨击其为人。均直吐心声，行文自如，类似许多篇章，不失为既是文学之异葩，又属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鲁迅胡适等解读《西游记》

作者：  张庆善，唐风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10

简介：本书收录了鲁迅、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对《西游记》研究的文章，包括“《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节选)”、“《西游记》考证”、“《西游记》的演化”等。

解读中国精英教育

作者：  刘克选，周全海著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11

简介：　　 昔日之北大、清华以及西南联大能在峰火连天的动荡岁月中筑就教育 　　之辉煌，不可不称数蔡元培、梅贻琦、周诒春、蒋梦麟等诸任校长高瞻远 　　瞩、苦心经营之功。 　　 没有他们，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辜鸿铭、胡适等一代众所钦仰 　　的大文人、大学者便不可能汇聚在校园之中，没有他们，亦绝不可能在三 　　校中形成自由、民主、团结，极利于教学的风气。 　　 《大师大学(解读中国精英教育)》所记述的，正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 　　在这三所中国最高等学府中的故事。你不但会看到这些学界的宗师巨匠如 　　何为了改变国家以及青年的命运而竭诚努力，也将看到在深不可测的学问 　　之外，他们各自迥异的性格与可亲、可爱的另一面。 　　 《大师大学(解读中国精英教育)》由刘克选编著。 　　

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作者：  李怡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简介：《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增订版)》着重为我们揭示这些或显豁或隐秘的古今诗学联系，以求为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处境提供新的思路。中国现代新诗在思想、语言及审美形态上都与传统诗歌有很大的差异，但同时也有着更深刻的关联。从胡适等人与中国古典的“宋诗运动”之密切关系开始，中间经过了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之于晚唐五代诸传统的汲取，直到最“现代化”的中国新诗派，莫不留着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印记。

星云大师献给旅行者365日

作者：  星云大师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5年04月

简介：

星云大师把人生比作一场没有归期的旅行。他在本书的自序中写道：“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度过了一日又一日，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面对着旅途中的彷徨无助、悲欢离合、荣辱毁誉，成功的喜悦、失意的伤感，希望《献给旅行者365日——中华文化与佛教宝典》这本书，能够提供你一点帮助。”

该书集星云大师半个多世纪的读书、做人智慧，秉承传播真善美、净化心灵、有益社会的理念，精心编撰而成。书中继承中华传统优秀精粹，配有大师的墨宝箴言、传统山水图画，以提升读者人性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书中选编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朱熹、司马光、王安石、王维、孟浩然、李白、白居易、杜甫、苏轼、范仲淹、柳宗元、李清照、王志寰、文天祥、李商隐、梁启超、曾国藩、刘向、韩愈、黄庭坚、林语堂、林则徐、胡适等400余位文人、智者、哲人的名文、名段，合计800则作品。本书是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好书。

留学生活

作者：  梁启超，胡适等著

出版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简介：《清馨民国风:留学生活》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

哲学史

作者：  (美)杜威著;杨玉成编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0

简介：　　 杜威，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被誉为实用主义哲学学派创 　　立者之一。 　　 五四时期，杜威曾应胡适等人邀请来华讲学。讲学期间，杜威在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曾作“哲学史”系列讲座，《哲学史》即讲座中文译稿结集 　　出版的一个小册子。《哲学史》共讲述十次，主要内容为古代希腊哲学。 　　

超脱人生悟语[电子资源.图书]:现代中国名士名女

作者：  胡适等著;刘钊选编

出版社：吉林文史,1994

简介：收沈从文《时间》、王鲁彦《雪》、林语堂《收场语》等感悟人生的散文80余篇。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曾经产生过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备受中外学者的重视，在这一领域涌现出许多丰硕的成果。其中葛兆光先生所着《中国禅宗史》一书就是一部颇为引人注目的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方法先进，思路明晰。在本书的《导言》中，葛先生以一个现代学者的清醒敏锐，对胡适以来的中外禅学研究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回顾，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对这些研究方法进行质询、商榷。葛先生认为，无论是胡适的实证主义研究所展现的禅思想的进化轨迹，还是铃木大拙用现代哲学概念所阐释的禅的理性批判思想，无一例外地都是从现代人的知识背景来回溯过去，其能否寻绎出古人真实的心路历程是很可怀疑的。因此，葛先生寄希望于‘顺着讲’，也就是尽可能地贴近古人，用古人的理路来描述古人的思路，努力在我们的思想中再现特定时空的历史真实。可以说，宗教研究中持客观的态度，抱同情的理解，是自汤用彤先生以来学术界对研究视角与方法的自觉。唯有抱同情的理解，才能入乎其中，从而体会了研究对象的真实感受。与此同时，唯有持客观的态度，始能出乎其外，从而与信仰主义的研究区分开来，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特定的宗教思想在当时思想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在此葛先生好像一个高巧的摄影师，巧妙地运用‘全镜头’和‘长时段’的方法，使那些被特写式研究方式渲染、扭曲、掩饰了的历史真实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真实地再现禅思想的内在理路和外在走向。 　　其二，材料翔实，考辨精审。禅宗思想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资料可资参考。一是大量的灯录及经传资料虽然内容丰富，但由于形成于禅门宗派之中，难免有较多的粉饰不实之处；二是敦煌文献，其优点是较为原始，未经后人的改动和窜入，但也不是第一手的资料，而且其得以留存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三是碑铭资料以及散见于正史文集及经论注疏中的相关资料，多出自于与当事人直接有关的人之手，虽然不无谀隐之辞，但可信性是很强的。葛先生对这三种史料交参佐证，精审考辨，力去其伪而存其真。他对早期禅宗与北宗禅思想内在理路的探讨，多据敦煌文献；他对七世纪末八世纪初及其后的禅思想的外在走向，多据碑铭资料以及散见于正史文集及经论注疏中的相关资料。如对早期禅思想三系的考辨，他基本上用《高僧传》、《续高僧传》所载，因慧皎、道宣均非禅师，据闻而录，故其可信性是较强的。而对于二系衰落、达摩一系独能昌大的解释，葛先生则据《楞伽师资记》所载‘二入四行’之说。再如对神会以后的北宗状况，葛先生多据碑铭资料。凡此等等，无不透露着葛先生对禅宗历史深入探讨的求实精神。 　　其三，观点新颖，富有创见。葛先生此书对北宗和菏泽宗的分析充满了真知灼见。前者因为在与南宗交锋中败北，在后来的灯录中几无踪影，在研究论著中也被描绘得形迹委琐；后者虽然也受到灯录的冷落，但由于敦煌文献的发现而受到研究家的特殊偏爱，其地位和作用被一再渲染和夸大。葛先生用心深细，从极有限的史料中挖掘出北宗的信息并对之加以疏释，使禅思想世界中这一页已晦暗的角落开始亮丽起来。而被胡适等人一捧再捧的‘菏泽革命’在葛先生的全镜头、长时段下凸显了真实的相貌，无论是滑台大会还是香水钱，其意义都不如研究者所估计的那么重大。在葛先生看来，北宗与菏泽宗固然有着重大区别，但这种区别只是五十岁与一百岁而已。菏泽宗于北宗消沈之后确实辉煌一阵子，但最终也是与北宗一样充当了中国禅思想转换过程中的过渡环节。葛先生对北宗重心讲顿悟的地方细加分疏，澄清了南顿北渐这一南宗弟子强加于北宗的不实之辞。至于说到菏泽一宗与洪州一宗拉开距离而与北宗渐渐靠近，着实是对禅思想历程的洞见。就南北两宗对中国思想史的影响而论，历来主张南宗较大。葛先生一反此论，点明北宗的思路与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一宗更为相似，应该说北宗禅思想是中国思想史有所修持、有所追求、有所约束这一主流思想的组成部分，而南宗禅那种彻底的消解性只是士大夫们缓解心灵紧张的必要补充。就北宗禅作为一个宗教派别而论，其思想也确有维护宗教信仰的坚定性及修持必要性的一面。当随缘任运的马祖禅风行天下之时，狂禅泛滥实际上已对佛教的存在造成强大的冲击。百丈怀海制清规，强调保任，实际上即是对北宗禅的一种回归，也可以说北禅作为实体的宗派不存在了，但其思想却渐渐被南宗禅融纳吸收，从而对中国的禅思想史发生着持久而深入的影响。 　　当然，葛先生的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他主张‘即心即佛’是马祖早年开法内容，而‘非心非佛’是其晚年开法所说，并在内在理路上证明‘非心非佛’较之‘即心即佛’为究竟之谈。依我愚见，葛先生所引资料不能确证二说必有早晚，倒反可说明二说均为马祖应机施设的对话语。前者虽以肯定的语气讲说，但对消解经教的形式化、外在化而使人重内在体验方面与后者殊无二致。讲‘非心非佛’固可以作为随缘任运的依据，讲‘即心即佛’亦可以奠定适意悦心的理论基础。‘非心非佛’固可消解对‘即心即佛’的法执，但在此消解完成以后亦可确立‘即心即佛’的恬淡与洒脱，马祖即许‘梅熟’意即在此。 　　第四，语言优美，可读性强。许多学术研究专著尽管思想深刻，见解独到，思路严谨，论证周密，但往往有一个通病，就是表述上枯燥、呆板，缺乏生动性和灵活感，其甚者或有令人不可卒读之处。葛先生此书虽为专业性非常识的学术论著，但写得生动优美，思路清晰，语言流畅，行文富有动感，可读性强。葛先生选择、引用的资料相当典型，对一些思想史细节的把握，往往是站到整个中国思想史乃至人类思想史的高度上作历史的透析和宏观的审视。作者以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细腻真切的体悟，对禅者的思想世界细加剖析，努力求其意味，得其旨趣，使读者如置身其间，睹面知心，受禅风之披拂，息尘缘之烦扰，沐禅悦之清凉，获得一种洪荒、高古、悠然自得于天地之间的阅读美感。古人常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我以为，若著书立说能如葛先生这样平正通达而优美流畅，又何愁学术专著之‘行之不远’呢！ 　　

林徽因精品文集

作者：  林徽因著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

简介：　　林徽因（1904——1955），原名徽音，福建闽侯人。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1920年4月，林徽因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产生浓厚兴趣，并在1923年开始参加徐志摩、胡适等人成立的新月社的活动。1924年林徽因赴美国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获得美术学士学位，同时完成了建筑系的全部课程，实现了她成为建筑师的志愿。1928年3月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后回国，并先后出任东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1949年后，林徽因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以及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纹饰和浮雕图案的设计，并抢救和改造了传统景泰蓝工艺，为民族及国家作出了莫大的贡献。1955年4月1日病逝于北京，终年51岁。挚友金岳霖上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可谓对这位才女恰如其分的赞誉。

近代史资料.总108号

作者：  李学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简介：　　本号刊发《瞿鸿禨明僚书牍》，披露了清末新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入满打工的中国劳工问题》、《满支芝工供求关系调查》是研究劳工问题的重要资料。《西藏对外关系总结》是英国外交部撰写的有关西藏问题的秘密文件。此外还刊发《沈钧儒民初教育轶文》、《甘肃天水风土调查录》、《秉志致胡适等函札》前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的回忆录。 　　

孙诒让训诂研究

作者：  方向东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7

简介：　　孙诒让，又名德涵，字仲容（一作仲颂），晚号籀顷，浙江瑞安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孙诒让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一代经师，由于他的学术研究极为朴实，故又称朴学家，并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他十三岁就著成《广韵姓氏刊误》，十八岁写成《白虎通校补》，一生著作达35种，对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主要著作《周礼正义》是解释周礼最精审详备之作，《墨子闲诂》为训诂名著，`被誉为“现代墨子复活”，《契文举例》是考释殷墟文字最早著作。孙诒让苦心经营，筹建资金五十来万，领导温处十六个县先后成立学堂三百余所，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地方启蒙运动和刷新乡土社会风气起着巨大作用。近代学术界俞曲园、章太炎、张謇、朱芳圃、徐世昌、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胡适等对他都有中肯的高度评价。《清史稿》482卷为他列传，温州和瑞安各地还修建了“籀园”、“怀籀园”、“籀公楼”等建筑物，来纪念这位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 　　孙诒让为晚清朴学大量，在训诂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本书以孙氏的《札迻》、《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三书为取材重点，分析总结了孙诒让的文字观、音义观、词义观及其在训诂实践中的应用，对他的训诂方法与训诂成就变作了客观评价。另外，本书还对孙氏《札迻》、《尚书骈枝》、《周书校补》和《大戴补记斠补》的若干内容提出商榷，书后附有“孙诒让学术年谱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