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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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影印《诸子集成》前言 　　 　　 世界思想文化史无论分为印度、中国、西洋三大支，或东方、西方两大支，中国都是其中一大支的重要代表。而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许多祖师，几乎都属于先秦诸子。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开端，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极其辉煌灿烂的时期。先秦诸子或著书立说，或培育学子，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无论其内容、形式和学风，都对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认为：不研究先秦诸子，就无法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同样，不研究先秦诸子，也无法真正地了解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不仅如此，要研究世界思想文化史，也必须对先秦诸子下一番功夫。这就是先秦诸子在中国和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编选一部较好的先秦诸子集著，对于学术界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三十年代世界书局编印的《诸子集成》一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周秦之部，共收十六人、二十部书；下编为汉魏六朝之部，共收十人、十部书。“诸子”为什么不以先秦为限而要下及汉魏南北朝呢？它的理由是：“在汉魏六朝之际，诸子之遗风余韵，虽不及先秦之昌盛，要亦未尝澌灭也。降及唐代，印度精深微妙之内典输入我国，一部分思深之士，相率群趋，至是而诸子之风，始告衰歇。”于此可知，它是以先秦诸子的遗风，即本国古代思想文化为下限的。我以为，此书的选编基本正确，比前此出版的所谓《二十二子》、《二十五子》、《百子全书》等为好。所以，它受到人们欢迎，流行颇广。现在，上海书店决定按原版影印发行，以应学术界的急需。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以中国历史尤其思想文化史研究者的眼光来看，是很高兴而予以支持的。 　　 　　 世界书局在此书之前原有一篇《〈诸子集成〉刊行旨趣》，其中声称“伪托周秦诸子”者有十四部书。其实，有的不必列为伪书，如《公孙龙子》等。在汉魏六朝之部也提出九部书“或伪或不必要，故不列入集成之内”。我却觉得：贾谊的《新书》不能算“伪造”，而且很有精义；杨泉的《物理论》，似亦不能说是“无甚精义”。这类书，都可“列入”《诸子集成》。与此相反，我倒认为，陆贾的《新语》一书，却是“无甚精义”，可以不必列入；若能选用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述其同汉高祖问答的二十几句话，来替代数千言的《新语》，那就更有分量了。这样，才能清楚地看出陆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除此之外，还有可以列入《诸子集成》的几部书，这里不一一列举。又如，《列子》一书，与其放在周秦之部，不如放在汉魏六朝之部较为妥当。末了，还要指出，《〈诸子集成〉刊行旨趣》一文强调《六经》为人们所必先“穷”的“本源”，《论语》为“一生可应用不尽”之经典，并说什么“昔人曾有以半部《论语》致太平者，非谰言也”，如此等等，未免太中旧传统思想的流毒了。 　　 　　 蔡尚思 一九八六年元旦写于上海复旦大学 　　 　　 　　 诸子集成总目 　　 　　 上编周秦之部 　　 　　 第一册 论语正义 孔门记孔子之言行 刘宝楠 　　 孟子正义 孟轲 焦循 　　 　　 第二册 荀子集解 荀卿 王先谦（杨倞注已包在内） 　　 　　 第三册 老子本义 李耳 魏源 　　 老子注 李耳 王弼 　　 庄子集解 庄周 王先谦 　　 庄子集释 庄周 郭庆藩 　　 列子注 无名 张湛 　　 　　 第四册 墨子间诂 墨翟 孙诒让 　　 晏子春秋校注 晏婴 张纯一 　　 　　 第五册 管子评传 梁启超 　　 管子校正 管仲 戴望 　　 商君评传 麦孟华 　　 商君书 公孙鞅 严可均 校 　　 慎子 慎到 严可均 辑 　　 韩非子集解 韩非 王先谦 　　 韩非新传 陈千钧 　　 　　 第六册 孙子十家注 孙武 （魏武帝注已包在内） 　　 吴子 吴起 　　 尹文子 尹文 钱熙祚 校 　　 吕氏春秋 吕不韦宾客 辑 高诱 注 　　 　　 下编 　　 汉魏六朝之部 　　 　　 第七册 淮南子 汉·刘安 　　 新语 汉·陆贾 　　 扬子法言 汉·扬雄 　　 论衡 汉·王充 　　 申鉴 汉·荀悦 　　 　　 第八册 盐铁论 汉·桓宽 　　 潜夫论 汉·王符 　　 抱朴子 晋·葛洪 　　 世说新语 刘宋·刘义庆 　　 颜氏家训 北齐·颜之推　　

说三国话权谋

作者：  李炳彦，孙兢著

出版社：京华出版社,2006

简介：　　《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在描写军阀兼并的战争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上兵伐谋”的思想。作者在描写战争时，拓展开人物活动的广阔场面，把军事角逐的双方怎样利用政略、策略、经济、外交等手段，以及如何适情、适势、适事、适机、适时的用兵，巧妙地结合起来加以描绘，成功地写出了象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许多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精采战例。与此同时，书中还集中塑造了一大批以诸葛亮为代表的神机妙算的人物。他们料事如神，多谋善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令读者肃然起敬。书中虽在少数地方用“奇门遁甲”、“六甲六丁”等败笔来烘托渲染谋略家的广大神通和先知先觉，但瑕不掩瑜，其绝大部分还是描写他们运用朴素的军事辩证法，合于实际地进行创造性的思维，随机应变、巧施计谋的军事本领，对于我们今天的军人，不无借鉴意义。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军事史上，有两个比较光辉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和三国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是诸侯割据、军阀争雄、天下大乱的时代。连年的战乱，破坏了生产，民生凋敝；但另一方面，则是旧秩序随之分崩离析，束缚人们头脑的某些传统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战争的实践迫切要求发展军事理论，同时也为军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由此便造成了这两个时期军事学术思想上的繁荣。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混战中，产生了著名的《孙子》、《吴子》和 　　《司马法》等军事著作。同样，在三国时期，也造就了曹操、诸葛亮等军事天才。曹操著的《孟德新书》虽无所考，但曹操第一个注《孙子》，以及诸葛亮著的《将苑》等兵家要书，都闪耀着千古不灭的光辉。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在军阀争雄的战争角逐中，浪起滔翻，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能军治国的人才。象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吴起、管仲、乐毅、司马穰苴、孙膑等人，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周瑜、司马懿、陆逊等，都是风云际遇，大显身手，各自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史迹。《三国演义》在详细地记述魏、蜀、吴三方纵横捭阖、龙争虎斗的历史情形中，刻画了军事家们那种气壮山河、叱咤风云的英雄风貌，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这段军事斗争史、有着极为重要 　　的参考价值。 　　 诚然，《三国演义》是一部“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文学作品，但也不能不承认，这部文学作品所写的战略战术，进攻与防御、失败与成功以及军事上的虚实奇正等等，基本上是合于军事科学原则和战争规律的。许多虚构的故事，如“草船借箭”、“空城计”等等，不仅在同时代可以找到真实的影子，而且在此前后也能找出与其十分相似的战例。可见，这些虚构，源于战争生活，又高于战争生活，更能深刻地反映某些战争指导规律。 　　 《三国演义》的作者，还得心应手地将许多写在经史典籍上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进退攻守等方面的经验，写进了“演义”矛盾斗争的画面之中，这就更能帮助读者通过艺术形象，深入浅出地认识军事斗争的许多重要原则。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问世后，明、清两代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人，都曾把此书当成指导作战的“玉帐唯一之秘本”（黄摩西《小说小话》），清朝统治者也以此书来教导他们的将军。清朝刘銮在《五石瓠》中写道：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张德坚在污蔑太平天国革命的《贼情汇纂》中也提到：“‘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可见，《三国演义》这部文学作品在军事领域里的影响之深和作用之大。 　　 这本论文集，正是笔者借助身着戎衣之便，通过分析作品中描述的“伐谋”、“伐交”等军事斗争故事，来探讨《三国演义》的军事价值，论说谋略在军事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及某些规律，目的在于能给读者留下一点施计用谋的启示，同时使我们自己也从中得到一些教益。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美插图本

作者：  (唐)韩愈，(唐)柳宗元， (宋)苏轼等著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7

简介：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两代八位著名散文作家的合称，即韩愈、柳宗元 　　、欧阳修、“三苏”、王安石和曾巩。 　　 韩愈，字退之，倡导唐代古文运动，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代表 　　作有《师说》、《马说》等。柳宗元，字子厚，代表作有《捕蛇者说》、 　　《童区寄传》和《永州八记》等。欧阳修，字永叔，代表作有《醉翁亭记 　　》、《秋声赋》等。“三苏”指苏洵、苏轼、苏辙。苏洵，字明允，代表 　　作有《衡论》、《管仲论》等。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代表作有《 　　石钟山记》、《放鹤亭记》、《赤壁赋》等。苏辙，字子南，代表作有《 　　屈原庙赋》、《御风辞》等。王安石，字介甫，代表作有《答司马谏议书 　　》、《游褒禅山记》等。曾巩，字子固，代表作有《醉心亭记》、《读贾 　　谊传》等。 　　

文心雕龙讲疏

作者：  王元化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07月

简介：
王元化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文心雕龙》，1979年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此作初版即为当时大家所推重，郭绍虞、季羡林、徐复观、王力、钱仲联、王瑶等均予以充分肯定。与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同获首届比较文学荣誉奖。后来多次修订出版，*后定名为，《文心雕龙讲疏》。
本书辨定刘勰出身为庶族，刘勰思想基本以儒家思想为骨干，指出了刘勰思想的前后变化，讲了刘勰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且对《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作了释义本书是研究《文心雕龙》的经典，对我们创作也很有启发，很值得一读。
【目录】
新版前言
序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
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
《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

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
附释：一、心物交融说“物”字解
二、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
三、审美主客关系札记

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关于艺术想象
附释：一、“志气”和“辞令”在想象中的作用
二、玄学言意之辨撮要
三、刘勰的虚静说

释《体性篇》才性说——关于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
附释：一、刘勰风格论补述
二、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附释：一、“离方遁圆”补释
二、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
三、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点说明
四、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释《情采篇》情志说——关于情志：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
附释：一、《辨骚篇》应归入《文心雕龙》总论
二、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

释《镕裁篇》三准说——关于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
附释：一、思意言关系兼释《文心雕龙》体例
二、文学创作过程问题

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关于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
附释：一、文学创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

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关于创作的直接性
附释：一、陆机的应感说
二、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
1983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演讲
1984年在上海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1988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序
《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文心雕龙讲疏》日译本序

备考
一、郭绍虞
二、曾祖荫
三、钱仲联
四、徐复观
五、季羡林
六、程千帆
七、兴膳宏
八、朱寨
九、牟世金
十、胡厚宣
十一、罗宗强
十二、钱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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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很少记载，现在留下的《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几乎是仅存的文献资料。这两篇传记过于疏略，甚至未详其生卒年月。清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根据《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不在梁时而在齐末。所据理由有三：一、《时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二、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三、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赞美，绝无规过之词。《书后》又说：“东昏上高宗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这一考证经过近人的研究，已渐成定谳。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根据此说进一步考定刘勰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撰《文心雕龙》，时三十三四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相契。从而推出刘勰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约当宋泰始初年（465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间（520或521年）卒，得年五十六七岁。至此，刘勰的生平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关于刘勰的卒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就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并《梁僧传》中有关资料，加以对勘，写成《梁书刘勰传笺注》。这篇笺注虽不越《梁书》本传范围，但对刘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齐以后入仕的经历，都有相当丰富的增补。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仍留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这里首先想要提出刘勰的身世问题。
《梁书》本传说到刘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几句话：“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灵真、刘尚二人，史书无传，事迹已不可考。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灵真为宋司空秀之之弟，而秀之又是辅佐刘裕的谋臣刘穆之的从兄子。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从刘穆之、刘秀之两传来推考刘勰的家世了。杨明照《本传笺注》曾参考有关资料，制出刘勰的世系表①。《本传笺注》分析刘勰的世系表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尤众，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这里所说的臧氏，亦为东莞莒人，是一个侨姓大族，其中如臧焘、臧质、臧荣绪、臧严、臧盾、臧厥等，史书并为之立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称：“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②其中所举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外，就有东莞臧氏在内。《本传笺注》虽然没有明言刘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配东莞臧氏，似乎认为刘勰也是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这种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序录》作者直截了当地把刘勰归入士族。近来探讨刘勰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说。
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这是研究刘勰身世的关键问题。自然，在南朝社会结构中，无论士族或庶族，都属于社会上层（当时的下层民众是小农、佃客、奴隶、兵户、门生义故、手工业劳动者等）。但是由于南朝不仅承袭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门选制，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权。士、庶区别是南朝社会等级编制的一个特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南史?王球传》来说明：“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典章。当时士族多是占有大块土地和庄园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领有部曲，拥兵自保。晋代魏改屯田制为占田制后，士族可以按照门阀高低，荫其亲属。这也就是说，通过租税和徭役对被荫庇的族人和佃客进行剥削。他们的进身已无须中正的品评，问题全在区分血统，辨别姓望。在这种情况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的“谱学”成了专门名家的学问，用以确定士族的世系，以防冒滥。士族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实际上成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幕后操纵者。至于庶族则多属中小地主阶层，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进行搜刮、土地急剧集中的时代，他们占有的土地时有被兼并的危险。在进身方面，他们由于门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压抑，绝不能像士族那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晋书》载刘毅陈九品有八损疏，**条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意思说庶族总是沦于卑位。左思在《咏史诗》中也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到了宋、齐两朝，庶族进身的条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书?武帝纪》载齐时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规定③。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侥幸升迁高位，但都遭到歧视和打击。《晋书》记张华庶族儒雅，声誉日隆，有台辅之望，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闲隙，欲出华外镇。《宋书》记蔡兴宗居高位，握重权，而王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南齐书》称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畏惧之色。尝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士、庶区别甚至并不因位之贵贱而有所改变。所谓“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文苑英华》引《寒素论》）。所以，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说，庶族都时常处于升降浮沉、动荡不定的地位。
根据笔者对刘勰家世的考定，并参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理由有下面几点：
**，按照士族身份的规定，首先在于魏晋间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积世文儒为贵，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数。可是我们在刘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个在魏晋间位列清显的祖先。秀之、灵真的祖父爽，事迹不详，推测可能是刘氏在东晋时的*早人物。《南史》只是说他做过山阴令，而晋时各县令系由卑品充任。至于世系表称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则颇可疑。此说原本之《宋书?刘穆之传》，似乎应有一定根据。但是，南朝时伪造谱牒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新贵在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据《南史》改削《齐书》本纪一事推知。《齐书》本纪曾记齐高帝萧道成世系，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南史?齐本纪》直指其诬说：“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可见《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实录为依据的。据此，我们知道东莞刘氏不仅没有一个在魏晋间致位通显的祖先，而且连出于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这是刘勰并非出身土族的**个证据。
第二，在刘氏世系中，史书为之立传的有穆之、穆之从兄子秀之、穆子曾孙祥和刘勰四人（其余诸人则附于各传内）。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刘氏世系中*显赫的人物。据《宋书》记载，穆之是刘宋的开国元臣，出身军吏，因军功擢升为前军将军，义熙十三年卒，重赠侍中司徒，宋代晋后，进南康郑公，食邑三千户。秀之父仲道为穆之从兄，曾和穆之一起隶于宋高祖刘裕部下，克京城后补建武参军，事定为余姚令。秀之少孤贫，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远近安悦。卒后，追赠侍中司空，并赠封邑千户。穆之、秀之都被追赠，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自然应该归入官僚大地主阶级。可是，从他们的出身方面来看，我们并不能发现属于士族的任何痕迹。穆之是刘氏世系中*早显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却有着充分证据说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宋书》记刘裕进为宋公后追赠穆之表说：“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此表为傅亮代刘裕所作，亦载于《文选》，题为：《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这里明白指出穆之出身于布衣庶族。《南史》也曾经说到穆之的少时情况，可与此互相参照：“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此事亦见于宋孔平仲之《续世说》）这段记载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说法相契。在当时朝代递嬗、政局变化的情势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军功而被拔擢高位，参与了**统治集团。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这里可举一个突出的事例。《南史》称：“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这个例子清楚说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连皇帝都爱莫能助。我们在《南史?刘祥传》里还可以找到有关穆之身世的一个旁证：“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刘祥是穆之曾孙，时隔四世，仍被士族人物呼为“寒士”，更足以说明刘氏始终未能列入士族。“寒士”亦庶族之通称（《唐书?柳冲传》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即以寒士与世胄对举）。总之，细审刘穆之、刘秀之、刘祥三传的史实，刘氏出身布衣庶族，殆无疑义，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再从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首先，这就是《梁书》本传所记下面一段话：“初，勰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初。案此时刘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祐校定经藏，且为定林寺僧超辩墓碑制文（据《梁僧传》载，超辩卒于齐永明十三年），不能说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另一方面，当时沈约与定林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里只要举出定林寺僧法献于齐建和末卒后由他撰制碑文一事即可说明。法献为僧祐师④，齐永明中被敕为僧主，是一代名僧。刘勰与僧祐关系极为深厚，而僧祐地位又仅次于其师法献。沈约为法献碑制文在建武末，《文心雕龙》成书在中兴初，时间相距极近。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沈约，似乎并不十分困难。为什么《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刘勰不利用自己在定林寺的有利地位以及和僧祐的密切关系去会见沈约，相反却无由自达，非得装成货鬻者干之于车前呢?这个疑问只能用“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才能解答。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际为美德。庶族人物即使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往见士族，仍不免会受到侮辱。这类故事史籍记载极丰，不烦赘举。沈约本人就是极重士、庶区别的人物，《文选》载他所写的《奏弹王源》一文可为证。东海王源为王朗七世孙，沈约以为王源及其父祖都位列清选，竟嫁女给富阳满鸾；虽然满鸾任吴郡主簿，鸾父璋之任王国侍郎，可是满氏“姓族士庶莫辨”，因此“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斯为甚”。刘勰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这样一个人物，只有出于装成货鬻小贩之一途了。其次，《梁书》本传又说，沈约得书取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重视的原因，前人多有推测，以为在于《声律篇》，因为它和沈约自诩独得胸襟的《四声谱》有相契之处。纪昀《沈氏四声考》曾谓：“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这是不无理由的。距此时不久，刘勰就于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⑤。不过，尽管《文心雕龙》见重于沈约，尽管刘勰入仕后又被昭明太子所爱接，但二人的史传和留下的文集，竟没有一件事涉及刘勰，也没有出现一句对他称道的话，可见他仍旧“未被时流所称”⑥，其原因很可能和他出身微贱有关。此外，刘勰少时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于贫寒庶族这件事才能较为圆满地说明。史称南朝赋役繁重，人民多所不堪，只有士族特邀宽典，蠲役免税。庶族自然不会得到优免。根据当时历史记载，一般平民为了避免沉重的课输徭役，往往只有进入寺庙，因为寺庙是享有特权的地方，入寺庙后可以不贯民籍，免于向政府纳税服役。《魏书?释老志》已有“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之语。《南史?齐东昏侯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出家疾病者亦免。”《弘明集》载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称：“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又僧顺《释三破论》引《三破论》曰：“出家者未见君子，皆是避役。”明明说出当时因避租役而入寺庙是普遍现象。当然，不可否认，刘勰入定林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以及便于读书等（当时的寺庙往往藏书极丰）。不过，我们不能把信仰佛教这一点过于夸大，因为他始终以“白衣”身份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再就刘氏家世来看，亦非世代奉佛，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⑦。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学或玄学思想。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的动机并不全由佛教信仰，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⑧。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晋书?范宁传》、《宋书?周朗传》都有当时平民“鳏居每不愿娶，生儿每不敢举”的记载。总之，从刘勰本人的一些事迹来看，只能用出身庶族、家境贫寒的原因才可以说明，否则便很难解释。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三个证据。
有了上面三个证据，现在回过头来，参照一下《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并没有在这部论著中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直接表示看法。自然，我们从《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和基本观点也可以推出刘勰的政治倾向。不过，这里需要找到一些可以用来论证刘勰家世的更直接的材料。就这方面来说，我以为《程器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字。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文人的德行和器用，藉以阐明学文本以达政之旨。其中寄慨遥深，不仅颇多激昂愤懑之词，而且也比较直接正面地吐露了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纪昀评《程器篇》说：“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纪昀这个说法虽然也看出一些问题，可是没有进一步去发掘其中意蕴，究明刘勰的愤懑针对哪些社会现象，只是笼统地斥之为“有激之谈，不为典要”就一笔带过了。直到*近，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始对《程器篇》作出较充分的分析。兹摘要录下：“细绎其文，可得二义：一者，叹息于无所凭借者之易召讥谤；二者，讥讽位高任重者，怠其职责，而以文采邀誉。于前义可见尔时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出于华宗贵胄，布衣之士，不易见重于世。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至隋文开皇中，始议罢之。是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之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这里显然把刘勰的愤激归结到士庶区别问题上面。现在我们就从《程器篇》援引下面几段文字来加以说明。
一、“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磐悬，丁路之贫薄哉!”——这里列举的前人仅西晋王戎时间*近，且出身势豪。（《晋书?王戎传》说他：“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其余管仲以下诸人，已经年代绵邈，似乎与士、庶区别问题无关。但是“纪评”指为非为典要的有激之谈正是针对这一段文字而发。细审其旨，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这里含有借古喻今的深意，表面似在指摘古代将相，实际却是箴砭当时显贵。《奏启篇》以“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为楷式，《谐篇》用“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来解释民间嘲产生的原因，也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这一点，只要再看一看下面一段引文就更可以明白。
二、“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这一段话*早为鲁迅所重视，他曾经在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中加以援引，并指出：“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勰对于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产生的种种恶习所感到的愤懑和不平。正如《校释》所说，他一方面慨叹于布衣寒族无所凭借而易招讥谤，另一方面不满于贵胄士流位高任重而常邀虚誉。《史传篇》：“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刘勰推崇“良史直笔”，而指摘某些史臣文士专以门阀高低作为褒贬的标准，亦同申此旨。
三、“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这里以妇人聪明来说明学文以达政之旨，寓有箴砭时弊之意。当时士族多不问政事，流风所扇，虽所谓英君哲相亦不能免，甚至武人亦沿其流。朝士旷职，多见宽容。《南齐书?褚渊传》称：“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梁书?何敬容传》载姚察之论曰：“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陈书?后主纪论》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这类情况，史不绝书，几乎随处可见。士流不问政事是由于尚于玄虚，贵为放诞。事实上，玄谈在当时已成了登仕之阶。《世说新语》曾记张凭因清谈得到刘真长赏识而被举为太常博士。任彦昇在《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中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这些都说明了属言玄远方能入仕。刘勰在《明诗篇》中也批评了江左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的不良倾向。《议对篇》则以贵媵还珠之喻斥责了“不达政体”的浮华文风。这种批评和《程器篇》“学文达政”的主张是声气相通、原则同贯的。
四、“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为什么以文人习武作为衡量梓材之士的标准呢?此说人多以为异。但是，我们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不难发现刘勰倡立此说的由来。史称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刘勰撰《文心雕龙》正在此时。当时中原沦丧已久，北魏迁都洛阳，出兵南侵，萧齐皇朝不仅毫无御侮决心，反而不断演出了自相残杀的丑剧。南渡后，士族偏安江左，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耽好声色，体羸气弱。这一点，可引《颜氏家训?勉学篇》的一段文字来说明：“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夫射御书数，古人并习，未有柔靡脆弱如齐梁子弟者。士习至此，国事尚可问哉?”刘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文事武备并重之论的。
五、“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此说出于儒家。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其所本。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刘勰的愤懑和不平，不会超越“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儒家思想界线。纪昀说他由于郁郁不得志而发愤著书，这个论断，大体不差。《诸子篇》“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感叹，也同样说明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道理。
根据上面的引文和说明来看，《程器篇》在许多场合都对士庶区别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而这种批评是正符合于一个贫寒庶族的身份的。由此同样得出了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结论，正与上文考定刘勰家世所得证据完全一致。确定了刘勰属于庶族，就不难发现，他的一生经历都和他的出身有关。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中，贫寒庶族往往处于动荡不定的地位：在经济上遭到排挤，在进身上受到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得时时忍辱含垢。这种受压抑、不稳定的地位使他们对当时社会中的某些黑暗现象感到不满。
刘勰的一生，经过了入寺—登仕—出家三个阶段。他在**个时期，由于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入寺庙，采取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权变之计，发愤著书⑨。他在《文心雕龙》中，吐露了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反对了代表门阀标榜的浮华尚玄的文风，提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从思想体系上来说，他恪守儒家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他处处都在强调仁孝，对儒家称美的先王和孔子推崇备至。从入寺以来，他就一直怀着儒家经世致用发挥事业的理想，当他一旦有了进身机会，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就马上登仕去了。因而，他从**阶段到第二阶段，即由居寺而登仕，完全是合逻辑的发展。这正反映了所谓“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人生观。他在第二个时期由于有了个人的前途，社会地位骤然提高，从而在思想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自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后，就在言行上充分表现出亦步亦趋地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梁书》本传称：“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据《本传笺注》分析：“步兵校尉因陈表而迁。”此说甚是。梁武帝即位不久即长斋素食，曾三次舍身入寺。刘勰陈表正好投合了这种需要⑩。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刘勰在这个时期所写的《灭惑论》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这篇论著标志着刘勰由儒家古文学派立场转变到向玄佛合流（此事将在下章中详论）。《灭惑论》中有一段话说：“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刘勰反对奉太平道的张角和五斗米道的孙恩，似乎是佛道之争。卢悚亦奉天师道。李弘事迹不详，但为道教徒似无疑问。《老君音诵戒经》云：“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晋时李弘有五，但在汉代史籍中，则尚未查出李弘名字。《灭惑论》所谓“余波所被，实蕃有徒”，正是指此而言。事实上，这种思想乃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力量。《诸子篇》：“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照刘勰看来，兵谋诡术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祸源，因此他对于儒家经典以外的《史记》、“诸子”颇多微词。尽管刘勰在仕途中抛弃了以前的愤懑，竭力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幻想通过妥协道路去实现自己纬军国、任栋梁的理想；可是，看来他在仕途中并不得志。梁武帝学兼内外，奉佛教而不废儒书，曾经在这两方面发起过许多活动，史籍和《弘明集》都留下不少记载，其中却找不到刘勰参与的任何痕迹，可见他并未得到梁武帝的重视。到了晚年，他仍落入以前郁郁不得志的处境。梁武帝只命他和僧人一起撰经。他的地位又和入寺时相差无几了。终于他选择了出家遁世的途径，作为自己的归宿。据《梁书》本传称：“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刘勰用燔鬓发自誓的坚决态度来启求出家，可能由于在仕途上感到了幻灭，怀有说不出的苦衷。这就是他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即由仕途而出家的原因。综上所述，刘勰的一生经历正表明了一个贫寒庶族的坎坷命运。他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入世思想，却不得不以出家作为结局。他不满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却不得不向**统治集团进行妥协。他恪守儒家古文学派立场反对浮华文风，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沆瀣一气。这些矛盾现象只有通过他的时代和身世才能得到*终的说明。

管子

作者：  龙汉宸等编著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简介：　　《管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它托名春秋时齐国著名政治家仲，但其实并非管仲本人所著，而且也不是一个人一时之作，它是汇集了从春秋到秦汉各家学说的一部论文集，西汉末年，经刘向整理，定为八十六篇，后来佚失十篇，存七十六篇，这说是现在流传《管子》。 　　《管子》虽非管仲新著，却是以管仲的思想及管仲相齐的历史资料为主干的，绝大部分是管仲及管仲学派思想的记录与反映。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管子》中包含有管仲亲著的文章，计有《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二十多篇。

知识新干线:人与自然,植物篇

作者：  文昊主编;管仲编著

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0

简介：　　 　　[p]中国是月季的故乡，几乎无人不识月季花。它花期长，从2—12月，都会陆续开花，因此民间叫它“月月红”。宋朝诗人杨诚斋有两句写月季的诗说：“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道出了月季花期长的特色。 　　绚丽、芬芳而又带刺的月季，既平易近人又不可褻慢，在众香国里享有“花中皇后”的美誉。月季属蔷薇科，小落叶灌木，枝条直立，多数带有皮刺。羽状复叶，小叶3—5片，光洁无毛。花或单生，或数朵并生，开在枝条顶端，有红、白、绿、黄、紫、及洒金等色，花朵硕大，花形千变万化，?发出醉人的清香。花期长，北方户外培植的月季从4月到12月，陆续开花，也不易凋谢。[/p]

东周列国志

作者：  (明)冯梦龙著

出版社：岳麓书社,2014

简介：《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东周列国志》是明人冯梦龙编撰，后经清人蔡元放对之进行润色而成，是迄今为止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历史、人物故事最通行的小说读本，刊行数百年来深受读者喜爱。《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东周列国志》作者凭借一种宏阔的历史视野，取材《左传》《国语》诸书，对纷繁的历史事实加以适当的剪裁连缀，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春秋五霸兴衰更迭与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的五百多年历史。在那个战争连年学道纷乱的时代，作者着眼于重大历史事件与著名战争的描写，叙述了明主贤良经营国家、富国图霸、问鼎中原的历史进程和揭示战争前因后果、双方力量对比以及成败得失的历史沉思，如齐桓公不记带钩之恨，拜管仲为相，最终成就千秋霸业；秦晋崤山之战，蹇叔、百里奚哭师，预言秦师必将战败。小说同时关注人物的刻画，形象地展现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如兄妹淫乱、鲜廉寡耻的齐襄公；“割股啖君”忠心耿耿却又蔑视荣禄、情寄林泉的介子推。在艺术特色上，小说于广阔的历史时空中纵横捭阖，同时融人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以一种宿命论与因果报应说对一些丑恶现象，如荒谬淫乱的暴君、曲意逢迎的谄佞之徒等作出诅咒。虽然这种鬼神想象、封建伦理的一维评判是唯心的和不可取的，但是多少显示了作者的价值取舍和道德倾向。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6册,清（中）

作者：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历代战争史16:清(中)》讲述清平定三藩至同治十二年平定甘肃回乱一段时期之战事。具体战役包括：清平定三藩、内外蒙古、准葛尔、回疆、捻党之战，及后来平定新疆、西藏各战役。《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函索求。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八国联军入北京，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自《中国历代战争史》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陆1983年版。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中国历代战争史》亮点：一、专业视野，评论精彩军方专家的全面届入，使战争检讨有了全新的视野对战争的检讨，讲述每场战争时，最后部分即“申论”，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比如牧野之战的申论：编纂者经周密论证，认为姜尚助周王训练使用新武器——战车，阵法上亦有中央突破与两翼策应配合。战车速度快极，虽是堂堂之阵，而致有突袭的效果，做战之时，周军以寡敌众，当然志在杀伤，终致敌方前军崩溃。这种解读，既避免了“至仁”与“至不仁”这种无法穷究的论争，也给“流血漂橹”以崭新的解释。这种精彩解读俯拾皆是。二、重视地理，手绘地图：军方专家的参预，使此书对军事地理有一空前的重视：一是讲论战前形势时，必将双方地理地形做相当论述；二是绘制了近800幅完密的战争地图。历史是活动的流体，皆依附于凝固的山川大地，前人讲究“左图右史”，即意在不割裂这一体两面。离开地理地形讨论统帅和战将的高下智愚，既失公允，亦失凭据。此书地图，全系手绘，脱胎于军事地图，精确详密，自不待言，亦使此书成为一部让历史真正落到地上的大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看点一、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是一个史迹斑斓、意气纵横的史学天地；一部承载得动中国绵长历史、完美展现先人“故智”的煌煌巨作。蒋介石手令编纂此书时，初衷是分发军中校官，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军中校官，学识当然有限，故此书除开学术上的求真求善外，在结构上力求层层展开，语言则务求明晰如话。因史事浩繁，非精炼典雅之文字，难控篇幅，事实上，这种文白相杂的典雅之作，极为精彩，文风略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相当，绝无难读之虞。此书号为“历代战争史”，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历代有作为的君臣良将，皆在战场和政治上扬名立万，此书自始至终，皆以这两把手术刀解剖他们，而不以这六十年来大家所熟知的，以阶级论来划分政治正确或不正确，或以忠奸智愚来将他们分门别类。编纂者抛弃意识形态和标签，务求将他们的政治智慧、军事天才和决然勇气，展示于读者目前。这种极务实的态度，延续了中国历代史家的真正传统。拨开云雾，朗月分外清洁；抛开浮荡，先人的智慧和勇气才显出分外的光芒。此书编篡者皆民族战争、国内战争的亲历者，亲见本民族濒于绝境，深知立国成事之艰难，对民族感情尤深，对战争的思考尤为痛切，形与笔底，则处处可见这种情怀。此书开卷即指明我先民之苦境，赞赏其战斗精神、手创之灿烂文化。全书之中，对先人均有极大尊敬，排列形势，让读者明了，他们智或有所不及，力或有所不逮，或深陷形势之绝境，失败者当中，不乏真英雄。读者藉此获得对先人的温情、对本民族的认同，获得人生的信心，懂得时时处处宽容他人。中国历史绵长，史事浩繁，非有大作，无以展现。此书作者名家云集，正是撰写宏大历史的最佳人选。要求得“故智”，却又拒绝大历史著作者，终难以如愿。这种悖论，表现于人生的时时处处——没有人能轻易获得知识，或是成功。二、对于军迷和军方人士：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旷世巨作，一堂饕餮盛宴。这套书，填补了《剑桥战争史》当中中国部分的空白，是一部沟通中国历代史作的大通史，因久历实战的将校的参预而精彩无伦。中国历代史家，绝少知兵者，对于战争，常怀有悲悯，不愿对战争做详密介绍，导致有关战争史迹，流散于各种典籍当中，而无专门史著。此书编纂者，将这些史迹，从典籍当中，细细搜选，一丝一缕，详加校订以期至当。21年艰苦卓绝，终沟通前史，成就这一绝无仅有之战争通史。是军迷和军界人士的不二之选。三、对于政界：《中国历代战争史》堪称政治智慧的源泉。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一股力量，力量使用与否，在何处使用，却是政治家面临的问题。军事与政治，犹如双手和神经中枢。全书当中，对政治的重视，一在国际，一在国内。这是此书当中极为赞赏的“蓄虎在山”之政略——以实力压制敌方，而不轻试锋锐，正是求得国际和平、谋取国家利益的无上方略。今日国际，谙于此者屡得大利，眛于此者，屡见催败。国内政治始终是此书重视的一点。优秀统帅，始终能与豪杰同休戚，政令简而不繁，以公心推于万姓。文景因之大治，元代因之速朽，历代典籍皆屡见不鲜，只不如此书这样明确提出政治战略，而又解读得如此透彻。书中政治人物，或参预国际纷争，或以上御下，或以下侍上，或平级相处，成功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对政治人物的品评，极重视政治理想。政界人士细细揣摩历代政治人物的临事机变和政治理想，即可获得相当的政治智慧，和前行的勇气，从而成就自己，为国家谋得福祉。四、对于商界：这是一座充满财富的绵延群山。商场如战场，实非虚言。一公司和一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同行之间的竞争，人才的获取，人才的驾驭。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为中国国际竞争较为透彻之时。春秋时齐桓公在管仲的指引下，透过纷繁芜杂的国际纷争，看到了华夏集团的命运，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从而联合诸夏，外抗夷狄，内息本集团内纷争，开启了春秋五霸的局面，本国所取得的利益，远超其他霸主。管仲堪比行业内极成功的先行者。他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的国家道德：不临驾与诸夏之上，不取诸夏之财富。透视时势和追求道德，是集团取得财富的最捷径。求得人才，礼遇和金钱不是唯一的利器。马援到公孙述那里，公孙述极尽礼遇，许以高官，马援断然离去；见到刘秀，刘秀便装接待，马援却决意追随。刘秀的长处，一在于自身的见事明彻，一在于屡申国家大义，极有担当。商界并非单纯的利场，以造福众人之心，以公道之心，贯彻于公司经营，或有意外的收获。人才的使用，是经营管理的大事。三国时钟会是一代名将，司马昭明知他野心炽烈，仍然用他伐蜀。他认为钟会不但才气过人，且在伐蜀的议论当中，态度最为坚决，有必胜之心。至于平蜀之后，如有反心，则归意甚坚的本国士兵必不为所用，蜀国沮丧之师必不堪用，料无成功可能。管理者在使用人才，不必执着于德才兼备。另外除本身才能外，其信心、决心也应考量。在商学兴起之前，世上本无商学，大家从事商学，无外对时事的观察分析，或是用前人“故智”。对时世的明彻可称“当下之智”，是横向的广度；后者则是纵向的深度。大敌当前之时，前沿广大、纵深厚实者，腾挪的余地越大。同理，同时拥有“当下之智”和“故智”，当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的角度用以观察问题。此书叙论的战场和政治场，正是我们先人最为精彩的表演场，商业者行走其中，悉心留意，商业“故智”随处皆是。五、对于专家学者《中国历代战争史》是极可靠的资料库，有专业的著史方法和史学观点。《中国历代战争史》材料的采取，取法于《资治通鉴》。编纂者搜罗540余种典籍，然后漫行其中，将有关战史者尽行采撷，经军事专家和史家的共同认证后，才用于撰写之资。故此书不但资料丰宏，且史料均经仔细认证。《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极重视时代形势和战前形势的叙论，战争的触发、决胜皆以此为依凭。每一论点的展开，皆以论据的铺开为前提。每一史学观点的得出，皆以强大论据为基础，并以战争原理相照映。论据、论点、史观层层相因，丝毫不爽，让读者感觉清晰如绘。《中国历代战争史》史观，未受纤毫意识形态和标签化的影响，尽显军事家的专业性和一流史家的底韵，专家学者可将这些史观与自身的观点对照、碰撞，对史识史才当有良好的助益。海报：

管子校注.中

作者：  黎翔鳳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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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管子》是先秦时代的一部重要典籍，相传为春秋齐国相管仲所撰，其实是管仲学派的一部作品总集。此书内容庞大，体系整饬，基本上反映了管仲的治国思想，是研究先秦特别是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

孟子研究

作者：  董洪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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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从总体上看，孟子的民本思想属于地主阶级思想理论的范畴，是与地主阶级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战国时代，封建制正处于上升的、初创的阶段，地主阶级还是一个新兴的、生气勃勃的阶级。但作为剥削阶级，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必然伴随着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还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随着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发展，这个矛盾会不断地加深激化，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孟子的时代，各诸侯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正在向着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迈进。法家主张用耕战的办法走完这段路程，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办法。但法家在对待人民的问题上却主张严刑峻法，反对争取民心的做法。商鞅说：“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商君书·开塞》)“威”当读作“畏”，“民威”即“民畏”。这段话的中心是说，要用刑罚统治人民，实行高压政策，让人民畏惧严刑峻法，才不会产生奸邪。如果让人民快乐，他们就会荒淫，荒淫就会产生懒惰。稍后于孟子的另一位法家人士韩非也说：“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韩非子·南面》)又说：“今不知治者必曰：‘欲得民心。’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韩非子·显学》)认为用争取民心来巩固政权的方法是靠不住的。只有“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弒臣》)因而崇尚君主专制、强权暴力。这两位颇有影响的法家人士的主张，虽然能收效于一时，但很快会激化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秦始皇靠了这个办法统一了天下，旋即又被人民起义推翻，就是一个明证。而以孟子为首的儒家，则更多地把目光投射到日益加深的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上，主张用民本思想来缓和这个矛盾，用仁政的办法实现封建制的统一。从当时的情势看，盂子提山的方案与时代不太合拍。他过分强调了并非当务之急的阶级矛盾，没认识到阶级的矛盾、人民的疾苦、上地的兼并、连年的战争与建立封建一统王朝的必然联系没有深入地考察社会、分析形势，仪从儒家传统的仁学观念出发，主观地、片面地认为矛盾、战争、民生之苦等等这一切构成社会危机的东西都真是由于统治者“仁”的不够，于是就设想了一套以仁学观念为核心、以民本思想为内容的仁政方案。这套方案没有摸准时代的脉搏，因而被各国统治者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孟子所强调的阶级矛盾的确是不可抹杀、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如果不能及时地、妥善地解决，势必会爆发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动摇封建王朝的统治。做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孟子为此殚精竭虑，提出用民本思想来缓和这个矛盾，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甚至可以说孟子是一位头脑较为清醒的地主阶级政治家。 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还闪烁着不少民主性的精华，表现了不少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少有进步意义的思想。首先，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与要求：人民希望得到土地，希望过上安定而温饱的生活。希望减轻沉重的赋税，希望避免战乱的侵扰，然而他们却无处诉说。孟子此时挺身而出，为他们疾呼呐喊，以激烈的言辞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痛斥封建统治者的暴虐无道，尽管主观上是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但在客观上可以说起到了人民代言人的作用，应该说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另外，孟子之前的民本思想都是一些笼统的、零散的片断，缺乏精密系统的论述。孟子则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把民本思想发展成较为完整的系统思想。尤其是“民贵君轻论”，更是前所未有的光辉命题。是孟子对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的卓越贡献。“民贵君轻论”对我国民主思想的发生、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世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几乎都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论”中汲取了必要的营养。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又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言论，固然是时代的产物。但从中不难看出孟子民本思想影响的痕迹。近代思想家严复在阐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说：“孟子日：民为重，社稷次，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辟韩》)并由此生发开去，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维新志士谭嗣同，在第二，制民之产。 制民之产是从民本思想中直接引发出来的内容。孟子认为，一个国君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使他们有固定不变的产业，有安定富足的生活。而战国的现实却是群雄争霸，战火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毫无保障，君主们规定给人民的产业微乎其微，使他们“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上))。遇到灾年或者战争，百姓们就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同上)。但各国的君主却“仓廪实，府库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过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的奢糜生活。如此而想得到民心是绝不可能的。孟子认为，人民有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滕文公上))。人民有了固定的产业，才会有安分守己的不变之心，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就会民心思乱，铤而走险，从而危及封建王朝的统治。因此，贤明的君主首先要制民之产，使他们“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梁惠王上》)。 ……

春秋首霸齐桓公与管仲

作者：  潘焱著

出版社：广东经济出版社,2011

简介：　　　　潘焱编著的《铁血的霸途(春秋首霸齐桓公与管仲)》通过齐桓公、管仲 　　的人生轨迹，揭示了齐国逐步强盛壮大的过程，同时深刻揭示了齐桓公如何 　　用人、管仲如何做事的奥秘。管仲辅佐齐桓公，君臣同心，对内改革政治、 　　经济、军事，任用贤才，使齐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对外打着“尊王攘夷” 　　的旗号，联鲁、伐郑、盟宋、存刑、救卫、援燕、安周、服楚，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齐桓公威慑天下，四方来朝，成一代霸主，列春秋五霸之首。管 　　仲的治国方略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富国强兵第一人。 　　 《铁血的霸途(春秋首霸齐桓公与管仲)》用史笔著文，用文笔立史，再 　　现了两千多年前风云际会、春秋争霸的历史盛卷，复活了齐桓公、管仲、鲍 　　叔牙等传奇人物，读者可从中领略齐桓公与管仲等政治家过人的治国韬略、 　　政治权谋与处世智慧。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8册,太平天国

作者：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历代战争史18:太平天国》讲述太平天国从兴起到失败全般时期之战争。具体包括：金田起义、奠都金陵诸战役，内乱及天京解围诸战役，安庆争夺战，及太平天国最终覆亡诸战役。《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函索求。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黄帝败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八国联军入北京，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自《中国历代战争史》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陆1983年版。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糜。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中国历代战争史》亮点：一、专业视野，评论精彩军方专家的全面届入，使战争检讨有了全新的视野对战争的检讨，讲述每场战争时，最后部分即“申论”，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比如牧野之战的申论：编纂者经周密论证，认为姜尚助周王训练使用新武器——战车，阵法上亦有中央突破与两翼策应配合。战车速度快极，虽是堂堂之阵，而致有突袭的效果，做战之时，周军以寡敌众，当然志在杀伤，终致敌方前军崩溃。这种解读，既避免了“至仁”与“至不仁”这种无法穷究的论争，也给“流血漂橹”以崭新的解释。这种精彩解读俯拾皆是。二、重视地理，手绘地图：军方专家的参预，使《中国历代战争史》对军事地理有一空前的重视：一是讲论战前形势时，必将双方地理地形做相当论述；二是绘制了近800幅完密的战争地图。历史是活动的流体，皆依附于凝固的山川大地，前人讲究“左图右史”，即意在不割裂这一体两面。离开地理地形讨论统帅和战将的高下智愚，既失公允，亦失凭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全系手绘，脱胎于军事地图，精确详密，自不待言，亦使此书成为一部让历史真正落到地上的大著。此书看点一、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是一个史迹斑斓、意气纵横的史学天地；一部承载得动中国绵长历史、完美展现先人“故智”的煌煌巨作。蒋介石手令编纂此书时，初衷是分发军中校官，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军中校官，学识当然有限，故此书除开学术上的求真求善外，在结构上力求层层展开，语言则务求明晰如话。因史事浩繁，非精炼典雅之文字，难控篇幅，事实上，这种文白相杂的典雅之作，极为精彩，文风略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相当，绝无难读之虞。此书号为“历代战争史”，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历代有作为的君臣良将，皆在战场和政治上扬名立万，此书自始至终，皆以这两把手术刀解剖他们，而不以这六十年来大家所熟知的，以阶级论来划分政治正确或不正确，或以忠奸智愚来将他们分门别类。编纂者抛弃意识形态和标签，务求将他们的政治智慧、军事天才和决然勇气，展示于读者目前。这种极务实的态度，延续了中国历代史家的真正传统。拨开云雾，朗月分外清洁；抛开浮荡，先人的智慧和勇气才显出分外的光芒。此书编篡者皆民族战争、国内战争的亲历者，亲见本民族濒于绝境，深知立国成事之艰难，对民族感情尤深，对战争的思考尤为痛切，形与笔底，则处处可见这种情怀。此书开卷即指明我先民之苦境，赞赏其战斗精神、手创之灿烂文化。全书之中，对先人均有极大尊敬，排列形势，让读者明了，他们智或有所不及，力或有所不逮，或深陷形势之绝境，失败者当中，不乏真英雄。读者藉此获得对先人的温情、对本民族的认同，获得人生的信心，懂得时时处处宽容他人。中国历史绵长，史事浩繁，非有大作，无以展现。此书作者名家云集，正是撰写宏大历史的最佳人选。要求得“故智”，却又拒绝大历史著作者，终难以如愿。这种悖论，表现于人生的时时处处——没有人能轻易获得知识，或是成功。二、对于军迷和军方人士：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旷世巨作，一堂饕餮盛宴。这套书，填补了《剑桥战争史》当中中国部分的空白，是一部沟通中国历代史作的大通史，因久历实战的将校的参预而精彩无伦。中国历代史家，绝少知兵者，对于战争，常怀有悲悯，不愿对战争做详密介绍，导致有关战争史迹，流散于各种典籍当中，而无专门史著。此书编纂者，将这些史迹，从典籍当中，细细搜选，一丝一缕，详加校订以期至当。21年艰苦卓绝，终沟通前史，成就这一绝无仅有之战争通史。是军迷和军界人士的不二之选。三、对于政界：此书堪称政治智慧的源泉。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一股力量，力量使用与否，在何处使用，却是政治家面临的问题。军事与政治，犹如双手和神经中枢。全书当中，对政治的重视，一在国际，一在国内。这是此书当中极为赞赏的“蓄虎在山”之政略——以实力压制敌方，而不轻试锋锐，正是求得国际和平、谋取国家利益的无上方略。今日国际，谙于此者屡得大利，眛于此者，屡见催败。国内政治始终是此书重视的一点。优秀统帅，始终能与豪杰同休戚，政令简而不繁，以公心推于万姓。文景因之大治，元代因之速朽，历代典籍皆屡见不鲜，只不如此书这样明确提出政治战略，而又解读得如此透彻。书中政治人物，或参预国际纷争，或以上御下，或以下侍上，或平级相处，成功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此书当中对政治人物的品评，极重视政治理想。政界人士细细揣摩历代政治人物的临事机变和政治理想，即可获得相当的政治智慧，和前行的勇气，从而成就自己，为国家谋得福祉。四、对于商界：这是一座充满财富的绵延群山。商场如战场，实非虚言。一公司和一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同行之间的竞争，人才的获取，人才的驾驭。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为中国国际竞争较为透彻之时。春秋时齐桓公在管仲的指引下，透过纷繁芜杂的国际纷争，看到了华夏集团的命运，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从而联合诸夏，外抗夷狄，内息本集团内纷争，开启了春秋五霸的局面，本国所取得的利益，远超其他霸主。管仲堪比行业内极成功的先行者。他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的国家道德：不临驾与诸夏之上，不取诸夏之财富。透视时势和追求道德，是集团取得财富的最捷径。求得人才，礼遇和金钱不是唯一的利器。马援到公孙述那里，公孙述极尽礼遇，许以高官，马援断然离去；见到刘秀，刘秀便装接待，马援却决意追随。刘秀的长处，一在于自身的见事明彻，一在于屡申国家大义，极有担当。商界并非单纯的利场，以造福众人之心，以公道之心，贯彻于公司经营，或有意外的收获。人才的使用，是经营管理的大事。三国时钟会是一代名将，司马昭明知他野心炽烈，仍然用他伐蜀。他认为钟会不但才气过人，且在伐蜀的议论当中，态度最为坚决，有必胜之心。至于平蜀之后，如有反心，则归意甚坚的本国士兵必不为所用，蜀国沮丧之师必不堪用，料无成功可能。管理者在使用人才，不必执着于德才兼备。另外除本身才能外，其信心、决心也应考量。在商学兴起之前，世上本无商学，大家从事商学，无外对时事的观察分析，或是用前人“故智”。对时世的明彻可称“当下之智”，是横向的广度；后者则是纵向的深度。大敌当前之时，前沿广大、纵深厚实者，腾挪的余地越大。同理，同时拥有“当下之智”和“故智”，当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的角度用以观察问题。此书叙论的战场和政治场，正是我们先人最为精彩的表演场，商业者行走其中，悉心留意，商业“故智”随处皆是。五、对于专家学者《中国历代战争史》是极可靠的资料库，有专业的著史方法和史学观点。《中国历代战争史》材料的采取，取法于《资治通鉴》。编纂者搜罗540余种典籍，然后漫行其中，将有关战史者尽行采撷，经军事专家和史家的共同认证后，才用于撰写之资。故此书不但资料丰宏，且史料均经仔细认证。此书当中，极重视时代形势和战前形势的叙论，战争的触发、决胜皆以此为依凭。每一论点的展开，皆以论据的铺开为前提。每一史学观点的得出，皆以强大论据为基础，并以战争原理相照映。论据、论点、史观层层相因，丝毫不爽，让读者感觉清晰如绘。《中国历代战争史》史观，未受纤毫意识形态和标签化的影响，尽显军事家的专业性和一流史家的底韵，专家学者可将这些史观与自身的观点对照、碰撞，对史识史才当有良好的助益。海报：

生态文化漫谈文集

作者：  管仲连，涂方祥著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简介：未来的家园还有绿色吗？ 　　理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人与自然如何取得和谐？ 　　我们每个人都能为生态保护做些什么？ 　　本书致力于探讨上述问题。全书由相对独立的文章组成，包括奇妙自然、师法自然、环保生活、生态杂谈四个系列以及附录中收录的四篇生态文学作品。本书通过对生态道德的缺失和生态现状的忧患，阐述作者理想的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时期人类应有的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以及我们每个人在生态文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本书力图摆脱拘谨的说教和沉闷的数据堆砌，全书并没有太多生态文化的理论，而是以生动的故事、优美的散文、精辟的论述，向您讲述大自然亘古不变、生生不息的变迁。 　　本书适合所有热爱生命，关注生态环境的人士阅读，也可以为从事环境工程、环境规划和管理、生态保护工作的环保工作者提供参考。如果您只是想给孩子讲讲大自然的故事，本书也是不错的选择。 更多>>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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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春秋战国》全书共100万余字，分初霸卷、问鼎卷、归一卷。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军事斗争、思想争鸣、计谋较量等等，在该书中都有系统地阐述。 《春秋战国?初霸》主要讲述周朝对天下失控后，郑国首先跳出来跃跃欲试。而后，卫、宋、陈、鲁等国弑君就像杀鸡。此刻，处于南方的楚国却把脊背留给辱骂，一心打理自己的国家，从而快速崛起，威胁中原。与此同时，齐国任用管仲新政，尊王攘夷，让齐桓公成为了春秋首霸。接着，处于西方的晋国、秦国开始觉醒，用贤人，谋发展，让晋文公、秦穆公紧接着称霸。宋国的宋襄公也是热血男儿，高举仁义大旗，意图称霸。在一群弱小国家的惆怅中，春秋五霸问鼎中原的序幕即将拉开…… 《春秋战国?问鼎》中，两个强国晋和楚展开了长达百年的争霸，楚庄王一鸣惊人。在这大争之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晏子使楚国、赵氏孤儿、西门弭兵、虢地会盟、二桃杀三士、三桓的动乱；漫漫长夜，有伍子胥的恩怨，有楚昭王的酸楚，也有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还有孔子的周游、孟子的感叹、范蠡的离去…… 《春秋战国?归一》中，主要讲述战国时期穷则变、变则通，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强国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殊死较量。你合纵，我便连横。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战国四君，孙武、吴起、孙膑、赵奢、乐毅、田单、白起、廉颇、李牧、王翦战国十将，邹忌、苏秦、张仪、卫鞅、蔺相如、吕不韦、范雎、李斯、韩非、尉缭等战国名臣，穷尽才华，各显风流。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最终，秦始皇统一六国，使秦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该书于结尾诗写道：“礼崩乐坏时，天下乱纷争；强者似虎狼，弱者如羔羊；诸侯浪淘沙，优胜劣被汰；何物最永恒，世人灯下思；先推仁义信，后说礼智勇；六字为骨架，成就中华龙；滚滚黄河水，奔流不复回；五百年一梦，蹉跎岁月悠。”毫无疑问，这首倡导中华精神的诗歌便是该书的主题。

李鸿章传

作者：  梁启超著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1993

简介：读中国近代史，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读李鸿章传，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李鸿章必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 李鸿章一如霍光不学无术，又像诸葛亮身兼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与曾国藩犹如管仲之于鲍叔，韩信之萧何；更有甚者，把他比做梅特涅、俾斯麦、伊腾博文。 染启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又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管子译注

作者：  耿振东译注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14

简介：记载管仲及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派言行、言论和事迹 体现“管仲学派”的思想和理论

管子

作者：  赵善轩导读;赵善轩，李安竹，李山译注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14

简介：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周易》《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汉书》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许多人认为管仲是现实主义者，《管子》一书多是宣扬唯利是图的思想。事实上，《管子》绝非只讲利益，而是认为人只有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有能力开启精神、道德上的追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要为人类的“义”和“利”建立次序，主张先现实后理想。这不但符合人性，更易知易行，有别于儒家舍利取义的一套理论。 “中信国学大典”之《管子》，学者赵善轩等在撰写导读，并对精彩段落、经典语句加以赏析与点评。因此，这是一个版本权威、评点精准、特色鲜明的《管子》新注，尤其适合普通国学爱好者阅读。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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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皇帝传》令人神往的帝王生活　　发人深思的宫廷往事 　　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与代表。中国古代皇帝很多，限于篇幅，只能从中选择一部分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中大多数是在历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有的皇帝，特别是开国之君，在建立新王朝之后，为了巩固刚刚取得的政权，实施了一系列稳定政局和发展经济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的皇帝在国家、民族出现危机时，他们坚持统一、反对分裂，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有的皇帝在国家、民族遭到侵略时，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和独立，果敢地率领广大人民进行英勇抵抗，体现了为国献身的精神。 　　《中国宰相传》 　　展现沧桑王朝历史画卷　　领略历朝宰相为政智慧 　　在朝臣之中，宰相位高权重，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翻开历代宰相们用头脑和手脚描绘的画卷，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的才干超群，为一代之治政；有的智识平庸，无几多之建树；有的清风两袖，成一代之清流；有的卖官鬻爵，兴一朝之浊浪；有的直言敢谏，置项上人头于度外；有的阿谀逢迎，保头顶乌纱以苟活；有的流芳百世，有的遗臭万年。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了解一定的历史因果关系，能够了解一点可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编撰了《中国宰相传》一书。本书汇集了周朝至清朝的宰相近百位，对各个朝代著名的宰相均给予较多的篇幅，内容详尽完备。 　　《中国将帅传》 　　驰骋疆场南征北战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我们脚下的锦绣河山，并非自古皆然，与生俱来。国土的形成过程，与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与之相伴的主题始终是征服、被征服，入侵、反入侵。试想，如果没有李广、卫青、霍去病、郭子仪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哪里有辉煌的汉疆和唐土？如果没有白起、廉颇、乐毅、王翦、韩信等人的赫赫战功，当时的中华大地，该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中国将帅传》精选了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将帅，通过介绍将帅的生平，展现了他们在治军方面的见地作为，在运筹决胜方面的深谋远虑，在作战指挥方面的机动灵活、因敌制胜以及他们运筹帷幄，驰骋疆场，南征北战，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战争经验，创下的彪炳史册的不朽业绩。 　　《中国皇后传》 　　展宫廷秘史画卷　　观皇后传奇故事 　　皇后作为寄生于封建统治权力的顶峰——皇帝周围的一个群体，她们对封建政治的影响却是不容低估。尽管封建史学家或为皇后作纪，或为皇后立传，但是记载或失之简略，评论或失之偏颇，无论在史实和观点上都有重新研究的必要。研究中国妇女史、中国政治史，都不能对皇后置之不顾，甚至可以说，不了解皇后，也不大可能直正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鉴于此，我们编辑了《中国皇后传》一书。本书力求通过她们的详细传记，科学地评价其功过是非，如实地反映历代宫廷制度和生活，以及与皇后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 　　《今古奇观》 　　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　　拍案叫绝的世情小说 　　《今古奇观》，凡四十卷，明末抱瓮老人辑。这部选集，系从冯梦龙 “三言”和凌·初 “二拍”中精选而成，基本体现了“三言”“二拍”的主要精神，概括了宋、元、明话本和拟话本的艺术成就，是一部优秀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集。 　　《今古奇观》中的大多数作品，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的是歌颂青年男女纯洁真挚的爱情；有的是赞扬朋友之间生死不渝的友谊；有的是揭露封建官吏贪污腐败的丑行；有的是鞭笞地主豪绅荒淫无耻的劣迹；也有的是嘲讽市井间附炎趋势闲杂之辈。选篇强调“奇”字，因此所选作品多是社会上、百姓中的奇人奇事，并且文笔生动，描写细腻，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 　　《唐宋八大家散文》 　　古文运动的杰出代表　　两朝大家的精典之作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两代八位著名散文作家的合称，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王安石和曾巩。韩愈，字退之，因倡导唐代古文运动而且居“唐宋八大家”之首，代表作有《师说》、《马说》等。柳宗元，字子厚，代表作有《捕蛇者说》、《童区寄传》，《永州八记》等。欧阳修，字永叔，代表作有《醉翁亭记》、《秋声赋》等。“三苏”指苏洵、苏轼、苏辙。苏洵，字明允，代表作有《衡论》、《管仲论》等。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代表作有《石钟山记》、《放鹤亭记》、《赤壁赋》等。苏辙，字子南，代表作有《屈原庙赋》、《御风辞》等。王安石，字介甫，代表作有《答司马谏议书》、《游褒禅山记》等。曾巩，字子固，代表作有《醉心亭记》、《读贾谊传》等。

管子

作者：  (春秋)管仲著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简介：《中国古代文化全阅读第1辑13:管子(注音版)》主要内容：《管子》二十四卷，题春秋管仲撰。管仲（？-前645），名夷吾，字仲，颍上（颍水之滨）人。春秋初期政治家。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卿，尊称“仲父”。他在齐进行改革，分国都为十五士乡和六工商乡，分鄙野为五属，设各级官吏管理，并以士乡的乡里组织为军事编制；确立人才选拔制度，士经三次审选，可选为“上卿之赞”；主张按土地好坏分等征税，适当征发力役，禁止掠夺家畜：主张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铸造和管理货币，调剂物价。由此，齐国国力大振。他又辅佐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九台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得以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子》一书，虽然题为管仲撰，但实际上为战国时齐国“稷下学派”的学者托名管仲所为，其中也有汉代学者所附益。《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有《管子》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其内容庞杂，包含有道、名、法等各家的思想以及天文、历数、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遗说。《轻重》等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较为集中地阐述经济问题的著作，在生产、分配、交易、财政等方面均有所论述。《心术》《白心》《内业》等篇，保存了一部分道家有关“气”的学说。《水地》篇提出了以“水”为万物根源的思想。《度地》篇专论水利，《地员》篇专论土壤。其他各篇，也皆有裨于考察先紊时期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 《管子》一书流传至广，版市众多。今以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为底本进行整理。

管子

作者：  李山译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9

简介：《管子》，作者托名管仲，是战国诸子中的重要著作，主要追寻、总结春秋早期政治家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历史经验。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他的“富国”主张和消费刺激就业的经济论，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中的奇异一笔，而且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作为“中华经典藏书书系”之一种的《管子》，秉承该书系一贯的风格：约请专家精选篇目，简明注释，晓畅翻译，保证了内容的准确、权威。装帧高雅大方，是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入门必选书。